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城乡收入差距大反映了什么经济现象
找的，清华大学的报告 农业部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城乡居民人均纯收入差距又有进一步的扩大，目前已经达到3.33：1。这种状况与我国追求的和谐社会目标形成严峻的反差。其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不妨对与此有关的基本数据资料做个简单考察。首先，我国城乡居民收入的来源主要有四方面，即工薪或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以及转移性收入。从距今最近的2006年数据来看，城镇人均全年工薪收入为8767元，农村为1375元；城镇人均经营性收入为810元，农村为1931元；城镇人均财产性收入为244元，农村为101元；城镇人均转移性收入为2899元，农村为240元。可见城镇居民收入的主要来源为工薪收入和转移性收入，而农村居民主要为经营性和工资性收入。转移性收入主要来源于政府对国民收入进行的二次分配，即对城乡居民给予的各种形式的补贴。转移性收入城乡之间相差12倍，近2700元，这是构成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之一。比转移性收入差距更重要的是工资性收入，或劳动收入。事实上，农村居民的经营性收入1931元(主要是农业收入)中也包含劳动收入，粗略估计占三分之一左右，即600多元。与农村居民的打工收入(1375元)相加便是2000元左右，仍远低于城镇居民的8767元，这里还没有考虑城镇居民经营性收入中所包含的劳动收入。城乡居民人均工资收入巨大差异的形成有阻碍城乡劳动力流动的体制原因，也有城乡居民从事工资性劳动时间差异的原因，但最重要的显然在于城乡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差异及其所导致的劳动性质差异。我国农村劳动力多数从事简单体力劳动(包括农业劳动和进城务工)，他们的文化程度以初中为主，且教育质量很低。城市劳动者文化程度多数达到高中水平，所从事的工作以白领或技术性体力劳动为主，薪金水平当然与简单体力劳动不可同日而语。因此，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本质上是不同性质劳动之间的收入差距，而根本原因是城乡劳动者平均受教育程度的差距。一个城市居民如果仅受过初中教育，其收入恐怕不会高过一个农民工；而一个农村学生如果达到高中毕业水平，他得到继续深造的机会就大得多，即使直接进入劳动力市场也多半不会从事简单体力劳动。世界上经过经济起飞的国家和地区都曾经相当重视基础教育，努力实现12年义务教育。我国改革开放已30年，至今9年义务教育仅勉强过关。一般来说，一个初中程度劳动者的就业能力、精神视野和人生追求还存在很大局限，而一个高中毕业生便基本具有了自我发展的能力。就我国目前9年义务教育的艰巨性来说，提出12年义务教育的目标似乎还是痴人说梦，但的确应该开始进行长远规划，因为这恐怕是本世纪中叶实现我国经济发展第三步战略的关键和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内容之一。如果从动态的角度来考察，可以发现，虽然我国城乡居民人均纯收入差距在扩大，但人均工资性收入差距却在缩小。与1995年、2000年、2005年相比，2006年城镇居民人均名义工薪收入分别增长了2.59倍、1.96倍、1.12倍，而农村居民分别增长了3.89倍、1.96倍、1.17倍。这其中有农村居民数量下降、从事劳动者比例上升和从事工资性劳动时间增加的原因，同时也说明尽管不同性质劳动之间仍存在相当大的收入差距，但这种差距正呈现逐渐缩小的趋势。因此可以说我国简单体力劳动者的相对过剩程度在下降，这多半与学术界正热烈讨论的所谓“刘易斯拐点”和我国人口红利的可持续性有关。另一个可喜的趋势是，尽管城乡居民之间转移性收入差距尚巨，但近年来也有缩小的倾向。与1995年、2000年、2005年相比，2006年城镇居民人均名义转移性收入分别增长了3.99倍、2.01倍、1.09倍，而农村居民分别增长了3.16倍、2.29倍、1.23倍。这显然与近年来政府加大对“三农”领域的支持有关。在财产性收入方面，城镇与农村之间差距有扩大的趋势，但毕竟在纯收入中所占比重都不大。由此看来，导致农村相对于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在于经营性收入。它在城市居民收入中占的比重不大，却是农村居民收入的主要部分，特别是其中的农业收入(约占全部经营性收入的60%)。与1995年、2000年、2005年相比，2006年城镇居民人均名义经营性收入分别增长了11.15倍、3.29倍、1.19倍，而农村居民分别仅增长了1.71倍、1.35倍、1.05倍。事实上，农村居民人均经营性收入的相对下降在我国目前发展阶段具有一定必然性。一方面，与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相符合，我国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正逐年下降；另一方面，农业居民和农业劳动力数量虽然也有所减少，但尚不足以扭转人均经营收入增速落后的局面。因此，至少从表面数字看，既然农业总体收入的相对增长速度难以有明显提高，农村人均经营收入相对提高的途径只能是使分母下降得更快，即加快城市化进程和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步伐，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而这只是针对农村经营收入问题得出的结论，它们对城乡其他产业和劳动力市场还会产生广泛的影响，目前还缺少从一般均衡角度进行的更深入研究。
⑵ 1、依据经济学理论分析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确定解释变量，2
消费理论是研究消费影响因素的理论。消费受许多因素的影响，其中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是收入，一般把消费与收入之间的数量关系称为消费函数，消费理论主要就是通过对消费函数的研究，分析消费与收入之间的变动关系。消费理论主要有四种收入理论：1、凯恩斯的绝对收入理论。凯恩斯将消费函数表达为：C＝f（Y），并将此式改写为C＝bY，表明如果其他条件不变，则消费C随收入Y增加而增加，随收入Y减少而减少。他强调实际消费支出是实际收入的稳定函数，这里所说的实际收入是指现期、绝对、实际的收入水平，即本期收入、收入的绝对水平和按货币购买力计算的收入。2、杜森贝的相对收入理论。杜森贝提出消费并不取决于现期绝对收入水平，而是取决于相对收入水平，这里所指的相对收入水平有两种：相对于其他人的收入水平，指消费行为互相影响的，本人消费要受他人收入水平影响，一般称为“示范效应”或“攀比效应”。相对于本人的历史最高水平，指收入降低后，消费不一定马上降低，一般称为“习惯效应”。3、莫迪利安尼的生命周期理论。莫迪利安尼提出消费不取决于现期收入，而取决于一生的收入和财产收入，其消费函数公式为：C＝a??WR＋b??YL，式中WR为财产收入，YL为劳动收入，a、b分别为财产收入、劳动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他根据这一原理分析出人一生劳动收入和消费关系：人在工作期间的每年收入YL，不能全部用于消费，总有一部分要用于储蓄，从参加工作起到退休止，储蓄一直增长，到工作期最后一年时总储蓄达最大，从退休开始，储蓄一直在减少，到生命结束时储蓄为零。还分析出消费和财产的关系：财产越多和取得财产的年龄越大，消费水平越高。4、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理论。弗里德曼认为居民消费不取决于现期收入的绝对水平，也不取决于现期收入和以前最高收入的关系，而是取决于居民的持久收入，即在相当长时间里可以得到的收入。他认为只有持久收入才能影响人们的消费，消费是持久收入的稳定函数，即：CL＝bYL，表明持久收入YL增加，持久消费（长期确定的有规律的消费）CL也增加，但消费随收入增加的幅度取决于边际消费倾向b，b值越大CL增加越多，b值越小CL增加越少。持久收入理论和生命周期理论相结合构成现代消费理论，这两种收入理论不是互相排斥的，而是基本一致的，互相补充的。借鉴上述消费理论，在我国当前经济形势下，扩大消费需求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一是坚持发展经济，认真贯彻执行好发展经济的各项政策。因为只有经济发展，国民收入才会增加，人们的绝对收入也才能增加，消费水平才会提高，消费需求也才能扩大。只有坚持发展经济，国民收入才会持续增长，人们的持久收入才能稳定，持久消费才会持久。二是在国民经济不断发展、社会生产效率不断提高的前提下，制定适宜的劳动报酬政策。当前所执行的“最低工资制度”，推行的“年薪制”等均有利于劳动者收入的增加，进而推动消费的扩大，产生积极的“示范效应”。三是继续推行有效的信贷措施。前几年几次降低利率，对减少储蓄，增加消费，扩大需求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效果不明显。目前的各种个人消费贷款，相对增加了人们的本期收入，扩大了住房、汽车和耐用消费品的需求。但应注意引导人们在贷款消费时，做到量入为出和预期收入有保证，否则将来对个人和社会都会带来诸多不利问题。四是积极发展老年经济。随着社会进步、科技发展和生活水平提高，人们的平均寿命越来越长，我国已开始进入“老龄化”。针对这一现状，借鉴生命周期理论，在不断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保证和提高老年人收入的同时，积极发展老年经济，促进老年人的消费，使之成为扩大消费需求有效手段。五是扩大就业面。要千方百计创造就业机会，扩大就业面；特别要针对目前结构调整和企业改制所带来的下岗失业人员多的现状，制订优惠政策，指导和帮肋其实现再就业，更要鼓励和扶持其自谋职业，以保证的人有稳定持久的收入，促使社会消费水平的提高，扩大消费需求。
⑶ 为什么城镇化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影响不大
影响居民消费支出，不利于经济快速增长；阻碍城市化进程，也不利于经济发展。单从经济角度，就是阻碍经济向前发展。
⑷ 我国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会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什么不利影响
让喷子多一个g点而已。
绝大多数低收入者都是居住在乡下的老人。一没技能，二没体力。争不了钱。能挣钱的都去城里，造成表面严重收入差距。随着老人的离去，城镇化继续发展，收入差距会稳定。
⑸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后果急求各位高手指点！帮帮小弟！谢谢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不仅影响了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步伐，制约了我国城乡一体化的进，最终还会严重阻碍国民经济持续和稳定的发展，抑制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提高。
⑹ 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有什么意义
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实质就是缩小贫富差距，具有以下意义：
一、缩小贫富差距，是社会主义本质的根本要求：
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共同富裕，而如今业已出现并日趋突出的贫富差距问题，与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相悖的。若听任贫富悬殊无限扩大，势必会导致两极分化，那我们就不可能在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过程中，达到消灭贫穷，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就不可能坚持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当然，也就不可能建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因此，采取各种措施，缩小贫富差距，是坚持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的根本要求。
二、缩小贫富差距，是国民经济稳定协调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贫富差距过大，一方面，是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结果，另一方面，又是收入分配不公的结果，而这两个方面与国民经济稳定协调发展要求是相悖的。缩小贫富差距，既是广大中低收入者生存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国家提高劳动者素质，推动科学技术发展，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需要，更是国民经济稳定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三、缩小贫富差距，是保持国家长治久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
不平衡是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社会成员间收入有差距是正常的。差距就是矛盾。但是，差距过大也是不正常的。因为矛盾是会转化的，若差距过大，矛盾突出，且不能在一定“度”的范围内得到解决，那么矛盾就会激化，并由经济领域扩展到社会、政治、思想、文化领域，于是，各种不和谐不稳定因素就会产生，并随着矛盾的加剧而膨胀、泛滥，甚至会引发社会动乱。这样，我国小康社会的目标，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就难免落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难以建成。另外，我国贫困人口多集中在西部边疆地区，若贫富差距加剧，不仅会造成边民不稳，边疆不稳，而且还会给国外敌对势力向我渗透的机会，从而会影响国内的安定，甚至还会造成国际政治问题。可见，缩小贫富差距，既是确保国家长治久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也是防止国外敌对势力向我国渗透，对我国进行“分化”、“西化”，保持民族团结，边疆稳定，维护国家安全和良好国际形象的需要。
四、缩小贫富差距，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需要：
党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广大的工人、农民及知识分子是党执政的基础，这个基础是否牢固，取决于党领导下的社会和谐的程度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程度以及他们能否公平享受发展的成果。党执政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获得了巨大的发展，成果显著。但如果成果只被少数人享受，而不能惠及广大民众或是惠及过少，那么，社会就可能会因此而分裂，广大民众就不会真心拥护党，党就会失去民心，失去执政的基础。可见，通过改革完善收入分配制度等措施，缩小贫富差距，使广大民众都能享受到改革开放、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是党赢得民心，巩固执政基础的必需。
⑺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城乡居民消费水平之间有什么关系两者之间是怎样相互影响的
首先介绍一个概念“基尼系数”。基尼系数是国际上用来综合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一个重要分析指标，由意大利经济学家于1922年提出。其经济含义是：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用于进行不平均分配的那部分收入占总收入的百分比。基尼系数最大为“1”，最小等于“0”。前者表示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绝对不平均，即100％的收入被一个单位的人全部占有了；而后者则表示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绝对平均，即人与人之间收入完全平等，没有任何差异。但这两种情况只是在理论上的绝对化形式，在实际生活中一般不会出现。因此，基尼系数的实际数值只能介于0～1之间。目前，国际上用来分析和反映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方法和指标很多。基尼系数由于给出了反映居民之间贫富差异程度的数量界线，可以较客观、直观地反映和监测居民之间的贫富差距，预报、预警和防止居民之间出现贫富两极分化，因此得到世界各国的广泛认同和普遍采用。按照国际惯例，基尼系数在0．2以下，表示居民之间收入分配“高度平均”，0．2～0．3之间表示“相对平均”，在0．3～0．4之间为“比较合理”，同时，国际上通常把0．4作为收入分配贫富差距的“警戒线”，认为0．4～0．6为“差距偏大”，0．6以上为“高度不平均”。一、对我国当前收入分配状况的总体评价近年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分配总体上适应了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分配制度坚持市场取向，不同收入群体的分布基本反映出市场机制发挥基础性调节的作用；计划经济高度集中统一的分配体制被打破，分配正在向科技含量高的行业和新兴产业倾斜，脑力劳动者、技术密集领域的劳动者以及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劳动者的收入正在迅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提高，城镇居民的收入分配有力地支持了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有利因素1、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以较快的速度增长从农村居民来看，农民人均纯收入1997年超过2000元，2002年达到2476元，平均每年实际增长3.8％。从城镇居民来看，城镇居民收入加速增长，2002年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703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年均增长率达到8.6％。2、从总体上讲，平均主义分配逐步在打破，“脑体倒挂”正在走向“脑体正挂”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平均分配逐步被打破，居民收入差距总体上正在合理拉开，分配开始向科学技术含量高的行业、向新兴产业倾斜。传统的体力劳动、资本含量少、劳动密集、竞争充分的行业的收入在相对降低，科技含量高的行业、新兴行业的职工工资水平在显著增长。脑力劳动者、技术密集型领域的劳动者、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劳动者的收入正在迅速提高。3、居民家庭财产性收入增长迅速当前，我国城镇居民年人均财产性收入的年平均增长率为26.42％，比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全部年收入的年平均增长率16.23％高10.19个百分点，说明资本等要素参与分配的力度加大。4、国有单位职工的收入增长势头较强“八五”和“九五”时期，我国国有单位、城镇集体单位、其他单位的工资基本上都呈现正比例线性增长势头。其中，国有单位的工资增长最快，平均工资增长了2.74倍，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国有单位的工资增长最快。另外从工资的绝对增长水平上看，其他单位工资水平一直最高，国有单位次之，城镇集体单位最低。5、城镇居民收入增长与宏观经济发展保持了协调一致现阶段，我国城镇居民人均第二、三产业国内生产总值、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年可支配收入、职工平均货币工资三项的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16.25％、16.23％、16.33％。这说明，我国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速度是同步的，城镇居民收入增长促进了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然而必须看到，在收入正常增长的背后，也存在着一些不容轻视的问题:1、收入分配的差距不断扩大，贫富分化加剧主要表现为：一是以基尼系数反映的居民收入总体性差距逐年拉大，已经超过国际公认的承受线1991年为0.282，1998年为0.456，1999年为0.457，2000年为0.458，10年上升1.62倍。二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1990年城乡居民收入之比为1：2.2，1995年为1：2.71，2000年为1：2.79，2001年扩大到1：2.9。三是地区间差距扩大2000年，东部地区人均收入是西部的2.26倍，最高的省与最低的省差距超过3倍。四是行业间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80年代中期，行业间收入差距开始显现，到90年代中期最高行业人均收入与最低行业之比为2.23：1，2000年又上升到2.63：1。五是不同经济性质的单位职工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国有经济性质单位职工工资与集体经济性质单位职工工资相比，1985年的平均工资差距为1.25：1，2001年扩大到1.63：1，其他经济性质单位职工工资与集体经济性质单位职工工资相比，1985年的差距为1.49：1，2001年发展到1.77：1。六是城镇内部各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的扩大速度明显加快特别是近两年，高收入户的收入增长大大超过了低收入户的收入增长，2002年1季度的统计表明，20％的高收入者的收入占总收入的46.2％，20％的低收入者的收入占总收入的6％，高低收入差距为7.66倍。2、财产的集中度越来越强，居民家庭财产的差别越来越大最新的调查统计显示，10％的富裕家庭占城市居民全部财产的45％。最低收入10％的家庭其财产总额占全部居民财产的1.4％，另外80％的家庭占有财产总额的53.6％。与此同时，城市居民金融资产出现了向高收入家庭集中的趋势，户均金融资产最多的20％家庭拥有城市居民家庭金融资产总值的比例目前约为66.4％，在最低的20％的家庭中，户均拥有的金融资产只有居民金融资产总额的1.3％。当前我国城市居民家庭财产的基尼系数为0.51，远远高于城市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0.32。3、体制内的“平均主义分配”和体制外的“收入差距过大”两种极端现象同时并存“平均主义”并没有彻底根除，主要表现在工资收入（不包括工资外收入）分配上，多数国有企业以及机关、事业单位、群众团体内部工资收入分配差距偏校与此同时，在工资外收入分配方面存在着“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现象。工资外收入、垄断性收入和非法非正常收入是引起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主要根源。4、收入分配不规范一是工资支付不规范，全国各地均不同程度存在拖欠职工工资现象；二是工资提取不规范，实行工效挂钩企业的计划外、基数外提取工资现象较普遍；三是部分企业建立补充养老保险超过工资总额的4％的标准进入，变相提高收入；四是企业经营管理人员“职务消费”随意性太强，缺乏合理有度的约束。5、整体收入结构仍不合理主要表现为：一是工资收入结构不合理，制度内工资低，制度外劳动报酬高，项目繁多，未纳入工资内；二是按多种要素分配的收入比重不大，与中央关于“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参与收益分配”的要求尚有差距。我国城镇居民按多种要素分配的格局还远远没有真正调整到位，其它要素参与分配还需要进一步增加比重。二、调节我国居民收入分配状况的财税政策财政政策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调节经济运行和社会发展的主要工具之一。由于个人收入分配活动与财政收支有着特定联系，财政政策可以说是政府调节个人收入分配的主要手段。从我国转轨期经济运行和制度安排特点以及市场经济的一般特征三个角度看，运用财税手段调节个人收入分配本质上是要妥善处理好三大矛盾：第一，经济增长与增长福利分配之间的矛盾改革之后的中国在20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过程中，GDP规模快速膨胀，但增长福利分配呈现出逐步拉大趋势，一部分人的生活质量相对来讲反而下降，低收入群体规模有所扩大。很显然，现在有必要利用财税手段调节好经济增长的分配基矗这种调节的难点在于把握好公平个人收入分配的力度不能大幅度约束效率的递增。第二，合理解决培育中等收入阶层与扩大向低收入阶层转移支付规模的矛盾中等收入阶层人数增加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收入分配格局的规律性倾向，对消费进步和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推动作用。而扩大向低收入阶层转移支付规模也是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力量。但从理论角度看，这两者之间存在有一定的相互约束性，其表现是扩大向低收入阶层转移支付的规模势必要影响中等收入阶层的状况，从而制约中等收入阶层的扩张。第三，妥善处理创造就业机会与转移支付资金之间的矛盾财税政策调节个人收入分配有两个切入点：一是创造就业机会，使中低收入者得到挣取收入的机会；二是在个人之间进行收入的转移支付。从理论上讲，这两者有一定的矛盾，突出的表现是财政资源利用上的此消彼长。很显然，确定合理的调节个人收入分配的财税政策就是要在创造就业和转移支付之间选择一个适当的配比。综上所述，可确立以下一些个人可支配货币收入财税调节政策：第一，在各级财政之间合理划分收入分配调节事权收入分配调节涉及各级财政，因而首先要合理划分事权。由于我国是区域经济极度不平衡的国家，收入分配调节事权不可能相对集中，确定全国范围内相对统一的调节标准也就不是一个务实的选择。为此，收入分配调节的基本事权应按居民属地来划分。但考虑到各级财政收入汲取能力的体制性和资源性差异，可把收入分配调节财力支持划入转移支付体系。进一步说，上级财政可从专项转移支付角度向下级财政拨付资金弥补下级财政的收入分配调节财力不足。从我国现实情况看，为了实现收入分配调节的针对性，中央财政对向省级财政转移扶贫资金时可指定地区和类别。省级财政则可向符合条件的下级财政确定收入调节补助。这种补助额的确定应以各地收入、物价和人口状况为依据，而不必寻求补助标准的统一性。第二，建立居民收入监测体系建立居民收入监测体系时一方面可利用纳税信息，另一方面则可利用社会保障体系中的相关信息。如社会平均工资、个人账户金额、统筹账户金额等。通过这些信息推算出收入的绝对额。同时，还应利用价格指数、工资指数、实物耗费指数等来监测居民收入的相对变动状态。建立相对科学、全面的居民收入监测体系的重要作用在于我们准确划定调节对象提供基础资料。第三，改革收入分配调节资金支出方式目前我国调节收入分配的财政性资金的支出以现金补助为主，这种模式在现实情况中暴露出了一些明显的问题。突出的表现是资金使用一定程度上不能够充分实现预期目的。比如低收入阶层部分领取补助金者把钱用在非基本生活必需品消费上。为此，我国各级财政可建立对低收入群体基本生活消费的定向补助制度。如凭发票或收据报销定额义务教育学杂费、水电费、医药费、食品支出等。有条件的地方可适当放宽补助范围。定额标准确定权可由市级财政掌握，省级财政可酌情予以调控。第四，调整相关税制改革个人所得税税制，在适度提高起征点的同时，减少级次、扩大级距并降低税率，特别是3000元？5000元这一区间内的收入应采取低税率政策，因为这一收入区间是中等收入阶层的收入界限，税率过高会抑制中国的消费扩张，反过来削弱经济增长。在房产税方面，可考虑在把房产分类的基础上，把中高档私人住房纳入征税范围，税率从低、征管从严。当然，这要以进一步规范房产交易、清除不合理收费为基础。第五，在中央和省两级财政中设立低收入群体子女高等教育补助金对低收入群体子女来讲，接受高等教育是能否实现收入阶层转换的基本条件。为此，中央和省两级财政以及有条件的市级财政可在教育经费中核定一部分低收入群体子女高等教育补助金。这笔资金可通过教育部门根据一定的原则无偿补助给符合特定条件的已考入大学的低收入群体子女。中央财政的这笔专项资金可向西部地区倾斜，经济发达的省份可把此类资金更多地向省内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倾斜。
原因：
（1）以为劳动者的个人禀赋和家庭负担不同，实行按劳分配原则必然产生收入和富裕程度的不同
（2）实行多种所有制经济和多种分配方式，拥有不同生产要素的不同社会成员也必然会产生收入的差距和富裕程度的不同
（3）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价值规律和竞争的作用下优胜劣汰，使具有不同竞争能力的人在富裕程度上必然出现差距
（4）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脑力劳动、体力劳动之间。以及不同经济领域和部门之间客观上存在差别，也必然引起收入的差别和富裕程度的不同
⑻ 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因素有哪些
首先介绍一个概念“基尼系数”。基尼系数是国际上用来综合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一个重要分析指标，由意大利经济学家于1922年提出。其经济含义是：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用于进行不平均分配的那部分收入占总收入的百分比。基尼系数最大为“1”，最小等于“0”。前者表示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绝对不平均，即100％的收入被一个单位的人全部占有了；而后者则表示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绝对平均，即人与人之间收入完全平等，没有任何差异。但这两种情况只是在理论上的绝对化形式，在实际生活中一般不会出现。因此，基尼系数的实际数值只能介于0～1之间。目前，国际上用来分析和反映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方法和指标很多。基尼系数由于给出了反映居民之间贫富差异程度的数量界线，可以较客观、直观地反映和监测居民之间的贫富差距，预报、预警和防止居民之间出现贫富两极分化，因此得到世界各国的广泛认同和普遍采用。按照国际惯例，基尼系数在0．2以下，表示居民之间收入分配“高度平均”，0．2～0．3之间表示“相对平均”，在0．3～0．4之间为“比较合理”，同时，国际上通常把0．4作为收入分配贫富差距的“警戒线”，认为0．4～0．6为“差距偏大”，0．6以上为“高度不平均”。一、对我国当前收入分配状况的总体评价近年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分配总体上适应了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分配制度坚持市场取向，不同收入群体的分布基本反映出市场机制发挥基础性调节的作用；计划经济高度集中统一的分配体制被打破，分配正在向科技含量高的行业和新兴产业倾斜，脑力劳动者、技术密集领域的劳动者以及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劳动者的收入正在迅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提高，城镇居民的收入分配有力地支持了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有利因素1、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以较快的速度增长从农村居民来看，农民人均纯收入1997年超过2000元，2002年达到2476元，平均每年实际增长3.8％。从城镇居民来看，城镇居民收入加速增长，2002年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703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年均增长率达到8.6％。2、从总体上讲，平均主义分配逐步在打破，“脑体倒挂”正在走向“脑体正挂”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平均分配逐步被打破，居民收入差距总体上正在合理拉开，分配开始向科学技术含量高的行业、向新兴产业倾斜。传统的体力劳动、资本含量少、劳动密集、竞争充分的行业的收入在相对降低，科技含量高的行业、新兴行业的职工工资水平在显著增长。脑力劳动者、技术密集型领域的劳动者、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劳动者的收入正在迅速提高。3、居民家庭财产性收入增长迅速当前，我国城镇居民年人均财产性收入的年平均增长率为26.42％，比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全部年收入的年平均增长率16.23％高10.19个百分点，说明资本等要素参与分配的力度加大。4、国有单位职工的收入增长势头较强“八五”和“九五”时期，我国国有单位、城镇集体单位、其他单位的工资基本上都呈现正比例线性增长势头。其中，国有单位的工资增长最快，平均工资增长了2.74倍，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国有单位的工资增长最快。另外从工资的绝对增长水平上看，其他单位工资水平一直最高，国有单位次之，城镇集体单位最低。5、城镇居民收入增长与宏观经济发展保持了协调一致现阶段，我国城镇居民人均第二、三产业国内生产总值、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年可支配收入、职工平均货币工资三项的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16.25％、16.23％、16.33％。这说明，我国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速度是同步的，城镇居民收入增长促进了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然而必须看到，在收入正常增长的背后，也存在着一些不容轻视的问题:1、收入分配的差距不断扩大，贫富分化加剧主要表现为：一是以基尼系数反映的居民收入总体性差距逐年拉大，已经超过国际公认的承受线1991年为0.282，1998年为0.456，1999年为0.457，2000年为0.458，10年上升1.62倍。二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1990年城乡居民收入之比为1：2.2，1995年为1：2.71，2000年为1：2.79，2001年扩大到1：2.9。三是地区间差距扩大2000年，东部地区人均收入是西部的2.26倍，最高的省与最低的省差距超过3倍。四是行业间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80年代中期，行业间收入差距开始显现，到90年代中期最高行业人均收入与最低行业之比为2.23：1，2000年又上升到2.63：1。五是不同经济性质的单位职工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国有经济性质单位职工工资与集体经济性质单位职工工资相比，1985年的平均工资差距为1.25：1，2001年扩大到1.63：1，其他经济性质单位职工工资与集体经济性质单位职工工资相比，1985年的差距为1.49：1，2001年发展到1.77：1。六是城镇内部各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的扩大速度明显加快特别是近两年，高收入户的收入增长大大超过了低收入户的收入增长，2002年1季度的统计表明，20％的高收入者的收入占总收入的46.2％，20％的低收入者的收入占总收入的6％，高低收入差距为7.66倍。2、财产的集中度越来越强，居民家庭财产的差别越来越大最新的调查统计显示，10％的富裕家庭占城市居民全部财产的45％。最低收入10％的家庭其财产总额占全部居民财产的1.4％，另外80％的家庭占有财产总额的53.6％。与此同时，城市居民金融资产出现了向高收入家庭集中的趋势，户均金融资产最多的20％家庭拥有城市居民家庭金融资产总值的比例目前约为66.4％，在最低的20％的家庭中，户均拥有的金融资产只有居民金融资产总额的1.3％。当前我国城市居民家庭财产的基尼系数为0.51，远远高于城市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0.32。3、体制内的“平均主义分配”和体制外的“收入差距过大”两种极端现象同时并存“平均主义”并没有彻底根除，主要表现在工资收入（不包括工资外收入）分配上，多数国有企业以及机关、事业单位、群众团体内部工资收入分配差距偏校与此同时，在工资外收入分配方面存在着“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现象。工资外收入、垄断性收入和非法非正常收入是引起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主要根源。4、收入分配不规范一是工资支付不规范，全国各地均不同程度存在拖欠职工工资现象；二是工资提取不规范，实行工效挂钩企业的计划外、基数外提取工资现象较普遍；三是部分企业建立补充养老保险超过工资总额的4％的标准进入，变相提高收入；四是企业经营管理人员“职务消费”随意性太强，缺乏合理有度的约束。5、整体收入结构仍不合理主要表现为：一是工资收入结构不合理，制度内工资低，制度外劳动报酬高，项目繁多，未纳入工资内；二是按多种要素分配的收入比重不大，与中央关于“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参与收益分配”的要求尚有差距。我国城镇居民按多种要素分配的格局还远远没有真正调整到位，其它要素参与分配还需要进一步增加比重。二、调节我国居民收入分配状况的财税政策财政政策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调节经济运行和社会发展的主要工具之一。由于个人收入分配活动与财政收支有着特定联系，财政政策可以说是政府调节个人收入分配的主要手段。从我国转轨期经济运行和制度安排特点以及市场经济的一般特征三个角度看，运用财税手段调节个人收入分配本质上是要妥善处理好三大矛盾：第一，经济增长与增长福利分配之间的矛盾改革之后的中国在20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过程中，GDP规模快速膨胀，但增长福利分配呈现出逐步拉大趋势，一部分人的生活质量相对来讲反而下降，低收入群体规模有所扩大。很显然，现在有必要利用财税手段调节好经济增长的分配基矗这种调节的难点在于把握好公平个人收入分配的力度不能大幅度约束效率的递增。第二，合理解决培育中等收入阶层与扩大向低收入阶层转移支付规模的矛盾中等收入阶层人数增加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收入分配格局的规律性倾向，对消费进步和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推动作用。而扩大向低收入阶层转移支付规模也是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力量。但从理论角度看，这两者之间存在有一定的相互约束性，其表现是扩大向低收入阶层转移支付的规模势必要影响中等收入阶层的状况，从而制约中等收入阶层的扩张。第三，妥善处理创造就业机会与转移支付资金之间的矛盾财税政策调节个人收入分配有两个切入点：一是创造就业机会，使中低收入者得到挣取收入的机会；二是在个人之间进行收入的转移支付。从理论上讲，这两者有一定的矛盾，突出的表现是财政资源利用上的此消彼长。很显然，确定合理的调节个人收入分配的财税政策就是要在创造就业和转移支付之间选择一个适当的配比。综上所述，可确立以下一些个人可支配货币收入财税调节政策：第一，在各级财政之间合理划分收入分配调节事权收入分配调节涉及各级财政，因而首先要合理划分事权。由于我国是区域经济极度不平衡的国家，收入分配调节事权不可能相对集中，确定全国范围内相对统一的调节标准也就不是一个务实的选择。为此，收入分配调节的基本事权应按居民属地来划分。但考虑到各级财政收入汲取能力的体制性和资源性差异，可把收入分配调节财力支持划入转移支付体系。进一步说，上级财政可从专项转移支付角度向下级财政拨付资金弥补下级财政的收入分配调节财力不足。从我国现实情况看，为了实现收入分配调节的针对性，中央财政对向省级财政转移扶贫资金时可指定地区和类别。省级财政则可向符合条件的下级财政确定收入调节补助。这种补助额的确定应以各地收入、物价和人口状况为依据，而不必寻求补助标准的统一性。第二，建立居民收入监测体系建立居民收入监测体系时一方面可利用纳税信息，另一方面则可利用社会保障体系中的相关信息。如社会平均工资、个人账户金额、统筹账户金额等。通过这些信息推算出收入的绝对额。同时，还应利用价格指数、工资指数、实物耗费指数等来监测居民收入的相对变动状态。建立相对科学、全面的居民收入监测体系的重要作用在于我们准确划定调节对象提供基础资料。第三，改革收入分配调节资金支出方式目前我国调节收入分配的财政性资金的支出以现金补助为主，这种模式在现实情况中暴露出了一些明显的问题。突出的表现是资金使用一定程度上不能够充分实现预期目的。比如低收入阶层部分领取补助金者把钱用在非基本生活必需品消费上。为此，我国各级财政可建立对低收入群体基本生活消费的定向补助制度。如凭发票或收据报销定额义务教育学杂费、水电费、医药费、食品支出等。有条件的地方可适当放宽补助范围。定额标准确定权可由市级财政掌握，省级财政可酌情予以调控。第四，调整相关税制改革个人所得税税制，在适度提高起征点的同时，减少级次、扩大级距并降低税率，特别是3000元？5000元这一区间内的收入应采取低税率政策，因为这一收入区间是中等收入阶层的收入界限，税率过高会抑制中国的消费扩张，反过来削弱经济增长。在房产税方面，可考虑在把房产分类的基础上，把中高档私人住房纳入征税范围，税率从低、征管从严。当然，这要以进一步规范房产交易、清除不合理收费为基础。第五，在中央和省两级财政中设立低收入群体子女高等教育补助金对低收入群体子女来讲，接受高等教育是能否实现收入阶层转换的基本条件。为此，中央和省两级财政以及有条件的市级财政可在教育经费中核定一部分低收入群体子女高等教育补助金。这笔资金可通过教育部门根据一定的原则无偿补助给符合特定条件的已考入大学的低收入群体子女。中央财政的这笔专项资金可向西部地区倾斜，经济发达的省份可把此类资金地向省内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倾斜。原因：（1）以为劳动者的个人禀赋和家庭负担不同，实行按劳分配原则必然产生收入和富裕程度的不同（2）实行多种所有制经济和多种分配方式，拥有不同生产要素的不同社会成员也必然会产生收入的差距和富裕程度的不同（3）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价值规律和竞争的作用下优胜劣汰，使具有不同竞争能力的人在富裕程度上必然出现差距（4）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脑力劳动、体力劳动之间。以及不同经济领域和部门之间客观上存在差别，也必然引起收入的差别和富裕程度的不同
⑼ 解决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于扩大有什么意义
（1）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大幅度提高,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大幅度增加,居民衣、食、住、行、用等条件明显改善,城乡居民收入不断提高.但近年来,城乡居民之间收入差距呈现逐步扩大趋势.
（2）我国现阶段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个人收入分配制度,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必然使个人收入呈现多样化的复杂现象,也必然会拉大收入分配的差距.
（3）从充分发挥各种生产要素的潜力、提高效率的角度看,这种收入差距的拉大有其必要性.但从社会公平的角度看,又要避免收入差距的过分悬殊.这是因为,收入差距过大不符合社会主义原则,也不利于市场经济的稳定发展,更与共同富裕的最终目标相背离.因此,要合理调节收入分配,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逐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过高收入,规范个人收入分配秩序,努力缓解城乡居民之间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
（4）社会公平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之一,是衡量社会全面进步的重要尺度,也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深厚基础.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应当把维护社会公平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综合运用多种手段,逐步建立起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和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努力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使全体人民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并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
（5）促进城乡协调发展,一方面是加快城镇化进程,支持和引导农民向城市流动；另一方面新时期解决城乡差距又不能只靠把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而必须搞好农村、农业、农民的发展问题.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我国已经具备了较强的实力,能够更好地统筹城乡协调发展.总体上就是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乡村,通过更多地支持农业和农村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促进城乡协调发展,这是一个新的发展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