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致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因素

『壹』 我國城鄉收入差距形成的原因

地區差距擴大的根本原因在於經濟發展速度的差異

中國居民收入差距有所擴大的現象，最突出地表現在不同地區之間居民收入差距的擴大。從全國來說，東部地區與中西部地區居民收入的差距有所擴大。在一個省內不同地區的居民收入差距也有明顯擴大的趨勢。

造成東部與中西部地區居民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在於經濟發展速度。地區居民收入差距本質上是一個經濟發展問題，而不是採取了市場取向的改革思路。改革開放以來，不論東部沿海地區或中西部地區，都出現了經濟的持續快速增長。例如1991年至2003年國內生產總值年均遞增率，廣東省高達21％，貴州省為14％，與世界上一些國家和地區比較，貴州14％的年增長率也是相當高的，但是與廣東等沿海地區相比，差距迅速拉大。這樣就得出一個判斷，中國地區差異的擴大，是在各地區高速增長的過程中發生的，是前進中的問題。當然我們不能因為是前進過程中的問題而掉以輕心。中央多年來已採取了有力措施，推動了欠發達地區的經濟發展。

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擴大的原因在於二元經濟結構

中國居民收入差距擴大的第二個表現，就是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擴大。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是三大差別之一，是歷史遺留下來的老問題。但是，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不但沒有隨著經濟發展有所縮小，反而有所擴大，則是我們必須正視的問題。

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擴大實際上是二元經濟結構的反映。農民從事的產業是傳統農業，傳統農業的勞動生產率比較低，劉易斯認為只能「維持生計」。農民收入低是傳統農業的產物。城鎮居民從事的產業，劉易斯稱之為「現代產業」，就是現代製造業、信息業和服務業。現代產業的勞動生產率高，職工能夠得到較高的工資收入。所以，從這個意義上可以說，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是二元經濟結構的產物。正確的政策思路有兩條：一是把傳統產業改造成為現代產業，從而從根本上提高農民的收入水平；二是將傳統產業中大量剩餘勞動力轉移到城市的現代產業中去，從而提高他們的收入水平。現在的問題是，傳統農業改造成為現代產業的速度不理想，農業剩餘勞動力轉移也遇到了一些困難。中央已經發現了這些問題，高度重視「三農」問題，取消農業稅等一系列有力措施，已經對從根本上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貧富差距的成因符合庫茲涅茨的倒U型假設

我國居民收入差距擴大的第三個表現是，在城鎮居民中先富裕起來的群體與貧困群體的收入差距有所擴大；農民中先富裕起來的群體與貧困群體之間的收入差距有所擴大。這是最為人們關注的收入差距擴大的現象。

先富群體與貧困群體之間收入差距擴大原因有多種，第一，佔有資產等要素多少不同，而且隨著市場經濟的發育，資產等要素帶來的非勞動收入可能還會有所增加，這就使可以取得非勞動收入的群體與貧困群體收入差距出現繼續擴大的趨勢。第二，人力資本投資多少不同。人力資本投資的差別表現為工資收入的差別是世界各國普遍出現的一個經濟社會現象。隨著勞動力市場的發育，人力資本投資差距造成的收入差別越來越明顯。這種差別表現在能不能找到工作以及工資收入多少。第三，體制等原因造成的收入差距。目前的就業體制、社保體制等不盡合理，有可能造成某些群體的收入高一些，某些群體的收入低一些。

由此得出結論，收入差別產生的根本原因是經濟發展問題，而不是市場取向的改革思路。這符合庫茲涅茨的倒U型假設，即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長期趨勢可以假設為，在經濟增長的早期階段會迅速擴大，爾後暫時穩定，在增長的後期逐漸縮小。目前中國可能正處於收入差距擴大的階段。

『貳』 我國城鄉收入分配差距較大的原因有哪些

地區差距擴大的根本原因在於經濟發展速度的差異
中國居民收入差距有所擴大的現象，最突出地表現在不同地區之間居民收入差距的擴大。從全國來說，東部地區與中西部地區居民收入的差距有所擴大。在一個省內不同地區的居民收入差距也有明顯擴大的趨勢。
造成東部與中西部地區居民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在於經濟發展速度。地區居民收入差距本質上是一個經濟發展問題，而不是採取了市場取向的改革思路。改革開放以來，不論東部沿海地區或中西部地區，都出現了經濟的持續快速增長。例如1991年至2003年國內生產總值年均遞增率，廣東省高達21％，貴州省為14％，與世界上一些國家和地區比較，貴州14％的年增長率也是相當高的，但是與廣東等沿海地區相比，差距迅速拉大。這樣就得出一個判斷，中國地區差異的擴大，是在各地區高速增長的過程中發生的，是前進中的問題。當然我們不能因為是前進過程中的問題而掉以輕心。中央多年來已採取了有力措施，推動了欠發達地區的經濟發展。
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擴大的原因在於二元經濟結構
中國居民收入差距擴大的第二個表現，就是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擴大。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是三大差別之一，是歷史遺留下來的老問題。但是，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不但沒有隨著經濟發展有所縮小，反而有所擴大，則是我們必須正視的問題。
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擴大實際上是二元經濟結構的反映。農民從事的產業是傳統農業，傳統農業的勞動生產率比較低，劉易斯認為只能「維持生計」。農民收入低是傳統農業的產物。城鎮居民從事的產業，劉易斯稱之為「現代產業」，就是現代製造業、信息業和服務業。現代產業的勞動生產率高，職工能夠得到較高的工資收入。所以，從這個意義上可以說，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是二元經濟結構的產物。正確的政策思路有兩條：一是把傳統產業改造成為現代產業，從而從根本上提高農民的收入水平；二是將傳統產業中大量剩餘勞動力轉移到城市的現代產業中去，從而提高他們的收入水平。現在的問題是，傳統農業改造成為現代產業的速度不理想，農業剩餘勞動力轉移也遇到了一些困難。中央已經發現了這些問題，高度重視「三農」問題，取消農業稅等一系列有力措施，已經對從根本上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貧富差距的成因符合庫茲涅茨的倒U型假設
我國居民收入差距擴大的第三個表現是，在城鎮居民中先富裕起來的群體與貧困群體的收入差距有所擴大；農民中先富裕起來的群體與貧困群體之間的收入差距有所擴大。這是最為人們關注的收入差距擴大的現象。
先富群體與貧困群體之間收入差距擴大原因有多種，第一，佔有資產等要素多少不同，而且隨著市場經濟的發育，資產等要素帶來的非勞動收入可能還會有所增加，這就使可以取得非勞動收入的群體與貧困群體收入差距出現繼續擴大的趨勢。第二，人力資本投資多少不同。人力資本投資的差別表現為工資收入的差別是世界各國普遍出現的一個經濟社會現象。隨著勞動力市場的發育，人力資本投資差距造成的收入差別越來越明顯。這種差別表現在能不能找到工作以及工資收入多少。第三，體制等原因造成的收入差距。目前的就業體制、社保體制等不盡合理，有可能造成某些群體的收入高一些，某些群體的收入低一些。
由此得出結論，收入差別產生的根本原因是經濟發展問題，而不是市場取向的改革思路。這符合庫茲涅茨的倒U型假設，即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長期趨勢可以假設為，在經濟增長的早期階段會迅速擴大，爾後暫時穩定，在增長的後期逐漸縮小。目前中國可能正處於收入差距擴大的階段。

『叄』 導致城鄉居民收入擴大的原因

中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形成和不斷擴大的原因分析
關於中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形成和不斷擴大的原因,中國的學者很早就從不同的角度進行了比較深入的探討,可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但歸結起來,中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形成和不斷擴大,可以概括為是自然因素、政策和制度因素及其他一些非正常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
1. 自然因素
農村的自然情況以及農業產業的自然屬性與城市以及城市工業之間所存在的自然差異,是導致中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形成以及不斷擴大的基本因素,或者稱其為自然因素。這里所說的自然因素包括：城鄉產業特性的自然差異、城鄉不同的聚居方式、城鄉之間地理位置的差異等方面。正是這些自然因素方面的差異,必然導致城鄉之間勞動生產率的差異。而農業部門的勞動生產率增長遠遠低於城市工業部門勞動生產率的增長是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形成和擴大的一個現實原因。中國在1952—1978年期間農業增長了69.7%,工業增長了1 596%,工農業年平均增速比為5.58∶1,除了中國實施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產生的效果以外,自然因素在一定程度上發揮了重要的基礎性作用。
(1) 從產業特性的角度講,農產品具有收入需求彈性小的特點,註定了經濟發展達到一定程度後農業增長必然要慢於第二、第三產業的發展(第二、三產業主要集中於城市)。即中國的城鄉經濟並非是同質的,城鄉收入並非源自相同的生產函數[10]。
(2) 城市和農村是人類社會兩種不同的社會聚居方式,形成了兩種完全不同的資源分布方式。由於農業經濟的分散特徵和城市經濟的聚積效應,整個社會的貨幣資本、人力資本、技術、權利、信息、教育等社會資源和經濟資源,由農村向城市地區集中,集中的資源為居住於城市的居民提供了更多的經濟便利和發展機會,也為資本效益的實現提供了更廣闊的空間。資本追逐利潤流動,於是吸引更多的資本流向城市,導致城鄉社會資源、經濟資源分布的不對等。
(3) 中國農村居民人均佔有土地資源的限制也使農業僅僅是農民生活的基本保障,不可能成為農民增收的主要途徑。根據中國2005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中的統計數據,中國人口130 756萬人,其中農村人口74 544萬人,佔全國人口的57%。當年糧食、棉花、油料、糖料、蔬菜的種植面積計14 294萬公頃,農民人均佔有耕地僅0.19公頃。
(4) 中國城鄉居民之間社會地位的差異以及城鄉地理位置的差異也會給城鄉居民帶來不同的地位收益[11]。
2、政策和制度因素
幾乎所有研究中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學者,都認識到具有明顯城市傾向的經濟政策及其制度安排,是中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形成和不斷擴大的現實影響因素,或稱其為政策和制度因素。中國在建國初期,為了迅速實現工業化,採取了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由於當時中國可供投入的要素匱乏,中國重工業發展戰略的實施表現在經濟政策上,自然形成了以農補工的具有明顯城市傾向的經濟政策,並在制度安排上表現出了明顯的城鄉有別傾向①(註：中國在改革開放前具有城市傾向的經濟政策的實施機制是被譽為「三套馬車」的農產品統購統銷制度、人民公社制度和戶籍制度。)。這種城市傾向的經濟政策和相應的制度安排對中國改革開放以前的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形成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而改革開放以後,盡管國家逐步調整了重工業優先發展的戰略,但伴隨中國改革的不斷深入,在以往的體制中受益最大的城市居民為維護自身的既得利益,形成了對政府決策施加壓力的強大壓力集團,而來自城市利益集團的壓力是改革以來城市偏向制度得以延續的關鍵因素[12]151。
這種城市傾向的經濟政策和相應的制度安排對中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形成和不斷擴大的作用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 以農補工的經濟政策。為了給城市工業的發展提供支持,政府通過壟斷國際貿易,高估本國幣值,利用出口農產品補貼進口工業設備[13]；通過控制工農業產品的價格,形成工農業產品價格的「剪刀差」,將農業剩餘轉移給城市工業；通過征地制度偏向城市的設計,將農民失地的損失轉化為城市工業部門的收益[14]。
由於中國政府所實施的以農補工的經濟政策,從1952年到1978年,國家通過工農業產品不等價交換形式從農業轉移資金3 917億元,以稅收等形式轉移出資金935億元,兩項合計4 852億元,扣除同期財政返還給農業的各項支出,農業向外流出資金為3 120億元,相當於同期全民所有制非農業固定資產原值的73.2%。同時國家從國外進口的資本品及其他生產資料所需外匯的60%以上為農產品及加工品出口所得[13]。
(2)城鄉有別的社會運行機制。由於中國城鄉居民在福利制度、稅收、就業、人口遷徙等方面存在著城鄉有別的制度安排,使中國城鄉居民無論在收入水平上還是實際的生活水平上都存在著顯著的差距。在中國的等級序列排序中,無論是基本權利,還是生存條件,或是發展空間,農民始終處於社會等級關系的最底層。農民和城市居民的世襲等級關系,使得城鄉居民無論在教育、醫療、勞動保障、養老、福利等社會待遇上,還是在交換、分配、就業等經濟待遇上,都存在著非常明顯的差距[15]。
(3)城鄉有別的財政投入政策。由於公共產品具有消費的非排他性和非競爭性,無論是城市還是農村,滿足公共產品需求的責任都落在政府的身上。然而,在中國幾十年的發展過程中,國家以及地方財政在提供公共產品的支出方面存在城鄉之間嚴重不均的現象,其具體表現在義務教育、公共衛生、公共設施與基礎設施等方面存在著明顯的城鄉供給差異。

『肆』 影響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因素有哪些

首先介紹一個概念「基尼系數」。基尼系數是國際上用來綜合考察居民內部收入分配差異狀況的一個重要分析指標，由義大利經濟學家於1922年提出。其經濟含義是：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用於進行不平均分配的那部分收入占總收入的百分比。基尼系數最大為「1」，最小等於「0」。前者表示居民之間的收入分配絕對不平均，即100％的收入被一個單位的人全部佔有了；而後者則表示居民之間的收入分配絕對平均，即人與人之間收入完全平等，沒有任何差異。但這兩種情況只是在理論上的絕對化形式，在實際生活中一般不會出現。因此，基尼系數的實際數值只能介於0～1之間。目前，國際上用來分析和反映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方法和指標很多。基尼系數由於給出了反映居民之間貧富差異程度的數量界線，可以較客觀、直觀地反映和監測居民之間的貧富差距，預報、預警和防止居民之間出現貧富兩極分化，因此得到世界各國的廣泛認同和普遍採用。按照國際慣例，基尼系數在0．2以下，表示居民之間收入分配「高度平均」，0．2～0．3之間表示「相對平均」，在0．3～0．4之間為「比較合理」，同時，國際上通常把0．4作為收入分配貧富差距的「警戒線」，認為0．4～0．6為「差距偏大」，0．6以上為「高度不平均」。一、對我國當前收入分配狀況的總體評價近年來，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分配總體上適應了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分配製度堅持市場取向，不同收入群體的分布基本反映出市場機制發揮基礎性調節的作用；計劃經濟高度集中統一的分配體制被打破，分配正在向科技含量高的行業和新興產業傾斜，腦力勞動者、技術密集領域的勞動者以及資本密集型產業的勞動者的收入正在迅速增長；人民生活水平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提高，城鎮居民的收入分配有力地支持了我國經濟社會的持續快速健康發展。有利因素1、我國城鄉居民收入水平以較快的速度增長從農村居民來看，農民人均純收入1997年超過2000元，2002年達到2476元，平均每年實際增長3.8％。從城鎮居民來看，城鎮居民收入加速增長，2002年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703元，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年均增長率達到8.6％。2、從總體上講，平均主義分配逐步在打破，「腦體倒掛」正在走向「腦體正掛」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平均分配逐步被打破，居民收入差距總體上正在合理拉開，分配開始向科學技術含量高的行業、向新興產業傾斜。傳統的體力勞動、資本含量少、勞動密集、競爭充分的行業的收入在相對降低，科技含量高的行業、新興行業的職工工資水平在顯著增長。腦力勞動者、技術密集型領域的勞動者、資本密集型產業的勞動者的收入正在迅速提高。3、居民家庭財產性收入增長迅速當前，我國城鎮居民年人均財產性收入的年平均增長率為26.42％，比同期城鎮居民人均全部年收入的年平均增長率16.23％高10.19個百分點，說明資本等要素參與分配的力度加大。4、國有單位職工的收入增長勢頭較強「八五」和「九五」時期，我國國有單位、城鎮集體單位、其他單位的工資基本上都呈現正比例線性增長勢頭。其中，國有單位的工資增長最快，平均工資增長了2.74倍，尤其是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國有單位的工資增長最快。另外從工資的絕對增長水平上看，其他單位工資水平一直最高，國有單位次之，城鎮集體單位最低。5、城鎮居民收入增長與宏觀經濟發展保持了協調一致現階段，我國城鎮居民人均第二、三產業國內生產總值、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年可支配收入、職工平均貨幣工資三項的年平均增長率分別為16.25％、16.23％、16.33％。這說明，我國城鎮居民的收入增長與經濟發展速度是同步的，城鎮居民收入增長促進了經濟的持續快速健康發展。然而必須看到，在收入正常增長的背後，也存在著一些不容輕視的問題:1、收入分配的差距不斷擴大，貧富分化加劇主要表現為：一是以基尼系數反映的居民收入總體性差距逐年拉大，已經超過國際公認的承受線1991年為0.282，1998年為0.456，1999年為0.457，2000年為0.458，10年上升1.62倍。二是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不斷擴大1990年城鄉居民收入之比為1：2.2，1995年為1：2.71，2000年為1：2.79，2001年擴大到1：2.9。三是地區間差距擴大2000年，東部地區人均收入是西部的2.26倍，最高的省與最低的省差距超過3倍。四是行業間的收入差距進一步擴大80年代中期，行業間收入差距開始顯現，到90年代中期最高行業人均收入與最低行業之比為2.23：1，2000年又上升到2.63：1。五是不同經濟性質的單位職工收入差距越來越大國有經濟性質單位職工工資與集體經濟性質單位職工工資相比，1985年的平均工資差距為1.25：1，2001年擴大到1.63：1，其他經濟性質單位職工工資與集體經濟性質單位職工工資相比，1985年的差距為1.49：1，2001年發展到1.77：1。六是城鎮內部各階層之間的收入差距的擴大速度明顯加快特別是近兩年，高收入戶的收入增長大大超過了低收入戶的收入增長，2002年1季度的統計表明，20％的高收入者的收入占總收入的46.2％，20％的低收入者的收入占總收入的6％，高低收入差距為7.66倍。2、財產的集中度越來越強，居民家庭財產的差別越來越大最新的調查統計顯示，10％的富裕家庭占城市居民全部財產的45％。最低收入10％的家庭其財產總額佔全部居民財產的1.4％，另外80％的家庭佔有財產總額的53.6％。與此同時，城市居民金融資產出現了向高收入家庭集中的趨勢，戶均金融資產最多的20％家庭擁有城市居民家庭金融資產總值的比例目前約為66.4％，在最低的20％的家庭中，戶均擁有的金融資產只有居民金融資產總額的1.3％。當前我國城市居民家庭財產的基尼系數為0.51，遠遠高於城市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數0.32。3、體制內的「平均主義分配」和體制外的「收入差距過大」兩種極端現象同時並存「平均主義」並沒有徹底根除，主要表現在工資收入（不包括工資外收入）分配上，多數國有企業以及機關、事業單位、群眾團體內部工資收入分配差距偏校與此同時，在工資外收入分配方面存在著「收入分配差距過大」現象。工資外收入、壟斷性收入和非法非正常收入是引起收入分配差距過大的主要根源。4、收入分配不規范一是工資支付不規范，全國各地均不同程度存在拖欠職工工資現象；二是工資提取不規范，實行工效掛鉤企業的計劃外、基數外提取工資現象較普遍；三是部分企業建立補充養老保險超過工資總額的4％的標准進入，變相提高收入；四是企業經營管理人員「職務消費」隨意性太強，缺乏合理有度的約束。5、整體收入結構仍不合理主要表現為：一是工資收入結構不合理，制度內工資低，制度外勞動報酬高，項目繁多，未納入工資內；二是按多種要素分配的收入比重不大，與中央關於「允許和鼓勵資本、技術、管理等要素參與收益分配」的要求尚有差距。我國城鎮居民按多種要素分配的格局還遠遠沒有真正調整到位，其它要素參與分配還需要進一步增加比重。二、調節我國居民收入分配狀況的財稅政策財政政策是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調節經濟運行和社會發展的主要工具之一。由於個人收入分配活動與財政收支有著特定聯系，財政政策可以說是政府調節個人收入分配的主要手段。從我國轉軌期經濟運行和制度安排特點以及市場經濟的一般特徵三個角度看，運用財稅手段調節個人收入分配本質上是要妥善處理好三大矛盾：第一，經濟增長與增長福利分配之間的矛盾改革之後的中國在20多年的高速經濟增長過程中，GDP規模快速膨脹，但增長福利分配呈現出逐步拉大趨勢，一部分人的生活質量相對來講反而下降，低收入群體規模有所擴大。很顯然，現在有必要利用財稅手段調節好經濟增長的分配基矗這種調節的難點在於把握好公平個人收入分配的力度不能大幅度約束效率的遞增。第二，合理解決培育中等收入階層與擴大向低收入階層轉移支付規模的矛盾中等收入階層人數增加是市場經濟條件下個人收入分配格局的規律性傾向，對消費進步和社會穩定具有重要推動作用。而擴大向低收入階層轉移支付規模也是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撐力量。但從理論角度看，這兩者之間存在有一定的相互約束性，其表現是擴大向低收入階層轉移支付的規模勢必要影響中等收入階層的狀況，從而制約中等收入階層的擴張。第三，妥善處理創造就業機會與轉移支付資金之間的矛盾財稅政策調節個人收入分配有兩個切入點：一是創造就業機會，使中低收入者得到掙取收入的機會；二是在個人之間進行收入的轉移支付。從理論上講，這兩者有一定的矛盾，突出的表現是財政資源利用上的此消彼長。很顯然，確定合理的調節個人收入分配的財稅政策就是要在創造就業和轉移支付之間選擇一個適當的配比。綜上所述，可確立以下一些個人可支配貨幣收入財稅調節政策：第一，在各級財政之間合理劃分收入分配調節事權收入分配調節涉及各級財政，因而首先要合理劃分事權。由於我國是區域經濟極度不平衡的國家，收入分配調節事權不可能相對集中，確定全國范圍內相對統一的調節標准也就不是一個務實的選擇。為此，收入分配調節的基本事權應按居民屬地來劃分。但考慮到各級財政收入汲取能力的體制性和資源性差異，可把收入分配調節財力支持劃入轉移支付體系。進一步說，上級財政可從專項轉移支付角度向下級財政撥付資金彌補下級財政的收入分配調節財力不足。從我國現實情況看，為了實現收入分配調節的針對性，中央財政對向省級財政轉移扶貧資金時可指定地區和類別。省級財政則可向符合條件的下級財政確定收入調節補助。這種補助額的確定應以各地收入、物價和人口狀況為依據，而不必尋求補助標準的統一性。第二，建立居民收入監測體系建立居民收入監測體系時一方面可利用納稅信息，另一方面則可利用社會保障體系中的相關信息。如社會平均工資、個人賬戶金額、統籌賬戶金額等。通過這些信息推算出收入的絕對額。同時，還應利用價格指數、工資指數、實物耗費指數等來監測居民收入的相對變動狀態。建立相對科學、全面的居民收入監測體系的重要作用在於我們准確劃定調節對象提供基礎資料。第三，改革收入分配調節資金支出方式目前我國調節收入分配的財政性資金的支出以現金補助為主，這種模式在現實情況中暴露出了一些明顯的問題。突出的表現是資金使用一定程度上不能夠充分實現預期目的。比如低收入階層部分領取補助金者把錢用在非基本生活必需品消費上。為此，我國各級財政可建立對低收入群體基本生活消費的定向補助制度。如憑發票或收據報銷定額義務教育學雜費、水電費、醫葯費、食品支出等。有條件的地方可適當放寬補助范圍。定額標准確定權可由市級財政掌握，省級財政可酌情予以調控。第四，調整相關稅制改革個人所得稅稅制，在適度提高起征點的同時，減少級次、擴大級距並降低稅率，特別是3000元？5000元這一區間內的收入應採取低稅率政策，因為這一收入區間是中等收入階層的收入界限，稅率過高會抑制中國的消費擴張，反過來削弱經濟增長。在房產稅方面，可考慮在把房產分類的基礎上，把中高檔私人住房納入征稅范圍，稅率從低、征管從嚴。當然，這要以進一步規范房產交易、清除不合理收費為基礎。第五，在中央和省兩級財政中設立低收入群體子女高等教育補助金對低收入群體子女來講，接受高等教育是能否實現收入階層轉換的基本條件。為此，中央和省兩級財政以及有條件的市級財政可在教育經費中核定一部分低收入群體子女高等教育補助金。這筆資金可通過教育部門根據一定的原則無償補助給符合特定條件的已考入大學的低收入群體子女。中央財政的這筆專項資金可向西部地區傾斜，經濟發達的省份可把此類資金地向省內經濟相對落後的地區傾斜。原因：（1）以為勞動者的個人稟賦和家庭負擔不同，實行按勞分配原則必然產生收入和富裕程度的不同（2）實行多種所有制經濟和多種分配方式，擁有不同生產要素的不同社會成員也必然會產生收入的差距和富裕程度的不同（3）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價值規律和競爭的作用下優勝劣汰，使具有不同競爭能力的人在富裕程度上必然出現差距（4）城鄉之間、地區之間，腦力勞動、體力勞動之間。以及不同經濟領域和部門之間客觀上存在差別，也必然引起收入的差別和富裕程度的不同

『伍』 關於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加劇的問題

根本原抄因，我覺得要加強，提高農村的教育質量！！現在農村與城市裡的教育差距太大了，不論是師資力量，還是教學設施，都有非常大的差距，導致農村學生不能更好更深刻的學習！教育提高了，有了知識，有了本事，才能參加更好的工作，賺更多的錢！！更重要的還是更切實的實行計劃生育，形成一個良性循環！！

『陸』 1、依據經濟學理論分析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影響因素，確定解釋變數，2

消費理論是研究消費影響因素的理論。消費受許多因素的影響，其中最重要的影響因素是收入，一般把消費與收入之間的數量關系稱為消費函數，消費理論主要就是通過對消費函數的研究，分析消費與收入之間的變動關系。消費理論主要有四種收入理論：1、凱恩斯的絕對收入理論。凱恩斯將消費函數表達為：C＝f（Y），並將此式改寫為C＝bY，表明如果其他條件不變，則消費C隨收入Y增加而增加，隨收入Y減少而減少。他強調實際消費支出是實際收入的穩定函數，這里所說的實際收入是指現期、絕對、實際的收入水平，即本期收入、收入的絕對水平和按貨幣購買力計算的收入。2、杜森貝的相對收入理論。杜森貝提出消費並不取決於現期絕對收入水平，而是取決於相對收入水平，這里所指的相對收入水平有兩種：相對於其他人的收入水平，指消費行為互相影響的，本人消費要受他人收入水平影響，一般稱為「示範效應」或「攀比效應」。相對於本人的歷史最高水平，指收入降低後，消費不一定馬上降低，一般稱為「習慣效應」。3、莫迪利安尼的生命周期理論。莫迪利安尼提出消費不取決於現期收入，而取決於一生的收入和財產收入，其消費函數公式為：C＝a??WR＋b??YL，式中WR為財產收入，YL為勞動收入，a、b分別為財產收入、勞動收入的邊際消費傾向。他根據這一原理分析出人一生勞動收入和消費關系：人在工作期間的每年收入YL，不能全部用於消費，總有一部分要用於儲蓄，從參加工作起到退休止，儲蓄一直增長，到工作期最後一年時總儲蓄達最大，從退休開始，儲蓄一直在減少，到生命結束時儲蓄為零。還分析出消費和財產的關系：財產越多和取得財產的年齡越大，消費水平越高。4、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理論。弗里德曼認為居民消費不取決於現期收入的絕對水平，也不取決於現期收入和以前最高收入的關系，而是取決於居民的持久收入，即在相當長時間里可以得到的收入。他認為只有持久收入才能影響人們的消費，消費是持久收入的穩定函數，即：CL＝bYL，表明持久收入YL增加，持久消費（長期確定的有規律的消費）CL也增加，但消費隨收入增加的幅度取決於邊際消費傾向b，b值越大CL增加越多，b值越小CL增加越少。持久收入理論和生命周期理論相結合構成現代消費理論，這兩種收入理論不是互相排斥的，而是基本一致的，互相補充的。借鑒上述消費理論，在我國當前經濟形勢下，擴大消費需求可從以下幾方面著手：一是堅持發展經濟，認真貫徹執行好發展經濟的各項政策。因為只有經濟發展，國民收入才會增加，人們的絕對收入也才能增加，消費水平才會提高，消費需求也才能擴大。只有堅持發展經濟，國民收入才會持續增長，人們的持久收入才能穩定，持久消費才會持久。二是在國民經濟不斷發展、社會生產效率不斷提高的前提下，制定適宜的勞動報酬政策。當前所執行的「最低工資制度」，推行的「年薪制」等均有利於勞動者收入的增加，進而推動消費的擴大，產生積極的「示範效應」。三是繼續推行有效的信貸措施。前幾年幾次降低利率，對減少儲蓄，增加消費，擴大需求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但效果不明顯。目前的各種個人消費貸款，相對增加了人們的本期收入，擴大了住房、汽車和耐用消費品的需求。但應注意引導人們在貸款消費時，做到量入為出和預期收入有保證，否則將來對個人和社會都會帶來諸多不利問題。四是積極發展老年經濟。隨著社會進步、科技發展和生活水平提高，人們的平均壽命越來越長，我國已開始進入「老齡化」。針對這一現狀，借鑒生命周期理論，在不斷完善社會保障制度，保證和提高老年人收入的同時，積極發展老年經濟，促進老年人的消費，使之成為擴大消費需求有效手段。五是擴大就業面。要千方百計創造就業機會，擴大就業面；特別要針對目前結構調整和企業改制所帶來的下崗失業人員多的現狀，制訂優惠政策，指導和幫肋其實現再就業，更要鼓勵和扶持其自謀職業，以保證的人有穩定持久的收入，促使社會消費水平的提高，擴大消費需求。

『柒』 城市居民內部之間的貧富差距原因

我國城鄉收入差距的現狀及原因分析

摘要:伴隨整體經濟水平的顯著提高,呂梁城鄉居民之間的收入差距開始擴大,成為收入分配領域最突出的變化,也是影響和制約經濟社會持續穩定增長和進一步發展的重要因素。因此,結合數據分析目前我市城鄉收入差距的現狀,以及闡述引起這種差距的原因,對於採取對策縮小差距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城鄉差距問題在解放前就存在,但是由於城鄉收入差距近幾年不斷呈擴大趨勢,2002年黨的十六大報告首先提出了統籌城鄉發展的方略,接著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提出的「五個統籌」的改革發展要求中將「統籌城鄉發展」位於首要位置。黨的十七大又明確提出了「要推進城鄉協調發展,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取得重大進展」,意義更加重大。2004年和2005年的兩個中央一號文件,其最終目標也就是想要通過農民收入的提高,縮小城鄉收入差距,實現城鄉統籌發展。
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問題的研究是從根本上解決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問題和新階段三農問題、推進農村小康建設的客觀要求,對於促進城鄉關系的協調健康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一、城鄉收入差距在我國整體的現狀數據分析
(一)城鄉居民總體收入水平不斷提高
改革開放30年以來,我國經濟發展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社會整體經濟水平顯著提高,國內生產總值由1978年的3 645.2億元增加到2007年的249 529.9億元,2008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為300 670億元,增長了81.5倍。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也大幅提升,1978年為381元,2007年為18 934元。①

經濟整體水平提高的同時,我國居民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和改善,具體參見下頁表1。從表1中可以看出,自1978年以來,我國城鄉居民收入持續攀升,城鎮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78年的343.4元,到1985年為739.1元,1994年為3 496.2元,到2008年城鎮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絕對值增加到15781元,相比較1978年增長了45倍,這是與經濟發展同步的。城鎮居民的恩格爾系數從1978年的57.5%下降到2008年的37.9%;與此同時,我國農村人均純收入也由1978的133.6元增加到2008年的4 761.0元,增長了近35倍。恩格爾系數也由1978年的67.7%下降到2008年的43.7%。這表明城鄉居民的總體收入增加,家庭消費總支出中食品消費支出的比重下降,生活水平不斷提高。

(二)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不斷拉大
整體來看,城鎮和農村的居民收入都是在不斷增加的,但也伴隨著城鄉收入差距的不斷擴大。「在傳統體制初步建立的1957年,城市居民的平均收入為農村居民收入的3.48倍。到文革前的1964年,前者是後者的2.38倍左右。」這一差距一直持續到1979年。

1978年改革開放以後,城鎮居民的收入增長速度遠遠大於農村人均純收入的增長速度,這種速度差距決定了城鄉之間收入分配差距變化的整個趨勢(如圖1所示)。扣除物價上漲因素,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和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實際增長率在1984年以前是農村超過城鎮。1985以後,除個別年份外,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的實際增速相比較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實際增速都要小。
從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與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的比值來看,我國城鄉收入差距總體上呈現不斷擴大的趨勢(如圖2)。1978年城鄉收入差距為2.57∶1,到2008年,我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到15 781.0元,農民人均純收入僅為4 761.0元,城鄉收入差距進一步擴大為3.31∶1。
從絕對差額上來看,1978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農村人均純收入多209.8元。此後絕對數值方面的差距不斷加大,

1985年為341.5元,到1994年增加到2 275.2元,2008年我國城鎮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1 995.2元,農民人均純收入只增加620.6元,不到城鎮居民收入增量的1/3,絕對差額也增加至11 020元。過去的30年,我國城鄉居民人均年收入的絕對額差距增加了近52倍。城鄉居民人均收入的比值和絕對數值方面的差距表明,我國城鄉間居民人均收入的差距已很大,並有進一步擴大的趨勢。

由表1和圖2的數據變化特徵也可以看出,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變動也具有明顯的階段性。1978—1985年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開始縮小,由2.57倍縮小到1.86倍,這是由於農村的率先改革,實行聯產承包責任制,農民收入迅速增加,歷史上居高不下的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開始迅速縮小;1984年城市經濟體制開始改革,城鄉收入差距又開始拉大,城鄉居民收入的比例擴大到1994年的2.86∶1;從1994年開始城鄉之間收入差距出現了下降的趨勢,但從1997年起中國農民收入增長幅度連年下滑,差距又逐步擴大:1997年中國農村居民人均收入僅相當於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的40.5%,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逐年拉大,2002年城鄉居民收入比首次突破3∶1,達到3.11∶1,2007年城鄉居民收入的差距達到3.33∶1,2008年為3.31∶1。
值得注意的是,這個比值不能准確地反映城鄉居民收入的實際差距,如果再加上城鎮居民享有社會保障、各種福利和補貼,城鄉收入差距將更大,實際的城鄉收入比應為6倍左右。來自世界銀行的有關資料顯示,世界上多數國家的城鄉收入之比為1.5∶1,我國的這一比例大大超過了世界各國的水平。

二、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形成的原因分析

(一)體制原因

1.城鄉分割的二元經濟體制
歷史上我國存在的城鄉二元的經濟結構決定了城鄉居民勞動生產率方面的巨大差異,但實行城鄉分割的二元經濟體制加劇了城鄉發展的不同步,是導致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持續擴大的主要原因。建國以來,我國實行的是重工業優先發展的戰略,使得工業發展迅速並快速積累,農業發展緩慢且不穩定,農民收入長期增長緩慢,非均衡發展,從而導致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不斷擴大。
另一方面,由於實行城市和農村兩種戶籍制度,造成城鄉勞動力市場分割和城市勞動力市場對農民的封閉,加固了城鄉二元結構的格局。城鄉兩種戶籍制度的長期存在阻礙了農村剩餘勞動力自由流動,農民享受不到公平的就業機會、薪酬水平、福利待遇,並且農民進城務工也會面臨很多障礙,這種種因素都把農村勞動力長期禁錮於農村和農業,使農民的非農收入減少,這在客觀上也制約了農民收入的增長,促使城鄉收入差距不斷拉大。
2.體制改革
(1)1978年,我國由農村開始進行體制改革,1985年面向城市進行改革。體制改革給經濟注入了活力,使城鄉居民收入水平不斷提高。但在改革過程中,農村居民內部和城鎮居民內部的個人收入增長都是不平衡的,城鄉改革不平衡加劇了城鄉居民收入的不平衡,因此,改革本身帶來了收入差距的擴大。
(2)體制改革的另一個負面後果是產生各種壟斷行為以及通過壟斷行為獲得暴利的尋租活動。在我國,郵電、金融、保險等行業享受國家投資和佔有公有資源等便利條件,實行壟斷經營,形成壟斷收入,壟斷行業的收入持續快速增長,職工的工資收入以及各種福利比非壟斷性行業要高。而且雙軌制的實施,為某些尋租活動提供了便利條件。 (二)制度缺陷
1.分配製度
在按勞分配與按要素分配相結合的新的分配機制下,按照投入生產的要素的貢獻來分配收入,不同的要素所有者由於擁有要素的數量、質量不同而獲得不同的收入。這對促進經濟發展起到了積極的推進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居民的收入水平,但由於城鄉空間地域在市場化等方面的顯著差異,城鎮居民從中受益較多而農村居民從中受益不大,結果在客觀上也起到了擴大城鄉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作用。
2.稅收制度
我國實行的是個人所得稅稅制,目前稅制不規范,個人所得稅難以發揮調節社會貧富差距的作用。首先個人所得稅的起征點過低,只能使得中低收入階層的收入更低,而對高收入階層影響很小,這導致稅收調節的低效應,城鄉居民之間承擔的稅負不均。此外,我國稅收管理薄弱,依法治稅水平不高,對地下稅、黑色稅收打擊乏力,對於個人所得稅的征管嚴重不到位等都使稅收在居民收入差距產生後沒有發揮應有的效果。
3.社會保障制度
我國社會保障制度不健全,覆蓋面低。迄今為止,我國農村仍未能建立一套象城市那樣的社會保障體系,而且養老保險方面,絕大多數農民基本上還都是通過家庭自保來實現保障的。此外,進城農民工的合法權利無法得到有效保障,且難以納入城鎮社會保險體系;失地農民的就業和社會保障問題沒有系統的解決辦法。因此,我國社會保障制度存在的缺陷使得我國不斷拉大的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不斷加劇。
4.監督制度
我國監督制度的建立和發展相對滯後,許多非市場因素在發揮作用,導致各種違法行為、非法獲取暴利的活動以及尋租行為的出現,形成非法收入。這些非法收入,破壞了正常的分配關系, 這也成為導致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一個重要因素。

(三)政策性因素
政策性因素主要體現在國家經濟政策的城市偏向和政策上的財富分配不平等。政府在執行就業、資金投入、財政稅收政策、教育及各種醫療社保和其他福利待遇等方面實行「城鄉分治」,優先發展工業和城市的政策,為促進工業和城市的發展制定了許多優惠政策,而以犧牲農業發展和農民利益為代價,通過工農業產品價格的「剪刀差」,將資本從農業轉向工業。同時,農民承擔的負擔有增無減,農業生產資料的價格有升無降,導致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進一步擴大

『捌』 造成我國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水平差異的原因是什麼

針對收入差距的過分擴大，黨中央多次強調提出應更加重視社會公平。十六屆五中全會提出「注重社會公平，特別要關注就業機會和分配過程的公平」。現在強調注重和關注社會公平特別是分配公平，顯然與此前所主張的「兼顧公平」即把分配公平放在一個次要地位是不同的。有人提出「更加註重公平與強調效率優先並沒有本質上的沖突」，我認為，這種提法是不準確的。如果在分配關繫上繼續講效率優先，那還是主張兼顧公平，這與更加註重社會公平和分配公平是存在「沖突」的。如果講：生產重視效率或效率優先，分配注重公平，那是可以的和正確的。但本來講的是分配關系中的效率和公平問題，這里強調效率優先，就是一種錯位。
公平與效率問題，是國內外學者所關注和長期討論的一個問題。什麼是公平，什麼是效率，由於理解的不同，對二者關系的把握與闡述也就互有差異。而且，講公平與效率的關系，應分清是從什麼角度、什麼領域講的。如果從生產和工作領域來講，強調效率，講效率優先，是不容置疑的。從微觀層面說，應重視勞動效率、管理效率、生產效率、資源利用效率、企業整體效率。任何工作崗位都應重視提高工作效率。特別是作為發展中國家的我國，生產力還相對落後，與發達國家相比，生產效率差距很大。因此，在我國發展生產力是根本任務的當前，重視和強調效率是天經地義的。從宏觀層面講，要強調資源配置效率。我國由傳統計劃經濟轉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由傳統指令性計劃配置資源轉向由市場機制配置資源。實踐證明，由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比起由指令性計劃配置資源來，效率會更高一些。但不能迷信市場萬能，那種完全自發的、不受約束的市場，會導致經濟的周期性震盪，造成資源浪費。需要將政府調節和市場調節統一起來。由看得見的手引導看不見的手，才能發揮和提高市場配置資源的效率。
社會生活的各方面都存在效率問題。有些方面的效率高低與公平並無關系。從近年來討論公平與效率的關系的角度看，這里的效率是指經濟效率，是從社會經濟關系考察的公平與效率的關系。經濟效率的高低會表現為經濟效益和生產效率的高低。但其內涵又不完全相同。經濟效益側重於投入與產出的關系。低投入、高產出就是高效益，可以不涉及速度。發展生產應以經濟效益為中心，而不應片面追求高速度。要改變高速度、低效益的發展路徑。勞動生產率側重於勞動耗費和產量的關系，同量勞動生產的產量越多，表明勞動生產率越高。而經濟效率，既包含經濟效益和勞動生產率的內涵，也與速度和質量相關。提高經濟效率，要求降低耗費、提高質量、增加數量、加快速度。
然而，當我們從收入分配的角度來考察公平與效率的關系時，作為社會主義國家，就應強調和重視社會公平和分配公平。社會主義最大的社會公平，是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逐步實現共同富裕。從長遠發展趨勢來看，提高生產效率，有利於實現社會主義的這種公平。但講分配關系中的效率是指什麼？一般來講，分配自身不存在效率高低問題。人們常講的是分配公平不公平，合理不合理，並不講分配效率是高還是低。從分配角度考察的公平與效率的關系，不是指分配公平與分配效率的關系，而是指分配公平與不公平會影響到勞動效率、生產效率的高低。分配中既不存在分配自身的效率優先於分配公平的問題，也不存在勞動效率優先於分配公平問題。恰恰相反，分配公平合理有利於促進勞動和生產效率的提高，而分配不公，會挫傷人們的勞動積極性和創造性，不利於效率的提高。而且，在分配關繫上講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實際就是上輕公平，把公平放在一個次要的地位。這樣，所謂效率優先也會落空。
有人堅持「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提法，概括起來其理由主要是三條：一是認為強調效率優先就是強調發展生產力，發展生產力就要強調效率；二是認為只有重視效率優先，把蛋糕作大，才能解決分配不公平問題；三是認為強調分配公平而不強調效率，是要退回到平均主義的分配體制中去。這三條理由都難以成立。

『玖』 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原因有哪些

因為文化教育的不同、交通布局的差異以及國家政策和政府投入的不同，從而導致了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農村的教育投入很少，人們的文化知識水平不高，從而給自己的子女灌輸了讀書沒什麼用的思想，這就導致了農村許多的小孩都會認為讀書沒什麼用。

目前，國家對農村財政政策的支持並不完善，而當地政府對於農業的支持率並不高，從而導致了很多農村的會前往大城市打工，而農村的留守兒童和留守老人變得更多。從而導致農村的發展受到了限制。

因此，想要改變城鄉發展之間的差距的話，那麼就要大量的投入對農村的發展，發展農業，同時改善農村的交通設施。提高農民的受教育程度，改善農村的教學環境，從而協調城鄉之間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