針對於住房保障的完善建議

① 簡述完善我國城市住房保障途徑

您好，很高興回答您的問題。
我國城市住房保障主要針對中低收入人群，其中低收入者住廉租房，收入提高後可以購買廉租房部分產權，還可以買限價的保障房。中等收入和高收入人群購買商品房。
希望能幫到您。

② 關於住房保障工作演講稿

中國社會保障制度是國家對公民在年老、疾病、傷殘、失業、生育、死亡、遭遇災害、面臨生活困難時，由政府和社會依法給予物質幫助，以保障公民的基本生活需要的制度。社會保障制度是國家的基本制度之一。國家必須制定社會保障法律規范，保證社會保障制度真正得到貫徹實施。
從邏輯上講，任何制度的建立都應當先設計再建設，至少在建設之前應該有一個框架性的思路。但是，中國社會保障制度的建設，在原有設計被明顯放棄的情況下，卻始終缺乏長遠性的總體考慮。在一定程度上，對整個中國社會保障制度進行宏觀審視，已經成為當前中國社會政策的當務之急。

一、存在問題與原因分析

簡單觀照，近十幾年尤其是明確提出經濟體制轉型任務之後的十年，中國社會保障制度的整體設計曾經出現過一個比較明顯的變化過程。

1993年，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中第一次就新時期中國社會保障制度的構成進行了闡述，指出：我國的社會保障體系包括社會保險、社會救濟、社會福利、優撫安置、社會互助和個人儲蓄積累。以後1995年、1996年中共中央和全國人大關於經濟社會發展「九五」計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的文件中，又重申了這樣的觀點。但是，1998年開始，隨著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的組建，官方文獻中「社會保障」一詞的內涵和外延均發生了很大變化，過去「六部分」的說法不僅再也沒有在官方文件中出現，實際上被完全放棄，而且代之以「要使社會保險制度、下崗職工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相互銜接、相互補充，不斷完善社會保障體系」（見中發[1998]10號文件《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切實做好國有企業下崗職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業工作的通知》）的提法，以後又進一步演化為「三條保障線」的說法。由於「三條保障線」被認為只是「目前條件下有中國特色社會保障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還不是社會保障制度的全部，官方文件中又再也沒有就完整的社會保障體系的構成發表過任何論述，所以，關於整個中國特色社會保障制度的總體框架問題，便被懸置起來。

由於關於中國社會保障制度總體框架這個帶有根本性的問題被長期懸置，目前在我國社會保障制度建設的實踐中，已經出現了一些明顯的問題。這些問題概括起來，主要是：一、概念使用和某些提法相當混亂，不少保障項目定性不清、目標不準，沒有具體的實施步驟。比如，社會保障與社會福利、社會保險內涵交叉，經常混用；「三無」對象和「五保」供養實質是社會救助卻名之為社會福利；住房救助在實踐中演變成部分人新的社會福利；社會保險的福利色彩十分濃厚；發行彩票被定義為彌補政府財政不足的重要手段；有人提出社會福利產業化、老齡事業產業化口號等等。二、部門之間、制度之間、上下級之間缺乏溝通、缺乏協調，導致整個社會保障制度層次性不強，支離破碎，甚至出現某項保障制度受重視的程度隨著不同社會群體政治呼聲的大小、部門勢力的大小或者某領導人個人影響的大小而發生變化的情況。類似的例子不勝枚舉。三、非制度化特徵十分明顯。集中表現在：法制化水平不高，即使已有法規也嚴重缺乏執法力度，保障制度難以落實；有些保障項目中政府、社會、家庭、個人責任不清，保障效果難以到位；政府職能錯位，不同部門、不同層次的政府責任不明確，同時出現越位和缺位現象；資金籌措不規范，對地方財政的社會保障出資缺乏有效監督；發動社會力量不充分與過分依賴社會力量的情況並存。同時，整個社會保障制度建設具有明顯的應急特徵，突出表現為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比如在解決下崗職工、退役軍人的問題上，在解決拖欠公務人員工資的問題上等等。四、整個社會保障制度存在明顯的結構性缺陷。比如所謂社會保障只覆蓋城市而不包括農村，社會救助制度未得到足夠重視，社會保險保障水平過高而保險層次單一，職業福利未納入政府視野，家庭福利制度付諸闕如，社區保障作用被過分誇大，等等。五、社會保障工作的專業化水平有待提高，突出表現為沒有形成一支從研究到操作的專業化隊伍。不少保障項目的立法缺乏研究成果的鋪墊，很多新的措施缺少前期論證（如時間儲蓄制度、志願者制度），對現有政策法規實行情況的評估難以進行，社會工作職稱體系難以建立，大學社會保障專業、學科設置不盡合理，等等。

簡要分析造成整個社會保障體系缺乏總體設計和框架性關照的原因，大致有以下三點：

首先，各有關方面對社會保障制度重要性的認識尚未達到應有的高度。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根源在於對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原則的片面理解，在於重視經濟發展而輕視社會發展的認識，在於對西方福利國家教訓的懼怕，在於付諸實施的經濟轉型設計方案中缺乏對社會保障制度的足夠重視，在於政府權利本位和公民義務本位而不是政府責任本位和公民權利本位的行政意識和行政習慣，也在於作為大國的中國任何問題都會有較大迴旋餘地的偏見。

其次，不少人對社會保障制度的了解和認識存在某些偏差、錯誤，甚至誤區。表現在具體實踐中，不少人用社會保險代替了整個社會保障制度的建設，有的人誤將應急式的基本生活保障當成整個社會保障制度的建設，也有人用就業就是最大的保障的觀點看待社會保障制度建設問題，從而使社會保障制度的整體設計受到了不應有的沖擊。

再次，有的人對社會保障制度專業化、規范化建設的必要性、緊迫性認識不足。比如，有人認為，中國有社會互助的傳統，有仍然在發揮作用的傳統的社會救濟制度，有政府一再增加的生活保障資金，所以絕對不會出現餓死人、凍死人的情況，嚴格按照制度要求進行規范化、標准化管理沒有必要；有人認為，社會不公平的出現相對於經濟發展要滯後一個時期，所以再過幾年再抓社會保障制度建設還來得及；還有人認為，中國社會不公平的程度遠沒有達到可怕的程度，有學者甚至認為國際通用的吉尼系數可以擴大，所以強調完整、規范的社會保障制度建設是大驚小怪。

二、目標模式與制度設計

在對當前中國社會保障制度建設中的主要問題進行了簡要分析之後，本文認為，中國特色社會保障制度的目標模式和制度框架應當是：以「補救模式」為目標，以社會救助為基礎，以社會保險為主體，以社會福利為補充。

以「補救模式」為目標，就是在充分發揮市場、社會、單位、家庭和個人作用的基礎上，政府只在社會保障制度建設中發揮拾遺補缺的作用，而且保障水平只限定在維持基本生活的水平上，保障制度的設計以不損害市場機制有效運作為必要前提。按照「補救模式」的要求，無論在社會救助、社會保險還是社會福利制度方面，政府都只發揮最小的、迫不得已的作用。選擇這樣的社會保障目標模式，是與中國經濟發展階段、國家財政能力、中國社會的具體國情等因素密切相關的。

以社會救助為基礎，就是把社會救助體系的建立和維護放在整個社會保障制度建設的優先位置，努力建立以維持最低生存為目標，以國有企業下崗職工、貧困人口、災民、「三無」和「五保」人員等特殊困難群體為重點，以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為核心，以災民緊急救助制度、救助性福利服務制度、社會互助制度、扶貧開發制度為主要內容，以醫療、教育、住房、司法等專項救助和臨時救濟為補充，以統一的社會救助服務網路為基本載體的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救助體系。以社會救助為基礎構築中國社會保障制度，既是我國國情所決定的，也是我國現有的社會保障制度發展水平的具體體現。

以社會保險為主體，就是把社會保險制度的建立和正常運行作為整個社會保障制度是否已經建立並良好運行的根本標志，努力建立以維持溫飽水平為目標，以基本養老、醫療、失業、生育、工傷和護理保險為主要內容，以多樣化、可選擇的補充保險為重要輔助的符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保險制度。以社會保險作為整個社會保障制度的主體，是社會保險制度廣闊的保障面所決定的，沒有這個網路作為屏障，政府的社會救助制度將不堪重負。而基本社會保險制度把保障水平定位在維持溫飽的水平上，是「補救模式」的基本要求，也是與中國政府的財政承受能力相符合的。

以社會福利為補充，就是把社會福利制度作為完整的社會保障制度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之一，努力建立以國有企業職工、退役軍人、各類公務人員和見義勇為人員社會福利為基礎，以職業福利、家庭福利、公益事業和社區福利為基本內容的中國特色的社會福利制度。在此，由國家向國有企業職工、退役軍人、各類公務人員和見義勇為人員提供社會福利，是國家義不容辭的基本職責，但由於對這些群體的保障在水平上普遍高於社會保險的一般保障水平，在目的上多數已經成為政府與各種社會力量競爭人力資源的重要手段之一，所以理應成為社會福利制度的基礎。同時，在我國，還要大力發展以政府和社會支持為主要方式的家庭福利，大力發展以提高社會競爭力為目的、由單位提供的職業福利，大力發展由政府、社會和社區居民共同提供的社會公益事業和社區福利。需要說明的是，目前學術界存在著一種片面誇大社區福利重要性的現象，有的學者甚至不恰當地提出所謂「社區保障」的概念，並賦予社區保障以「第二安全網」的定位（竇玉沛等：《重構中國社會保障體系的探索》，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193頁。）應當指出：從理論上講，這種主張也許可以成立，但中國的城市社區目前還遠遠沒有成熟到可以承載為居民提供保障的地步，而且只要社區自治是一句空話，社區服務、社區保障之類就永遠是無本之木、無源之水，根本不可能持續發展。

在整個社會保障制度總體框架的設計中，除了基本目標和保障項目之外，還應當包括三個體系：

（一）法規體系

主要應當由四個部分構成：一是由全國人大制定的以《社會保障法》為根本，以《社會救助法》、《社會保險法》、《社會福利法》為主要內容，以某些部門法為補充的社會保障法律體系；二是由國務院和省級人大分門別類地制定的最低生活保障、災民緊急救助、「三無」和「五保」人員供養、社會互助、扶貧開發和醫療、教育、住房、司法等專項救助，養老、醫療、失業、生育、工傷和護理保險及其補充保險，國有企業職工、退役軍人、各類公務人員和見義勇為人員社會福利和職業福利、家庭福利、公益事業、社區福利等30多個社會保障項目的法規；三是由國務院相關部委和地方人大、地方政府制定的旨在上述法律、法規的實施辦法和具體標准；四是對那些還難以上升成為法律、法規和規章的制度、做法和措施通過文件的形式規定下來，形成政策。從目前的實際情況看，完善社會保障法規體系需要從兩頭做起，一方面是盡快制定《社會保障法》，以確定基本的制度框架；另一方面是從具體做起，把在實踐中已經成熟的做法通過政策、標准和規章等固定下來，然後再逐步完善，形成比較完整的社會保障法律法規體系。

（二）管理體制

根據多年實踐的經驗，結合我國國情，社會保障制度的管理體制應當是：政府統一領導、部門分工協作、社會廣泛參與和分級負責、分級出資、分級管理。這里，有幾個基本要點：

首先，不宜在政府中建立集統一決策與統一操作於一身的社會保障部門，甚至也不宜成立大一統的、領導小組式的協調機構。至於統一設計、統一協調的任務，則應當交由《社會保障法》和《社會救助法》、《社會保險法》、《社會福利法》組成的社會保障法律體系去完成。之所以反對成立統一的社會保障部門，理由有三：一是從實際情況看，社會保障工作涉及的領域太多，而且相關保障工作在操作上與這些領域的具體管理活動緊密關聯。沒有相關領域的專業知識，是根本做不了這些保障工作所需要的鑒定取證、調查核實等工作的，只能徒增周折，事半功倍。二是從行政組織的幅度適中原則看，把30多項社會保障項目統統劃歸一個政府部門去管理，將造成該部門的管理幅度過大、勢力過強，從而不利於整個政府組織的有序運行。三是從已有經驗看，世界上還沒有一個國家把包括社會救助、社會保險、社會福利在內的所有社會保障工作集中到一個政府部門的先例。即使在我國，也從未出現過類似情況。之所以反對成立統一的協調機構，是因為從實踐情況看，我國政府機構中的各種領導小組，往往要設立一個專門的辦事機構，而這個辦事機構所在的部門往往也就成為該項工作的實際決策部門，事實上仍然導致了眾多權力的過分集中，有時還成為這個強勢部門肆意干涉其他相關部門的合法依據，甚至加劇了部門之間的摩擦與扯皮。

其次，在社會保障機構的設置上，應當堅持部門分工協作的原則。具體講，就是在社會救助方面，明確以民政部門為牽頭單位，並負責救助水平的總體把關和具體的協調工作，除了把最低生活保障、災民緊急救助、「三無」和「五保」人員供養、社會互助交給民政部門決策和操作以外，應當把扶貧開發交給農業部門，把醫療救助交給衛生部門，把教育救助交給教育部門，把住房救助交給建設部門，把司法援助交給司法部門；在社會保險方面，明確以勞動保障部門為牽頭和協調單位，除了養老保險、失業保險、工傷保險及其補充保險由勞動保障部門繼續決策和操作以外，應當把醫療保險、生育保險、護理保險及其補充保險等這些與衛生管理工作密切關聯的工作統統交給衛生部門去操作；在社會福利方面，則應當成立一個協調機構總負其責，而把國有企業職工和各類企業的職業福利交給勞動保障部門去操作，把退役軍人、見義勇為人員和包括老年人、殘疾人、兒童在內的各種特殊社會群體的社會福利和家庭福利、公益事業、社區福利和民間組織的職業福利等交給民政部門，把各類公務人員包括公務員、事業單位職工的社會福利及政府機關、事業單位的職業福利交給人事部門。這樣分工，一方面考慮的是相關工作在具體操作中與哪個部門關聯度最大，另一方面考慮的是相關業務的傳統分工。

第三，從責任分工的角度看，要正確區分國家、社會和家庭與個人的責任。所有的社會救助制度和退役軍人、各類公務人員的社會福利，無疑應當由政府負起從出資到組織落實的完全責任，盡管這些領域的保障工作並不排斥甚至提倡社會的積極參與，這是國家的職能所決定的。在社會保險方面，政府的責任主要是負責組織工作和部分出資，包括建章立制、組織落實和為基本社會保險所需資金負最後的「兜底」責任，社會和個人負有按照規定交納社會保險費的義務，當然，這里並不排斥在具體服務工作中的社會參與。在社會福利方面，國家的主要責任是建章立制、引導性地出資、政策扶持和管理監督，社會力量則是實現社會福利制度的主力。

第四，在社會保障管理體制的建立過程中，必須堅持分級負責、分級出資、分級管理的原則。這是由我國行政管理體制上的中央與地方分工決定的，是我國劃分收支、分級包乾的財稅管理體制所決定的，也是社會保障工作本身的特性所決定的，符合我國幅員廣闊，各地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很不平衡和歷史、文化、習俗差異性較大的具體國情。

（三）服務體系

綜合現在的探索思路和已經建立起來的社會救助、社會保險和社會福利服務組織及其運作情況，本文認為，社會保障服務體系的基本格局應當是：以國家辦社會保障服務機構為示範，其他多種所有制形式的社會保障服務機構為骨幹、社區服務為依託、家庭服務為基礎的社會保障服務網路。以國家辦社會保障服務機構為示範，就是國家舉辦、管理的社會救助服務機構、社會保險服務機構和社會福利服務機構在服務水平、操作規范、硬體和隊伍建設等方面發揮示範、標準的作用。以多種所有制形式的社會保障服務機構為骨幹，就是各種所有制形式的社會保障服務機構是提供社會保障服務的主體，國家通過向他們購買服務來實現對社會保障對象的服務，通過政策扶持鼓勵他們向社會保障對象提供無償和低償服務。以社區服務為依託，就是通過在社區修建一批社會保障服務的設施和網點、成立一批中介性服務組織、形成一支專兼職相結合的服務隊伍和廣泛動員社區單位參與社會保障服務，使社會保障服務形成網路。以家庭服務為基礎，就是堅持家庭在社會保障服務中的基礎地位，通過道德教育、輿論宣傳、制度規范和政策支持，最大限度地發揮家庭在社會保障服務中的功能和作用。在此，要特別強調的是，在建設社會保障服務網路的過程中，一定要把信息化建設放在突出重要的位置，因為實現社會保障服務的信息化，可以大幅度地提高社會保障服務工作的效率，極大地節省人力、物力和財力，有利於把服務工作落實到家庭，落實到個人。

三、路徑選擇與政策建議

針對上述問題，面對上述任務，要建立健全中國社會保障制度，就需要選擇以法規建設構建總體框架、以探索實踐完善各項制度的基本路徑，大致要經過制度整合、探索實踐和完善法規三個步驟。

所謂制度整合，就是在三五年內，以「補救模式」為原則，以制定、出台《社會保障法》、《社會救助法》、《社會保險法》和《社會福利法》等社會保障制度基本法律的方式，形成社會保障制度的整體框架。制度整合的核心任務，是構築社會保障制度的項目框架，建立以保障生存水平為目標的社會救助制度、以保障溫飽水平為目標的社會保險制度和提高保障水平為目標的社會福利制度。通過制度整合，要理清中國社會保障制度的基本結構，理清社會救助、社會保險、社會福利的基本內容、保障水平和相互之間的關系，理清政府、社會、家庭、個人尤其是各級政府在各種社會保障項目中的職責分工、責任義務。在這個時期，許多微觀甚至中觀的問題有待於澄清，但經過近十幾年的摸索、實踐，宏觀的框架問題、目標問題、方式問題、責任問題等已經基本弄清，應該說立法的必要條件已經具備。當然，建制時期的法律規定不可能十分准確，也一定存在諸多漏洞，很多條文的要求肯定會失之原則，失之籠統，但這樣的法規有總比沒有要好，尤其在當前社會保障制度建設存在缺乏總體設計的嚴重缺陷的情況之下。因此，通過立法構建、明確中國社會保障制度的整體框架，已經成為中國社會保障制度建設的當務之急。

所謂探索實踐，就是用五到十年的時間，結合現實的社會保障制度建設成就，在《社會保障法》等基本法規的原則和框架內大膽探索，以期對各項社會保障制度的微觀、中觀乃至宏觀層次形成相對成熟的思想觀點和操作規范。這一時期的主要任務：一是對現有的社會保障制度進行結構性調整和彌補。要盡快理順社會救助、社會保險和社會福利制度之間的關系，大力加強社會救助體系建設，積極穩妥地、大幅度地降低社會保險保障水平，建立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護理保險制度、補充社會保險和家庭福利制度。二是抓住關鍵性、核心性的社會保障項目形成比較完善的制度。要優先完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把養老保險、失業保險和醫療保險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並特別關注退役軍人社會福利制度和社區福利制度。三是對其他社會保障項目逐一進行深入探索，形成一系列相對完整的制度規范。比如，災民緊急救助、「三無」和「五保」人員供養、社會互助、扶貧開發和醫療救助、教育救助、住房救助、司法援助，各種補充社會保險，國有企業職工、各類公務人員、見義勇為人員和包括老年人、殘疾人、兒童在內的各種特殊社會群體的社會福利，各種職業福利和家庭福利、公益事業等等方面的制度，都還有待於進一步完善。

所謂完善法規，就是在此前探索、實踐的基礎上，再用三到五年的時間，對以前形成的社會保障基本法律進行修訂，對探索實踐過程中逐步形成的各種法規、規章、標准、規范和政策等進行全面審查、修訂和清理，為形成統一、完整、規范的社會保障制度奠定法制基礎。

③ 完善住房保障制度的必要性是什麼

1．解決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問題是政府應切實負起的責任

我國住房制度改革確立了房地產市場作為住房資源配置的主渠道，但低收入家庭由於支付能力的不足，難以通過市場自行解決住房問題，被排斥在市場之外。在住房資源配置中，既要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也要積極發揮政府保障的作用，一個完善的住房制度必然是由市場機制和住房保障制度有機構成、各負其責的制度。因此，住房問題需要政府介入，通過建立住房保障制度，保障低收入家庭的基本居住權，解決住房上的社會問題和公平問題。

從一些市場經濟國家解決住房問題的經驗看，住房保障是政府的重要職能之一。政府通過安排一定的財政資金支持住房保障，運用多種政策手段給予低收入群體不同的保障支持力度，幫助低收入群體獲得基本的住房。如英國政府扶持非贏利組織興建的普通住宅和對低收入者的租金補貼，近30年來每年一直保持在佔GDP的2%以上，占政府公共支出的5%左右。

目前，我國部分地方政府重視房地產市場發展對本地經濟的拉動作用，但忽視了住房保障是政府不可推卸的重要責任。截至2005年，全國291個地級以上城市中，仍有70個城市尚未實施廉租住房制度，僅有18個省、自治區、直轄市通過簽訂目標責任書等方式，將廉租住房制度建設納入對市（區）、縣政府目標責任制管理和明確了最低收入家庭住房保障目標及具體考核辦法。因此，政府要切實負擔起應負之責，盡快完善住房保障制度。

2．構建和諧社會要求關注低收入群體的住房問題

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提出了構建和諧社會，要求按照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要求，加快推進和諧社會建設。社會保障是保持社會穩定和實現社會和諧的「托底」機制，如果廣大人民群眾可以享有可靠的社會保障，就可以安居樂業。住房保障制度是社會保障制度的重要構成部分，因而，建立完善的住房保障體系，改善低收入家庭的居住條件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保證社會穩定的重要方面。

3．當前房價的過快上漲使住房保障制度建設更具緊迫性

近兩年，我國部分城市房價處於高位上漲的階段，房價上漲越快，住房保障的矛盾越突出，對住房保障的需求越迫切。當前，由於住房保障制度不夠健全，即便是低收入群體，也只能通過市場解決住房問題。低收入群體住房問題隨著房價的持續攀升而日益凸顯，尤其在一些特大城市和大城市，低收入群體的住房支付能力和房價之間的差距呈逐步擴大之勢。

④ 完善住房公積金管理制度的幾點建議

進一步完善住房公積金制度住房公積金制度中存在的月繳額差距過大、覆蓋面不廣、比重過高、管理不善等問題，主要是制度缺陷和管理缺位問題。住房公積金制度是住房分配貨幣化的主要形式，具有福利性、保障性和互助性等特點。

⑤ 關於加強保障性住房建設有什麼好的建議

一、住房保障尚未立法，執行中缺乏約束力、強制力

按照《國務院關於解決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難的若干意見》及住建部等部門的有關政策及規章，各地應根據本地區實際情況，制定保障性住房政策。但經調查，全國大部分地區所出台的住房保障政策是以行政管理部門規章形式出台，而不是以政府文件或地方性法規形式出台，而且國家也尚未出台住房保障法，導致對社會及政府相關部門缺乏約束力、強制力和執行力，對解決中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難問題缺乏有效的法律支撐點。各地保障性住房體系在工作機制、工作體制運轉模式上良莠不齊。大部分地方政府住房保障的機構為臨時、非政府管理部門，尤其是基層實施部門，存在機構不健全，人員、經費不足等問題。

二、住房保障資金得不到有效保障

按照《國務院關於解決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難的若干意見》的要求，各地最少應按上年土地出讓金凈收益的10%，以及公積金增值收益(扣除貸款風險准備金及管理費)計提住房保障資金，並進行專戶管理。但從全國各地審計情況來看，個別城市因地方財政資金困難等原因沒有按規定足額提取，致使住房保障資金得不到有效保障。

三、保障性住房選址困難

多份文件均對優先供應保障性住房建設用地有明確的規定，但在實際實施過程中，個別地方政府在保障性住房建設用地供應上執行政策的偏差很大，用於商業開發的建設用地地段、市政及生活服務設施均有較大的競爭優勢，而用於保障性住房的建設用地鑒於價格問題，選址大多偏僻，交通、學校、醫療等市政、生活服務設施不齊全，導致一部分低收入居民好地段的房子買不起，偏僻的保障性住房不敢買的窘境。

四、退出機制缺乏法律方面的支持

對享受保障性住房的家庭，在日後不具備享受保障性住房條件時如何退出保障性住房，缺乏法律方面具體規定，導致全國普遍存在退出難的問題。

建立健全住房保障體系，加快保障性住房建設，切實解決中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難問題，實現「住有所居」的目標，僅依靠政府的行政能力和行政手段是遠遠不夠的，加快《住房保障法》的立法進程，完善立法程序的及時性、有效性和可操作性極其重要。建議如下：

(一)要盡快立法明確相關部門職責。住房保障體系的建立是一個系統工程，涉及到土地、規劃、財政、民政、房產等一系列政府職能部門，建議應盡快立法明確相關職能部門在住房保障方面的工作職責，進一步強化執行力度和監督力度。

(二)要保證保障性住房建設用地的供應。政府在保障性住房建設用地的供應上要真正體現「惠及民生、讓利民生、保障民生」的理念，要認真研究，精心組織，確保予以優先供應;保障性住房用地選址要充分考慮地段、市政配套設施及生活服務設施完善、齊全。

(三)要立法確保住房保障資金的籌集和落實。立法明確各地最少應按上年土地出讓金凈收益的10%足額提取住房保障資金，利用公積金增值收益(扣除貸款風險准備金及管理費)計提住房保障資金，並進行專戶管理，實行專款專用;對未依法落實保障資金的地方政府及挪用、佔用保障資金的相關部門，要明確責任追究辦法和監管措施。

(四)要立法明確住房保障退出政策。完善各類保障性住房申請、審核、公示、復核、退出等制度;對符合保障性住房條件的人員，在日後復核不具備條件時，應立法明確退出辦法及對拒不退出人員的處罰辦法，並明確處罰執行部門，在法律層面上提供具體操作規則和有效支持依據。

(五)要建立健全住房保障監管機制。建立多渠道的住房保障監管機制。建立責任制，採取年初簽訂目標責任狀，年底績效考評的辦法檢查住房保障任務落實情況;人大、政協對住房保障過程予以全程監督，並聘請社會各界監督員、中低收入家庭人員參與日常考核;利用媒體及網路載體公示各地方政府住房保障任務執行情況、住房保障項目選址及建設情況、住房保障家庭申請審核情況、住房保障資金落實及使用情況等信息，保證住房保障政策公開、公平、公正性;對虛報、瞞報、弄虛作假等手段騙取住房保障的，明確處罰手段、操作細則及執行處罰的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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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如何完善我國的住房保障體系

二、住房保障體系存在的問題及完善

第一，住房公積金制度。1999年4月3日，國務院頒布實施了《住房公積金管理條例》，這標志著我國住房公積金制度進入了一個法制化、規模化發展的新時期。現實施的條例是根據2002年3月24日《國務院關於修改<住房公積金管理條例>的決定》修訂後的條例。住房公積金，是指國家機關、國有企業、城鎮集體企業、外商投資企業、城鎮私營企業及其他城鎮企業、事業單位、民辦非企業單位、社會團體及其在職職工繳存的長期住房儲金。職工個人繳存的住房公積金和職工所在單位為職工繳存的住房公積金，屬於職工個人所有。住房公積金的管理實行住房公積金管理委員會決策、住房公積金管理中心運作、銀行專戶存儲、財政監督的原則。住房公積金應當用於職工購買、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挪作他用。可見住房公積金制度是一項強制單位和個人為個人未來購房進行儲蓄的住房貨幣分配方式，其特點是直接以金融手段支持廣大城鎮職工購買住房，旨在幫助個人緩解購房壓力。利用住房公積金貸款比普通商貸的利率低1%.住房公積金制度自建立以來，覆蓋面不斷擴大，歸集額和繳存額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對中等收入者購買房屋提供了很大的支持作用。但是，該制度在實施過程中也存在著諸多不足之處。首先，雖然住房公積金制度自建立10多年來，覆蓋面不斷擴大，但覆蓋率仍然較低。全國公積金覆蓋率不到50%，仍有4000萬左右的職工還未參加住房公積金制度。[2]一些企業，特別是私營企業沒有繳納住房公積金的意識，也有些企業由於資金流轉不暢任意停繳。其次，住房公積金的運用率低，沉澱資金高。「就全國來看，除在上海、北京、天津、浙江、江蘇、福建等6省市的公積金運用率情況比較樂觀，超過了60%，其中北京高達96%，而其他省市則普遍面臨運用率不足的壓力。」[3]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有以下：辦理住房公積金貸款條件多、手續繁瑣、審批時間長，影響購房者貸款熱情；雖然公積金貸款比商貸低1%，但是這個利率差很小，當商貸採取優惠利率時便優勢不存。而且，利用公積金貸款可貸得額度低，即使採取商貸+
公積金貸款並行的方式，但也終因公積金貸款手續繁瑣等弊端而使人們不得不放棄它的使用；公積金的使用僅限於購買、建造、翻修、大修資助房屋，不能用作租賃之用，這也限制了那些賣不起房的低收入者對住房公積金的使用，對於那些直至退休都賣不起房的人來說，只能等到退休再將公積金支取出來自用，這有悖於公積金作為住房保障的原意。再次，公積金繳存設定了最高繳存比率，不利於單位自主提高職工公積金額度。

住房公積金制度存在的這些不足都影響了其提供住房保障的力度，需要加以完善方能使其更好的發揮作用，首先，加強對我國勞動用工的管理，擴大住房公積金的覆蓋率。必須改變目前我國用工制度的無序狀態，凡是企業用工必須經過當地勞動管理部門的批准，並在勞動管理部門登記注冊。住房公積金管理部門必須對在本市工作的人員進行跟蹤，即在本市工作後，要及時辦理住房公積金繳納的有關手續。[4]逐步推進農民工參統住房公積金的改革措施，使農民工也能從中受惠。其次，賦予住房公積金中心稽查處罰職能，對不繳、欠繳住房公積金的單位予以相應處罰，迫使其按期及時繳納。再次，提高住房公積金貸款額度，降低貸款利率，吸引人們選擇公積金貸款。第四，取消最高比率限制，設定彈性比率，對於有能力且對住房公積金熱情高的單位鼓勵其自己確定比率提高職工住房公積金額度。第五，拓寬公積金的使用用途，以自住為目的的租賃也可申請公積金的運用，真正保障公積金用戶的住房需求。第六，加強住房公積金中心的管理，強化對其的監督，簡化辦理程序，提高辦理效率。

第二，經濟適用房政策。1998年，我國推行經濟適用住房政策，國務院發布的有關文件提出：中低收入家庭購買經濟適用住房；經濟適用房具有社會保障性質，目的是為實現「居者有其屋」。經濟適用房是指以行政劃撥土地建造，享受政府優惠政策，以保本微利（開發商利潤控制在3%以下）為原則，向中低收入家庭出售的不完全產權的普通商品房。「從1998年至2002年，全國共完成經濟適用住房投資3959.67億元；經濟適用住房施工面積達71644.68萬平方米；經濟適用住房竣工面積達42857.60萬平方米；經濟適用住房的竣工量占商品住宅竣工總量的41.2%，也就是說，經濟適用住房已經佔了中國住宅的半壁江山。」[5]按此統計數據而言，我國的經濟適用住房規模已經很大，應該能夠滿足廣大中低收入者的購房需求，而為什麼實際上並沒有起到其應有的效果呢？究其原因，不難發現，當時國家決定全面推進經濟適用房建設，並不僅是為了解決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需求，擴大內需，拉動經濟增長也是一個重要目的。正是由於這種政策定位上的模糊性，使得經濟適用房很難與商品房界分，經濟適用房的房型面積如何確定，銷售對象資格如何審定，經濟適用房如何管理規范等問題不夠明確，導致在一些地方經濟適用住房被富人購買，成了富人房，偏離了它應有的目標。[6]目前經濟適用房存在的問題主要是：消費主體錯位，由於審核不嚴，高收入者往往憑借其經濟優勢購置多套經濟適用房，剝奪了本屬於中低收入者的房源；房屋面積規模普遍偏大，中小戶型供應量少，而中低收入者真正能夠消費起的只有那些中小戶型的房屋；雖然政府限定了經濟適用房的利潤空間，然而，本來很低成本的經濟適用房價格卻也不斷上漲，與普通商品房差價不大，而質量往往不如普通商品房，失卻了其本來的功能。經濟適用房存在的這些問題是關乎我國住房保障能否落到實處的關鍵所在，因此一定要下大力氣認真解決這些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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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如何加強保障性住房建設和管理

這是需要政府主導的事情，必須要做到公平公正，廉潔自律，保障分配的合理，對於需要的人群要做好調查研究
第一，加快健全住房保障制度。按照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的要求，住房保障制度建設的基本方向是：加快建立市場配置和政府保障相結合的住房制度，完善符合國情的住房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立足保障基本需求、引導合理消費，加快構建以政府為主提供基本保障、以市場為主滿足多層次需求的住房供應體系，逐步形成總量基本平衡、結構基本合理、房價與消費能力基本適應的住房供需格局，向著實現廣大群眾住有所居的目標邁進。
第二，加強保障性住房建設和供給。要加快保障性住房建設速度，堅持從我國國情出發，滿足基本住房需要；堅持政府主導、政策扶持，引導社會參與；堅持加大公共財政的投入，同時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堅持經濟、適用、環保，確保質量安全。多渠道籌集廉租房房源，完善租賃補貼制度。重點發展公共租賃住房，逐步使其成為保障性住房的主體。加快各類棚戶區改造，規范發展經濟適用住房。建立穩定投入機制，加大財政資金、住房公積金貸款、銀行貸款的支持力度，引導社會力量參與保障性住房建設運營。完善土地供應政策，增加住房用地供應總量，優先安排保障性住房用地，有效擴大普通商品住房供給。優化規劃布局和戶型設計，落實工程質量責任。
第三，加強保障性住房管理。要建立健全分配和運營監管機制：一是規范准入審核，根據當地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居民收入、住房狀況，合理確定保障對象住房困難、家庭收入（財產）的具體標准，定期調整並向社會公布。二是嚴格租售管理，經審核符合條件的家庭，應當在合理的輪候期內安排保障性住房。三是加強使用管理，建立住房保障管理信息系統，完善保障性住房和保障對象檔案，動態監測住房保障對象家庭人口、住房和經濟狀況變化情況，充分發揮社會監督作用。四是健全退出機制，廉租住房、公共租賃住房承租人經濟狀況改善，或通過購置、繼承、受贈等方式取得其他住房，不再符合相應的住房保障條件的，應當在規定期限內騰退。五是改善房地產市場調控，把保障基本住房、穩定房價和加強市場監管納入各地經濟社會發展的工作目標，規范房地產市場秩序，促進房地產市場健康穩定發展。

⑧ 如何保證公租房的入住率到位

綜合考慮分類配租
針對目前廣東保障住房空置情況，劉大濟建議，全面開展保障住房調查摸底，對各地公共租賃住房(含廉租住房)、棚戶區改造安置住房項目進行一次拉網式清查和梳理，並進行逐一登記造冊，建立健全項目庫。在全面摸排的基礎上，將一批已竣工且具備入住條件的項目，面向符合條件的輪候對象進行集中分配。綜合考慮輪候對象情況及孤老病殘等特殊困難因素，合理確定分配梯次，實行分類配租。
分類處置高空置率保障房
劉大濟指出，遇冷的保障房大都是地點偏遠、配套基礎設施或公共服務設施不完善，同時，還不同程度存在物業管理混亂甚至建設質量低劣等問題。他建議，對保障房建設項目選址偏遠尚未建設的保障住房項目，暫停施工建設，並重新進行保障住房的選址;針對已完成建設的保障住房項目存在配套設施不完善的，盡快完善公共服務配套;針對存在質量問題的保障住房，盡快研討改善措施，針對房屋質量問題進行加固改善，通過房屋質量驗收後，才能面向社會推出;一些地方政府制定的高門檻也加劇了保障房空置，應盡快調整有關政策和申請條件。
加大補助優化選址
為了提高保障房入住率，劉大濟建議，廣東應加大基礎設施配套的支持力度，在中央和地方配套的保障房建設資金之外，省財政可新增保障住房配套專項資金，對所有廉租房、公租房基礎設施配套不到位的，加大補助力度。同時，做好未建保障住房前期規劃選址。在部署今後兩年的保障房項目時，建議必須盡可能安排在交通便利、配套設施齊全的地段，做到配套設施與主體工程同步規劃、同期建設、同時運行。
此外，劉大濟還建議將保障住房入住率納入考核。在對各地保障房建設的月度排名考核中，主要考核開工、竣工情況，缺少對現有的保障住房入住率情況的考核，他認為廣東盡快把保障住房入住率納入考核體系，並在各項考核指標中佔分最高。

⑨ 經濟適用房的對策建議

針對目前我國經濟適用房開發與建設過程中存在的上述問題，提出以下建議： 對經濟適用房做出相應的調整。若停止經濟適用房的供應，那麼一些家庭可能就會失去購買住房的能力。除非有更好的政策替代經適房，不然就應該對經濟適用房做一些較大的調整。首先，保證經濟適用房的透明，讓公眾來監督經適房的建設、分配等等，以防止暗箱操作，從而保證經適房能真正解決中低收入者的住房問題。其次，降低經濟適用房的舒適度，在不影響正常生活的前提下，適當地降低經適房的面積，以避免經適房落入不適當的人手中。最後，加大經濟適用房的建設力度，以緩解經適房供不應求的局面。2.借鑒國外的成功經驗。1959 年，新加坡居住困難的家庭佔到了全國的84%。通過在住房領域實行「以政府分配為主、市場出售為輔」的原則，到2010 年85%的新加坡公民住進了政府建造的「政府組屋」。對於美國，在大力開展公共住房項目時，不僅政府會通過建立健全法律制度對項目的執行進行監督，新聞媒體還會進行監督和批判。在瑞典，政府不僅為住房的建設資金提供相應的貸款，還給予一定的利率優惠、補貼以控制住房成本在合理的水平上。另外，瑞典政府還建立了一套「體系完整、分工明確」的住房保障機構，對保障低收入家庭的住房權利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3.加大公共租賃房的建設。經濟適用房的作用是有限的，僅保障了具有當地戶口的少部分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需求。因此，國家可以加大力度建設公共租賃租房，以便更好地解決城市中等偏低收入家庭及新就業職工、外來務工人員等群體階段性住房困難問題。同時可以考慮打破戶籍限制，將公租房覆蓋面擴大到有基本穩定工作的城市常住人口。

⑩ 中國保障性住房政策的建議和意見

中國改革開放30多年來國民經濟和人民生活水平明顯提高，同時各類社會矛盾日益突出，特別是在貧富差距尤為突出，人們在購房上沒有得到最合理分配，中央在控制房價和限購上也做了大量工作，但是效果並不明顯，我個人認為，我國在高科技領域30年來，有著巨大成就，我們可以充分利用科技來加以控制。
1、人口戶籍制度，必須要有重大改革。
公民身份證實現信息共享，使信息共享最大化，比如說，戶籍部門、房產局等部門，在個人辦理業務時候，都可以及時掌握某某某個人和家庭成員、 收入、 購房、 購車等等信息。
2、加大個人和家庭購房分配製度，合理利用現有土地，改善城市公共設施和綠化美化。
建議： 在限購命做出明確規定，1 、未滿18歲的公民不得購房，2 、夫妻兩人不得有多套房，如夫妻兩人有一個孩子，只可以購房一套，依次往下推。在政策內可以出租。現有多套空置房，實行高額空置稅，政府可以按市場價收回，進行統一調配，3、 在購房上實現計劃政策，同時可以解決城市中拆遷等等問題的解決。有利提高公民生活水平，鼓勵公民消費和旅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