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城鄉消費方式的差異
據統計， 1995年我國農村人均純收入為1577.7元，城市人均生活費收入為4283.0元,城鄉之比為2.7:1；1997年我國農村人均純收入為2090.1元,城市人均生活費收入為5160.3元,城鄉之比為2.5:1。1998年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為2162元，城市人均生活費收入為6201元，城鄉之比為2.87:1。與收入水平相適應，城鄉居民消費水平有很大差異。城鄉居民消費水平之比1985年為2.3:1，1995年為3.4:1，1996、1997年為1:1。從消費結構上看，目前城市居民已處於享受資料消費型生存階段，而農村居民則還停留在生存資料消費型階段上。1998年農村每百戶居民彩電、冰箱、洗衣機的擁有量分別為32.6、9.3、22.8，僅為城鎮居民擁有量的30.1%、12.9%、25.2%。¸ 城鄉消費出現巨大斷層； 市場消費環境差異。 農村市場與城市市場相比，一是交通不暢。有不少行政村沒有通公路，農用汽車、拖拉機無路可走；二是供水設施跟不上。除了沿海特別發達地區外，我國中西部大部分農村地區沒有自來水。多數地區嚴重缺水；三是用電成問題，且電價過高，農民對於家用電器買得起而用不起；四是缺乏多渠道、少環節、開放式、高效率的流通網路；五是農村市場管理人員素質低，管理水平落後。缺乏規范的市場運行規則以及權威的管理機構。執法人員市場法制觀念淡薄，市場法規不健全。市場流通秩序較混亂
㈡ 淺談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背景和意義怎麼寫
1.利於緩解社會矛盾。2.利於促進消費水平的提高。3.利於促進社會生產水平全面提高。4.利於縮小城鄉差距，加快城市化進程。
㈢ 進行城鎮居民消費結構分析的原因
一、問題的提出與文獻綜述
隨著世界經濟衰退陰影的加深和衰退對我國出口導向型經濟的打擊，在國內投資收緊的情況下，更多的人把抑制衰退的期望寄託在刺激內需增長上，這無可厚非。問題是在刺激內需的杠桿中，居民信息消費方面未得到應有的重視。而事實上，近些年來，包括通信、網路和文化教育等在內的居民信息消費快速成長。成長以國際互聯網技術的商業化創新為背景，以信息社會化革命為動力，顯示出與智能經濟社會發展方向的一致性，正對我國消費結構優化與升級產生重要意義與積極影響。
文獻檢索表明，近10年，有關信息消費的研究，概括起來主要在兩個方面：一是基礎理論。從不同的視角對信息消費的歷史演進、體系建構、模式選擇、消費效益與效應等展開研究；二是應用研究。包括國經濟基本面上經濟發展趨勢與信息消費、消費的技術條件、消費環境與影響因素、消費差異與特點、消費監督及評價等，市場面上的信息產品（服務）供給、競爭與定價等，消費者層面上的收人水平與支付能力、信息需求、消費行為特徵、消費者權益、信息意識與文化素質等。但從深度進行結構分析的研究成果並不多，而恰恰是這方面研究成果對我國消費結構優化與升級有更重要的意義。本文旨在立足全球化背景下我國轉型期的國情特殊性，從消費發展的角度，論述我國城鄉居民信息消費的結構差異成長特徵與趨勢，剖析這種結構差異成長的因素與動因。
二、信息消費的界定與特性
信息消費指的是消費者對信息產品或服務的使用。理論上，信息經過消費主體的消化吸收機能，對生產、生活及其他活動的認識和決策產生「減除不確定性」作用，形成信息消費過程。不同於一般物質產品的消費，它是消費主體對外部信息的內在化過程。外部信息大抵可分為3類，一是關於人類活動與事物的狀態信息；二是通用的、專業的知識信息；三是情趣文化娛樂信息。
信息消費的特性體現在：
1、選擇性
消費主體對外部信息的接收從某種接觸感受開始，而對外部接收信息的內在化消費又總是有選擇的。選擇的依據是內在信息需要。每個人都有一套不同於他人的「信息庫」或「資料庫結構」。他們通常根據自己的活動需要與決策特點有選擇地收集外部信息，又在因應不同的生產生活決策實踐和消化吸收外部信息中優化自己的信息結構，使外部信息更好地轉化為內在知識「養分」，並作用於生產生活決策和發展能力提高。有選擇地將外部信息內在化，是勞動素質、智能提高的基礎，也是勞動進化的必要條件。
2、分層性
作為消費對象的外部信息是多類型的，消費主體又是分層級的。按經濟收人水平、信息需求強度、信息能力等來分級，不同層級的消費主體對外部信息有不同的需求，有不同的信息吸收與運用能力，也有不同的外部信息內在化方式。
3、價值功能轉換性
這與信息消費主體的分層與信息價值的多級轉換過程有關。外部信息的內在化過程同時是一系列的價值轉換過程。包括由外部信息的客觀價值到消費者的需求價值的轉換；由信息的知識價值到消費者勞動素質提高與生活、交往質量提高的應用價值轉換；由信息應用價值到勞動收益增加和勞動價值增值的轉換等。信息的價值功能轉換和價值功能實現，會進一步激發消費主體關注和運用信息，使主體消費信息與信息功能價值實現、價值增值形成良性互動。
4、反饋性
外部信息的內在化是一個程序繼起與內外互動的開放循環系統。後一個環節的效果會對前一個環節起反饋作用。比如SAP系統，提供商將世界各地行之有效的管理辦法和一些成功案例等進行梳理，形成一套商品化、固定模式的管理理念；用戶使用系統，接受一種新的方法和理念，同時以使用效果作為一種評價意見反饋到上一環節。
三、居民信息消費的結構性成長
從結構上分析，信息消費作為居民消費系統中的一個新生消費品種，迅速崛起，一方面，使現存一些消費品種降低其在系統中的比重或份額；另一方面，使現存消費結構發生整體性變化，顯示出結構性成長特徵。結構性成長表現在消費內容構成、支出構成、城鄉差異、地區差異等的變化關繫上，是在差異中的構成比重或份額提升過程。
1,居民消費結構中，信息消費部分快速成長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居民消費結構隨收人增長和產業結構變革而逐步升級，從傳統的基本生活消費滿足轉上發展型和享受型消費的軌道。信息消費正成為新時期我國居民消費結構升級的領頭羊。這從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信息消費支出在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消費支出構成中的絕對數和相對比重兩項指標中可以看出，也可從城鎮和農村的消費結構變化中得到明證。
消費支出構成，2000-2006年，我國城鄉居民家庭年人均信息消費支出占年人均消費性支出的比重由22. 15％上升到25. 77％，提高了3. 62個百分點。其中,2003年比2000年高4. 35個百分點。再看增長速度，2000-2006年，我國城鄉居民家庭年平均每人消費支出從2875. 5元上升到5404. 9元，提高了87. 96％，年均增長11. 1％，而同比年平均每人信息消費支出從636. 86元上升到1392. 6元，提高了一18. 67％，年均增長13. 9％，比前者高2. 8個百分點。可見，隨著居民家庭收入增長和消費性支出提高，我國城鄉居民家庭信息消費迅速成長，且增幅明顯高於家庭收入和消費性支出的增幅，顯示出結構成長特徵。如把家庭消費支出中個人消費的信息消費（如咨詢）部分、居民外出旅遊信息消費部分、居民非通信途徑的電腦和網路信息消費及其他方面加進來，這種結構性成長特徵就更明顯了。更有意義的是，居民信息消費持續提高的正向效應很強，領域還很寬，後勁還很足。
信息消費在居民家庭消費性支出中的比重提高，反映出我國居民消費的結構升級事實與趨勢，但這種結構升級水平又是存在結構性差異的。不同的居民家庭有不同的升級程度差異。
2,城鄉差異中的居民家庭信息消費成長
居民家庭信息消費的結構差異明顯表現在我國城鎮與農村的居民家庭中。
2000^-2006年我國城鎮與農村居民家庭的年人均消費性支出構成中，年人均信息消費支出所佔比重均有提高，城鎮居民家庭由23. 58％上升到27. 18％，提高了3. 6個百分點；農村居民家庭由19. 71％上升到22. 36％，提高了2.65個百分點。但比重提高幅度則農村不如城鎮，差約1個百分點。從信息消費支出相對總消費支出（絕對值）的增長速度看，情況也大體如此。2000-2006年，我國城鎮居民家庭年平均每人消費支出從4998元升到8696. 55元，提高了74.00％，年均增長9. 7％；年平均每人信息消費支出從1178. 68元上升到2363. 77元，提高了100. 54％，年均增長12. 3％，比前者高2. 6個百分點。在農村，2000-2006年，居民家庭年平均每人消費支出從1670. 13元上升到2829.02元，提高了69. 39％，年均增長9. 2％，年平均每人信息消費支出從329. 17元上升到632. 63元，提高了92. 19％，年均增長11. 5寫，比前者高2. 3個百分點。可見，進人21世紀以來，我國城鄉居民信息消費都在隨收人增長和消費性支出提高而提高，但不論信息消費占消費性支出的構成比，還是信息消費相對於消費性支出的增幅，提高又都明顯存在著城鎮高於、快於農村的差異，從城鄉二元結構上顯示出我國居民信息消費的結構性成長特徵。這種結構性成長特徵與相關研究給出的結論基本一致。
信息消費在居民家庭消費支出中的比重早已不是2000年前20年的比重可比。電話通信已廣泛地深人當今我國城鎮居民的現實生活中，這是上世紀所無法比擬的。農村居民信息消費目前還是一個大弱項，弱勢本質上是城鄉二元結構矛盾在居民信息消費上的反映，這也同時意味著促進農村信息消費存在著極大的拓展空間。
3、地區差異中的居民家庭信息消費成長居民信息消費結構成長中的支出差異與地區差異，並非某國所獨有，而是一個世界性現象。
我國居民信息消費成長的地區差異，既表現在結構比重上，也表現在速度上；既表現在我國各省市城鎮，也表現在農村地區。總的來說，經濟開放發達地區居民的信息消費成長明顯快於經濟落後地區。如表1所示。
由表1可知，以進人21世紀的2000年為基期，把全國31個省市劃分為4組：一組是年人均信息消費支出在1000元以上的5省市，包括上海(1973. 60)、北京（1939. 93)、廣東（1234. 98)、浙江(1229. 62）、天津（1172. 34）；二組是年人均信息消費支出在全國平均水平636.86^-999元之間的6個省市，包括江蘇( 787. 26),福建(772. 85 ),遼寧(745.9),山東(705. 22),黑龍江(669. 16),吉林(646. 47）；三組是年人均信息消費支出在450635元之間的13個省市，包括湖南(634. 34),內蒙古(631. 46),重慶(613. 82),湖北( 579. 62 ),陝西(552. 66)、寧夏(544. 93),新疆( 524. 53),海南(507. 63)、山西(488.85),四川(483. 98),河北(481.40)、廣西(472. 90)、青海(462. 38)；四組是449元以下的7省市，包括江西(431. 61),雲南(423.92),甘肅(423. 24),安徽(419.44),河南(372. 58)、貴州(320. 56)、西藏(218. 60)。信息消費水平排全國平均水平以上的均在經濟開放發達的直轄市、東南沿海地區和東北部地區。在2000-2006年的6年間，年均增長（％）最大的是重慶（16. 78)、山西（16. 74)、安徽（16. 57)、河南(16. 57）；增幅較次的是江西（15. 46）、陝西（15. 15）、河北（15.01），均出在信息消費水平排全國評價水平以上的三、四組中。它們的增速大大高於全國平均增速（13. 93），也高於2000年排在全國平均水平以上的一、二組的省市，顯示出差異中的信息消費結構性成長特徵。2006年年人均信息消費支出排前的5省市仍然是2000年排前的5省市，但次序發生了變化，變為北京（4299. 41）、上海（3866.49）、浙江（2687. 49）、天津(2524. 32)、廣東(2333. 26)，而且它們在2000～2006年的平均增速除北京(14. 18)略高於全國平均增速外，都在全國平均增速之下。這或許有統計差異上問題，也有消費達到一定程度後增長顯得相對平緩的階段特徵性原因，但確實反映現階段我國居民信息消費在地區差異中成長的結構性特徵。地區差異中的信息消費結構性成長，從一個側面說明適度的地區差異構成信息消費結構成長的動力之一。
4,網路信息消費等新興信息消費項目快速成長
就總體趨勢來說，我國居民信息消費正處在從傳統向現代轉變時期。傳統與現代的區分主要體現在傳播媒介上，前者以報刊、書籍、電話、電視、照相機、錄音機錄像機等手段為主，後者則主要表現在電腦、國際互聯網，或傳統傳媒與電腦網路的融接等方式上。
網路信息消費成長快，規模總量大。網路信息消費可從兩方面來看：一是狹義的網路信息消費（用C,表示），包括上網費和用於上網的電話費的支出；二是廣義的網路信息消費（用C：表示），包括網上購物、網上支付、網上有償下載（如各種數字報刊、數字書籍、數字資料、數字音樂、數字影視、數字游戲等）等各種在線支出的網路消費。
人們對互聯網的使用時數呈繼續上升趨勢，這表明互聯網對居民日常生活的滲透性變得越來越廣，居民的網路信息消費也越來越強。我國網民每月上網費用支出有一個明顯的變化過程，以100元為界,100元以內消費水平的在2000年前遠不足50％，而到2001- 2004年上升到70％左右,2005年下半年以來在達到平均最高的103元以後，即出現下降，應該說下降不是消費者刻意縮減開支所致，而主要是網路服務提供商競相壓價的結果。趨勢表明，隨著網路市場經濟的發展，互聯網與人們的生活更加緊密，人們對互聯網的使用將越來越頻繁，而居民的網路信息消費會更趨合理。據國際電信聯盟對世界上人口在4萬以上的206個經濟體的電信發展調查分析報告：上網費是每月20小時撥號上網費用，如果寬頻價格更低，則用寬頻價格取代撥號上網①。不同經濟體的網際網路資費數據反映出各國上網費的水平，同時反映出新興信息消費在居民信息消費結構中的成長差異。
從廣義網路信息消費看。網上購物和網上銷售是互聯網作為電子商務平台工具的重要體現，網民和商家可以通過互聯網平台，各取所需，共同獲益。從網路消費的角度考察，受網上購物的消費示範和帶動效應的有力推拉作用，近幾年來我國包括網上購物等各種在線支出在內的廣義網路信息消費快速提升。人均月互聯網消費水平，2005年為157. 8元；2006年為169. 57元，比上年增長7. 46％；2007年估計（中國互聯網數據中心）達195. 76元，比2006年增長15. 4％。互聯網用戶網路消費總額，2005年為1876. 53億元；2006年為2767. 46億元，比上年同比增長47％；2007年估計達3641. 14億元，比上年增長32％，而與2005年相比，則將近翻了一番②。這有近幾年來我國互聯網用戶以每年2000萬左右速度增長的原因。網上購物行為與網上支付、網上銀行等網上金融活動息息相關。網上購物用戶使用這兩種網上金融手段的比例要比其他網民使用比例高得多。網上購物的興起推動眾多如網上支付和網上銀行等相關網路應用的更快發展。2001年我國網上支付的用戶規模為374萬,2004年增長至1830萬，2007年估計達5325萬。網上購買、網上支付迅速擴大的同時是我國居民網上信息消費的大幅提高。目前我國網路信息消費仍以城鎮居民，尤其青年人為主③。
我國居民信息消費正在從傳統向現代轉移，而轉移在東中西部3大區域的表現並不同步。面上的判斷是東部轉移較早、較快，而中部和西部則較晚、較慢。近幾年來西部地區的消費水平顯得比中部略高一些，這與國家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有關。時間趨勢上，東中西部3大區域信息消費水平的差距有進一步擴大的趨勢，但也有中部隨著市場經濟發展而崛起的可能。
值得重視的是，信息消費成長的結構差異特點，會由於信息消費與經濟增長的正相關關系，而使經濟成長的結構性差距更大幅度地拉大。
四、有關促進我國城鄉居民信息消費結構性差異成長的思考
綜上所述，我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居民信息消費成長具有結構性差異特徵。結構性差異成長表現在居民消費支出構成、城鄉差異、地區差異、新興網路信息消費比傳統信息消費成長更快等方面，而要切實促進城鄉居民信息消費成長又必須基於這些結構性差異成長的現實與決定性因素出發。決定我國信息消費結構差異成長的因素可分為外在因素和內在因素兩大板塊。內在的力量，也就是內在於居民生命體中的信息需求，信息需求通過信息消費來實現和滿足。外在因素，即從信息消費者外部產生影響作用的因素。在一定意義上，外在因素可以等價於外部環境。外部環境分國外環境與國內環境。顯然，國內信息環境大大改進是支持近些年來我國居民信息消費成長的基礎，但每個居民因其工作生活條件和對信息環境的感應與接受能力的不同，從環境中獲得信息福利的好處是有差異的，這是導致我國居民信息消費成長中存在結構不平衡的一個重要原因。外在因素通過居民內在的信息需求而起作用，支持或推動居民信息消費成長。
推動信息消費結構成長的因素同樣具有結構性差異特徵。內外在因素分析表明，外部因素通過內部結構性因素而起作用。事實上，信息消費增長的作用效應遠遠超出其本身。除促進居民消費結構升級外，還對生產性消費產生積極的作用和效果。當前世界性的能源消費過快是個突出的矛盾，其中有信息不對稱的原因，而信息消費者同時又是物能產品生產者，居民信息消費的增長在提高其作為生產者的人力資本素質的同時，勢必會有利於化解能源消費過程中的信息不對稱問題，有助於解決能源消費增長過快問題。
促進我國城鄉居民消費結構升級與信息消費可持續發展的關鍵是：在農村，因應結構差異動力之勢，以農民自主發展能力提高為基點，著眼基層的高端，誘導農村信息消費更快成長；在城市，更新傳統的「富而信息消費」觀念，以系統協調的方法研究弱者的信息消費成長模式，切實扶持弱勢群體；在城鄉之間，構建貫通城鄉的信息網路圖，著力城鄉信息集散點的公共信息產品開發，打通集散點到家庭的「最後一公里」；在區域上，關注中部地區，促進中部信息消費的崛起。
希望能對你有幫助
㈣ 城鄉居民收入差距與城鄉居民消費水平之間有什麼關系兩者之間是怎樣相互影響的
首先介紹一個概念「基尼系數」。基尼系數是國際上用來綜合考察居民內部收入分配差異狀況的一個重要分析指標，由義大利經濟學家於1922年提出。其經濟含義是：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用於進行不平均分配的那部分收入占總收入的百分比。基尼系數最大為「1」，最小等於「0」。前者表示居民之間的收入分配絕對不平均，即100％的收入被一個單位的人全部佔有了；而後者則表示居民之間的收入分配絕對平均，即人與人之間收入完全平等，沒有任何差異。但這兩種情況只是在理論上的絕對化形式，在實際生活中一般不會出現。因此，基尼系數的實際數值只能介於0～1之間。目前，國際上用來分析和反映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方法和指標很多。基尼系數由於給出了反映居民之間貧富差異程度的數量界線，可以較客觀、直觀地反映和監測居民之間的貧富差距，預報、預警和防止居民之間出現貧富兩極分化，因此得到世界各國的廣泛認同和普遍採用。按照國際慣例，基尼系數在0．2以下，表示居民之間收入分配「高度平均」，0．2～0．3之間表示「相對平均」，在0．3～0．4之間為「比較合理」，同時，國際上通常把0．4作為收入分配貧富差距的「警戒線」，認為0．4～0．6為「差距偏大」，0．6以上為「高度不平均」。一、對我國當前收入分配狀況的總體評價近年來，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分配總體上適應了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分配製度堅持市場取向，不同收入群體的分布基本反映出市場機制發揮基礎性調節的作用；計劃經濟高度集中統一的分配體制被打破，分配正在向科技含量高的行業和新興產業傾斜，腦力勞動者、技術密集領域的勞動者以及資本密集型產業的勞動者的收入正在迅速增長；人民生活水平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提高，城鎮居民的收入分配有力地支持了我國經濟社會的持續快速健康發展。有利因素1、我國城鄉居民收入水平以較快的速度增長從農村居民來看，農民人均純收入1997年超過2000元，2002年達到2476元，平均每年實際增長3.8％。從城鎮居民來看，城鎮居民收入加速增長，2002年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703元，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年均增長率達到8.6％。2、從總體上講，平均主義分配逐步在打破，「腦體倒掛」正在走向「腦體正掛」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平均分配逐步被打破，居民收入差距總體上正在合理拉開，分配開始向科學技術含量高的行業、向新興產業傾斜。傳統的體力勞動、資本含量少、勞動密集、競爭充分的行業的收入在相對降低，科技含量高的行業、新興行業的職工工資水平在顯著增長。腦力勞動者、技術密集型領域的勞動者、資本密集型產業的勞動者的收入正在迅速提高。3、居民家庭財產性收入增長迅速當前，我國城鎮居民年人均財產性收入的年平均增長率為26.42％，比同期城鎮居民人均全部年收入的年平均增長率16.23％高10.19個百分點，說明資本等要素參與分配的力度加大。4、國有單位職工的收入增長勢頭較強「八五」和「九五」時期，我國國有單位、城鎮集體單位、其他單位的工資基本上都呈現正比例線性增長勢頭。其中，國有單位的工資增長最快，平均工資增長了2.74倍，尤其是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國有單位的工資增長最快。另外從工資的絕對增長水平上看，其他單位工資水平一直最高，國有單位次之，城鎮集體單位最低。5、城鎮居民收入增長與宏觀經濟發展保持了協調一致現階段，我國城鎮居民人均第二、三產業國內生產總值、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年可支配收入、職工平均貨幣工資三項的年平均增長率分別為16.25％、16.23％、16.33％。這說明，我國城鎮居民的收入增長與經濟發展速度是同步的，城鎮居民收入增長促進了經濟的持續快速健康發展。然而必須看到，在收入正常增長的背後，也存在著一些不容輕視的問題:1、收入分配的差距不斷擴大，貧富分化加劇主要表現為：一是以基尼系數反映的居民收入總體性差距逐年拉大，已經超過國際公認的承受線1991年為0.282，1998年為0.456，1999年為0.457，2000年為0.458，10年上升1.62倍。二是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不斷擴大1990年城鄉居民收入之比為1：2.2，1995年為1：2.71，2000年為1：2.79，2001年擴大到1：2.9。三是地區間差距擴大2000年，東部地區人均收入是西部的2.26倍，最高的省與最低的省差距超過3倍。四是行業間的收入差距進一步擴大80年代中期，行業間收入差距開始顯現，到90年代中期最高行業人均收入與最低行業之比為2.23：1，2000年又上升到2.63：1。五是不同經濟性質的單位職工收入差距越來越大國有經濟性質單位職工工資與集體經濟性質單位職工工資相比，1985年的平均工資差距為1.25：1，2001年擴大到1.63：1，其他經濟性質單位職工工資與集體經濟性質單位職工工資相比，1985年的差距為1.49：1，2001年發展到1.77：1。六是城鎮內部各階層之間的收入差距的擴大速度明顯加快特別是近兩年，高收入戶的收入增長大大超過了低收入戶的收入增長，2002年1季度的統計表明，20％的高收入者的收入占總收入的46.2％，20％的低收入者的收入占總收入的6％，高低收入差距為7.66倍。2、財產的集中度越來越強，居民家庭財產的差別越來越大最新的調查統計顯示，10％的富裕家庭占城市居民全部財產的45％。最低收入10％的家庭其財產總額佔全部居民財產的1.4％，另外80％的家庭佔有財產總額的53.6％。與此同時，城市居民金融資產出現了向高收入家庭集中的趨勢，戶均金融資產最多的20％家庭擁有城市居民家庭金融資產總值的比例目前約為66.4％，在最低的20％的家庭中，戶均擁有的金融資產只有居民金融資產總額的1.3％。當前我國城市居民家庭財產的基尼系數為0.51，遠遠高於城市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數0.32。3、體制內的「平均主義分配」和體制外的「收入差距過大」兩種極端現象同時並存「平均主義」並沒有徹底根除，主要表現在工資收入（不包括工資外收入）分配上，多數國有企業以及機關、事業單位、群眾團體內部工資收入分配差距偏校與此同時，在工資外收入分配方面存在著「收入分配差距過大」現象。工資外收入、壟斷性收入和非法非正常收入是引起收入分配差距過大的主要根源。4、收入分配不規范一是工資支付不規范，全國各地均不同程度存在拖欠職工工資現象；二是工資提取不規范，實行工效掛鉤企業的計劃外、基數外提取工資現象較普遍；三是部分企業建立補充養老保險超過工資總額的4％的標准進入，變相提高收入；四是企業經營管理人員「職務消費」隨意性太強，缺乏合理有度的約束。5、整體收入結構仍不合理主要表現為：一是工資收入結構不合理，制度內工資低，制度外勞動報酬高，項目繁多，未納入工資內；二是按多種要素分配的收入比重不大，與中央關於「允許和鼓勵資本、技術、管理等要素參與收益分配」的要求尚有差距。我國城鎮居民按多種要素分配的格局還遠遠沒有真正調整到位，其它要素參與分配還需要進一步增加比重。二、調節我國居民收入分配狀況的財稅政策財政政策是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調節經濟運行和社會發展的主要工具之一。由於個人收入分配活動與財政收支有著特定聯系，財政政策可以說是政府調節個人收入分配的主要手段。從我國轉軌期經濟運行和制度安排特點以及市場經濟的一般特徵三個角度看，運用財稅手段調節個人收入分配本質上是要妥善處理好三大矛盾：第一，經濟增長與增長福利分配之間的矛盾改革之後的中國在20多年的高速經濟增長過程中，GDP規模快速膨脹，但增長福利分配呈現出逐步拉大趨勢，一部分人的生活質量相對來講反而下降，低收入群體規模有所擴大。很顯然，現在有必要利用財稅手段調節好經濟增長的分配基矗這種調節的難點在於把握好公平個人收入分配的力度不能大幅度約束效率的遞增。第二，合理解決培育中等收入階層與擴大向低收入階層轉移支付規模的矛盾中等收入階層人數增加是市場經濟條件下個人收入分配格局的規律性傾向，對消費進步和社會穩定具有重要推動作用。而擴大向低收入階層轉移支付規模也是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撐力量。但從理論角度看，這兩者之間存在有一定的相互約束性，其表現是擴大向低收入階層轉移支付的規模勢必要影響中等收入階層的狀況，從而制約中等收入階層的擴張。第三，妥善處理創造就業機會與轉移支付資金之間的矛盾財稅政策調節個人收入分配有兩個切入點：一是創造就業機會，使中低收入者得到掙取收入的機會；二是在個人之間進行收入的轉移支付。從理論上講，這兩者有一定的矛盾，突出的表現是財政資源利用上的此消彼長。很顯然，確定合理的調節個人收入分配的財稅政策就是要在創造就業和轉移支付之間選擇一個適當的配比。綜上所述，可確立以下一些個人可支配貨幣收入財稅調節政策：第一，在各級財政之間合理劃分收入分配調節事權收入分配調節涉及各級財政，因而首先要合理劃分事權。由於我國是區域經濟極度不平衡的國家，收入分配調節事權不可能相對集中，確定全國范圍內相對統一的調節標准也就不是一個務實的選擇。為此，收入分配調節的基本事權應按居民屬地來劃分。但考慮到各級財政收入汲取能力的體制性和資源性差異，可把收入分配調節財力支持劃入轉移支付體系。進一步說，上級財政可從專項轉移支付角度向下級財政撥付資金彌補下級財政的收入分配調節財力不足。從我國現實情況看，為了實現收入分配調節的針對性，中央財政對向省級財政轉移扶貧資金時可指定地區和類別。省級財政則可向符合條件的下級財政確定收入調節補助。這種補助額的確定應以各地收入、物價和人口狀況為依據，而不必尋求補助標準的統一性。第二，建立居民收入監測體系建立居民收入監測體系時一方面可利用納稅信息，另一方面則可利用社會保障體系中的相關信息。如社會平均工資、個人賬戶金額、統籌賬戶金額等。通過這些信息推算出收入的絕對額。同時，還應利用價格指數、工資指數、實物耗費指數等來監測居民收入的相對變動狀態。建立相對科學、全面的居民收入監測體系的重要作用在於我們准確劃定調節對象提供基礎資料。第三，改革收入分配調節資金支出方式目前我國調節收入分配的財政性資金的支出以現金補助為主，這種模式在現實情況中暴露出了一些明顯的問題。突出的表現是資金使用一定程度上不能夠充分實現預期目的。比如低收入階層部分領取補助金者把錢用在非基本生活必需品消費上。為此，我國各級財政可建立對低收入群體基本生活消費的定向補助制度。如憑發票或收據報銷定額義務教育學雜費、水電費、醫葯費、食品支出等。有條件的地方可適當放寬補助范圍。定額標准確定權可由市級財政掌握，省級財政可酌情予以調控。第四，調整相關稅制改革個人所得稅稅制，在適度提高起征點的同時，減少級次、擴大級距並降低稅率，特別是3000元？5000元這一區間內的收入應採取低稅率政策，因為這一收入區間是中等收入階層的收入界限，稅率過高會抑制中國的消費擴張，反過來削弱經濟增長。在房產稅方面，可考慮在把房產分類的基礎上，把中高檔私人住房納入征稅范圍，稅率從低、征管從嚴。當然，這要以進一步規范房產交易、清除不合理收費為基礎。第五，在中央和省兩級財政中設立低收入群體子女高等教育補助金對低收入群體子女來講，接受高等教育是能否實現收入階層轉換的基本條件。為此，中央和省兩級財政以及有條件的市級財政可在教育經費中核定一部分低收入群體子女高等教育補助金。這筆資金可通過教育部門根據一定的原則無償補助給符合特定條件的已考入大學的低收入群體子女。中央財政的這筆專項資金可向西部地區傾斜，經濟發達的省份可把此類資金更多地向省內經濟相對落後的地區傾斜。
原因：
（1）以為勞動者的個人稟賦和家庭負擔不同，實行按勞分配原則必然產生收入和富裕程度的不同
（2）實行多種所有制經濟和多種分配方式，擁有不同生產要素的不同社會成員也必然會產生收入的差距和富裕程度的不同
（3）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價值規律和競爭的作用下優勝劣汰，使具有不同競爭能力的人在富裕程度上必然出現差距
（4）城鄉之間、地區之間，腦力勞動、體力勞動之間。以及不同經濟領域和部門之間客觀上存在差別，也必然引起收入的差別和富裕程度的不同
㈤ 城鄉居民之間存在著哪些收入差距和消費差距
總的來說，這是各方面因素綜合影響的結果。既有體制因素，如戶籍制度和就業制度的城鄉分割；又有政策因素，如投資、財政、金融、價格管理政策的不協調等；也有發展方面的因素。中國是一個典型的二元經濟結構的社會，整個社會的發育程度農村慢於城市，農村的工業化慢於城市，農村的城鎮化慢於城市，農村的基礎設施如道路、飲水、能源、通訊、交通等都比城市差很多。
通過數據可以刻畫分析的主要因素有以下五個方面：第一，由於城市存在著戶籍制度和就業制度的限制，農業剩餘勞動力轉移遲緩，農業相對生產率低，工業和農業的相對勞動生產率差別擴大，導致城鄉差別擴大。到2001年，我國農業增加值佔GDP的比重已經降到了15.2％，但是農業就業人員仍然佔全部就業人員的50％。從1996年到2001年，農業增加值的比重由20.4％下降到15.2％，而農業就業人員的比重僅由50.5％降到50.0％。這意味著50％的農業勞動力只創造15.2％的產值。實際上，從90年代以來，我國農業勞動生產率就一直遠遠低於工業勞動生產率，變動的趨勢也是逐步下降的，而工業的勞動生產率則是逐步上升的。如果按1990年的不變價格計算，工業勞動生產率與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比值由1990的4.8∶1上升到2001年的12.9∶1。
第二，工農產品的價格「剪刀差」擴大，90年代以來，特別是90年代中期以來曾一度縮小的價格「剪刀差」再度擴大，使得農業的貿易條件惡化了。自1997年以來，農產品收購價格指數、農村工業品價格指數、農業生產資料價格指數都在下降，但是農產品價格下降的幅度遠遠快於農業生產資料價格下降的幅度，使得工業品和農產品的價格「剪刀差」再度形成，而且有進一步擴大的趨勢。
第三，從城鄉的投資結構看，進入90年代以來，農村投資增長速度放慢，投資比重下降。1990～2001年，我國農村的集體、個體固定資產投資增長幅度平均為17.3％，明顯慢於城鎮24.8％的平均增長速度。農村集體、個體固定資產投資佔全部固定資產投資的比重到2001年已下降到19.5％，已降到1981年以來的最低點。城鄉投資結構向城鎮傾斜，導致城鄉差別擴大。
第四，從財政資金的流動情況看，從農村拿得多，給予的少，財政資金從農村凈流出，財政支農支出比重下降。2001年，農村資金通過財政渠道凈流出額高達1078億元；財政支農比重逐年下降，1978年為13.4％，1990年降到10％，到2001年已經下降到8％。
第五，從信貸資金的流動情況看，資金也是從農村凈流出的，金融部門的支農力度也在減弱。到2000年，農村信貸資金凈流出額已經高達4048億元。國有獨資銀行進行商業化改革，減少了地方分支機構，有的則把分支機構從農村撤出；同時，又增加了從農村吸收資金的渠道———郵政儲蓄，只從農村抽血，不給農村輸血。各大商業銀行向城市集中，農村出現嚴重的資金短缺。
㈥ 城鄉經濟的差距具體表現在哪
我國經濟的顯著特徵之一就是城鄉二元經濟，其基本表現就是城鄉居民在經濟上有 很大的差距。對於城鄉居民的經濟差距，人們一般從橫向角度觀察，即同一年份城鄉居 民的經濟差距有多大（比如，除了個別年份，我國城鎮居民的經濟收入水平始終比農村 居民要高1倍以上，有時高出近2倍），而較少從縱向角度分析，即城鄉居民的經濟差距 究竟有多少年？比如1997年的農民經濟狀況相當於10年前還是15年前的城鎮居民？顯然 ，這種分析對於研究農村城市化，預測城鄉差距發展趨勢及縮小城鄉差距具有重要的價 值。 一、我國農村居民在經濟上落後於城鎮居民15年左右 在收入指標上，我們選取城鎮居居人均可支配收入（由於統計的局限性，1994年以 前的該指標可以用人均全部收入替代）和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消費指標則從總量和結 構兩方面來選擇。在總量上，選擇城鎮居民人均消費性支出和農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費支 出；在結構上，則選擇人均肉蛋魚消費量、人均衣著消費支出、每百戶自行車及電視機 擁有量等指標。為消除價格變動的影響，我們以1985年價格為100，對有關價值類數據進 行了價格指數調整。此外，為避免偶然性，所有數據均以三年平均值進行。研究結果表 明，收入指標反映的城鄉差距在15年左右；消費指標反映的城鄉差距比較長的為20-25年 ，比較短的是10年左右，平均起來，可以認為城鄉在消費方面的差距大約也為15年左右 。這樣，結合收入與消費兩方面的指標，可以推斷目前我國城鄉居民的經濟差距大約為 15年左右。 當然，城鄉居民的經濟狀況確實存在著一些不可比因素。城鎮居民享受住房、醫療 、各種補貼等大量的隱形福利，這些都沒有體現在可支配收入中。農村居民則在通過自 產以廉價獲得部分生活消費品和居住寬敞的房屋上具有優勢，這些因素究竟誰大誰小難 以判定。為簡化計，我們假定這些因素相互抵消。 二、我國城鄉居民經濟差距的超長期（2030年）展望 （一）城鄉人口增長趨勢 目前，我國農村人口占總人口比重仍高達70%左右，這樣就使城鄉差距問題異常突出 。但是另一方面，隨著城市化程度的發展，當農村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在1/10以下時， 城鄉差距問題就不會再像現在這樣沉重，也許會有所淡化，這一點已為經濟發達國家所 證實。根據城市化發展的客觀規律，結合世界各國的發展實踐以及我國經濟發展的具體 情況，我國農業勞動力占總勞動力的比重每年要下降1-1.5個百分點，因此我國城市化水 平在2030年可達到85%，屆時，城鄉差距研究可能讓位於城城差距或行業差距研究。 （二）城鄉收入差距的發展趨勢 衡量城鄉居民經濟差距的諸多指標中，收入指標一直是居於主導地位的。因此，城 鄉經濟差距縮小的根本途徑是提高農村居民的相對收入水平。如果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 和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間保持同一增長速度，則城鄉經濟差距會像現在一樣仍然 很大。過35年後，由於農民比重已下降到15%以下，因而城鄉經濟差距已不具有戰略意義 。如果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的增長速度快於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長速度，則城 鄉經濟差距會趨於縮小甚至消除。假如今後35年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的年均增長速度比 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長速度高2.5個百分點，則到2030年時城鄉差距完全消失 ；假如高出3個百分點，則到2025年城鄉差距消失；假如高5個百分點，則到2015年城鄉 差距消失；假如高1個百分點，則城鄉差距在2030年時僅縮小一半。 據此，我們可以推斷：我國城鄉居民經濟差距的基本消除或消亡，快則需要20年， 最慢則需要35年，綜合起來大約需要30年左右。也就是說，15年城鄉經濟差距需要用30 年的時間追趕才能消除。因此，縮小城鄉經濟差距的任務是長期而艱巨的。
㈦ 城鄉居民消費結構的對比分析用什麼研究方法
我國城鄉居民的恩格爾系數呈下降趨勢，表明我國城鄉居民的消費結構得到改善，消費層次、消費質量不斷提高。
農村家庭的恩格爾系數高於城鎮家庭的恩格爾系數，說明農民生活水平低於城鎮居民生活水平。
㈧ 1、依據經濟學理論分析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影響因素，確定解釋變數，2
消費理論是研究消費影響因素的理論。消費受許多因素的影響，其中最重要的影響因素是收入，一般把消費與收入之間的數量關系稱為消費函數，消費理論主要就是通過對消費函數的研究，分析消費與收入之間的變動關系。消費理論主要有四種收入理論：1、凱恩斯的絕對收入理論。凱恩斯將消費函數表達為：C＝f（Y），並將此式改寫為C＝bY，表明如果其他條件不變，則消費C隨收入Y增加而增加，隨收入Y減少而減少。他強調實際消費支出是實際收入的穩定函數，這里所說的實際收入是指現期、絕對、實際的收入水平，即本期收入、收入的絕對水平和按貨幣購買力計算的收入。2、杜森貝的相對收入理論。杜森貝提出消費並不取決於現期絕對收入水平，而是取決於相對收入水平，這里所指的相對收入水平有兩種：相對於其他人的收入水平，指消費行為互相影響的，本人消費要受他人收入水平影響，一般稱為「示範效應」或「攀比效應」。相對於本人的歷史最高水平，指收入降低後，消費不一定馬上降低，一般稱為「習慣效應」。3、莫迪利安尼的生命周期理論。莫迪利安尼提出消費不取決於現期收入，而取決於一生的收入和財產收入，其消費函數公式為：C＝a??WR＋b??YL，式中WR為財產收入，YL為勞動收入，a、b分別為財產收入、勞動收入的邊際消費傾向。他根據這一原理分析出人一生勞動收入和消費關系：人在工作期間的每年收入YL，不能全部用於消費，總有一部分要用於儲蓄，從參加工作起到退休止，儲蓄一直增長，到工作期最後一年時總儲蓄達最大，從退休開始，儲蓄一直在減少，到生命結束時儲蓄為零。還分析出消費和財產的關系：財產越多和取得財產的年齡越大，消費水平越高。4、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理論。弗里德曼認為居民消費不取決於現期收入的絕對水平，也不取決於現期收入和以前最高收入的關系，而是取決於居民的持久收入，即在相當長時間里可以得到的收入。他認為只有持久收入才能影響人們的消費，消費是持久收入的穩定函數，即：CL＝bYL，表明持久收入YL增加，持久消費（長期確定的有規律的消費）CL也增加，但消費隨收入增加的幅度取決於邊際消費傾向b，b值越大CL增加越多，b值越小CL增加越少。持久收入理論和生命周期理論相結合構成現代消費理論，這兩種收入理論不是互相排斥的，而是基本一致的，互相補充的。借鑒上述消費理論，在我國當前經濟形勢下，擴大消費需求可從以下幾方面著手：一是堅持發展經濟，認真貫徹執行好發展經濟的各項政策。因為只有經濟發展，國民收入才會增加，人們的絕對收入也才能增加，消費水平才會提高，消費需求也才能擴大。只有堅持發展經濟，國民收入才會持續增長，人們的持久收入才能穩定，持久消費才會持久。二是在國民經濟不斷發展、社會生產效率不斷提高的前提下，制定適宜的勞動報酬政策。當前所執行的「最低工資制度」，推行的「年薪制」等均有利於勞動者收入的增加，進而推動消費的擴大，產生積極的「示範效應」。三是繼續推行有效的信貸措施。前幾年幾次降低利率，對減少儲蓄，增加消費，擴大需求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但效果不明顯。目前的各種個人消費貸款，相對增加了人們的本期收入，擴大了住房、汽車和耐用消費品的需求。但應注意引導人們在貸款消費時，做到量入為出和預期收入有保證，否則將來對個人和社會都會帶來諸多不利問題。四是積極發展老年經濟。隨著社會進步、科技發展和生活水平提高，人們的平均壽命越來越長，我國已開始進入「老齡化」。針對這一現狀，借鑒生命周期理論，在不斷完善社會保障制度，保證和提高老年人收入的同時，積極發展老年經濟，促進老年人的消費，使之成為擴大消費需求有效手段。五是擴大就業面。要千方百計創造就業機會，擴大就業面；特別要針對目前結構調整和企業改制所帶來的下崗失業人員多的現狀，制訂優惠政策，指導和幫肋其實現再就業，更要鼓勵和扶持其自謀職業，以保證的人有穩定持久的收入，促使社會消費水平的提高，擴大消費需求。
㈨ 試描述中國城鄉消費環境的差異，並分析由此產生的對消費需求有哪些影響
新中國成立後採取「以農補工、以鄉保城」的發展模式，為我國奠定工業基礎的同時，也嚴重限制了農村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進而削弱了農村居民的消費基礎。改革開放以後，我國經濟高速增長，但是，居民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大幅減小。最終消費率從1978年的62.1%下降到2012年的36.8%，消費率的持續下降使我國經濟增長更加依賴投資和出口。在當前國際經濟整體不景氣和國內通貨膨脹高居不下的背景下，這對中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帶來了很大影響。同時，城鄉消費的斷層給我國產業結構升級和縮小貧富差距帶來很大挑戰。1998年，我國政府首次提出「擴大內需」的發展戰略，但近十多年來擴大內需政策的實施更傾向於增加政府投資，刺激消費需求政策的低效促使國內學者開始關注如何構建擴大居民消費需求的長效機制，而在影響國內居民消費需求的因素中，更多的學者意識到，只有縮小城鄉居民消費差距，才能快速提升國內居民的消費需求，完成消費結構的升級，最終實現中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國內對城鄉消費差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城鄉消費水平、消費結構、消費差異原因和對策建議四個方面。臧旭恆（1994）在構建分期的、分城鄉的中國消費函數理論模型的基礎上，對中國城鄉居民的消費行為進行實證研究後發現，城鎮居民消費比較敏感，受國家宏觀政策影響很大，而農村居民消費則體現為短視、單調和預算約束大等特徵；楊小凱（1994）的研究表明，城鄉消費差距根源於城市和農村產業的勞動分工不同，而這種勞動分工的差別則受制於不同的交易效率；嚴先傅（2003）的研究發現，城市居民消費具有持幣購買、觀望消費和隨用隨買等理性消費行為特徵，而農村居民消費則具有明顯的後顧意識和求同的從眾行為以及盲目的攀比心理等，他提出應細分不同消費群體，分層次引導居民消費的政策建議；高覺民（2005）將城鄉居民消費的二元結構歸因於傳統宗法體系對農民消費觀念的惰性形成和中國「以農補工、以鄉保城」的制度化模式，因此必須構建包括協調土地制度、戶籍制度、就業制度、分配製度、財政體制及政府運行體制在內的一組「制度安排」；趙志堅、胡小娟（2007）主要關注城鄉消費結構差異這一研究領域，他們從縮小城鄉收入差距、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和關注農民工群體消費這三個方面提出了對策建議。
綜上所述，當前城鄉居民消費差異研究具有極大的趨同性，即數據來源趨同、解釋因素趨同、分析方式趨同、策略建議趨同。如消費數據來源比較單一，主要來源於統計年鑒數據；從農民收入的變動分析農民消費行為的變化是大部分文獻的研究範式；對於城鄉消費差異的原因很多歸結為收入因素，而對政府的政策因素、城鄉人口的歷史變遷以及農民工消費群體的快速擴大研究甚少。鑒於以上研究不足，本文在對城鄉消費差異存在的客觀因素進行分析的基礎上，試圖從政府的政策引導、城鄉人口規模的歷史變遷、政府消費對居民消費的擠出效應和農民工消費等視角探索城鄉消費差距擴大的原因，並提出對策建議。
㈩ 影響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因素有哪些
首先介紹一個概念「基尼系數」。基尼系數是國際上用來綜合考察居民內部收入分配差異狀況的一個重要分析指標，由義大利經濟學家於1922年提出。其經濟含義是：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用於進行不平均分配的那部分收入占總收入的百分比。基尼系數最大為「1」，最小等於「0」。前者表示居民之間的收入分配絕對不平均，即100％的收入被一個單位的人全部佔有了；而後者則表示居民之間的收入分配絕對平均，即人與人之間收入完全平等，沒有任何差異。但這兩種情況只是在理論上的絕對化形式，在實際生活中一般不會出現。因此，基尼系數的實際數值只能介於0～1之間。目前，國際上用來分析和反映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方法和指標很多。基尼系數由於給出了反映居民之間貧富差異程度的數量界線，可以較客觀、直觀地反映和監測居民之間的貧富差距，預報、預警和防止居民之間出現貧富兩極分化，因此得到世界各國的廣泛認同和普遍採用。按照國際慣例，基尼系數在0．2以下，表示居民之間收入分配「高度平均」，0．2～0．3之間表示「相對平均」，在0．3～0．4之間為「比較合理」，同時，國際上通常把0．4作為收入分配貧富差距的「警戒線」，認為0．4～0．6為「差距偏大」，0．6以上為「高度不平均」。一、對我國當前收入分配狀況的總體評價近年來，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分配總體上適應了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分配製度堅持市場取向，不同收入群體的分布基本反映出市場機制發揮基礎性調節的作用；計劃經濟高度集中統一的分配體制被打破，分配正在向科技含量高的行業和新興產業傾斜，腦力勞動者、技術密集領域的勞動者以及資本密集型產業的勞動者的收入正在迅速增長；人民生活水平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提高，城鎮居民的收入分配有力地支持了我國經濟社會的持續快速健康發展。有利因素1、我國城鄉居民收入水平以較快的速度增長從農村居民來看，農民人均純收入1997年超過2000元，2002年達到2476元，平均每年實際增長3.8％。從城鎮居民來看，城鎮居民收入加速增長，2002年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703元，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年均增長率達到8.6％。2、從總體上講，平均主義分配逐步在打破，「腦體倒掛」正在走向「腦體正掛」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平均分配逐步被打破，居民收入差距總體上正在合理拉開，分配開始向科學技術含量高的行業、向新興產業傾斜。傳統的體力勞動、資本含量少、勞動密集、競爭充分的行業的收入在相對降低，科技含量高的行業、新興行業的職工工資水平在顯著增長。腦力勞動者、技術密集型領域的勞動者、資本密集型產業的勞動者的收入正在迅速提高。3、居民家庭財產性收入增長迅速當前，我國城鎮居民年人均財產性收入的年平均增長率為26.42％，比同期城鎮居民人均全部年收入的年平均增長率16.23％高10.19個百分點，說明資本等要素參與分配的力度加大。4、國有單位職工的收入增長勢頭較強「八五」和「九五」時期，我國國有單位、城鎮集體單位、其他單位的工資基本上都呈現正比例線性增長勢頭。其中，國有單位的工資增長最快，平均工資增長了2.74倍，尤其是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國有單位的工資增長最快。另外從工資的絕對增長水平上看，其他單位工資水平一直最高，國有單位次之，城鎮集體單位最低。5、城鎮居民收入增長與宏觀經濟發展保持了協調一致現階段，我國城鎮居民人均第二、三產業國內生產總值、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年可支配收入、職工平均貨幣工資三項的年平均增長率分別為16.25％、16.23％、16.33％。這說明，我國城鎮居民的收入增長與經濟發展速度是同步的，城鎮居民收入增長促進了經濟的持續快速健康發展。然而必須看到，在收入正常增長的背後，也存在著一些不容輕視的問題:1、收入分配的差距不斷擴大，貧富分化加劇主要表現為：一是以基尼系數反映的居民收入總體性差距逐年拉大，已經超過國際公認的承受線1991年為0.282，1998年為0.456，1999年為0.457，2000年為0.458，10年上升1.62倍。二是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不斷擴大1990年城鄉居民收入之比為1：2.2，1995年為1：2.71，2000年為1：2.79，2001年擴大到1：2.9。三是地區間差距擴大2000年，東部地區人均收入是西部的2.26倍，最高的省與最低的省差距超過3倍。四是行業間的收入差距進一步擴大80年代中期，行業間收入差距開始顯現，到90年代中期最高行業人均收入與最低行業之比為2.23：1，2000年又上升到2.63：1。五是不同經濟性質的單位職工收入差距越來越大國有經濟性質單位職工工資與集體經濟性質單位職工工資相比，1985年的平均工資差距為1.25：1，2001年擴大到1.63：1，其他經濟性質單位職工工資與集體經濟性質單位職工工資相比，1985年的差距為1.49：1，2001年發展到1.77：1。六是城鎮內部各階層之間的收入差距的擴大速度明顯加快特別是近兩年，高收入戶的收入增長大大超過了低收入戶的收入增長，2002年1季度的統計表明，20％的高收入者的收入占總收入的46.2％，20％的低收入者的收入占總收入的6％，高低收入差距為7.66倍。2、財產的集中度越來越強，居民家庭財產的差別越來越大最新的調查統計顯示，10％的富裕家庭占城市居民全部財產的45％。最低收入10％的家庭其財產總額佔全部居民財產的1.4％，另外80％的家庭佔有財產總額的53.6％。與此同時，城市居民金融資產出現了向高收入家庭集中的趨勢，戶均金融資產最多的20％家庭擁有城市居民家庭金融資產總值的比例目前約為66.4％，在最低的20％的家庭中，戶均擁有的金融資產只有居民金融資產總額的1.3％。當前我國城市居民家庭財產的基尼系數為0.51，遠遠高於城市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數0.32。3、體制內的「平均主義分配」和體制外的「收入差距過大」兩種極端現象同時並存「平均主義」並沒有徹底根除，主要表現在工資收入（不包括工資外收入）分配上，多數國有企業以及機關、事業單位、群眾團體內部工資收入分配差距偏校與此同時，在工資外收入分配方面存在著「收入分配差距過大」現象。工資外收入、壟斷性收入和非法非正常收入是引起收入分配差距過大的主要根源。4、收入分配不規范一是工資支付不規范，全國各地均不同程度存在拖欠職工工資現象；二是工資提取不規范，實行工效掛鉤企業的計劃外、基數外提取工資現象較普遍；三是部分企業建立補充養老保險超過工資總額的4％的標准進入，變相提高收入；四是企業經營管理人員「職務消費」隨意性太強，缺乏合理有度的約束。5、整體收入結構仍不合理主要表現為：一是工資收入結構不合理，制度內工資低，制度外勞動報酬高，項目繁多，未納入工資內；二是按多種要素分配的收入比重不大，與中央關於「允許和鼓勵資本、技術、管理等要素參與收益分配」的要求尚有差距。我國城鎮居民按多種要素分配的格局還遠遠沒有真正調整到位，其它要素參與分配還需要進一步增加比重。二、調節我國居民收入分配狀況的財稅政策財政政策是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調節經濟運行和社會發展的主要工具之一。由於個人收入分配活動與財政收支有著特定聯系，財政政策可以說是政府調節個人收入分配的主要手段。從我國轉軌期經濟運行和制度安排特點以及市場經濟的一般特徵三個角度看，運用財稅手段調節個人收入分配本質上是要妥善處理好三大矛盾：第一，經濟增長與增長福利分配之間的矛盾改革之後的中國在20多年的高速經濟增長過程中，GDP規模快速膨脹，但增長福利分配呈現出逐步拉大趨勢，一部分人的生活質量相對來講反而下降，低收入群體規模有所擴大。很顯然，現在有必要利用財稅手段調節好經濟增長的分配基矗這種調節的難點在於把握好公平個人收入分配的力度不能大幅度約束效率的遞增。第二，合理解決培育中等收入階層與擴大向低收入階層轉移支付規模的矛盾中等收入階層人數增加是市場經濟條件下個人收入分配格局的規律性傾向，對消費進步和社會穩定具有重要推動作用。而擴大向低收入階層轉移支付規模也是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撐力量。但從理論角度看，這兩者之間存在有一定的相互約束性，其表現是擴大向低收入階層轉移支付的規模勢必要影響中等收入階層的狀況，從而制約中等收入階層的擴張。第三，妥善處理創造就業機會與轉移支付資金之間的矛盾財稅政策調節個人收入分配有兩個切入點：一是創造就業機會，使中低收入者得到掙取收入的機會；二是在個人之間進行收入的轉移支付。從理論上講，這兩者有一定的矛盾，突出的表現是財政資源利用上的此消彼長。很顯然，確定合理的調節個人收入分配的財稅政策就是要在創造就業和轉移支付之間選擇一個適當的配比。綜上所述，可確立以下一些個人可支配貨幣收入財稅調節政策：第一，在各級財政之間合理劃分收入分配調節事權收入分配調節涉及各級財政，因而首先要合理劃分事權。由於我國是區域經濟極度不平衡的國家，收入分配調節事權不可能相對集中，確定全國范圍內相對統一的調節標准也就不是一個務實的選擇。為此，收入分配調節的基本事權應按居民屬地來劃分。但考慮到各級財政收入汲取能力的體制性和資源性差異，可把收入分配調節財力支持劃入轉移支付體系。進一步說，上級財政可從專項轉移支付角度向下級財政撥付資金彌補下級財政的收入分配調節財力不足。從我國現實情況看，為了實現收入分配調節的針對性，中央財政對向省級財政轉移扶貧資金時可指定地區和類別。省級財政則可向符合條件的下級財政確定收入調節補助。這種補助額的確定應以各地收入、物價和人口狀況為依據，而不必尋求補助標準的統一性。第二，建立居民收入監測體系建立居民收入監測體系時一方面可利用納稅信息，另一方面則可利用社會保障體系中的相關信息。如社會平均工資、個人賬戶金額、統籌賬戶金額等。通過這些信息推算出收入的絕對額。同時，還應利用價格指數、工資指數、實物耗費指數等來監測居民收入的相對變動狀態。建立相對科學、全面的居民收入監測體系的重要作用在於我們准確劃定調節對象提供基礎資料。第三，改革收入分配調節資金支出方式目前我國調節收入分配的財政性資金的支出以現金補助為主，這種模式在現實情況中暴露出了一些明顯的問題。突出的表現是資金使用一定程度上不能夠充分實現預期目的。比如低收入階層部分領取補助金者把錢用在非基本生活必需品消費上。為此，我國各級財政可建立對低收入群體基本生活消費的定向補助制度。如憑發票或收據報銷定額義務教育學雜費、水電費、醫葯費、食品支出等。有條件的地方可適當放寬補助范圍。定額標准確定權可由市級財政掌握，省級財政可酌情予以調控。第四，調整相關稅制改革個人所得稅稅制，在適度提高起征點的同時，減少級次、擴大級距並降低稅率，特別是3000元？5000元這一區間內的收入應採取低稅率政策，因為這一收入區間是中等收入階層的收入界限，稅率過高會抑制中國的消費擴張，反過來削弱經濟增長。在房產稅方面，可考慮在把房產分類的基礎上，把中高檔私人住房納入征稅范圍，稅率從低、征管從嚴。當然，這要以進一步規范房產交易、清除不合理收費為基礎。第五，在中央和省兩級財政中設立低收入群體子女高等教育補助金對低收入群體子女來講，接受高等教育是能否實現收入階層轉換的基本條件。為此，中央和省兩級財政以及有條件的市級財政可在教育經費中核定一部分低收入群體子女高等教育補助金。這筆資金可通過教育部門根據一定的原則無償補助給符合特定條件的已考入大學的低收入群體子女。中央財政的這筆專項資金可向西部地區傾斜，經濟發達的省份可把此類資金地向省內經濟相對落後的地區傾斜。原因：（1）以為勞動者的個人稟賦和家庭負擔不同，實行按勞分配原則必然產生收入和富裕程度的不同（2）實行多種所有制經濟和多種分配方式，擁有不同生產要素的不同社會成員也必然會產生收入的差距和富裕程度的不同（3）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價值規律和競爭的作用下優勝劣汰，使具有不同競爭能力的人在富裕程度上必然出現差距（4）城鄉之間、地區之間，腦力勞動、體力勞動之間。以及不同經濟領域和部門之間客觀上存在差別，也必然引起收入的差別和富裕程度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