⑴ 城鄉收入差距大反映了什麼經濟現象
找的，清華大學的報告 農業部最新數據顯示，我國城鄉居民人均純收入差距又有進一步的擴大，目前已經達到3.33：1。這種狀況與我國追求的和諧社會目標形成嚴峻的反差。其背後的原因是什麼呢？我們不妨對與此有關的基本數據資料做個簡單考察。首先，我國城鄉居民收入的來源主要有四方面，即工薪或工資性收入、經營性收入、財產性收入以及轉移性收入。從距今最近的2006年數據來看，城鎮人均全年工薪收入為8767元，農村為1375元；城鎮人均經營性收入為810元，農村為1931元；城鎮人均財產性收入為244元，農村為101元；城鎮人均轉移性收入為2899元，農村為240元。可見城鎮居民收入的主要來源為工薪收入和轉移性收入，而農村居民主要為經營性和工資性收入。轉移性收入主要來源於政府對國民收入進行的二次分配，即對城鄉居民給予的各種形式的補貼。轉移性收入城鄉之間相差12倍，近2700元，這是構成我國城鄉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之一。比轉移性收入差距更重要的是工資性收入，或勞動收入。事實上，農村居民的經營性收入1931元(主要是農業收入)中也包含勞動收入，粗略估計佔三分之一左右，即600多元。與農村居民的打工收入(1375元)相加便是2000元左右，仍遠低於城鎮居民的8767元，這里還沒有考慮城鎮居民經營性收入中所包含的勞動收入。城鄉居民人均工資收入巨大差異的形成有阻礙城鄉勞動力流動的體制原因，也有城鄉居民從事工資性勞動時間差異的原因，但最重要的顯然在於城鄉勞動力的受教育程度差異及其所導致的勞動性質差異。我國農村勞動力多數從事簡單體力勞動(包括農業勞動和進城務工)，他們的文化程度以初中為主，且教育質量很低。城市勞動者文化程度多數達到高中水平，所從事的工作以白領或技術性體力勞動為主，薪金水平當然與簡單體力勞動不可同日而語。因此，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本質上是不同性質勞動之間的收入差距，而根本原因是城鄉勞動者平均受教育程度的差距。一個城市居民如果僅受過初中教育，其收入恐怕不會高過一個農民工；而一個農村學生如果達到高中畢業水平，他得到繼續深造的機會就大得多，即使直接進入勞動力市場也多半不會從事簡單體力勞動。世界上經過經濟起飛的國家和地區都曾經相當重視基礎教育，努力實現12年義務教育。我國改革開放已30年，至今9年義務教育僅勉強過關。一般來說，一個初中程度勞動者的就業能力、精神視野和人生追求還存在很大局限，而一個高中畢業生便基本具有了自我發展的能力。就我國目前9年義務教育的艱巨性來說，提出12年義務教育的目標似乎還是痴人說夢，但的確應該開始進行長遠規劃，因為這恐怕是本世紀中葉實現我國經濟發展第三步戰略的關鍵和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的核心內容之一。如果從動態的角度來考察，可以發現，雖然我國城鄉居民人均純收入差距在擴大，但人均工資性收入差距卻在縮小。與1995年、2000年、2005年相比，2006年城鎮居民人均名義工薪收入分別增長了2.59倍、1.96倍、1.12倍，而農村居民分別增長了3.89倍、1.96倍、1.17倍。這其中有農村居民數量下降、從事勞動者比例上升和從事工資性勞動時間增加的原因，同時也說明盡管不同性質勞動之間仍存在相當大的收入差距，但這種差距正呈現逐漸縮小的趨勢。因此可以說我國簡單體力勞動者的相對過剩程度在下降，這多半與學術界正熱烈討論的所謂「劉易斯拐點」和我國人口紅利的可持續性有關。另一個可喜的趨勢是，盡管城鄉居民之間轉移性收入差距尚巨，但近年來也有縮小的傾向。與1995年、2000年、2005年相比，2006年城鎮居民人均名義轉移性收入分別增長了3.99倍、2.01倍、1.09倍，而農村居民分別增長了3.16倍、2.29倍、1.23倍。這顯然與近年來政府加大對「三農」領域的支持有關。在財產性收入方面，城鎮與農村之間差距有擴大的趨勢，但畢竟在純收入中所佔比重都不大。由此看來，導致農村相對於城鎮居民收入差距擴大的主要原因在於經營性收入。它在城市居民收入中占的比重不大，卻是農村居民收入的主要部分，特別是其中的農業收入(約佔全部經營性收入的60%)。與1995年、2000年、2005年相比，2006年城鎮居民人均名義經營性收入分別增長了11.15倍、3.29倍、1.19倍，而農村居民分別僅增長了1.71倍、1.35倍、1.05倍。事實上，農村居民人均經營性收入的相對下降在我國目前發展階段具有一定必然性。一方面，與經濟發展的一般規律相符合，我國農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正逐年下降；另一方面，農業居民和農業勞動力數量雖然也有所減少，但尚不足以扭轉人均經營收入增速落後的局面。因此，至少從表面數字看，既然農業總體收入的相對增長速度難以有明顯提高，農村人均經營收入相對提高的途徑只能是使分母下降得更快，即加快城市化進程和農業勞動力轉移的步伐，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而這只是針對農村經營收入問題得出的結論，它們對城鄉其他產業和勞動力市場還會產生廣泛的影響，目前還缺少從一般均衡角度進行的更深入研究。
⑵ 1、依據經濟學理論分析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影響因素，確定解釋變數，2
消費理論是研究消費影響因素的理論。消費受許多因素的影響，其中最重要的影響因素是收入，一般把消費與收入之間的數量關系稱為消費函數，消費理論主要就是通過對消費函數的研究，分析消費與收入之間的變動關系。消費理論主要有四種收入理論：1、凱恩斯的絕對收入理論。凱恩斯將消費函數表達為：C＝f（Y），並將此式改寫為C＝bY，表明如果其他條件不變，則消費C隨收入Y增加而增加，隨收入Y減少而減少。他強調實際消費支出是實際收入的穩定函數，這里所說的實際收入是指現期、絕對、實際的收入水平，即本期收入、收入的絕對水平和按貨幣購買力計算的收入。2、杜森貝的相對收入理論。杜森貝提出消費並不取決於現期絕對收入水平，而是取決於相對收入水平，這里所指的相對收入水平有兩種：相對於其他人的收入水平，指消費行為互相影響的，本人消費要受他人收入水平影響，一般稱為「示範效應」或「攀比效應」。相對於本人的歷史最高水平，指收入降低後，消費不一定馬上降低，一般稱為「習慣效應」。3、莫迪利安尼的生命周期理論。莫迪利安尼提出消費不取決於現期收入，而取決於一生的收入和財產收入，其消費函數公式為：C＝a??WR＋b??YL，式中WR為財產收入，YL為勞動收入，a、b分別為財產收入、勞動收入的邊際消費傾向。他根據這一原理分析出人一生勞動收入和消費關系：人在工作期間的每年收入YL，不能全部用於消費，總有一部分要用於儲蓄，從參加工作起到退休止，儲蓄一直增長，到工作期最後一年時總儲蓄達最大，從退休開始，儲蓄一直在減少，到生命結束時儲蓄為零。還分析出消費和財產的關系：財產越多和取得財產的年齡越大，消費水平越高。4、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理論。弗里德曼認為居民消費不取決於現期收入的絕對水平，也不取決於現期收入和以前最高收入的關系，而是取決於居民的持久收入，即在相當長時間里可以得到的收入。他認為只有持久收入才能影響人們的消費，消費是持久收入的穩定函數，即：CL＝bYL，表明持久收入YL增加，持久消費（長期確定的有規律的消費）CL也增加，但消費隨收入增加的幅度取決於邊際消費傾向b，b值越大CL增加越多，b值越小CL增加越少。持久收入理論和生命周期理論相結合構成現代消費理論，這兩種收入理論不是互相排斥的，而是基本一致的，互相補充的。借鑒上述消費理論，在我國當前經濟形勢下，擴大消費需求可從以下幾方面著手：一是堅持發展經濟，認真貫徹執行好發展經濟的各項政策。因為只有經濟發展，國民收入才會增加，人們的絕對收入也才能增加，消費水平才會提高，消費需求也才能擴大。只有堅持發展經濟，國民收入才會持續增長，人們的持久收入才能穩定，持久消費才會持久。二是在國民經濟不斷發展、社會生產效率不斷提高的前提下，制定適宜的勞動報酬政策。當前所執行的「最低工資制度」，推行的「年薪制」等均有利於勞動者收入的增加，進而推動消費的擴大，產生積極的「示範效應」。三是繼續推行有效的信貸措施。前幾年幾次降低利率，對減少儲蓄，增加消費，擴大需求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但效果不明顯。目前的各種個人消費貸款，相對增加了人們的本期收入，擴大了住房、汽車和耐用消費品的需求。但應注意引導人們在貸款消費時，做到量入為出和預期收入有保證，否則將來對個人和社會都會帶來諸多不利問題。四是積極發展老年經濟。隨著社會進步、科技發展和生活水平提高，人們的平均壽命越來越長，我國已開始進入「老齡化」。針對這一現狀，借鑒生命周期理論，在不斷完善社會保障制度，保證和提高老年人收入的同時，積極發展老年經濟，促進老年人的消費，使之成為擴大消費需求有效手段。五是擴大就業面。要千方百計創造就業機會，擴大就業面；特別要針對目前結構調整和企業改制所帶來的下崗失業人員多的現狀，制訂優惠政策，指導和幫肋其實現再就業，更要鼓勵和扶持其自謀職業，以保證的人有穩定持久的收入，促使社會消費水平的提高，擴大消費需求。
⑶ 為什麼城鎮化對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影響不大
影響居民消費支出，不利於經濟快速增長；阻礙城市化進程，也不利於經濟發展。單從經濟角度，就是阻礙經濟向前發展。
⑷ 我國的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擴大會對我國經濟發展產生什麼不利影響
讓噴子多一個g點而已。
絕大多數低收入者都是居住在鄉下的老人。一沒技能，二沒體力。爭不了錢。能掙錢的都去城裡，造成表面嚴重收入差距。隨著老人的離去，城鎮化繼續發展，收入差距會穩定。
⑸ 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擴大的後果急求各位高手指點！幫幫小弟！謝謝
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擴大，不僅影響了我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步伐，制約了我國城鄉一體化的進，最終還會嚴重阻礙國民經濟持續和穩定的發展，抑制城鄉居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質量的提高。
⑹ 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有什麼意義
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實質就是縮小貧富差距，具有以下意義：
一、縮小貧富差距，是社會主義本質的根本要求：
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徵是共同富裕，而如今業已出現並日趨突出的貧富差距問題，與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相悖的。若聽任貧富懸殊無限擴大，勢必會導致兩極分化，那我們就不可能在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的過程中，達到消滅貧窮，消除兩極分化，實現共同富裕的目標，就不可能堅持社會主義發展方向。當然，也就不可能建成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因此，採取各種措施，縮小貧富差距，是堅持社會主義、發展社會主義的根本要求。
二、縮小貧富差距，是國民經濟穩定協調持續發展的必然要求：
貧富差距過大，一方面，是經濟發展不平衡的結果，另一方面，又是收入分配不公的結果，而這兩個方面與國民經濟穩定協調發展要求是相悖的。縮小貧富差距，既是廣大中低收入者生存發展的需要，同時，也是國家提高勞動者素質，推動科學技術發展，促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需要，更是國民經濟穩定協調可持續發展的需要
三、縮小貧富差距，是保持國家長治久安，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需要：
不平衡是事物發展的普遍規律，社會成員間收入有差距是正常的。差距就是矛盾。但是，差距過大也是不正常的。因為矛盾是會轉化的，若差距過大，矛盾突出，且不能在一定「度」的范圍內得到解決，那麼矛盾就會激化，並由經濟領域擴展到社會、政治、思想、文化領域，於是，各種不和諧不穩定因素就會產生，並隨著矛盾的加劇而膨脹、泛濫，甚至會引發社會動亂。這樣，我國小康社會的目標，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目標就難免落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也難以建成。另外，我國貧困人口多集中在西部邊疆地區，若貧富差距加劇，不僅會造成邊民不穩，邊疆不穩，而且還會給國外敵對勢力向我滲透的機會，從而會影響國內的安定，甚至還會造成國際政治問題。可見，縮小貧富差距，既是確保國家長治久安，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需要，也是防止國外敵對勢力向我國滲透，對我國進行「分化」、「西化」，保持民族團結，邊疆穩定，維護國家安全和良好國際形象的需要。
四、縮小貧富差距，是鞏固黨的執政地位的需要：
黨的權力是人民賦予的，廣大的工人、農民及知識分子是黨執政的基礎，這個基礎是否牢固，取決於黨領導下的社會和諧的程度和經濟社會發展的程度以及他們能否公平享受發展的成果。黨執政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獲得了巨大的發展，成果顯著。但如果成果只被少數人享受，而不能惠及廣大民眾或是惠及過少，那麼，社會就可能會因此而分裂，廣大民眾就不會真心擁護黨，黨就會失去民心，失去執政的基礎。可見，通過改革完善收入分配製度等措施，縮小貧富差距，使廣大民眾都能享受到改革開放、經濟社會發展的成果，是黨贏得民心，鞏固執政基礎的必需。
⑺ 城鄉居民收入差距與城鄉居民消費水平之間有什麼關系兩者之間是怎樣相互影響的
首先介紹一個概念「基尼系數」。基尼系數是國際上用來綜合考察居民內部收入分配差異狀況的一個重要分析指標，由義大利經濟學家於1922年提出。其經濟含義是：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用於進行不平均分配的那部分收入占總收入的百分比。基尼系數最大為「1」，最小等於「0」。前者表示居民之間的收入分配絕對不平均，即100％的收入被一個單位的人全部佔有了；而後者則表示居民之間的收入分配絕對平均，即人與人之間收入完全平等，沒有任何差異。但這兩種情況只是在理論上的絕對化形式，在實際生活中一般不會出現。因此，基尼系數的實際數值只能介於0～1之間。目前，國際上用來分析和反映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方法和指標很多。基尼系數由於給出了反映居民之間貧富差異程度的數量界線，可以較客觀、直觀地反映和監測居民之間的貧富差距，預報、預警和防止居民之間出現貧富兩極分化，因此得到世界各國的廣泛認同和普遍採用。按照國際慣例，基尼系數在0．2以下，表示居民之間收入分配「高度平均」，0．2～0．3之間表示「相對平均」，在0．3～0．4之間為「比較合理」，同時，國際上通常把0．4作為收入分配貧富差距的「警戒線」，認為0．4～0．6為「差距偏大」，0．6以上為「高度不平均」。一、對我國當前收入分配狀況的總體評價近年來，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分配總體上適應了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分配製度堅持市場取向，不同收入群體的分布基本反映出市場機制發揮基礎性調節的作用；計劃經濟高度集中統一的分配體制被打破，分配正在向科技含量高的行業和新興產業傾斜，腦力勞動者、技術密集領域的勞動者以及資本密集型產業的勞動者的收入正在迅速增長；人民生活水平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提高，城鎮居民的收入分配有力地支持了我國經濟社會的持續快速健康發展。有利因素1、我國城鄉居民收入水平以較快的速度增長從農村居民來看，農民人均純收入1997年超過2000元，2002年達到2476元，平均每年實際增長3.8％。從城鎮居民來看，城鎮居民收入加速增長，2002年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703元，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年均增長率達到8.6％。2、從總體上講，平均主義分配逐步在打破，「腦體倒掛」正在走向「腦體正掛」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平均分配逐步被打破，居民收入差距總體上正在合理拉開，分配開始向科學技術含量高的行業、向新興產業傾斜。傳統的體力勞動、資本含量少、勞動密集、競爭充分的行業的收入在相對降低，科技含量高的行業、新興行業的職工工資水平在顯著增長。腦力勞動者、技術密集型領域的勞動者、資本密集型產業的勞動者的收入正在迅速提高。3、居民家庭財產性收入增長迅速當前，我國城鎮居民年人均財產性收入的年平均增長率為26.42％，比同期城鎮居民人均全部年收入的年平均增長率16.23％高10.19個百分點，說明資本等要素參與分配的力度加大。4、國有單位職工的收入增長勢頭較強「八五」和「九五」時期，我國國有單位、城鎮集體單位、其他單位的工資基本上都呈現正比例線性增長勢頭。其中，國有單位的工資增長最快，平均工資增長了2.74倍，尤其是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國有單位的工資增長最快。另外從工資的絕對增長水平上看，其他單位工資水平一直最高，國有單位次之，城鎮集體單位最低。5、城鎮居民收入增長與宏觀經濟發展保持了協調一致現階段，我國城鎮居民人均第二、三產業國內生產總值、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年可支配收入、職工平均貨幣工資三項的年平均增長率分別為16.25％、16.23％、16.33％。這說明，我國城鎮居民的收入增長與經濟發展速度是同步的，城鎮居民收入增長促進了經濟的持續快速健康發展。然而必須看到，在收入正常增長的背後，也存在著一些不容輕視的問題:1、收入分配的差距不斷擴大，貧富分化加劇主要表現為：一是以基尼系數反映的居民收入總體性差距逐年拉大，已經超過國際公認的承受線1991年為0.282，1998年為0.456，1999年為0.457，2000年為0.458，10年上升1.62倍。二是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不斷擴大1990年城鄉居民收入之比為1：2.2，1995年為1：2.71，2000年為1：2.79，2001年擴大到1：2.9。三是地區間差距擴大2000年，東部地區人均收入是西部的2.26倍，最高的省與最低的省差距超過3倍。四是行業間的收入差距進一步擴大80年代中期，行業間收入差距開始顯現，到90年代中期最高行業人均收入與最低行業之比為2.23：1，2000年又上升到2.63：1。五是不同經濟性質的單位職工收入差距越來越大國有經濟性質單位職工工資與集體經濟性質單位職工工資相比，1985年的平均工資差距為1.25：1，2001年擴大到1.63：1，其他經濟性質單位職工工資與集體經濟性質單位職工工資相比，1985年的差距為1.49：1，2001年發展到1.77：1。六是城鎮內部各階層之間的收入差距的擴大速度明顯加快特別是近兩年，高收入戶的收入增長大大超過了低收入戶的收入增長，2002年1季度的統計表明，20％的高收入者的收入占總收入的46.2％，20％的低收入者的收入占總收入的6％，高低收入差距為7.66倍。2、財產的集中度越來越強，居民家庭財產的差別越來越大最新的調查統計顯示，10％的富裕家庭占城市居民全部財產的45％。最低收入10％的家庭其財產總額佔全部居民財產的1.4％，另外80％的家庭佔有財產總額的53.6％。與此同時，城市居民金融資產出現了向高收入家庭集中的趨勢，戶均金融資產最多的20％家庭擁有城市居民家庭金融資產總值的比例目前約為66.4％，在最低的20％的家庭中，戶均擁有的金融資產只有居民金融資產總額的1.3％。當前我國城市居民家庭財產的基尼系數為0.51，遠遠高於城市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數0.32。3、體制內的「平均主義分配」和體制外的「收入差距過大」兩種極端現象同時並存「平均主義」並沒有徹底根除，主要表現在工資收入（不包括工資外收入）分配上，多數國有企業以及機關、事業單位、群眾團體內部工資收入分配差距偏校與此同時，在工資外收入分配方面存在著「收入分配差距過大」現象。工資外收入、壟斷性收入和非法非正常收入是引起收入分配差距過大的主要根源。4、收入分配不規范一是工資支付不規范，全國各地均不同程度存在拖欠職工工資現象；二是工資提取不規范，實行工效掛鉤企業的計劃外、基數外提取工資現象較普遍；三是部分企業建立補充養老保險超過工資總額的4％的標准進入，變相提高收入；四是企業經營管理人員「職務消費」隨意性太強，缺乏合理有度的約束。5、整體收入結構仍不合理主要表現為：一是工資收入結構不合理，制度內工資低，制度外勞動報酬高，項目繁多，未納入工資內；二是按多種要素分配的收入比重不大，與中央關於「允許和鼓勵資本、技術、管理等要素參與收益分配」的要求尚有差距。我國城鎮居民按多種要素分配的格局還遠遠沒有真正調整到位，其它要素參與分配還需要進一步增加比重。二、調節我國居民收入分配狀況的財稅政策財政政策是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調節經濟運行和社會發展的主要工具之一。由於個人收入分配活動與財政收支有著特定聯系，財政政策可以說是政府調節個人收入分配的主要手段。從我國轉軌期經濟運行和制度安排特點以及市場經濟的一般特徵三個角度看，運用財稅手段調節個人收入分配本質上是要妥善處理好三大矛盾：第一，經濟增長與增長福利分配之間的矛盾改革之後的中國在20多年的高速經濟增長過程中，GDP規模快速膨脹，但增長福利分配呈現出逐步拉大趨勢，一部分人的生活質量相對來講反而下降，低收入群體規模有所擴大。很顯然，現在有必要利用財稅手段調節好經濟增長的分配基矗這種調節的難點在於把握好公平個人收入分配的力度不能大幅度約束效率的遞增。第二，合理解決培育中等收入階層與擴大向低收入階層轉移支付規模的矛盾中等收入階層人數增加是市場經濟條件下個人收入分配格局的規律性傾向，對消費進步和社會穩定具有重要推動作用。而擴大向低收入階層轉移支付規模也是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撐力量。但從理論角度看，這兩者之間存在有一定的相互約束性，其表現是擴大向低收入階層轉移支付的規模勢必要影響中等收入階層的狀況，從而制約中等收入階層的擴張。第三，妥善處理創造就業機會與轉移支付資金之間的矛盾財稅政策調節個人收入分配有兩個切入點：一是創造就業機會，使中低收入者得到掙取收入的機會；二是在個人之間進行收入的轉移支付。從理論上講，這兩者有一定的矛盾，突出的表現是財政資源利用上的此消彼長。很顯然，確定合理的調節個人收入分配的財稅政策就是要在創造就業和轉移支付之間選擇一個適當的配比。綜上所述，可確立以下一些個人可支配貨幣收入財稅調節政策：第一，在各級財政之間合理劃分收入分配調節事權收入分配調節涉及各級財政，因而首先要合理劃分事權。由於我國是區域經濟極度不平衡的國家，收入分配調節事權不可能相對集中，確定全國范圍內相對統一的調節標准也就不是一個務實的選擇。為此，收入分配調節的基本事權應按居民屬地來劃分。但考慮到各級財政收入汲取能力的體制性和資源性差異，可把收入分配調節財力支持劃入轉移支付體系。進一步說，上級財政可從專項轉移支付角度向下級財政撥付資金彌補下級財政的收入分配調節財力不足。從我國現實情況看，為了實現收入分配調節的針對性，中央財政對向省級財政轉移扶貧資金時可指定地區和類別。省級財政則可向符合條件的下級財政確定收入調節補助。這種補助額的確定應以各地收入、物價和人口狀況為依據，而不必尋求補助標準的統一性。第二，建立居民收入監測體系建立居民收入監測體系時一方面可利用納稅信息，另一方面則可利用社會保障體系中的相關信息。如社會平均工資、個人賬戶金額、統籌賬戶金額等。通過這些信息推算出收入的絕對額。同時，還應利用價格指數、工資指數、實物耗費指數等來監測居民收入的相對變動狀態。建立相對科學、全面的居民收入監測體系的重要作用在於我們准確劃定調節對象提供基礎資料。第三，改革收入分配調節資金支出方式目前我國調節收入分配的財政性資金的支出以現金補助為主，這種模式在現實情況中暴露出了一些明顯的問題。突出的表現是資金使用一定程度上不能夠充分實現預期目的。比如低收入階層部分領取補助金者把錢用在非基本生活必需品消費上。為此，我國各級財政可建立對低收入群體基本生活消費的定向補助制度。如憑發票或收據報銷定額義務教育學雜費、水電費、醫葯費、食品支出等。有條件的地方可適當放寬補助范圍。定額標准確定權可由市級財政掌握，省級財政可酌情予以調控。第四，調整相關稅制改革個人所得稅稅制，在適度提高起征點的同時，減少級次、擴大級距並降低稅率，特別是3000元？5000元這一區間內的收入應採取低稅率政策，因為這一收入區間是中等收入階層的收入界限，稅率過高會抑制中國的消費擴張，反過來削弱經濟增長。在房產稅方面，可考慮在把房產分類的基礎上，把中高檔私人住房納入征稅范圍，稅率從低、征管從嚴。當然，這要以進一步規范房產交易、清除不合理收費為基礎。第五，在中央和省兩級財政中設立低收入群體子女高等教育補助金對低收入群體子女來講，接受高等教育是能否實現收入階層轉換的基本條件。為此，中央和省兩級財政以及有條件的市級財政可在教育經費中核定一部分低收入群體子女高等教育補助金。這筆資金可通過教育部門根據一定的原則無償補助給符合特定條件的已考入大學的低收入群體子女。中央財政的這筆專項資金可向西部地區傾斜，經濟發達的省份可把此類資金更多地向省內經濟相對落後的地區傾斜。
原因：
（1）以為勞動者的個人稟賦和家庭負擔不同，實行按勞分配原則必然產生收入和富裕程度的不同
（2）實行多種所有制經濟和多種分配方式，擁有不同生產要素的不同社會成員也必然會產生收入的差距和富裕程度的不同
（3）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價值規律和競爭的作用下優勝劣汰，使具有不同競爭能力的人在富裕程度上必然出現差距
（4）城鄉之間、地區之間，腦力勞動、體力勞動之間。以及不同經濟領域和部門之間客觀上存在差別，也必然引起收入的差別和富裕程度的不同
⑻ 影響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因素有哪些
首先介紹一個概念「基尼系數」。基尼系數是國際上用來綜合考察居民內部收入分配差異狀況的一個重要分析指標，由義大利經濟學家於1922年提出。其經濟含義是：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用於進行不平均分配的那部分收入占總收入的百分比。基尼系數最大為「1」，最小等於「0」。前者表示居民之間的收入分配絕對不平均，即100％的收入被一個單位的人全部佔有了；而後者則表示居民之間的收入分配絕對平均，即人與人之間收入完全平等，沒有任何差異。但這兩種情況只是在理論上的絕對化形式，在實際生活中一般不會出現。因此，基尼系數的實際數值只能介於0～1之間。目前，國際上用來分析和反映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方法和指標很多。基尼系數由於給出了反映居民之間貧富差異程度的數量界線，可以較客觀、直觀地反映和監測居民之間的貧富差距，預報、預警和防止居民之間出現貧富兩極分化，因此得到世界各國的廣泛認同和普遍採用。按照國際慣例，基尼系數在0．2以下，表示居民之間收入分配「高度平均」，0．2～0．3之間表示「相對平均」，在0．3～0．4之間為「比較合理」，同時，國際上通常把0．4作為收入分配貧富差距的「警戒線」，認為0．4～0．6為「差距偏大」，0．6以上為「高度不平均」。一、對我國當前收入分配狀況的總體評價近年來，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分配總體上適應了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分配製度堅持市場取向，不同收入群體的分布基本反映出市場機制發揮基礎性調節的作用；計劃經濟高度集中統一的分配體制被打破，分配正在向科技含量高的行業和新興產業傾斜，腦力勞動者、技術密集領域的勞動者以及資本密集型產業的勞動者的收入正在迅速增長；人民生活水平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提高，城鎮居民的收入分配有力地支持了我國經濟社會的持續快速健康發展。有利因素1、我國城鄉居民收入水平以較快的速度增長從農村居民來看，農民人均純收入1997年超過2000元，2002年達到2476元，平均每年實際增長3.8％。從城鎮居民來看，城鎮居民收入加速增長，2002年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703元，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年均增長率達到8.6％。2、從總體上講，平均主義分配逐步在打破，「腦體倒掛」正在走向「腦體正掛」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平均分配逐步被打破，居民收入差距總體上正在合理拉開，分配開始向科學技術含量高的行業、向新興產業傾斜。傳統的體力勞動、資本含量少、勞動密集、競爭充分的行業的收入在相對降低，科技含量高的行業、新興行業的職工工資水平在顯著增長。腦力勞動者、技術密集型領域的勞動者、資本密集型產業的勞動者的收入正在迅速提高。3、居民家庭財產性收入增長迅速當前，我國城鎮居民年人均財產性收入的年平均增長率為26.42％，比同期城鎮居民人均全部年收入的年平均增長率16.23％高10.19個百分點，說明資本等要素參與分配的力度加大。4、國有單位職工的收入增長勢頭較強「八五」和「九五」時期，我國國有單位、城鎮集體單位、其他單位的工資基本上都呈現正比例線性增長勢頭。其中，國有單位的工資增長最快，平均工資增長了2.74倍，尤其是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國有單位的工資增長最快。另外從工資的絕對增長水平上看，其他單位工資水平一直最高，國有單位次之，城鎮集體單位最低。5、城鎮居民收入增長與宏觀經濟發展保持了協調一致現階段，我國城鎮居民人均第二、三產業國內生產總值、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年可支配收入、職工平均貨幣工資三項的年平均增長率分別為16.25％、16.23％、16.33％。這說明，我國城鎮居民的收入增長與經濟發展速度是同步的，城鎮居民收入增長促進了經濟的持續快速健康發展。然而必須看到，在收入正常增長的背後，也存在著一些不容輕視的問題:1、收入分配的差距不斷擴大，貧富分化加劇主要表現為：一是以基尼系數反映的居民收入總體性差距逐年拉大，已經超過國際公認的承受線1991年為0.282，1998年為0.456，1999年為0.457，2000年為0.458，10年上升1.62倍。二是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不斷擴大1990年城鄉居民收入之比為1：2.2，1995年為1：2.71，2000年為1：2.79，2001年擴大到1：2.9。三是地區間差距擴大2000年，東部地區人均收入是西部的2.26倍，最高的省與最低的省差距超過3倍。四是行業間的收入差距進一步擴大80年代中期，行業間收入差距開始顯現，到90年代中期最高行業人均收入與最低行業之比為2.23：1，2000年又上升到2.63：1。五是不同經濟性質的單位職工收入差距越來越大國有經濟性質單位職工工資與集體經濟性質單位職工工資相比，1985年的平均工資差距為1.25：1，2001年擴大到1.63：1，其他經濟性質單位職工工資與集體經濟性質單位職工工資相比，1985年的差距為1.49：1，2001年發展到1.77：1。六是城鎮內部各階層之間的收入差距的擴大速度明顯加快特別是近兩年，高收入戶的收入增長大大超過了低收入戶的收入增長，2002年1季度的統計表明，20％的高收入者的收入占總收入的46.2％，20％的低收入者的收入占總收入的6％，高低收入差距為7.66倍。2、財產的集中度越來越強，居民家庭財產的差別越來越大最新的調查統計顯示，10％的富裕家庭占城市居民全部財產的45％。最低收入10％的家庭其財產總額佔全部居民財產的1.4％，另外80％的家庭佔有財產總額的53.6％。與此同時，城市居民金融資產出現了向高收入家庭集中的趨勢，戶均金融資產最多的20％家庭擁有城市居民家庭金融資產總值的比例目前約為66.4％，在最低的20％的家庭中，戶均擁有的金融資產只有居民金融資產總額的1.3％。當前我國城市居民家庭財產的基尼系數為0.51，遠遠高於城市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數0.32。3、體制內的「平均主義分配」和體制外的「收入差距過大」兩種極端現象同時並存「平均主義」並沒有徹底根除，主要表現在工資收入（不包括工資外收入）分配上，多數國有企業以及機關、事業單位、群眾團體內部工資收入分配差距偏校與此同時，在工資外收入分配方面存在著「收入分配差距過大」現象。工資外收入、壟斷性收入和非法非正常收入是引起收入分配差距過大的主要根源。4、收入分配不規范一是工資支付不規范，全國各地均不同程度存在拖欠職工工資現象；二是工資提取不規范，實行工效掛鉤企業的計劃外、基數外提取工資現象較普遍；三是部分企業建立補充養老保險超過工資總額的4％的標准進入，變相提高收入；四是企業經營管理人員「職務消費」隨意性太強，缺乏合理有度的約束。5、整體收入結構仍不合理主要表現為：一是工資收入結構不合理，制度內工資低，制度外勞動報酬高，項目繁多，未納入工資內；二是按多種要素分配的收入比重不大，與中央關於「允許和鼓勵資本、技術、管理等要素參與收益分配」的要求尚有差距。我國城鎮居民按多種要素分配的格局還遠遠沒有真正調整到位，其它要素參與分配還需要進一步增加比重。二、調節我國居民收入分配狀況的財稅政策財政政策是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調節經濟運行和社會發展的主要工具之一。由於個人收入分配活動與財政收支有著特定聯系，財政政策可以說是政府調節個人收入分配的主要手段。從我國轉軌期經濟運行和制度安排特點以及市場經濟的一般特徵三個角度看，運用財稅手段調節個人收入分配本質上是要妥善處理好三大矛盾：第一，經濟增長與增長福利分配之間的矛盾改革之後的中國在20多年的高速經濟增長過程中，GDP規模快速膨脹，但增長福利分配呈現出逐步拉大趨勢，一部分人的生活質量相對來講反而下降，低收入群體規模有所擴大。很顯然，現在有必要利用財稅手段調節好經濟增長的分配基矗這種調節的難點在於把握好公平個人收入分配的力度不能大幅度約束效率的遞增。第二，合理解決培育中等收入階層與擴大向低收入階層轉移支付規模的矛盾中等收入階層人數增加是市場經濟條件下個人收入分配格局的規律性傾向，對消費進步和社會穩定具有重要推動作用。而擴大向低收入階層轉移支付規模也是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撐力量。但從理論角度看，這兩者之間存在有一定的相互約束性，其表現是擴大向低收入階層轉移支付的規模勢必要影響中等收入階層的狀況，從而制約中等收入階層的擴張。第三，妥善處理創造就業機會與轉移支付資金之間的矛盾財稅政策調節個人收入分配有兩個切入點：一是創造就業機會，使中低收入者得到掙取收入的機會；二是在個人之間進行收入的轉移支付。從理論上講，這兩者有一定的矛盾，突出的表現是財政資源利用上的此消彼長。很顯然，確定合理的調節個人收入分配的財稅政策就是要在創造就業和轉移支付之間選擇一個適當的配比。綜上所述，可確立以下一些個人可支配貨幣收入財稅調節政策：第一，在各級財政之間合理劃分收入分配調節事權收入分配調節涉及各級財政，因而首先要合理劃分事權。由於我國是區域經濟極度不平衡的國家，收入分配調節事權不可能相對集中，確定全國范圍內相對統一的調節標准也就不是一個務實的選擇。為此，收入分配調節的基本事權應按居民屬地來劃分。但考慮到各級財政收入汲取能力的體制性和資源性差異，可把收入分配調節財力支持劃入轉移支付體系。進一步說，上級財政可從專項轉移支付角度向下級財政撥付資金彌補下級財政的收入分配調節財力不足。從我國現實情況看，為了實現收入分配調節的針對性，中央財政對向省級財政轉移扶貧資金時可指定地區和類別。省級財政則可向符合條件的下級財政確定收入調節補助。這種補助額的確定應以各地收入、物價和人口狀況為依據，而不必尋求補助標準的統一性。第二，建立居民收入監測體系建立居民收入監測體系時一方面可利用納稅信息，另一方面則可利用社會保障體系中的相關信息。如社會平均工資、個人賬戶金額、統籌賬戶金額等。通過這些信息推算出收入的絕對額。同時，還應利用價格指數、工資指數、實物耗費指數等來監測居民收入的相對變動狀態。建立相對科學、全面的居民收入監測體系的重要作用在於我們准確劃定調節對象提供基礎資料。第三，改革收入分配調節資金支出方式目前我國調節收入分配的財政性資金的支出以現金補助為主，這種模式在現實情況中暴露出了一些明顯的問題。突出的表現是資金使用一定程度上不能夠充分實現預期目的。比如低收入階層部分領取補助金者把錢用在非基本生活必需品消費上。為此，我國各級財政可建立對低收入群體基本生活消費的定向補助制度。如憑發票或收據報銷定額義務教育學雜費、水電費、醫葯費、食品支出等。有條件的地方可適當放寬補助范圍。定額標准確定權可由市級財政掌握，省級財政可酌情予以調控。第四，調整相關稅制改革個人所得稅稅制，在適度提高起征點的同時，減少級次、擴大級距並降低稅率，特別是3000元？5000元這一區間內的收入應採取低稅率政策，因為這一收入區間是中等收入階層的收入界限，稅率過高會抑制中國的消費擴張，反過來削弱經濟增長。在房產稅方面，可考慮在把房產分類的基礎上，把中高檔私人住房納入征稅范圍，稅率從低、征管從嚴。當然，這要以進一步規范房產交易、清除不合理收費為基礎。第五，在中央和省兩級財政中設立低收入群體子女高等教育補助金對低收入群體子女來講，接受高等教育是能否實現收入階層轉換的基本條件。為此，中央和省兩級財政以及有條件的市級財政可在教育經費中核定一部分低收入群體子女高等教育補助金。這筆資金可通過教育部門根據一定的原則無償補助給符合特定條件的已考入大學的低收入群體子女。中央財政的這筆專項資金可向西部地區傾斜，經濟發達的省份可把此類資金地向省內經濟相對落後的地區傾斜。原因：（1）以為勞動者的個人稟賦和家庭負擔不同，實行按勞分配原則必然產生收入和富裕程度的不同（2）實行多種所有制經濟和多種分配方式，擁有不同生產要素的不同社會成員也必然會產生收入的差距和富裕程度的不同（3）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價值規律和競爭的作用下優勝劣汰，使具有不同競爭能力的人在富裕程度上必然出現差距（4）城鄉之間、地區之間，腦力勞動、體力勞動之間。以及不同經濟領域和部門之間客觀上存在差別，也必然引起收入的差別和富裕程度的不同
⑼ 解決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過於擴大有什麼意義
（1）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城鄉居民的收入水平大幅度提高,城鄉居民儲蓄存款余額大幅度增加,居民衣、食、住、行、用等條件明顯改善,城鄉居民收入不斷提高.但近年來,城鄉居民之間收入差距呈現逐步擴大趨勢.
（2）我國現階段實行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個人收入分配製度,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必然使個人收入呈現多樣化的復雜現象,也必然會拉大收入分配的差距.
（3）從充分發揮各種生產要素的潛力、提高效率的角度看,這種收入差距的拉大有其必要性.但從社會公平的角度看,又要避免收入差距的過分懸殊.這是因為,收入差距過大不符合社會主義原則,也不利於市場經濟的穩定發展,更與共同富裕的最終目標相背離.因此,要合理調節收入分配,著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逐步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調節過高收入,規范個人收入分配秩序,努力緩解城鄉居民之間收入分配差距擴大的趨勢.
（4）社會公平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社會主義的核心價值之一,是衡量社會全面進步的重要尺度,也是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深厚基礎.在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過程中,應當把維護社會公平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綜合運用多種手段,逐步建立起以權利公平、機會公平、規則公平和分配公平為主要內容的社會公平保障體系,努力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使全體人民共享經濟發展的成果,並朝著共同富裕的方向穩步前進.
（5）促進城鄉協調發展,一方面是加快城鎮化進程,支持和引導農民向城市流動；另一方面新時期解決城鄉差距又不能只靠把農村人口轉移到城市,而必須搞好農村、農業、農民的發展問題.經過幾十年的發展,我國已經具備了較強的實力,能夠更好地統籌城鄉協調發展.總體上就是以工促農、以城帶鄉,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鄉村,通過更多地支持農業和農村發展,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合理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促進城鄉協調發展,這是一個新的發展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