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城乡消费方式的差异
据统计， 1995年我国农村人均纯收入为1577.7元，城市人均生活费收入为4283.0元,城乡之比为2.7:1；1997年我国农村人均纯收入为2090.1元,城市人均生活费收入为5160.3元,城乡之比为2.5:1。1998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2162元，城市人均生活费收入为6201元，城乡之比为2.87:1。与收入水平相适应，城乡居民消费水平有很大差异。城乡居民消费水平之比1985年为2.3:1，1995年为3.4:1，1996、1997年为1:1。从消费结构上看，目前城市居民已处于享受资料消费型生存阶段，而农村居民则还停留在生存资料消费型阶段上。1998年农村每百户居民彩电、冰箱、洗衣机的拥有量分别为32.6、9.3、22.8，仅为城镇居民拥有量的30.1%、12.9%、25.2%。¸ 城乡消费出现巨大断层； 市场消费环境差异。 农村市场与城市市场相比，一是交通不畅。有不少行政村没有通公路，农用汽车、拖拉机无路可走；二是供水设施跟不上。除了沿海特别发达地区外，我国中西部大部分农村地区没有自来水。多数地区严重缺水；三是用电成问题，且电价过高，农民对于家用电器买得起而用不起；四是缺乏多渠道、少环节、开放式、高效率的流通网络；五是农村市场管理人员素质低，管理水平落后。缺乏规范的市场运行规则以及权威的管理机构。执法人员市场法制观念淡薄，市场法规不健全。市场流通秩序较混乱
㈡ 浅谈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背景和意义怎么写
1.利于缓解社会矛盾。2.利于促进消费水平的提高。3.利于促进社会生产水平全面提高。4.利于缩小城乡差距，加快城市化进程。
㈢ 进行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分析的原因
一、问题的提出与文献综述
随着世界经济衰退阴影的加深和衰退对我国出口导向型经济的打击，在国内投资收紧的情况下，更多的人把抑制衰退的期望寄托在刺激内需增长上，这无可厚非。问题是在刺激内需的杠杆中，居民信息消费方面未得到应有的重视。而事实上，近些年来，包括通信、网络和文化教育等在内的居民信息消费快速成长。成长以国际互联网技术的商业化创新为背景，以信息社会化革命为动力，显示出与智能经济社会发展方向的一致性，正对我国消费结构优化与升级产生重要意义与积极影响。
文献检索表明，近10年，有关信息消费的研究，概括起来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基础理论。从不同的视角对信息消费的历史演进、体系建构、模式选择、消费效益与效应等展开研究；二是应用研究。包括国经济基本面上经济发展趋势与信息消费、消费的技术条件、消费环境与影响因素、消费差异与特点、消费监督及评价等，市场面上的信息产品（服务）供给、竞争与定价等，消费者层面上的收人水平与支付能力、信息需求、消费行为特征、消费者权益、信息意识与文化素质等。但从深度进行结构分析的研究成果并不多，而恰恰是这方面研究成果对我国消费结构优化与升级有更重要的意义。本文旨在立足全球化背景下我国转型期的国情特殊性，从消费发展的角度，论述我国城乡居民信息消费的结构差异成长特征与趋势，剖析这种结构差异成长的因素与动因。
二、信息消费的界定与特性
信息消费指的是消费者对信息产品或服务的使用。理论上，信息经过消费主体的消化吸收机能，对生产、生活及其他活动的认识和决策产生“减除不确定性”作用，形成信息消费过程。不同于一般物质产品的消费，它是消费主体对外部信息的内在化过程。外部信息大抵可分为3类，一是关于人类活动与事物的状态信息；二是通用的、专业的知识信息；三是情趣文化娱乐信息。
信息消费的特性体现在：
1、选择性
消费主体对外部信息的接收从某种接触感受开始，而对外部接收信息的内在化消费又总是有选择的。选择的依据是内在信息需要。每个人都有一套不同于他人的“信息库”或“数据库结构”。他们通常根据自己的活动需要与决策特点有选择地收集外部信息，又在因应不同的生产生活决策实践和消化吸收外部信息中优化自己的信息结构，使外部信息更好地转化为内在知识“养分”，并作用于生产生活决策和发展能力提高。有选择地将外部信息内在化，是劳动素质、智能提高的基础，也是劳动进化的必要条件。
2、分层性
作为消费对象的外部信息是多类型的，消费主体又是分层级的。按经济收人水平、信息需求强度、信息能力等来分级，不同层级的消费主体对外部信息有不同的需求，有不同的信息吸收与运用能力，也有不同的外部信息内在化方式。
3、价值功能转换性
这与信息消费主体的分层与信息价值的多级转换过程有关。外部信息的内在化过程同时是一系列的价值转换过程。包括由外部信息的客观价值到消费者的需求价值的转换；由信息的知识价值到消费者劳动素质提高与生活、交往质量提高的应用价值转换；由信息应用价值到劳动收益增加和劳动价值增值的转换等。信息的价值功能转换和价值功能实现，会进一步激发消费主体关注和运用信息，使主体消费信息与信息功能价值实现、价值增值形成良性互动。
4、反馈性
外部信息的内在化是一个程序继起与内外互动的开放循环系统。后一个环节的效果会对前一个环节起反馈作用。比如SAP系统，提供商将世界各地行之有效的管理办法和一些成功案例等进行梳理，形成一套商品化、固定模式的管理理念；用户使用系统，接受一种新的方法和理念，同时以使用效果作为一种评价意见反馈到上一环节。
三、居民信息消费的结构性成长
从结构上分析，信息消费作为居民消费系统中的一个新生消费品种，迅速崛起，一方面，使现存一些消费品种降低其在系统中的比重或份额；另一方面，使现存消费结构发生整体性变化，显示出结构性成长特征。结构性成长表现在消费内容构成、支出构成、城乡差异、地区差异等的变化关系上，是在差异中的构成比重或份额提升过程。
1,居民消费结构中，信息消费部分快速成长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居民消费结构随收人增长和产业结构变革而逐步升级，从传统的基本生活消费满足转上发展型和享受型消费的轨道。信息消费正成为新时期我国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领头羊。这从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信息消费支出在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消费支出构成中的绝对数和相对比重两项指标中可以看出，也可从城镇和农村的消费结构变化中得到明证。
消费支出构成，2000-2006年，我国城乡居民家庭年人均信息消费支出占年人均消费性支出的比重由22. 15％上升到25. 77％，提高了3. 62个百分点。其中,2003年比2000年高4. 35个百分点。再看增长速度，2000-2006年，我国城乡居民家庭年平均每人消费支出从2875. 5元上升到5404. 9元，提高了87. 96％，年均增长11. 1％，而同比年平均每人信息消费支出从636. 86元上升到1392. 6元，提高了一18. 67％，年均增长13. 9％，比前者高2. 8个百分点。可见，随着居民家庭收入增长和消费性支出提高，我国城乡居民家庭信息消费迅速成长，且增幅明显高于家庭收入和消费性支出的增幅，显示出结构成长特征。如把家庭消费支出中个人消费的信息消费（如咨询）部分、居民外出旅游信息消费部分、居民非通信途径的电脑和网络信息消费及其他方面加进来，这种结构性成长特征就更明显了。更有意义的是，居民信息消费持续提高的正向效应很强，领域还很宽，后劲还很足。
信息消费在居民家庭消费性支出中的比重提高，反映出我国居民消费的结构升级事实与趋势，但这种结构升级水平又是存在结构性差异的。不同的居民家庭有不同的升级程度差异。
2,城乡差异中的居民家庭信息消费成长
居民家庭信息消费的结构差异明显表现在我国城镇与农村的居民家庭中。
2000^-2006年我国城镇与农村居民家庭的年人均消费性支出构成中，年人均信息消费支出所占比重均有提高，城镇居民家庭由23. 58％上升到27. 18％，提高了3. 6个百分点；农村居民家庭由19. 71％上升到22. 36％，提高了2.65个百分点。但比重提高幅度则农村不如城镇，差约1个百分点。从信息消费支出相对总消费支出（绝对值）的增长速度看，情况也大体如此。2000-2006年，我国城镇居民家庭年平均每人消费支出从4998元升到8696. 55元，提高了74.00％，年均增长9. 7％；年平均每人信息消费支出从1178. 68元上升到2363. 77元，提高了100. 54％，年均增长12. 3％，比前者高2. 6个百分点。在农村，2000-2006年，居民家庭年平均每人消费支出从1670. 13元上升到2829.02元，提高了69. 39％，年均增长9. 2％，年平均每人信息消费支出从329. 17元上升到632. 63元，提高了92. 19％，年均增长11. 5写，比前者高2. 3个百分点。可见，进人21世纪以来，我国城乡居民信息消费都在随收人增长和消费性支出提高而提高，但不论信息消费占消费性支出的构成比，还是信息消费相对于消费性支出的增幅，提高又都明显存在着城镇高于、快于农村的差异，从城乡二元结构上显示出我国居民信息消费的结构性成长特征。这种结构性成长特征与相关研究给出的结论基本一致。
信息消费在居民家庭消费支出中的比重早已不是2000年前20年的比重可比。电话通信已广泛地深人当今我国城镇居民的现实生活中，这是上世纪所无法比拟的。农村居民信息消费目前还是一个大弱项，弱势本质上是城乡二元结构矛盾在居民信息消费上的反映，这也同时意味着促进农村信息消费存在着极大的拓展空间。
3、地区差异中的居民家庭信息消费成长居民信息消费结构成长中的支出差异与地区差异，并非某国所独有，而是一个世界性现象。
我国居民信息消费成长的地区差异，既表现在结构比重上，也表现在速度上；既表现在我国各省市城镇，也表现在农村地区。总的来说，经济开放发达地区居民的信息消费成长明显快于经济落后地区。如表1所示。
由表1可知，以进人21世纪的2000年为基期，把全国31个省市划分为4组：一组是年人均信息消费支出在1000元以上的5省市，包括上海(1973. 60)、北京（1939. 93)、广东（1234. 98)、浙江(1229. 62）、天津（1172. 34）；二组是年人均信息消费支出在全国平均水平636.86^-999元之间的6个省市，包括江苏( 787. 26),福建(772. 85 ),辽宁(745.9),山东(705. 22),黑龙江(669. 16),吉林(646. 47）；三组是年人均信息消费支出在450635元之间的13个省市，包括湖南(634. 34),内蒙古(631. 46),重庆(613. 82),湖北( 579. 62 ),陕西(552. 66)、宁夏(544. 93),新疆( 524. 53),海南(507. 63)、山西(488.85),四川(483. 98),河北(481.40)、广西(472. 90)、青海(462. 38)；四组是449元以下的7省市，包括江西(431. 61),云南(423.92),甘肃(423. 24),安徽(419.44),河南(372. 58)、贵州(320. 56)、西藏(218. 60)。信息消费水平排全国平均水平以上的均在经济开放发达的直辖市、东南沿海地区和东北部地区。在2000-2006年的6年间，年均增长（％）最大的是重庆（16. 78)、山西（16. 74)、安徽（16. 57)、河南(16. 57）；增幅较次的是江西（15. 46）、陕西（15. 15）、河北（15.01），均出在信息消费水平排全国评价水平以上的三、四组中。它们的增速大大高于全国平均增速（13. 93），也高于2000年排在全国平均水平以上的一、二组的省市，显示出差异中的信息消费结构性成长特征。2006年年人均信息消费支出排前的5省市仍然是2000年排前的5省市，但次序发生了变化，变为北京（4299. 41）、上海（3866.49）、浙江（2687. 49）、天津(2524. 32)、广东(2333. 26)，而且它们在2000～2006年的平均增速除北京(14. 18)略高于全国平均增速外，都在全国平均增速之下。这或许有统计差异上问题，也有消费达到一定程度后增长显得相对平缓的阶段特征性原因，但确实反映现阶段我国居民信息消费在地区差异中成长的结构性特征。地区差异中的信息消费结构性成长，从一个侧面说明适度的地区差异构成信息消费结构成长的动力之一。
4,网络信息消费等新兴信息消费项目快速成长
就总体趋势来说，我国居民信息消费正处在从传统向现代转变时期。传统与现代的区分主要体现在传播媒介上，前者以报刊、书籍、电话、电视、照相机、录音机录像机等手段为主，后者则主要表现在电脑、国际互联网，或传统传媒与电脑网络的融接等方式上。
网络信息消费成长快，规模总量大。网络信息消费可从两方面来看：一是狭义的网络信息消费（用C,表示），包括上网费和用于上网的电话费的支出；二是广义的网络信息消费（用C：表示），包括网上购物、网上支付、网上有偿下载（如各种数字报刊、数字书籍、数字资料、数字音乐、数字影视、数字游戏等）等各种在线支出的网络消费。
人们对互联网的使用时数呈继续上升趋势，这表明互联网对居民日常生活的渗透性变得越来越广，居民的网络信息消费也越来越强。我国网民每月上网费用支出有一个明显的变化过程，以100元为界,100元以内消费水平的在2000年前远不足50％，而到2001- 2004年上升到70％左右,2005年下半年以来在达到平均最高的103元以后，即出现下降，应该说下降不是消费者刻意缩减开支所致，而主要是网络服务提供商竞相压价的结果。趋势表明，随着网络市场经济的发展，互联网与人们的生活更加紧密，人们对互联网的使用将越来越频繁，而居民的网络信息消费会更趋合理。据国际电信联盟对世界上人口在4万以上的206个经济体的电信发展调查分析报告：上网费是每月20小时拨号上网费用，如果宽带价格更低，则用宽带价格取代拨号上网①。不同经济体的因特网资费数据反映出各国上网费的水平，同时反映出新兴信息消费在居民信息消费结构中的成长差异。
从广义网络信息消费看。网上购物和网上销售是互联网作为电子商务平台工具的重要体现，网民和商家可以通过互联网平台，各取所需，共同获益。从网络消费的角度考察，受网上购物的消费示范和带动效应的有力推拉作用，近几年来我国包括网上购物等各种在线支出在内的广义网络信息消费快速提升。人均月互联网消费水平，2005年为157. 8元；2006年为169. 57元，比上年增长7. 46％；2007年估计（中国互联网数据中心）达195. 76元，比2006年增长15. 4％。互联网用户网络消费总额，2005年为1876. 53亿元；2006年为2767. 46亿元，比上年同比增长47％；2007年估计达3641. 14亿元，比上年增长32％，而与2005年相比，则将近翻了一番②。这有近几年来我国互联网用户以每年2000万左右速度增长的原因。网上购物行为与网上支付、网上银行等网上金融活动息息相关。网上购物用户使用这两种网上金融手段的比例要比其他网民使用比例高得多。网上购物的兴起推动众多如网上支付和网上银行等相关网络应用的更快发展。2001年我国网上支付的用户规模为374万,2004年增长至1830万，2007年估计达5325万。网上购买、网上支付迅速扩大的同时是我国居民网上信息消费的大幅提高。目前我国网络信息消费仍以城镇居民，尤其青年人为主③。
我国居民信息消费正在从传统向现代转移，而转移在东中西部3大区域的表现并不同步。面上的判断是东部转移较早、较快，而中部和西部则较晚、较慢。近几年来西部地区的消费水平显得比中部略高一些，这与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有关。时间趋势上，东中西部3大区域信息消费水平的差距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但也有中部随着市场经济发展而崛起的可能。
值得重视的是，信息消费成长的结构差异特点，会由于信息消费与经济增长的正相关关系，而使经济成长的结构性差距更大幅度地拉大。
四、有关促进我国城乡居民信息消费结构性差异成长的思考
综上所述，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居民信息消费成长具有结构性差异特征。结构性差异成长表现在居民消费支出构成、城乡差异、地区差异、新兴网络信息消费比传统信息消费成长更快等方面，而要切实促进城乡居民信息消费成长又必须基于这些结构性差异成长的现实与决定性因素出发。决定我国信息消费结构差异成长的因素可分为外在因素和内在因素两大板块。内在的力量，也就是内在于居民生命体中的信息需求，信息需求通过信息消费来实现和满足。外在因素，即从信息消费者外部产生影响作用的因素。在一定意义上，外在因素可以等价于外部环境。外部环境分国外环境与国内环境。显然，国内信息环境大大改进是支持近些年来我国居民信息消费成长的基础，但每个居民因其工作生活条件和对信息环境的感应与接受能力的不同，从环境中获得信息福利的好处是有差异的，这是导致我国居民信息消费成长中存在结构不平衡的一个重要原因。外在因素通过居民内在的信息需求而起作用，支持或推动居民信息消费成长。
推动信息消费结构成长的因素同样具有结构性差异特征。内外在因素分析表明，外部因素通过内部结构性因素而起作用。事实上，信息消费增长的作用效应远远超出其本身。除促进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外，还对生产性消费产生积极的作用和效果。当前世界性的能源消费过快是个突出的矛盾，其中有信息不对称的原因，而信息消费者同时又是物能产品生产者，居民信息消费的增长在提高其作为生产者的人力资本素质的同时，势必会有利于化解能源消费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有助于解决能源消费增长过快问题。
促进我国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升级与信息消费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是：在农村，因应结构差异动力之势，以农民自主发展能力提高为基点，着眼基层的高端，诱导农村信息消费更快成长；在城市，更新传统的“富而信息消费”观念，以系统协调的方法研究弱者的信息消费成长模式，切实扶持弱势群体；在城乡之间，构建贯通城乡的信息网路图，着力城乡信息集散点的公共信息产品开发，打通集散点到家庭的“最后一公里”；在区域上，关注中部地区，促进中部信息消费的崛起。
希望能对你有帮助
㈣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城乡居民消费水平之间有什么关系两者之间是怎样相互影响的
首先介绍一个概念“基尼系数”。基尼系数是国际上用来综合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一个重要分析指标，由意大利经济学家于1922年提出。其经济含义是：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用于进行不平均分配的那部分收入占总收入的百分比。基尼系数最大为“1”，最小等于“0”。前者表示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绝对不平均，即100％的收入被一个单位的人全部占有了；而后者则表示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绝对平均，即人与人之间收入完全平等，没有任何差异。但这两种情况只是在理论上的绝对化形式，在实际生活中一般不会出现。因此，基尼系数的实际数值只能介于0～1之间。目前，国际上用来分析和反映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方法和指标很多。基尼系数由于给出了反映居民之间贫富差异程度的数量界线，可以较客观、直观地反映和监测居民之间的贫富差距，预报、预警和防止居民之间出现贫富两极分化，因此得到世界各国的广泛认同和普遍采用。按照国际惯例，基尼系数在0．2以下，表示居民之间收入分配“高度平均”，0．2～0．3之间表示“相对平均”，在0．3～0．4之间为“比较合理”，同时，国际上通常把0．4作为收入分配贫富差距的“警戒线”，认为0．4～0．6为“差距偏大”，0．6以上为“高度不平均”。一、对我国当前收入分配状况的总体评价近年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分配总体上适应了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分配制度坚持市场取向，不同收入群体的分布基本反映出市场机制发挥基础性调节的作用；计划经济高度集中统一的分配体制被打破，分配正在向科技含量高的行业和新兴产业倾斜，脑力劳动者、技术密集领域的劳动者以及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劳动者的收入正在迅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提高，城镇居民的收入分配有力地支持了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有利因素1、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以较快的速度增长从农村居民来看，农民人均纯收入1997年超过2000元，2002年达到2476元，平均每年实际增长3.8％。从城镇居民来看，城镇居民收入加速增长，2002年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703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年均增长率达到8.6％。2、从总体上讲，平均主义分配逐步在打破，“脑体倒挂”正在走向“脑体正挂”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平均分配逐步被打破，居民收入差距总体上正在合理拉开，分配开始向科学技术含量高的行业、向新兴产业倾斜。传统的体力劳动、资本含量少、劳动密集、竞争充分的行业的收入在相对降低，科技含量高的行业、新兴行业的职工工资水平在显著增长。脑力劳动者、技术密集型领域的劳动者、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劳动者的收入正在迅速提高。3、居民家庭财产性收入增长迅速当前，我国城镇居民年人均财产性收入的年平均增长率为26.42％，比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全部年收入的年平均增长率16.23％高10.19个百分点，说明资本等要素参与分配的力度加大。4、国有单位职工的收入增长势头较强“八五”和“九五”时期，我国国有单位、城镇集体单位、其他单位的工资基本上都呈现正比例线性增长势头。其中，国有单位的工资增长最快，平均工资增长了2.74倍，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国有单位的工资增长最快。另外从工资的绝对增长水平上看，其他单位工资水平一直最高，国有单位次之，城镇集体单位最低。5、城镇居民收入增长与宏观经济发展保持了协调一致现阶段，我国城镇居民人均第二、三产业国内生产总值、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年可支配收入、职工平均货币工资三项的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16.25％、16.23％、16.33％。这说明，我国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速度是同步的，城镇居民收入增长促进了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然而必须看到，在收入正常增长的背后，也存在着一些不容轻视的问题:1、收入分配的差距不断扩大，贫富分化加剧主要表现为：一是以基尼系数反映的居民收入总体性差距逐年拉大，已经超过国际公认的承受线1991年为0.282，1998年为0.456，1999年为0.457，2000年为0.458，10年上升1.62倍。二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1990年城乡居民收入之比为1：2.2，1995年为1：2.71，2000年为1：2.79，2001年扩大到1：2.9。三是地区间差距扩大2000年，东部地区人均收入是西部的2.26倍，最高的省与最低的省差距超过3倍。四是行业间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80年代中期，行业间收入差距开始显现，到90年代中期最高行业人均收入与最低行业之比为2.23：1，2000年又上升到2.63：1。五是不同经济性质的单位职工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国有经济性质单位职工工资与集体经济性质单位职工工资相比，1985年的平均工资差距为1.25：1，2001年扩大到1.63：1，其他经济性质单位职工工资与集体经济性质单位职工工资相比，1985年的差距为1.49：1，2001年发展到1.77：1。六是城镇内部各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的扩大速度明显加快特别是近两年，高收入户的收入增长大大超过了低收入户的收入增长，2002年1季度的统计表明，20％的高收入者的收入占总收入的46.2％，20％的低收入者的收入占总收入的6％，高低收入差距为7.66倍。2、财产的集中度越来越强，居民家庭财产的差别越来越大最新的调查统计显示，10％的富裕家庭占城市居民全部财产的45％。最低收入10％的家庭其财产总额占全部居民财产的1.4％，另外80％的家庭占有财产总额的53.6％。与此同时，城市居民金融资产出现了向高收入家庭集中的趋势，户均金融资产最多的20％家庭拥有城市居民家庭金融资产总值的比例目前约为66.4％，在最低的20％的家庭中，户均拥有的金融资产只有居民金融资产总额的1.3％。当前我国城市居民家庭财产的基尼系数为0.51，远远高于城市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0.32。3、体制内的“平均主义分配”和体制外的“收入差距过大”两种极端现象同时并存“平均主义”并没有彻底根除，主要表现在工资收入（不包括工资外收入）分配上，多数国有企业以及机关、事业单位、群众团体内部工资收入分配差距偏校与此同时，在工资外收入分配方面存在着“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现象。工资外收入、垄断性收入和非法非正常收入是引起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主要根源。4、收入分配不规范一是工资支付不规范，全国各地均不同程度存在拖欠职工工资现象；二是工资提取不规范，实行工效挂钩企业的计划外、基数外提取工资现象较普遍；三是部分企业建立补充养老保险超过工资总额的4％的标准进入，变相提高收入；四是企业经营管理人员“职务消费”随意性太强，缺乏合理有度的约束。5、整体收入结构仍不合理主要表现为：一是工资收入结构不合理，制度内工资低，制度外劳动报酬高，项目繁多，未纳入工资内；二是按多种要素分配的收入比重不大，与中央关于“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参与收益分配”的要求尚有差距。我国城镇居民按多种要素分配的格局还远远没有真正调整到位，其它要素参与分配还需要进一步增加比重。二、调节我国居民收入分配状况的财税政策财政政策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调节经济运行和社会发展的主要工具之一。由于个人收入分配活动与财政收支有着特定联系，财政政策可以说是政府调节个人收入分配的主要手段。从我国转轨期经济运行和制度安排特点以及市场经济的一般特征三个角度看，运用财税手段调节个人收入分配本质上是要妥善处理好三大矛盾：第一，经济增长与增长福利分配之间的矛盾改革之后的中国在20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过程中，GDP规模快速膨胀，但增长福利分配呈现出逐步拉大趋势，一部分人的生活质量相对来讲反而下降，低收入群体规模有所扩大。很显然，现在有必要利用财税手段调节好经济增长的分配基矗这种调节的难点在于把握好公平个人收入分配的力度不能大幅度约束效率的递增。第二，合理解决培育中等收入阶层与扩大向低收入阶层转移支付规模的矛盾中等收入阶层人数增加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收入分配格局的规律性倾向，对消费进步和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推动作用。而扩大向低收入阶层转移支付规模也是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力量。但从理论角度看，这两者之间存在有一定的相互约束性，其表现是扩大向低收入阶层转移支付的规模势必要影响中等收入阶层的状况，从而制约中等收入阶层的扩张。第三，妥善处理创造就业机会与转移支付资金之间的矛盾财税政策调节个人收入分配有两个切入点：一是创造就业机会，使中低收入者得到挣取收入的机会；二是在个人之间进行收入的转移支付。从理论上讲，这两者有一定的矛盾，突出的表现是财政资源利用上的此消彼长。很显然，确定合理的调节个人收入分配的财税政策就是要在创造就业和转移支付之间选择一个适当的配比。综上所述，可确立以下一些个人可支配货币收入财税调节政策：第一，在各级财政之间合理划分收入分配调节事权收入分配调节涉及各级财政，因而首先要合理划分事权。由于我国是区域经济极度不平衡的国家，收入分配调节事权不可能相对集中，确定全国范围内相对统一的调节标准也就不是一个务实的选择。为此，收入分配调节的基本事权应按居民属地来划分。但考虑到各级财政收入汲取能力的体制性和资源性差异，可把收入分配调节财力支持划入转移支付体系。进一步说，上级财政可从专项转移支付角度向下级财政拨付资金弥补下级财政的收入分配调节财力不足。从我国现实情况看，为了实现收入分配调节的针对性，中央财政对向省级财政转移扶贫资金时可指定地区和类别。省级财政则可向符合条件的下级财政确定收入调节补助。这种补助额的确定应以各地收入、物价和人口状况为依据，而不必寻求补助标准的统一性。第二，建立居民收入监测体系建立居民收入监测体系时一方面可利用纳税信息，另一方面则可利用社会保障体系中的相关信息。如社会平均工资、个人账户金额、统筹账户金额等。通过这些信息推算出收入的绝对额。同时，还应利用价格指数、工资指数、实物耗费指数等来监测居民收入的相对变动状态。建立相对科学、全面的居民收入监测体系的重要作用在于我们准确划定调节对象提供基础资料。第三，改革收入分配调节资金支出方式目前我国调节收入分配的财政性资金的支出以现金补助为主，这种模式在现实情况中暴露出了一些明显的问题。突出的表现是资金使用一定程度上不能够充分实现预期目的。比如低收入阶层部分领取补助金者把钱用在非基本生活必需品消费上。为此，我国各级财政可建立对低收入群体基本生活消费的定向补助制度。如凭发票或收据报销定额义务教育学杂费、水电费、医药费、食品支出等。有条件的地方可适当放宽补助范围。定额标准确定权可由市级财政掌握，省级财政可酌情予以调控。第四，调整相关税制改革个人所得税税制，在适度提高起征点的同时，减少级次、扩大级距并降低税率，特别是3000元？5000元这一区间内的收入应采取低税率政策，因为这一收入区间是中等收入阶层的收入界限，税率过高会抑制中国的消费扩张，反过来削弱经济增长。在房产税方面，可考虑在把房产分类的基础上，把中高档私人住房纳入征税范围，税率从低、征管从严。当然，这要以进一步规范房产交易、清除不合理收费为基础。第五，在中央和省两级财政中设立低收入群体子女高等教育补助金对低收入群体子女来讲，接受高等教育是能否实现收入阶层转换的基本条件。为此，中央和省两级财政以及有条件的市级财政可在教育经费中核定一部分低收入群体子女高等教育补助金。这笔资金可通过教育部门根据一定的原则无偿补助给符合特定条件的已考入大学的低收入群体子女。中央财政的这笔专项资金可向西部地区倾斜，经济发达的省份可把此类资金更多地向省内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倾斜。
原因：
（1）以为劳动者的个人禀赋和家庭负担不同，实行按劳分配原则必然产生收入和富裕程度的不同
（2）实行多种所有制经济和多种分配方式，拥有不同生产要素的不同社会成员也必然会产生收入的差距和富裕程度的不同
（3）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价值规律和竞争的作用下优胜劣汰，使具有不同竞争能力的人在富裕程度上必然出现差距
（4）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脑力劳动、体力劳动之间。以及不同经济领域和部门之间客观上存在差别，也必然引起收入的差别和富裕程度的不同
㈤ 城乡居民之间存在着哪些收入差距和消费差距
总的来说，这是各方面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既有体制因素，如户籍制度和就业制度的城乡分割；又有政策因素，如投资、财政、金融、价格管理政策的不协调等；也有发展方面的因素。中国是一个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的社会，整个社会的发育程度农村慢于城市，农村的工业化慢于城市，农村的城镇化慢于城市，农村的基础设施如道路、饮水、能源、通讯、交通等都比城市差很多。
通过数据可以刻画分析的主要因素有以下五个方面：第一，由于城市存在着户籍制度和就业制度的限制，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迟缓，农业相对生产率低，工业和农业的相对劳动生产率差别扩大，导致城乡差别扩大。到2001年，我国农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已经降到了15.2％，但是农业就业人员仍然占全部就业人员的50％。从1996年到2001年，农业增加值的比重由20.4％下降到15.2％，而农业就业人员的比重仅由50.5％降到50.0％。这意味着50％的农业劳动力只创造15.2％的产值。实际上，从90年代以来，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就一直远远低于工业劳动生产率，变动的趋势也是逐步下降的，而工业的劳动生产率则是逐步上升的。如果按1990年的不变价格计算，工业劳动生产率与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比值由1990的4.8∶1上升到2001年的12.9∶1。
第二，工农产品的价格“剪刀差”扩大，90年代以来，特别是90年代中期以来曾一度缩小的价格“剪刀差”再度扩大，使得农业的贸易条件恶化了。自1997年以来，农产品收购价格指数、农村工业品价格指数、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都在下降，但是农产品价格下降的幅度远远快于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下降的幅度，使得工业品和农产品的价格“剪刀差”再度形成，而且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
第三，从城乡的投资结构看，进入90年代以来，农村投资增长速度放慢，投资比重下降。1990～2001年，我国农村的集体、个体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幅度平均为17.3％，明显慢于城镇24.8％的平均增长速度。农村集体、个体固定资产投资占全部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到2001年已下降到19.5％，已降到1981年以来的最低点。城乡投资结构向城镇倾斜，导致城乡差别扩大。
第四，从财政资金的流动情况看，从农村拿得多，给予的少，财政资金从农村净流出，财政支农支出比重下降。2001年，农村资金通过财政渠道净流出额高达1078亿元；财政支农比重逐年下降，1978年为13.4％，1990年降到10％，到2001年已经下降到8％。
第五，从信贷资金的流动情况看，资金也是从农村净流出的，金融部门的支农力度也在减弱。到2000年，农村信贷资金净流出额已经高达4048亿元。国有独资银行进行商业化改革，减少了地方分支机构，有的则把分支机构从农村撤出；同时，又增加了从农村吸收资金的渠道———邮政储蓄，只从农村抽血，不给农村输血。各大商业银行向城市集中，农村出现严重的资金短缺。
㈥ 城乡经济的差距具体表现在哪
我国经济的显著特征之一就是城乡二元经济，其基本表现就是城乡居民在经济上有 很大的差距。对于城乡居民的经济差距，人们一般从横向角度观察，即同一年份城乡居 民的经济差距有多大（比如，除了个别年份，我国城镇居民的经济收入水平始终比农村 居民要高1倍以上，有时高出近2倍），而较少从纵向角度分析，即城乡居民的经济差距 究竟有多少年？比如1997年的农民经济状况相当于10年前还是15年前的城镇居民？显然 ，这种分析对于研究农村城市化，预测城乡差距发展趋势及缩小城乡差距具有重要的价 值。 一、我国农村居民在经济上落后于城镇居民15年左右 在收入指标上，我们选取城镇居居人均可支配收入（由于统计的局限性，1994年以 前的该指标可以用人均全部收入替代）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消费指标则从总量和结 构两方面来选择。在总量上，选择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 出；在结构上，则选择人均肉蛋鱼消费量、人均衣着消费支出、每百户自行车及电视机 拥有量等指标。为消除价格变动的影响，我们以1985年价格为100，对有关价值类数据进 行了价格指数调整。此外，为避免偶然性，所有数据均以三年平均值进行。研究结果表 明，收入指标反映的城乡差距在15年左右；消费指标反映的城乡差距比较长的为20-25年 ，比较短的是10年左右，平均起来，可以认为城乡在消费方面的差距大约也为15年左右 。这样，结合收入与消费两方面的指标，可以推断目前我国城乡居民的经济差距大约为 15年左右。 当然，城乡居民的经济状况确实存在着一些不可比因素。城镇居民享受住房、医疗 、各种补贴等大量的隐形福利，这些都没有体现在可支配收入中。农村居民则在通过自 产以廉价获得部分生活消费品和居住宽敞的房屋上具有优势，这些因素究竟谁大谁小难 以判定。为简化计，我们假定这些因素相互抵消。 二、我国城乡居民经济差距的超长期（2030年）展望 （一）城乡人口增长趋势 目前，我国农村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仍高达70%左右，这样就使城乡差距问题异常突出 。但是另一方面，随着城市化程度的发展，当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在1/10以下时， 城乡差距问题就不会再像现在这样沉重，也许会有所淡化，这一点已为经济发达国家所 证实。根据城市化发展的客观规律，结合世界各国的发展实践以及我国经济发展的具体 情况，我国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重每年要下降1-1.5个百分点，因此我国城市化水 平在2030年可达到85%，届时，城乡差距研究可能让位于城城差距或行业差距研究。 （二）城乡收入差距的发展趋势 衡量城乡居民经济差距的诸多指标中，收入指标一直是居于主导地位的。因此，城 乡经济差距缩小的根本途径是提高农村居民的相对收入水平。如果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间保持同一增长速度，则城乡经济差距会像现在一样仍然 很大。过35年后，由于农民比重已下降到15%以下，因而城乡经济差距已不具有战略意义 。如果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速度快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则城 乡经济差距会趋于缩小甚至消除。假如今后35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年均增长速度比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速度高2.5个百分点，则到2030年时城乡差距完全消失 ；假如高出3个百分点，则到2025年城乡差距消失；假如高5个百分点，则到2015年城乡 差距消失；假如高1个百分点，则城乡差距在2030年时仅缩小一半。 据此，我们可以推断：我国城乡居民经济差距的基本消除或消亡，快则需要20年， 最慢则需要35年，综合起来大约需要30年左右。也就是说，15年城乡经济差距需要用30 年的时间追赶才能消除。因此，缩小城乡经济差距的任务是长期而艰巨的。
㈦ 城乡居民消费结构的对比分析用什么研究方法
我国城乡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呈下降趋势，表明我国城乡居民的消费结构得到改善，消费层次、消费质量不断提高。
农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高于城镇家庭的恩格尔系数，说明农民生活水平低于城镇居民生活水平。
㈧ 1、依据经济学理论分析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确定解释变量，2
消费理论是研究消费影响因素的理论。消费受许多因素的影响，其中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是收入，一般把消费与收入之间的数量关系称为消费函数，消费理论主要就是通过对消费函数的研究，分析消费与收入之间的变动关系。消费理论主要有四种收入理论：1、凯恩斯的绝对收入理论。凯恩斯将消费函数表达为：C＝f（Y），并将此式改写为C＝bY，表明如果其他条件不变，则消费C随收入Y增加而增加，随收入Y减少而减少。他强调实际消费支出是实际收入的稳定函数，这里所说的实际收入是指现期、绝对、实际的收入水平，即本期收入、收入的绝对水平和按货币购买力计算的收入。2、杜森贝的相对收入理论。杜森贝提出消费并不取决于现期绝对收入水平，而是取决于相对收入水平，这里所指的相对收入水平有两种：相对于其他人的收入水平，指消费行为互相影响的，本人消费要受他人收入水平影响，一般称为“示范效应”或“攀比效应”。相对于本人的历史最高水平，指收入降低后，消费不一定马上降低，一般称为“习惯效应”。3、莫迪利安尼的生命周期理论。莫迪利安尼提出消费不取决于现期收入，而取决于一生的收入和财产收入，其消费函数公式为：C＝a??WR＋b??YL，式中WR为财产收入，YL为劳动收入，a、b分别为财产收入、劳动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他根据这一原理分析出人一生劳动收入和消费关系：人在工作期间的每年收入YL，不能全部用于消费，总有一部分要用于储蓄，从参加工作起到退休止，储蓄一直增长，到工作期最后一年时总储蓄达最大，从退休开始，储蓄一直在减少，到生命结束时储蓄为零。还分析出消费和财产的关系：财产越多和取得财产的年龄越大，消费水平越高。4、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理论。弗里德曼认为居民消费不取决于现期收入的绝对水平，也不取决于现期收入和以前最高收入的关系，而是取决于居民的持久收入，即在相当长时间里可以得到的收入。他认为只有持久收入才能影响人们的消费，消费是持久收入的稳定函数，即：CL＝bYL，表明持久收入YL增加，持久消费（长期确定的有规律的消费）CL也增加，但消费随收入增加的幅度取决于边际消费倾向b，b值越大CL增加越多，b值越小CL增加越少。持久收入理论和生命周期理论相结合构成现代消费理论，这两种收入理论不是互相排斥的，而是基本一致的，互相补充的。借鉴上述消费理论，在我国当前经济形势下，扩大消费需求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一是坚持发展经济，认真贯彻执行好发展经济的各项政策。因为只有经济发展，国民收入才会增加，人们的绝对收入也才能增加，消费水平才会提高，消费需求也才能扩大。只有坚持发展经济，国民收入才会持续增长，人们的持久收入才能稳定，持久消费才会持久。二是在国民经济不断发展、社会生产效率不断提高的前提下，制定适宜的劳动报酬政策。当前所执行的“最低工资制度”，推行的“年薪制”等均有利于劳动者收入的增加，进而推动消费的扩大，产生积极的“示范效应”。三是继续推行有效的信贷措施。前几年几次降低利率，对减少储蓄，增加消费，扩大需求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效果不明显。目前的各种个人消费贷款，相对增加了人们的本期收入，扩大了住房、汽车和耐用消费品的需求。但应注意引导人们在贷款消费时，做到量入为出和预期收入有保证，否则将来对个人和社会都会带来诸多不利问题。四是积极发展老年经济。随着社会进步、科技发展和生活水平提高，人们的平均寿命越来越长，我国已开始进入“老龄化”。针对这一现状，借鉴生命周期理论，在不断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保证和提高老年人收入的同时，积极发展老年经济，促进老年人的消费，使之成为扩大消费需求有效手段。五是扩大就业面。要千方百计创造就业机会，扩大就业面；特别要针对目前结构调整和企业改制所带来的下岗失业人员多的现状，制订优惠政策，指导和帮肋其实现再就业，更要鼓励和扶持其自谋职业，以保证的人有稳定持久的收入，促使社会消费水平的提高，扩大消费需求。
㈨ 试描述中国城乡消费环境的差异，并分析由此产生的对消费需求有哪些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采取“以农补工、以乡保城”的发展模式，为我国奠定工业基础的同时，也严重限制了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进而削弱了农村居民的消费基础。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但是，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幅减小。最终消费率从1978年的62.1%下降到2012年的36.8%，消费率的持续下降使我国经济增长更加依赖投资和出口。在当前国际经济整体不景气和国内通货膨胀高居不下的背景下，这对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很大影响。同时，城乡消费的断层给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和缩小贫富差距带来很大挑战。1998年，我国政府首次提出“扩大内需”的发展战略，但近十多年来扩大内需政策的实施更倾向于增加政府投资，刺激消费需求政策的低效促使国内学者开始关注如何构建扩大居民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而在影响国内居民消费需求的因素中，更多的学者意识到，只有缩小城乡居民消费差距，才能快速提升国内居民的消费需求，完成消费结构的升级，最终实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国内对城乡消费差异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城乡消费水平、消费结构、消费差异原因和对策建议四个方面。臧旭恒（1994）在构建分期的、分城乡的中国消费函数理论模型的基础上，对中国城乡居民的消费行为进行实证研究后发现，城镇居民消费比较敏感，受国家宏观政策影响很大，而农村居民消费则体现为短视、单调和预算约束大等特征；杨小凯（1994）的研究表明，城乡消费差距根源于城市和农村产业的劳动分工不同，而这种劳动分工的差别则受制于不同的交易效率；严先傅（2003）的研究发现，城市居民消费具有持币购买、观望消费和随用随买等理性消费行为特征，而农村居民消费则具有明显的后顾意识和求同的从众行为以及盲目的攀比心理等，他提出应细分不同消费群体，分层次引导居民消费的政策建议；高觉民（2005）将城乡居民消费的二元结构归因于传统宗法体系对农民消费观念的惰性形成和中国“以农补工、以乡保城”的制度化模式，因此必须构建包括协调土地制度、户籍制度、就业制度、分配制度、财政体制及政府运行体制在内的一组“制度安排”；赵志坚、胡小娟（2007）主要关注城乡消费结构差异这一研究领域，他们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和关注农民工群体消费这三个方面提出了对策建议。
综上所述，当前城乡居民消费差异研究具有极大的趋同性，即数据来源趋同、解释因素趋同、分析方式趋同、策略建议趋同。如消费数据来源比较单一，主要来源于统计年鉴数据；从农民收入的变动分析农民消费行为的变化是大部分文献的研究范式；对于城乡消费差异的原因很多归结为收入因素，而对政府的政策因素、城乡人口的历史变迁以及农民工消费群体的快速扩大研究甚少。鉴于以上研究不足，本文在对城乡消费差异存在的客观因素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试图从政府的政策引导、城乡人口规模的历史变迁、政府消费对居民消费的挤出效应和农民工消费等视角探索城乡消费差距扩大的原因，并提出对策建议。
㈩ 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因素有哪些
首先介绍一个概念“基尼系数”。基尼系数是国际上用来综合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一个重要分析指标，由意大利经济学家于1922年提出。其经济含义是：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用于进行不平均分配的那部分收入占总收入的百分比。基尼系数最大为“1”，最小等于“0”。前者表示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绝对不平均，即100％的收入被一个单位的人全部占有了；而后者则表示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绝对平均，即人与人之间收入完全平等，没有任何差异。但这两种情况只是在理论上的绝对化形式，在实际生活中一般不会出现。因此，基尼系数的实际数值只能介于0～1之间。目前，国际上用来分析和反映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方法和指标很多。基尼系数由于给出了反映居民之间贫富差异程度的数量界线，可以较客观、直观地反映和监测居民之间的贫富差距，预报、预警和防止居民之间出现贫富两极分化，因此得到世界各国的广泛认同和普遍采用。按照国际惯例，基尼系数在0．2以下，表示居民之间收入分配“高度平均”，0．2～0．3之间表示“相对平均”，在0．3～0．4之间为“比较合理”，同时，国际上通常把0．4作为收入分配贫富差距的“警戒线”，认为0．4～0．6为“差距偏大”，0．6以上为“高度不平均”。一、对我国当前收入分配状况的总体评价近年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分配总体上适应了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分配制度坚持市场取向，不同收入群体的分布基本反映出市场机制发挥基础性调节的作用；计划经济高度集中统一的分配体制被打破，分配正在向科技含量高的行业和新兴产业倾斜，脑力劳动者、技术密集领域的劳动者以及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劳动者的收入正在迅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提高，城镇居民的收入分配有力地支持了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有利因素1、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以较快的速度增长从农村居民来看，农民人均纯收入1997年超过2000元，2002年达到2476元，平均每年实际增长3.8％。从城镇居民来看，城镇居民收入加速增长，2002年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703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年均增长率达到8.6％。2、从总体上讲，平均主义分配逐步在打破，“脑体倒挂”正在走向“脑体正挂”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平均分配逐步被打破，居民收入差距总体上正在合理拉开，分配开始向科学技术含量高的行业、向新兴产业倾斜。传统的体力劳动、资本含量少、劳动密集、竞争充分的行业的收入在相对降低，科技含量高的行业、新兴行业的职工工资水平在显著增长。脑力劳动者、技术密集型领域的劳动者、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劳动者的收入正在迅速提高。3、居民家庭财产性收入增长迅速当前，我国城镇居民年人均财产性收入的年平均增长率为26.42％，比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全部年收入的年平均增长率16.23％高10.19个百分点，说明资本等要素参与分配的力度加大。4、国有单位职工的收入增长势头较强“八五”和“九五”时期，我国国有单位、城镇集体单位、其他单位的工资基本上都呈现正比例线性增长势头。其中，国有单位的工资增长最快，平均工资增长了2.74倍，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国有单位的工资增长最快。另外从工资的绝对增长水平上看，其他单位工资水平一直最高，国有单位次之，城镇集体单位最低。5、城镇居民收入增长与宏观经济发展保持了协调一致现阶段，我国城镇居民人均第二、三产业国内生产总值、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年可支配收入、职工平均货币工资三项的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16.25％、16.23％、16.33％。这说明，我国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速度是同步的，城镇居民收入增长促进了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然而必须看到，在收入正常增长的背后，也存在着一些不容轻视的问题:1、收入分配的差距不断扩大，贫富分化加剧主要表现为：一是以基尼系数反映的居民收入总体性差距逐年拉大，已经超过国际公认的承受线1991年为0.282，1998年为0.456，1999年为0.457，2000年为0.458，10年上升1.62倍。二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1990年城乡居民收入之比为1：2.2，1995年为1：2.71，2000年为1：2.79，2001年扩大到1：2.9。三是地区间差距扩大2000年，东部地区人均收入是西部的2.26倍，最高的省与最低的省差距超过3倍。四是行业间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80年代中期，行业间收入差距开始显现，到90年代中期最高行业人均收入与最低行业之比为2.23：1，2000年又上升到2.63：1。五是不同经济性质的单位职工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国有经济性质单位职工工资与集体经济性质单位职工工资相比，1985年的平均工资差距为1.25：1，2001年扩大到1.63：1，其他经济性质单位职工工资与集体经济性质单位职工工资相比，1985年的差距为1.49：1，2001年发展到1.77：1。六是城镇内部各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的扩大速度明显加快特别是近两年，高收入户的收入增长大大超过了低收入户的收入增长，2002年1季度的统计表明，20％的高收入者的收入占总收入的46.2％，20％的低收入者的收入占总收入的6％，高低收入差距为7.66倍。2、财产的集中度越来越强，居民家庭财产的差别越来越大最新的调查统计显示，10％的富裕家庭占城市居民全部财产的45％。最低收入10％的家庭其财产总额占全部居民财产的1.4％，另外80％的家庭占有财产总额的53.6％。与此同时，城市居民金融资产出现了向高收入家庭集中的趋势，户均金融资产最多的20％家庭拥有城市居民家庭金融资产总值的比例目前约为66.4％，在最低的20％的家庭中，户均拥有的金融资产只有居民金融资产总额的1.3％。当前我国城市居民家庭财产的基尼系数为0.51，远远高于城市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0.32。3、体制内的“平均主义分配”和体制外的“收入差距过大”两种极端现象同时并存“平均主义”并没有彻底根除，主要表现在工资收入（不包括工资外收入）分配上，多数国有企业以及机关、事业单位、群众团体内部工资收入分配差距偏校与此同时，在工资外收入分配方面存在着“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现象。工资外收入、垄断性收入和非法非正常收入是引起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主要根源。4、收入分配不规范一是工资支付不规范，全国各地均不同程度存在拖欠职工工资现象；二是工资提取不规范，实行工效挂钩企业的计划外、基数外提取工资现象较普遍；三是部分企业建立补充养老保险超过工资总额的4％的标准进入，变相提高收入；四是企业经营管理人员“职务消费”随意性太强，缺乏合理有度的约束。5、整体收入结构仍不合理主要表现为：一是工资收入结构不合理，制度内工资低，制度外劳动报酬高，项目繁多，未纳入工资内；二是按多种要素分配的收入比重不大，与中央关于“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参与收益分配”的要求尚有差距。我国城镇居民按多种要素分配的格局还远远没有真正调整到位，其它要素参与分配还需要进一步增加比重。二、调节我国居民收入分配状况的财税政策财政政策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调节经济运行和社会发展的主要工具之一。由于个人收入分配活动与财政收支有着特定联系，财政政策可以说是政府调节个人收入分配的主要手段。从我国转轨期经济运行和制度安排特点以及市场经济的一般特征三个角度看，运用财税手段调节个人收入分配本质上是要妥善处理好三大矛盾：第一，经济增长与增长福利分配之间的矛盾改革之后的中国在20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过程中，GDP规模快速膨胀，但增长福利分配呈现出逐步拉大趋势，一部分人的生活质量相对来讲反而下降，低收入群体规模有所扩大。很显然，现在有必要利用财税手段调节好经济增长的分配基矗这种调节的难点在于把握好公平个人收入分配的力度不能大幅度约束效率的递增。第二，合理解决培育中等收入阶层与扩大向低收入阶层转移支付规模的矛盾中等收入阶层人数增加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收入分配格局的规律性倾向，对消费进步和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推动作用。而扩大向低收入阶层转移支付规模也是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力量。但从理论角度看，这两者之间存在有一定的相互约束性，其表现是扩大向低收入阶层转移支付的规模势必要影响中等收入阶层的状况，从而制约中等收入阶层的扩张。第三，妥善处理创造就业机会与转移支付资金之间的矛盾财税政策调节个人收入分配有两个切入点：一是创造就业机会，使中低收入者得到挣取收入的机会；二是在个人之间进行收入的转移支付。从理论上讲，这两者有一定的矛盾，突出的表现是财政资源利用上的此消彼长。很显然，确定合理的调节个人收入分配的财税政策就是要在创造就业和转移支付之间选择一个适当的配比。综上所述，可确立以下一些个人可支配货币收入财税调节政策：第一，在各级财政之间合理划分收入分配调节事权收入分配调节涉及各级财政，因而首先要合理划分事权。由于我国是区域经济极度不平衡的国家，收入分配调节事权不可能相对集中，确定全国范围内相对统一的调节标准也就不是一个务实的选择。为此，收入分配调节的基本事权应按居民属地来划分。但考虑到各级财政收入汲取能力的体制性和资源性差异，可把收入分配调节财力支持划入转移支付体系。进一步说，上级财政可从专项转移支付角度向下级财政拨付资金弥补下级财政的收入分配调节财力不足。从我国现实情况看，为了实现收入分配调节的针对性，中央财政对向省级财政转移扶贫资金时可指定地区和类别。省级财政则可向符合条件的下级财政确定收入调节补助。这种补助额的确定应以各地收入、物价和人口状况为依据，而不必寻求补助标准的统一性。第二，建立居民收入监测体系建立居民收入监测体系时一方面可利用纳税信息，另一方面则可利用社会保障体系中的相关信息。如社会平均工资、个人账户金额、统筹账户金额等。通过这些信息推算出收入的绝对额。同时，还应利用价格指数、工资指数、实物耗费指数等来监测居民收入的相对变动状态。建立相对科学、全面的居民收入监测体系的重要作用在于我们准确划定调节对象提供基础资料。第三，改革收入分配调节资金支出方式目前我国调节收入分配的财政性资金的支出以现金补助为主，这种模式在现实情况中暴露出了一些明显的问题。突出的表现是资金使用一定程度上不能够充分实现预期目的。比如低收入阶层部分领取补助金者把钱用在非基本生活必需品消费上。为此，我国各级财政可建立对低收入群体基本生活消费的定向补助制度。如凭发票或收据报销定额义务教育学杂费、水电费、医药费、食品支出等。有条件的地方可适当放宽补助范围。定额标准确定权可由市级财政掌握，省级财政可酌情予以调控。第四，调整相关税制改革个人所得税税制，在适度提高起征点的同时，减少级次、扩大级距并降低税率，特别是3000元？5000元这一区间内的收入应采取低税率政策，因为这一收入区间是中等收入阶层的收入界限，税率过高会抑制中国的消费扩张，反过来削弱经济增长。在房产税方面，可考虑在把房产分类的基础上，把中高档私人住房纳入征税范围，税率从低、征管从严。当然，这要以进一步规范房产交易、清除不合理收费为基础。第五，在中央和省两级财政中设立低收入群体子女高等教育补助金对低收入群体子女来讲，接受高等教育是能否实现收入阶层转换的基本条件。为此，中央和省两级财政以及有条件的市级财政可在教育经费中核定一部分低收入群体子女高等教育补助金。这笔资金可通过教育部门根据一定的原则无偿补助给符合特定条件的已考入大学的低收入群体子女。中央财政的这笔专项资金可向西部地区倾斜，经济发达的省份可把此类资金地向省内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倾斜。原因：（1）以为劳动者的个人禀赋和家庭负担不同，实行按劳分配原则必然产生收入和富裕程度的不同（2）实行多种所有制经济和多种分配方式，拥有不同生产要素的不同社会成员也必然会产生收入的差距和富裕程度的不同（3）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价值规律和竞争的作用下优胜劣汰，使具有不同竞争能力的人在富裕程度上必然出现差距（4）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脑力劳动、体力劳动之间。以及不同经济领域和部门之间客观上存在差别，也必然引起收入的差别和富裕程度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