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陂開槍

❶ 誰知道有關吉鴻昌的故事 富貴不能淫

「我是中國人！」

1931年秋，吉鴻昌擔任第二十二路軍總指揮的時候，曾被迫出國作了一次考察。出國之前，已是震撼中外的「九·一八」事變之後，日本帝國主義侵佔了我國的東北三省。蔣介石為了阻撓父親的抗日活動，立逼他「攜眷出國」，作「軍事考察」，而實際上是奪去了父親的軍權，將他流放國外。
到了美國紐約，一次，他穿著整齊的軍裝，率領一行從屬人員走在街上，突然有人攔住他故意問道：「你是日本人吧？！」吉鴻昌叫翻譯回答說：「不，我是中國人！」對方聽了搖搖頭表示不相信地說：「中國人？東亞病夫，不可能有這樣魁梧、高大的軍人……」又一次，他到紐約的一家郵局寄送東西，那裡的工作人員又明知故問地說：「你是哪國人？」我父親大聲說道：「我是中國人！」對方奚落地說：「地圖上已經找不到中國了。」
接連受到這樣的嘲笑和侮辱，使他異常氣憤，甚至連飯也吃不下去了。他嚴肅地說：「侮辱我吉鴻昌本人，我並不在乎，但是我們是代表中國到美國才考察的，受侮辱的是我們整個國家，整個民族啊！」堅決地表示：「下次外出時，就帶上『我是中國人』的牌子，讓外國的朋友們都知道中國人是有血性的，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華民族一定會重新振興起來了！」
果然，他用草板紙自製了一個約半尺長的長方形牌子，用毛筆寫著「我是中國人」幾個大字，並在下邊註上英文。他挺著胸膛，昂首闊步地穿過圍觀的人群，顯示出中華民族的驕傲。
「做官即不許發財」———吉鴻昌的細瓷茶碗的故事

民族英雄吉鴻昌將軍，在其短暫的一生中，不僅以其鐵骨錚錚、英勇善戰讓敵人聞風喪膽，而且還以其體恤民情、正直清廉令人們敬仰。

1920年5月，吉鴻昌的父親得了重病。吉鴻昌回家探望，看到父親那依依不捨的眼神，知道父親有話要講，便說：「爹，您有啥話盡管說，孩兒一定銘記照辦。」他的父親語重心長地說：「吾兒正直勇敢，為父放心，不過我有一句話要向你說明：當官要清白廉政，多為天下窮人著想，做官即不許發財。你只要做到這一點，為父才死而瞑目。不然，我在九泉之下也難安眠啊！」吉鴻昌強忍悲痛，含著熱淚答道：「孩兒記下了，請父親放心！」

父親病逝後，吉鴻昌即把「做官即不許發財」7個字寫在細瓷茶碗上，交給陶瓷廠仿照燒制。瓷碗燒好後，他用卡車拉到部隊，集合全體官兵，舉行了嚴肅的發碗儀式。他說：「我吉鴻昌雖為長官，但我絕不欺壓民眾，掠取民財，我要牢記家父的教誨，做官不為發財，要為天下窮人辦好事，請諸位兄弟監督。」接著，他親手把碗發給全體官兵，勉勵大家廉潔奉公。當時吉鴻昌在西北軍馮玉祥部下任營長，只有25歲。

自此，吉鴻昌就將那隻寫有「做官即不許發財」的細瓷茶碗帶在身邊，用它作為一面鏡子，時刻提醒自己應如何為人做事。這只碗隨吉鴻昌將軍走南闖北，直到他39歲犧牲。

❷ 魯建國是武漢寶威典當老大嗎

是吧，網路搜得到，這年頭老大不好當，他實力雄厚，中國民企500強董事長

❸ 關於吉鴻昌的事跡

吉鴻昌（1895.10.18-1934. 11.24 ） 抗日愛國名將，原名恆立，字世五，漢族，河南扶溝人,中國抗日將領,民族英雄。1895年10月18日出生於河南省扶溝縣呂潭鎮一個貧苦農民家庭。受家父影響，吉鴻昌幼年即具有愛國思想。1913年秋天，不滿18歲的吉鴻昌便投到馮玉祥部當兵。他因吃苦耐勞、智勇正直被馮賞識，提升為手槍連連長，不久又提升為營長。
1921年，吉鴻昌回鄉探親時，拿出全部積蓄，利用一所破廟作校舍，創辦了「呂北初級小學」。吉鴻昌立下規定：凡是貧家子弟，一律免費上學。學校規模一度壯大，曾被譽為「豫東第一」。
1925年10月，吉鴻昌升任綏遠省督統署直轄騎兵團團長兼警務處處長。不久又被任命為第36旅旅長。十幾年裡，吉鴻昌雖不斷陞官，但卻絲毫沒有改變「當兵救國，為民造福」的初衷，時刻銘記著父親「作官即不許發財」的教誨，平時省吃儉用，興辦公益事業。他嚴於律己，也約束部隊不許擾民。吉鴻昌結識共產黨員宣俠父等人，開始接觸革命思想。1926年9月，馮玉祥在五原誓師，響應北伐。吉鴻昌率部參加了西安之戰。1927年4月，吉鴻昌所部擴編為第19師，升任師長，歸屬馮部國民革命軍第2集團軍所轄。國民革命軍沿隴海路東征，吉鴻昌率部攻克洛陽、鞏縣，又強渡黃河，佔領豫北重鎮新鄉，奉軍被打得抱頭鼠竄。吉鴻昌所部被譽為「鐵軍」。
1928年任第30師師長，調防甘肅天水。 1929年7月，吉鴻昌進兵寧夏，任寧夏省政府主席兼第10軍軍長。他整飭了軍隊和吏治，致力於漢回團結，提出了「開發大西北」的口號，決心為民興利除弊。
1930年4月，蔣、馮、閻中原大戰爆發。吉鴻昌奉命率部從寧夏出潼關，參加討蔣大戰。9月，馮玉祥的西北軍戰敗。吉鴻昌為了保存實力，接受蔣介石改編，就任第22路軍總指揮兼第30師師長，不久被蔣派往光山、商城一帶進攻鄂豫皖蘇區。
吉鴻昌對進攻蘇區十分反感。他「託病」到上海與黨組織取得了聯系，隨後又化裝到鄂豫皖蘇區進行了考察，思想上受到很大觸動。隨後曾在潢川組織所部起義參加工農紅軍未果。蔣介石發現吉鴻昌有「謀反」之意，便解除了他的軍職，逼迫他出國「考察」。
1931年9月21日，矢志抗日的吉鴻昌將軍被蔣介石逼迫下野，到國外「考察實業」。船到美國，吉鴻昌就接二連三地遭到意想不到的刺激，如那裡的頭等旅館不接待中國人，而對日本人卻奉若神明。有一次，吉鴻昌要往國內郵寄衣物，郵局職員竟說世界上已經不存在中國了，吉鴻昌異常憤怒，剛要發作，陪同的使館參贊勸道：「你為什麼不說自己是日本人呢？只要說自己是日本人就可受到禮遇。」吉鴻昌當即怒斥：「你覺得當中國人丟臉嗎 ，可我覺得當中國人光榮！」為抗議帝國主義者對中國人的歧視，維護民族尊嚴，他找來一塊木牌，用英文在上面寫上：「我是中國人！」
在國外，吉鴻昌利用記者的采訪，以事實揭露了日本侵略中國的種種罪行，並斥責英國縱容日本侵略中國和蔣介石對日妥協的丑惡行徑。在德國，吉鴻昌曾多次要求到蘇聯參觀訪問，遭到蔣介石反動政府使館的百般刁難，不予簽證。悲憤之下，吉鴻昌揮筆疾書：「渴飲美齡血，飢餐介石頭。歸來報命日，恢復我神州。」
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變爆發後，吉鴻昌聞訊立即回國寓居天津，秘密與中共華北政治保衛局聯系。不久，他整理出版了《環球視察記》，藉以抒發他憂國報國的熱情。同年4月，吉鴻昌在北平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由一個愛國的舊軍人轉變為堅定的共產主義戰士，從此踏上了新的革命征程。他按照黨的指示，到湖北黃陂、宋埠一帶召集舊部策劃起義。起義失敗後，他赴泰山動員馮玉祥出山組織武裝抗日。吉鴻昌毀家紓難，變賣家產6萬元購買武器，積極聯絡各地抗日零散武裝，作起兵抗日准備。
1933年5月26日，吉鴻昌同馮玉祥、方振武等抗日將領依靠蘇聯的武器支援和集合東北義勇軍在張家口宣布成立「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吉鴻昌任前敵總指揮兼第2軍軍長。敗退的熱河軍，蒙古族武裝，察哈爾當地民團和一些當地的土匪武裝建立了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任第2軍軍長，旋任北路前敵總指揮,率部向察北偽軍進擊,在收復康保、寶昌、沽源等城池後，吉鴻昌又指揮部隊向多倫進攻。經過五晝夜血戰，7月12日終於收復多倫。察北四城的收復，極大地鼓舞了全國人民的鬥志。然而，蔣介石卻反誣同盟軍破壞「國策」，令何應欽指揮16個師與日軍夾擊同盟軍。
1933年8月26日，吉鴻昌率領3000多人試圖去商都同抗日同盟軍高樹勛會合，建立蘇區。但遭到國民黨軍隊攔截，蘇區無法建立。吉鴻昌無奈之下找到了方振武，准備一同進攻由國民革命軍駐守的北平城。9月21日，行進到日軍和國軍交界的非武裝區。日軍飛機投放傳單，要求吉鴻昌部隊3日內離開，不然派兵剿滅，吉鴻昌在3日內離開了。10月10日，吉鴻昌部隊在進攻到北平附近的昌平被中央軍，晉軍，西北軍包圍，軍隊嘩變崩潰。
隨後，日軍主力在察邊境集結，並驅使敗退偽軍准備重新進攻。蘇聯在國民政府的壓力之下也停止了對同盟軍的支援。國民政府中央也派出要員去說服同盟軍領袖馮玉祥放棄獨立割據的念頭，將部隊交給中央指揮。而中共則在同盟軍內部開始宣傳策反，准備將抗日同盟軍發展成紅軍，在河北山西建立蘇區。內憂外患之時，同盟軍內部的東北義勇軍部首先表示歸附中央。馮玉祥也發表聲明取消了同盟軍司令的頭銜。8月15日，偽軍重新進攻多倫。分崩離析的同盟軍不敢正面對抗。在15日夜連夜不戰放棄多倫，全軍轉移。轉移之後，剩下的5萬抗日同盟軍徹底瓦解。
吉鴻昌戰至10月，因彈盡糧絕而失敗。為了保存抗日實力，吉鴻昌與方振武到國民黨第32軍駐地同商震談判。不料，蔣介石卻電令商震把吉鴻昌和方振武押送北平審問。途中，吉鴻昌用計使方振武脫身。車行至北平城外，押送人員在吉鴻昌感化下，冒著生命危險放走了吉鴻昌。
天津吉鴻昌舊居1934年5月，吉鴻昌回到天津，組織成立了「中國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他被推為主任委員，進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在他家三樓一角，設立了一個秘密印刷所，出版了機關刊物《民族戰旗》報。他的住宅也成了黨組織的地下聯絡站，因而被黨內同志稱為「紅樓」。
1934年11月9日晚，吉鴻昌在法租界秘密開會時遭軍統特務暗殺受傷，被法國工部局逮捕，後引渡到北平軍分會。11月23日，北平軍分會舉行了一場所謂的「軍法會審」。吉鴻昌在法庭上義正詞嚴地說：「我是中國共產黨黨員，由於黨的教育，我擺脫了舊軍閥的生活，而轉到為工農勞苦大眾的陣營里來，為我們黨的主義，為全人類解放事業而奮斗，這正是我的光榮……」
1934年11月24日是吉鴻昌殉難的日子。面對「立時槍決」的命令，吉鴻昌鎮定安詳地向敵人要來紙和筆，揮筆疾書，寫了自己坎坷曲折而終於走向革命道路的一生，歷述蔣介石禍國殃民的種種醜行。在給夫人胡紅霞的遺囑中寫道：「夫今死矣，是為時代而犧牲……」吉鴻昌披上斗篷，從容不迫地走向刑場。他用樹枝作筆，以大地為紙，寫下了浩然正氣的就義詩：「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國破尚如此，我何惜此頭！」
吉鴻昌聲色俱厲地對特務喝道：「我為抗日而死，為革命而死，不能跪下挨槍，死後也不能倒下，給我拿把椅子來！」吉鴻昌又命令道：「到前面開槍！共產黨員要死得光明正大，決不能在背後挨槍，我要親眼看著蔣介石的子彈是怎樣打死我的！」當特務在吉鴻昌面前顫抖著舉起槍時，他振臂高呼：「中國共產黨萬歲！」「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中國革命萬歲！」在這震山撼岳的呼喊聲中，英勇的共產黨員、中華民族的英雄吉鴻昌壯烈地犧牲了，年僅39歲。
1945年，在黨的「七大」上，吉鴻昌被定為全黨褒揚的革命烈士。周恩來總理在1971年指出：「吉鴻昌同志由舊軍人出身，後來參加共產黨，犧牲時很英勇，從容就義，很有必要把他的事跡出書。」
1984年，在吉鴻昌烈士犧牲50周年前夕，扶溝人民在烈士陵園吉鴻昌烈士陳列館前，為烈士塑了銅像。鄧小平為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吉鴻昌將軍犧牲五十周年紀念輯》題寫了書名。聶榮臻親筆題詞：「民族英雄吉鴻昌烈士永垂不朽！」
1995年，在吉鴻昌烈士誕辰100周年之際，李鵬、喬石、李瑞環、劉華清、張愛萍、遲浩田、程思遠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分別為吉鴻昌烈士題了詞。

❹ 又是一年的九一八事變了

時代背景

一戰後，日本在華擴張受到了英美列強的遏制，中國的北伐戰爭使日本在華利益受到削弱，促使日本政府調整對華政策，加快吞並中國東北地區的步伐；20世紀30年代初，世界經濟危機發生，日本經濟遭受沉重打擊，陷入極端困境，並導致政治危機，在內外交困情況下，日本法西斯勢力決意沖破華盛頓體系對日本的束縛，趁英美忙於應付危機，蔣介石大規模「剿共」之際，奪取東北，以擺脫困境，並圖謀爭霸世界。
中國背景

皇姑屯事件
張作霖
張作霖
日軍與東北軍閥張作霖曾有合作關系，但漸漸的，日本開始將張作霖視為障礙。1928年6月，日本關東軍發起皇姑屯事件，將張作霖乘坐的列車炸毀，張作霖重傷不治身亡，日本希望藉此事件造成東北出現群龍無首的局面，借機佔領東北。[1]
1928年12月29日凌晨，張學良等沖破日本帝國主義的阻撓，聯名通電全國稱：「仰承先大元帥遺志，力謀統一，貫徹和平。已於即日起，宣布遵守三民主義，服從國民政府，改易旗幟。』』是日起，東三省一律改懸南京國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是為東北易幟。至此，北洋軍閥在中國的統治歷史宣告結束。國民黨政府形式上「統一」全國。[2]
張學良進一步對日本採取不合作的態度，並開始在南滿洲鐵路附近建設新的鐵路設施，通過低廉的價格與之競爭，導致南滿洲鐵路陷入了經營危機。感到危機感的關東軍不斷提出抗議，但張學良並不願意妥協。因此日軍石原莞爾、板垣征四郎等人決定發動戰爭來奪得主導權。[3]
中東路事件
張學良(圖1)
張學良(圖1)
1929年6月15日至20日，遼、吉、黑、熱四省及哈爾濱特區軍政大員齊集沈陽，參加張作霖逝世一周年紀念會，並討論中東路等有關問題。7月7日，張學良赴北平與蔣介石晤談；10日，南京政府外長王正廷亦被召至北平；同日，張學良貿然派軍佔領「中東路」，並將蘇聯的商船貿易公司、國家貿易公司等駐華機構同時查封，搜查蘇聯職員·，逮捕200餘人，此為「中東路事件」[4]
7月13日，蘇聯政府照會中國政府表示強烈抗議，並限期答復舉行和談的建議；7月16日，南京國民政府外交部復照蘇聯外交部；蘇方認為不能滿意，於7月17日向南京國民政府宣布斷絕外交關系；7月19日，南京國民政府外交部就中蘇絕交問題發表對外宣言；7月20日，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為蘇聯事發表《告全國將士》電和《告東北將士》書；7月23日，國民政府關閉駐蘇使館。[4]
至此，中蘇邦交完全斷絕。蘇聯在中國的權益暫時委託德國代辦負責。
國共對峙
1927年國共關系破裂後，國民黨雖然逐步統一於南京國民政府的旗幟下，但是其內部派系林立，紛爭不斷，國民政府對南方各省的統治力度薄弱。自1927年秋至1930年夏，中共先後組織了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廣州起義、年關暴動、平江起義、百色起義等上百次起義和暴動，先後創建井岡山、贛南閩西、湘鄂西、鄂豫皖邊、湘鄂贛邊等十多塊革命根據地，發展武裝十多個軍、7萬多人，並多次擊敗國軍一省或多省聯合的進剿和會剿。[5]
中原大戰結束後，蔣介石於1930年10月、1931年4月，先後兩次對中共領導的中央蘇區進行兩次大規模圍剿（使用均為雜牌部隊），均告失敗。
1931年7月，蔣介石再次集中包括部分嫡系在內的30萬軍隊，發動對中央蘇區的第三次圍剿。進剿初期，國軍進展順利；8月上旬，紅軍抓住戰機，接連在蓮塘、良村和黃陂重創上官雲相第47師和郝夢齡第54師，一度取得主動地位，但旋即紅軍主力即於1931年8月16日陷入國軍重圍；隨後因國民黨內部寧粵沖突，國軍圍剿部隊被迫做戰略收縮；紅軍抓住時機，於1931年9月7日—15日間，重創蔣鼎文第9師、韓德勤第52師於白石、張家背一帶。第三次圍剿，國軍基本上能控制戰場局面，雖有損失，也不足以影響全局。而紅軍在國民黨大軍的「圍追堵截」下，卻顯得極為被動，甚至接連受到挫折。[6]
國內混戰
1930年3月，為爭奪中央統治權，汪精衛聯合閻錫山、馮玉祥、
「九一八」事變後上海街頭的反日標語
「九一八」事變後上海街頭的反日標語
李宗仁等地方實力派發起挑戰蔣介石南京中央政府及國民黨中央會議的內戰，5月蔣介石宣布「平叛」，雙方激戰近半年、傷亡30萬人，史稱「中原大戰」。[7]
1931年5月底，廣州國民政府外交部長陳友仁秘密出訪日本，三次會見日本外相幣原喜重郎，「表示願以東北權益博取日本軍火」，但未得到響應；[8] 陳友仁在日期間，還會見蘇聯駐日大使尋求支持，也被拒絕。[9]
1931年9月1日廣州國民政府進行總動員，出師討蔣，並在天津設立「北方軍事政務委員會」，任命閻錫山、馮玉祥、韓復榘、鄒魯等人為委員，統一北方反蔣武裝。[10]
蔣介石迅速調兵「討逆」並親自從南京往南昌督戰，至此，國民政府主要軍事力量都被吸引在了南方。
日軍挑釁
1931年，中國人郝永德未經政府批准，騙取萬寶山村附近12戶農民的土地，並違法轉租給188名朝鮮人耕種水稻。這些朝鮮人開掘水渠，截流築壩，侵害了當地農戶的利益，馬家哨口200餘農民上告。吉林省政府批示：「令朝僑出境」。然而日本駐長春領事田代重德，派遣日本警察制止朝鮮人撤走，且限令於1931年7月5日前完成築渠。7月1日中國農民憤而填渠毀壩，日本警察以護僑為名開槍打死打傷中國農民數十人，一手製造流血事件。事後，日本歪曲事實真相，在朝鮮各地煽動反華風潮，致使旅朝華僑死傷數百人，財產損失尢數。同時日本借機增兵滿洲，為武裝侵略東北大造輿論。[11]
柳條湖事件
柳條湖事件
1931年6月，日本關東軍中村震太郎大尉和曹井杉延太郎在興安嶺索倫一帶作軍事調查，被中國東北軍興安屯墾公署第三團團副董昆吾發現並扣留，在證據確鑿情況下，團長關玉衡下令秘密處決中村震太郎。日本借機宣稱東北軍士兵因謀財害命而殺死中村，威逼中國交出關玉衡，並在日本民眾中煽風點火，用「中村事件」和「萬寶山事件」誣陷中國「損害日韓移民」。[12]
盡管日本在萬寶山事件和中村事件多次挑釁，張學良仍於1931年9月6日致電東北軍參謀長榮臻及東北三省政務委員會：「現在日方對我外交漸趨積極，應付一切，極宜力求穩慎，對於日人無論其如何尋事，我方務須萬方容忍，不可與之反抗，致釀事端。希迅即密電各屬，切實注意為要。」這就是所謂的「魚電」。[13]
江淮水災
1931年7月28日，長江中下游豪雨成災，大水席捲江淮流域8省2市，漢口堤防潰堤，直接沖擊了南京國民政府的經濟和賦稅重心，使本已捉襟見肘的南京國民政府財政雪上加霜。大水造成的災民佔全國四分之一人口，損失達20多億元。國民政府緊急組織「救濟水災委員會」，作為代表政府的最高賑濟機構，制定各種應急救災對策。
國民政府戰爭頻繁，再加上各項建設事業需費甚多，國庫空虛， 嚴重財政赤字，但仍將全國預算七分之一用於賑災，使國家赤字愈加增多。國民政府還通過賑災公債、美麥借款、加征稅收、攤派捐款和社會募捐等籌集錢款賑災，至1931年底共籌集6000餘萬救災款。但湖北、安徽、江蘇仍爆發騷亂。[14]
國民黨政府的外交
萬寶山事件發生後，蔣介石當即指派宋子文與日本駐華公使重光葵秘密商議。
「九一八事變」的歷史圖片
「九一八事變」的歷史圖片 (4張)
隨後，他又抽調具有對日工作經驗的駐日內瓦國際聯盟代表蔣作賓出任駐日公使，想要以外交途徑來消弭東北的危機。
東北地方當局和國民政府依據蔣介石的對日消極態度錯誤地採取了不抵抗政策，但蔣本人在事變當天並不知情，因此張學良對失土喪師應負一定的責任。據《顧維鈞回憶錄》425（也有438頁）頁記載：「委員長原已發現他的處境非常困難，早在沈陽事件之前的夏天，他就在廬山舉行擴大會議，討論當時提出的提別是少帥在東北的集團提出的對日採取強硬態度，和直接抵抗日本的侵略政策等要求，委員長是個現實主義的政治家，他覺得必須對日談判。」[15]
日本關東軍不到兩萬人，中國東北軍駐在東北的有16.5萬人，在關內還有近十萬人。東北軍部隊多次接受張學良不準抵抗的訓令，在日軍突然襲擊面前，除小部分自發英勇抵抗外，其餘均不戰而退。1931年9月19日上午8時，日軍幾乎未受到抵抗便將沈陽全城佔領，東北軍撤向錦州。此後，東北各地的中國軍隊或宣布「獨立」，或繼續執行張學良的不抵抗主義，使日軍得以迅速佔領遼寧、吉林、黑龍江3省大部分地區。雖有一部分東北軍加入了風起雲涌的抗日義勇軍，但東北寒冷的氣候和稀少的村落，抵抗運動很難取得明顯效果。[16]
日本方面

控制東北線路
1905年，日本在日俄戰爭中獲勝，通過日俄講和條約，將中國旅順、大連等地的租借權和「長春－旅順」一段鐵路及附屬設施的財產權利占為己有。此後，日本創立「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並由關東軍負責鐵路沿線的警備。[17]
日本國內情況
明治維新以來，日本奉行軍事優先的原則，培養了大批職業軍人；而1921年華盛頓會議後，日本開始大規模裁軍，1921年至1930年日本的軍費由七億三千萬日元裁減到五億日元以下，裁減額達40%。大規模裁軍引起了軍人們的強烈不滿，不滿的軍人開始秘密集會，天劍黨、櫻會、一夕會等以東條英機、岡村寧次、石原莞爾為首的軍人秘密組織紛紛成立。[17]
1927年6月，日本首相田中義一主持召開「東方會議」，確立了「把滿洲從中國本土分裂出來，自成一區，置日本勢力之下」的侵略方針；兩年後，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波及日本，到1931年，日本陷入極端困難的境地。日本政府急於發動一場對中國的戰爭，藉以轉移國內人民的視線，緩和階級矛盾。[17]
田中奏摺
1927年6-7月，日本政府在東京召開「東方會議」，討論並確定了侵略中國的具體方案，並由田中義一起草了一份秘密奏摺給天皇，制定《對華政策綱要》（即田中奏摺）。奏摺內稱「欲征服中國，必先征服滿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國」，充分暴露了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野心。

❺ 魯建國的事跡

武漢龍發鋼鐵物資有限公司成立於1994年，主要從事鋼鐵貿易業務。「最開始，我只是個收廢品的。」公司董事長魯建國介紹，在回收廢品期間接觸到一些鋼鐵企業，後來慢慢轉做鋼鐵生意，主要模式是從鄂鋼等企業進貨，然後賣給一些中小建築工地。「早期，為了推銷鋼鐵吸引客戶，一度零利潤銷售。」
這樣打拚了一年之後，魯建國慢慢小有積蓄。不過，新的問題又產生了：隨著國家宏觀調控的開始，鋼鐵競爭越來越激烈。在此情況下，魯建國意識到自己必須轉變競爭策略，他把更多心思放在了豐富公司產品品種，提高服務質量等方面。「1995年之前，誰都能在這個行業中賺錢；1995年之後，就只能靠管理、營銷賺錢了。」
鋼鐵行業步入寒冬，然而武漢龍發鋼鐵物資有限公司卻逆市紅火，2011年營業收入71億元，位居「2012年中國民企500強」榜單446位。
該公司董事長魯建國接受記者采訪時介紹，行業不景氣正是大型企業發展的良機。「小企業被市場所淘汰，大型企業正好可以藉此機會擴大規模，做大做強。」盡管公司營收增加，但同樣面臨著鋼鐵行業的瓶頸：產能過剩和行業微利甚至虧損。不過，魯建國並不擔心。他介紹，前些年，只要是做鋼鐵生意的人基本都能賺錢，這本身就是不正常的。「這說明市場太熱了，而且小企業的小鍋小灶，生產成本較高， 不僅浪費社會資源，也不具有長久的競爭力，行業洗牌也是遲早的事。」
對此，一位業內人士表示贊同。「前幾年，房地產很火，不少鋼貿商賺了錢之後都把錢投進去，結果被套了。眼下，不少鋼貿商已經退出市場。」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可以低價介入，並購一些經營不善的公司，實現規模效應。」魯建國舉例道，例如彩電行業，早些年，國內的大小品牌有幾十上百家，但是卻只剩下了長虹等一些實力雄厚的企業。「小企業被淘汰之後，市場漸漸被騰出來，對我們大企業來說反倒是好事。」魯建國介紹，未來除了鋼鐵經銷，還會在鋼鐵產業鏈上進行延伸，正在進行的項目有鋼鐵交易大廈的建設和鋼鐵深加工產業園建設等。

❻ 九一八事變最詳細的講解

九一八事變（奉天事變、柳條湖事件）是日本在中國東北蓄意製造並發動的一場侵華戰爭，是日本帝國主義侵華的開端。

1931年9月18日夜，鐵道「守備隊」炸毀沈陽南滿鐵路路軌，並栽贓嫁禍於中國軍隊。日軍以此為借口，炮轟沈陽北大營。1932年2月，東北全境淪陷。事變後，日本在中國東北建立偽滿洲國傀儡政權。

這次事變是日本推行對華侵略擴張政策的必然的結果，也是企圖把中國變為其獨占的殖民地而採取的重要步驟。它同時標志著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開始，揭開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東方戰場的序幕。

詳細內容如下：

1931年9月18日，日本駐中國東北地區的關東軍按照精心策劃的陰謀，由鐵道「守備隊」炸毀沈陽柳條湖附近的南滿鐵路路軌，並嫁禍於中國軍隊。這就是所謂的「柳條湖事件」。

日軍以此為借口，突然向駐守在沈陽北大營的中國軍隊發動進攻。東北地方當局和國民政府依據蔣介石的對日消極態度錯誤地採取了不抵抗政策，當晚日軍便攻佔北大營，次日佔領整個沈陽城。

日軍繼續向遼寧、吉林和黑龍江的廣大地區進攻，短短4個多月內，128萬平方公里、相當於日本國土3.5倍的中國東北全部淪陷，3000多萬父老成了亡國奴。這就是震驚中外的「九一八」事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