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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氏黃陂

發布時間:2021-02-21 17:47:24

1. 武漢陶氏水處理環保科技有限公司怎麼樣

武漢陶氏水處理環保科技有限公司是2015-07-06在湖北省武漢市黃陂區注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專司(自然人獨屬資),注冊地址位於武漢市黃陂區盤龍城漢口北國際商品交易中心FⅡ幢1層20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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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蘇東坡被貶黃州時創作的作品(緊急)

論蘇軾謫居黃州的作品與心態

作者:段勇 轉貼自:本站 點擊數:633

漢語言文學2005屆 段勇

【內容提要】蘇軾是我國北宋時期的著名文學家,他的作品極豐,其詩、詞、散文在古代文學史上佔有極其重要的地位。他「以名太高」,以性太直,屢受小人和政權的排擠與打擊,一生經歷坎坷。本文主要針對他謫居黃州時的作品來探討他在那一特定時期的創作與心態變化之間的相互關系。
在論述中,筆者試圖從蘇軾黃州時期的作品內容和創作風格來探尋其心理的變化,同時結合他的人生背景來解讀印證他的作品。謫貶黃州這仕途的不順,使他將先前的「濟世」、「救時」的創作內容轉移到「逐客」、「閑人」的生活層面上,使他的創作風格出現了短期的超曠。雖然他仕途受阻,心靈受挫,但他所堅持的入世所顯現出來的樂觀自信,以及對社會對人生強烈的責任感又讓他對人生作出了新的追求。這消極與積極的精神情懷的交織,使他的黃州創作步入一個新的境界。
【關鍵詞】濟世 救時 逐客 閑人 虛無 曠達

如果說,在北宋的文學變革中歐陽修是一個中樞式的人物,那麼蘇軾則代表著這場文學變革的最高成就;如果說蘇軾的作品浩如萬里長征路,那麼他的黃州創作就是烏蒙雪山——黃州創作既是他創作中的里程碑,又是他創作中的最高點。
黃州(今湖北黃岡)是長江中游形勢險要之地,我國古代「唐宋八大家之一」、豪放詞派創始人蘇軾,曾被貶到此擔任團練副使。謫居黃州期間忠君愛民,以治國平天下為己任,自知其不悅於世而仍不顧「亡論利害,攙說得失」的蘇軾,因仕途的不順和精神上的打擊使他的心態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但在此期間,他的創作卻取得了最為輝煌的成就。筆者試圖從他此期的作品內容和風格來探討他謫居黃州期間的心態變化,同時結合他的人生背景來解讀印證他的作品。

一、生平多磨礪,「一蓑煙雨任平生」
蘇軾(1037~1101),字子瞻,號東坡居士,四川眉山人,北宋傑 出文學家。他出身於一個比較清寒的文士家庭,父親蘇洵,由發憤讀書而入仕,他受父親影響,走上了同樣的道路,年輕時「學通經史,屬文日數千言」(蘇轍《東坡先生墓誌銘》)。
他二十一歲受歐陽修賞識,考取進士。神宗時, 曾在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職。元豐三年(1080年)因「烏台詩案」受誣陷被貶黃州任團練副使。在黃州四年多,曾於城東之東坡開荒種田,故自 號東坡居士。哲宗即位後,曾任翰林學士,侍讀學士,禮部沿書等職,並出知杭州, 穎州,揚州,定州等地,晚年被貶惠州,儋州。大赦北還,病死常州,葬於河南郟 縣,追謚文忠公。
蘇軾的文學作品標志著北宋文學創作的最高成就。他博學多才,是著名的散文 家,為「唐宋八大家」之一;是著名詩人,同宋代著名詩人黃庭堅並稱「蘇黃」;是傑 出的詞人,開辟了豪放詞風,同傑出詞人辛棄疾並稱「蘇辛」,對後世產生了很大 影響。
二、黃州有新篇,「客來夢覺知何處」
蘇軾曾經詩言:「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蘇軾在黃州赤壁寫作的二賦一詞(即《赤壁賦》、《後赤壁賦》、《念奴嬌·大江東去》),標志著蘇軾在黃州謫居時期,是其文學創作的鼎盛期,或稱高峰期。《念奴嬌·大江東去》、《赤壁賦》、《後赤壁賦》(簡稱「兩賦一詞」)是蘇軾文學創作之巔上的明珠。
蘇軾的創作歷來主張「有意而言」(《策略》)。他說的「意」,指的就是「濟世」和「救時」。然而,他謫居黃州期間,失志的痛苦和生活的艱辛為他提供了一個嶄新的認識視角和觀照方式,來制約著他創作的內容,使他無論感知什麼對象,想像什麼圖景,而後發之為詠嘆,呈現出一種定向。因而,其創作的主旨,也就自然地由此前的「言必中當時之過」的「濟世」、「救時」的主題轉移到更多地抒寫「逐客」、「閑人」生活的題旨上來,以釋放被壓抑的心理能量,在審美的暢然一泄中獲得心理的平衡和心靈的自由。所以「逐客」、「閑人」是蘇軾在這一時期鮮明的缺失性的情感體驗。此期間雖仍寫過一些濟世救時之作,但畢竟數量不多,其筆觸也比較委婉曲折,其鋒芒收斂了許多。此時創作的驅動力使他作品的主題轉移到「逐客」、「閑人」的黃州生活層面上來,其中有兩個最為明顯的特徵非常值得注意。
首先,「逐客」、「閑人」作為蘇軾的缺失性的情感體驗,使他的黃州作品表現出濃厚的虛無主義色彩。
「烏台詩案」受誣遭貶,使蘇軾蒙受巨大的政治挫折,他的缺失性情感體驗達到極限,從而產生了心理嚴重失衡。他此時的內心融進了佛、老的哲學思想,也因此融進了閑適達觀的因素,這就很自然地在作品裡滲透濃厚的虛無主義色彩,把它作為恢復心理平衡的手段之一。
我們來比較一下同樣是中秋詞的《水調歌頭》和《念奴嬌》。
寫於密州(熙寧9年)的《水調歌頭》,流露出的是既嚮往「瓊樓玉宇」的純潔,又嫌惡其寒冷的雙重意念。蘇軾因與王安石的變法主張有許多不同,請求外調,自熙寧四年至元豐初期先後被派往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地方官。所以《水調歌頭》一方面不滿現實環境的惡濁,一方面又留戀人世的溫暖,以「起舞弄清影」為勝境,「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為祝願。不難看出,他的心中充滿矛盾。
再看他寫於黃州的《念奴嬌》:「玉宇瓊樓,乘鸞來去,人在清涼國」表裡澄澈,月下起舞猶不足,乾脆飛回到仙宮里去。「一聲吹斷橫笛」,超逸清空的精神境界,虛無主義色彩何其濃!此時,他沒有「高處不勝寒」的顧慮,也沒有「何似在人間」的留戀,而是要徹底化入大自然中去。
最能表現虛無主義特色的,當然要算元豐五年七月、十月兩次游赤壁,創作的流芳千古的名篇——前後《赤壁賦》和《念奴嬌·赤壁懷古》。在《念奴嬌·赤壁懷古》里,蘇軾沒有忘卻昔日風雲和豪傑英雄,卻借古代英雄人物的業績,抒發自己功業未就的苦悶。詞中「人生如夢」以及《前赤壁賦》中「吾生之須臾」的慨嘆,流露出的正是佛老超然物外的虛無思想。
蘇軾的作品塗抹濃烈的虛無主義色彩,盡管在某種程度上平衡了內心沖突,但終究只能是一種哲學思考。蘇軾到底是以兼濟天下為主,黃州的蘇軾畢竟對政局還未失望,這決定了他不能象歸隱後的陶淵明那樣過無憂無慮、無怨無尤的踏實而淳樸的生活,他唯一能做的是調整心理落差,以待東山再起。所以他離不了現實人生,像「劍米有危炊,針氈無穩坐」(《遷居臨皋亭》)的懼危心態並未改變,「苦寒無入破春妍」(《正月三日點燈會客》)的悲愁也還是時常發生的。
其次,「逐客」、「閑人」作為蘇軾的缺失性的情感體驗,也造就了他黃州時期獨特的生存和生活方式,使他的作品增添了民俗民情的內涵。
在黃州期間,東坡躬耕於田間,尋繹古跡於山水中,讀書、寫作是其主要內容。他有時間和精力去觀察社會,去接觸各階層的人士。上至地方長官,下及流民乞丐、和尚、道士、農夫、漁翁、商人、醫生、秀才、老嫗和兒童,蘇軾與他們相處十分親和。他以普通黃州人的自我意識來觀照生活。於是,一幅幅黃州生活畫面在他筆端繪成。
元豐四年(1081年)所作的《東坡》詩就表現了詩人作為士大夫與底層人民相親相敬的可貴感情。其五曰:「農夫告我言,勿使苗葉昌。君欲富餅餌,要須縱牛羊。再拜謝苦言,得飽不敢忘。」詩中所記,將勞動賦予了形上的色彩,這是以前所未曾經過的,因而使普通勞動具有典型的審美意義,使我們感到黃州的民風敦厚,在蘇軾最需要的時刻,「農夫」溫暖了他破碎的心,幫助他消融了精神的痛楚。
元豐五年十二月十九日是蘇軾四十七歲生日,置酒赤壁磯下。當時 有位進士李委,因蘇軾過生日,特地製作新曲《鶴南飛》以獻。奏後,李委對蘇軾說:「吾無求於公,得一絕句足矣。」蘇軾作《答李委吹笛》(見《李委吹笛並引》)。蘇軾就是在黃州這塊熱土上體味到了黃州文化氛圍里所形成的民俗真情。這真情有益於他超越主體自我,逐漸淡化悲愁,同時又深刻地影響了其文學創作,形成了黃州時期獨具風採的特色,在中國文學史上留下了不朽的藝術魅力。
三、曠達發豪情,「休將白發唱黃雞」
蘇軾的在創作風格為「曠達」,這一點是由他的性格決定,也是他融合儒、釋、道哲學思想的結果。早在密州時所作中秋詞「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就表現了他的豁達胸懷。黃州時,蘇軾的愁苦所構成的「情結」,對其創作風格有所轉變,卻並沒有改變其「曠達」的本色。「曠達」始終是蘇軾作品的主旋律,而這也可以看作是蘇軾在人們眼中所以偉大的一個方面。在此,我們可以結合其黃州的詩、詞、散文創作來談。
首先,就其詩而言。蘇軾在黃州創作的詩中,表現了自己在理想與現實產生矛盾時,採取了一種超然物外、聽任自然、無往而不樂的曠達思想與情懷。有詩為例:「自笑平生為口忙, 老來事業轉荒唐。 長江繞郭知魚美, 好竹連山覺筍香。 逐客不妨員外置, 詩人例作水曹郎。 只慚無補絲毫事, 尚費官家壓酒囊。 」(《初到黃州》)這首七言律詩,充分反映了蘇軾樂觀豁達的天性。在人生途中前有狼後又可能有虎的當口,將一個天才的災禍作為笑談。
蘇軾曠達詩風在他一些寫景小詩里得到充分體現,蘇軾在黃州其間,比較多地留意自然小景、農村風物,如《東坡》、《南堂》、《海棠》等,油然興發,隨意吐屬,洋溢著清新樸厚的生活氣息。如《南堂》:「掃地焚香閉閣眠,簟紋如水帳如煙。客來夢覺知何處,掛起西窗浪接天。」這首小詩熔寫景、敘事、抒情於一爐,暢達明快,使讀者見景如見人,見人如聞聲,窺察到了詩人安居的曠達情愫。
由上述我們可知,蘇軾在黃州已經調動起曠達機制以抵禦諸多紛擾。由於在這個根本點上與陶淵明相通,所以蘇軾在黃州十分仰慕陶淵明的人生態度,開始學習陶氏平淡質朴的詩風。如五言古體詩《東坡八首》,有「八篇皆田中樂易之語,如陶淵明」(一注引趙次公語)。這種風格在黃州只是初露端倪,到嶺南後一百餘篇《和陶詩》則標志著其平淡風格最後完成。
其二,就其詞而言。蘇詞的代表作多產生於他謫居黃州期間。如《卜運算元》(缺月掛疏桐)、《定風波》(莫聽穿林打葉聲)、《西江月》(照野彌淺浪)、《念奴嬌》(大江東去)、《滿江紅》(憑高遠眺)、《水調歌頭》(落日鄉簾卷)等等。我們具體來看看《定風波》(莫聽穿林打葉聲):
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竹杖芒鞋輕勝馬,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 料峭春風吹酒醒,微冷。山頭斜照卻相迎。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
他不為晚晴的出現而高興,既不以風雨為憂,亦不以風雨為喜,曠達地吟道:「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風雨和晚晴都成為過去,好像什麼都沒有發生。其《獨覺》詩:「倏然獨覺午窗明,欲覺猶聞醉鼾聲。回首向來蕭瑟處,也無風雨也無晴。」「回首」二句詩詞皆用,從中亦可幫助我們了解作者對坎坷人生的態度。可以說,這種曠達風格是蘇軾黃州詞風格的主體。
與這種曠達風格相適應的,蘇軾黃州詞往往創造出一個清空的藝術境界。他用清空之筆塑造了一個至今活躍在人們心中的具有曠達特質的東坡先生形象。
蘇軾在黃州也創作了豪放詞。如我們在前面提到的《念奴嬌》(大江東去)。雖然作者寫這首詞時正在政治上受到挫折,流露有沉重的苦悶和「人生如夢」的消極思想,但依然掩蓋不住他熱愛生活的樂觀態度和要求為國家建功立業的豪邁心情。「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一起句就把赤壁懷古之情置於無限廣闊的空間與時間中去,奠定了全詞豪放的基調;接著「亂石穿空,驚濤拍岸,捲起千堆雪」,有音響、色彩、勢態,氣象闊大,筆力飛動,確實是歷代豪放詞少有的氣概。
豪放與曠達在蘇軾黃州詞里有機動統一起來了,兩者雖然有別,但也有可通之處。
其三,就其散文而言。蘇軾在黃州的文學曠達風格也是不可改變的,且具有連續性。我們可以將他的黃州生活和創作與前期相關的風格聯系起來,我們會發現如下事實:黃州散文創作,與他早期以議論為主體的散文「說當時國勢處,字字切中,可與賈生治安策比肩」(沈德潛《唐宋八大家文》)所表現出來的辯才縱橫的風格是有明顯差異的。缺失性體驗,對他的散文思路,顯示了重塑作用。因而他在審美追求中保持目標的正確性,使其精神本體更為精純、完美。這時期的散文比較注重於抒情與敘事、寫景、說理的高度結合,呈現出濃郁的文學性。有他著名的《赤壁賦》為例:
壬戍之秋,七月既望,蘇子與客泛舟游於赤壁之下。清風徐來,水波不興。舉酒屬客,涌明月之詩,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鬥牛之間。白露橫江,水光接天。縱一葦之所如,凌萬頃之茫然。浩浩乎如馮虛御風,而不知其所止;飄飄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
作者在首先交待夜遊赤壁的時間、地點和人物後,即用白描的手法,將「清風徐來,水波不興」、「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鬥牛之間」、「白露橫江,水光接天。縱一葦之所如,凌萬頃之茫然」的江景,巧妙地組成一幅生動真切的畫面,既而抒寫自己「浩浩乎如馮虛御風,而不知其所止;飄飄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的主觀感受。顯然,這是借赤壁風光,用道家虛無主義來超越「有身」。後面幾段因景悟理,在棄置現實的層次上,他表現在賦中力圖超越「哀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無窮」;企圖永遠和宇宙同在的精神痛苦的傾向,與他「今見《莊子》,得吾心耳」的超脫放曠完全一致,「且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窮藏也,而吾與子共適。」蘇軾認為,從變的角度看,人生固然短暫,但從不變的一面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 」,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只是在無限的宇宙天地中須暫往而已,一切都是既「非吾之所有」,就只好「莫取」。但「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是「取之無禁,用之不竭」的,可以盡情地享受而又與世無爭。這樣就回歸了自然,與自然合一,寄生於天。於是就曠達地「挾飛仙以遨遊,抱明月而長終」。故篇末就有了精彩的超脫後的曠達:
「洗盞更酌,餚核既盡,杯盤狼藉。相與枕藉乎舟中,不知東方之既白。」
蘇軾黃州時期的散文引人注目的還有數量可觀的筆記小品和書札。其文可貴之處在於真切自然,處處映現出蘇軾超塵脫俗、光風霽月般的人格力量。如《記承天寺夜遊》、《游沙湖》、《記樊山》、《別文甫子辯》等,千載之後仍能動人心弦,東坡先生形象在一篇篇的作品中呼之欲出,他的為人,他的哲學,都豁然呈現。

東坡先生仙逝,至今已有九百多年了。但是,他那鮮明的個性、豐富的情感、卓絕的才智所構成的多姿多彩的形象,一直令人魂牽夢繞。
一生坎坷,千秋功過,到底誰與評說?筆者專門就蘇軾謫居黃州時的部分創作來探討他的心態與作品,以求讓我們這些現代人在面對失意的時候能夠懂得早日從消沉中解脫出來,以樂觀的態度、曠達的襟懷迎接新的挑戰。筆力不逮,多有紕漏,請老師指正。

3. 姓氏的來歷

姓氏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人類原始社會的母系氏族制度時期,所以中國的許多古姓都是女字旁或底。 姓是作為區分氏族的特定標志符號, 如部落的名稱或部落首領的名字。傳說黃帝住姬水之濱,以姬為姓;炎帝居姜水之旁,以姜為姓。皇天以大禹治水有功,賜姓為姒。此外,部落首領之子亦可得姓。黃帝有二十五子,得姓者十四人,為姬、酉、祁、己、滕、任、荀、葴、僖、姞、儇、依十二姓,其中有四人分屬二姓。祝融之後,為己、董、彭、禿、妘、曹、斟、羋等八姓,史稱祝融八姓。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母系氏族制度過渡到父系氏族制度,氏族制度逐漸被階級社會制度所替代,賜土以命氏的治理國家的方法、手段便產生了。氏的出現是人類歷史的腳步在邁進階級社會。姓和氏,是人類進步的兩個階段,是文明的產物。夏、商時期,貴族皆有姓氏。姓的分支為氏,意思相當於家或族。夏王室為姒姓,另有霸主昆吾為己姓,己姓中有蘇、顧、溫、董、豢龍等氏。商王室為子姓,另有霸主大彭、豕韋為彭姓。商代還有條氏、徐氏、蕭氏等十三個氏。周代是中國姓氏大發展的一個重要時期,姓氏制度見於記載者較多。周王為姬姓,周王所封建的各諸侯國之君和卿大夫有同姓和異姓的區別。到東周春秋時,可考的有姬、姒、子、風、嬴、己、任、祁、芊、曹、董、姜、偃、歸、曼、熊、隗、漆、允等二十二姓。雖然周代貴族有姓,但只有女子才稱姓,未婚女子如齊姜、宋子,齊、宋為國名,姜、子為姓。已出嫁女子,如江芊、欒祁,江、欒為夫家國、氏名,芊、祁為女子本人的姓。當時有同姓不婚的習俗,故稱貴族女子的姓以示與夫家之姓有所區別。周代實行宗法制,有大、小宗之別。一個氏的建立表示一個小宗從大宗(氏)分裂出來,另立門戶。建立侯國要經周王認可,卿大夫立新家要得到君主允許,稱之為「胙之土而命之氏」。貴族獲得氏的方式有以下幾種:

①以國名為氏
諸侯國君主以受封的國名為氏。如晉重即晉文公重耳,以國名晉為氏,重為重耳的簡稱;魯申即魯僖公申,國名魯為氏,申為名。

②以封地為氏
卿大夫及其子孫以采邑名為氏。如晉國大夫畢萬采地為魏,後世子孫以魏為氏;曲沃桓叔之子公子萬封於韓,以韓為氏。

③以官名為氏
貴族及其子孫以其官名為氏。晉國的林父為步兵組織三行里中行的軍帥,稱中行桓子,其子荀偃稱中行偃,以中行為氏;宋國執政卿樂喜(子罕)稱司城子罕,其孫樂祁(子梁)稱司城氏,是以司城為氏。司徒、司馬、司空、司寇也是此類。

④以職業為氏。
如巫氏、卜氏、祝氏、史氏、匠氏、陶氏等等。

⑤以居住地為氏。
魯庄公子遂住魯東門,稱東門遂(名)、東門襄仲(字),是以東門為氏;宋國樂大心為右師,居於宋桐門,稱桐門右師,是以桐門為氏。諸如東郭、西門、池等等。

⑥以同周王或侯君主血緣關系遠近之稱為氏
周僖王之子虎稱王子虎,其孫稱王孫蘇;鄭穆公之子喜(子罕)稱公子喜,其孫舍之(子展)稱公孫舍之。

⑦以貴族的字為氏
按照宗法制度,公族只包括各代國君的近親三代,公孫之子不屬公族而須另外立氏。這些貴子孫多以其王父(祖父)之字為其氏。鄭國公子發字子國,其孫國參(子思)即以「子國」的末字為氏;另有公子,字子駟,其孫以「駟」為氏。以祖父之字為氏最為常見,是得氏通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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