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城乡农村新社区建设的独特之处及科学性

Ⅰ 新农村建设及社区建设的要求,提出你的意见和建议

对于新农村建设及社区建设的要求，我的意见和建议就是以人民为中心，多体谅人民群众，多开发一些好的赚钱项目

Ⅱ 如何做好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工作

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举措，担负着实现城乡一体化和促进居村农民市民化的重大使命，然而，它当前的建设方向并不明确，正在实施的建设行动也颇受争议。本文以城乡一体化为视角，分析了我国农村社区建设的制度失误和滕尼斯式社区的“天堂”特性，认为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既要去城乡“二元化”、去“天堂”社区的“天真性”，又要留住传统农村社区的温馨，并且还要与城市社区对接，使生活在新型农村社区的居民能分享到与城市市民等值的公共服务，并过上与城市市民一样的社会生活。 一、问题提出：农村社区建设的路径选择与价值旨趣 当下中国农村，村改社区的步伐明显加快，不仅城市郊区农村因城市空间拓展被改制为社区，一些远郊农村甚至边远农村也在加快村改社区的速度，江苏、山东等省有近一半的社区为“村改居”社区。这些脱胎于农村村庄的新型社区，正如有论者说的，①其中不少是把村委会牌子换成居委会牌子的“换牌”社区，社区的公共服务和管理、居民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等与行政村没有什么差别。如此，针对广大农村地区正在推行的村改社区项目或工程，学界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种观点认为，地方政府之所以在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化建设中热衷于村改社区，其动机在于寻土地财政这个“经济租”；另一种观点则相反，认为村改社区的方向没有问题，改制是必要的，且迟早要发生，这是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乡一体化社会管理的内在需要。 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政府主要按照“改造”或“治理”的逻辑方式进行农村社区建设。首先，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中村和城市郊区农村的社会问题凸显，于是政府加大了对这些农村的改造力度，努力使其尽快融入城市社会。综观近年来有关城中村和郊区农村的改造或建设政策，我们不难发现，政府的主要企图不是建设，而是通过征地、拆迁、补偿、安置等措施，使这些地方脱胎换骨，直至被城市同化。其次，以自然村或行政村为管理单位，在村民自治制度基础上进行自治型农村社区建设。这类农村社区建设主要针对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农村社会施行的村民自治制度不足而进行的，是村庄自觉开展的社区建设活动，如一些地方农村成立了“红白理事会”、志愿者协会、卫生环境监督站、公益事业服务站、社会互助救济站、问题活动联络站、民间纠纷调解站等，以便于更好地发展农村社区的公益事业、调节农村社区的社会关系、丰富农村社区的服务生活。 以上两种社区建设对我国广大农村地区的社区建设不具有借鉴意义：自2006年新农村建设以来，我国农村社区建设就成为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不少农村，尤其是经济发达地区农村加快了社区建设速度，如江苏、浙江、山东、河北、重庆等省市都开展了以农民向城镇或集聚社区集中为主要内容的社区建设。虽然有一些学者对农民转移或集中型社区建设提出了质疑，甚至要求中央政府“叫停”地方政府这类建设行为，②但更多学者对这一实践予以肯定，认为农民集中促使了工业化程度高的村落农民向城镇或聚集区集中的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它符合城乡一体化引导农民到城镇或中心社区居住的趋势要求，“体现了对农村‘就地城镇化’的积极回应和对‘村民自治’体制局限性的超越，具有真正的现代色彩，是我们可以预测的未来农村社区建设的理想模式，也是当前中部地区新农村社区建设应该重点推介的模式。”③ 我国城市化已经升级为城乡一体化，农村社区建设不能仿照城市社区的建设逻辑，冀望把农村社区建成为类似于城市的社区，也不能承继城乡二元分化时期的“村治”逻辑，把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等同于社区治理。由于城乡一体化是城市化发展的“顶级阶段”，农村社区建设必须强调“城乡社会的有机融合和整合”，④体现城乡一体化的建设取向，这既是农村社区建设的价值旨趣，更是农村社区建设的逻辑皈依。 二、追溯失误：农村社区建设的演进与制度安排 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都改造了传统共同体，所不同的是，有的国家先发展工业、建设城市，然后再吸引乡村人口到城镇聚集；而另一些国家则采取强制措施，迫使农村共同体的人们离开土地到城市工作，并使其在城市永久性居住。我国近代对乡村共同体的改造力度不断加大，尤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权力全面介入乡村共同体的改造，村庄与社会步入同构状态。起初，国家权力通过互助组、初级合作社、高级合作社的形式组织农民经济合作，企图改造村庄农民的个体性、自私性，使其成为社会主义劳动者。在此基础上，国家权力又在农村建立了“政经不分”、“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组织，直接从事农村“工、农、兵、商、学”等各项事业。尽管人民公社时期的村庄共同体表现为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但农民的居住、生产、生活的空间并没有发生多大变化，生产队这个最基础的管理单位仍为村庄共同体的生产单位和核算单位，血缘共同体或家族共同体并没有因国家权力介入而瓦解：它仍是一个熟人共同体，其社会资本如信任资本、关系资本等并没有减少；人民公社的“生活集体化、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的管理模式只是让村庄原生态共同体转变为生产集体化、生活集中化的共同体；国家实施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使农民事务日益颓废，最严重的是农村社区的生产生活设施损坏严重，有的已失去其基本功能。好在这种状态持续时间不长，国家权力安排的村民自治制度为村庄管理提供了新的渠道。至此，农村不再是组织化、行政化的集体组织，而又回归为人们共同居住、共同生活、共同交往，且具有明确认同感和归属感的社会生活共同体。 从表面上看，此时的农村社会共同体已经“去行政化”、“去集体化”，好像是拟单位制的队、社重新回到社区，并且与城市社区相似。但其实不然，国家权力对农村基层的放权让利没有赋予农村社会共同体与城市社区同样的发展权利，农村社区仍延续着二元固化结构前行。其一，国家行政权力上收至乡镇，村民获得了更多的自治权，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建设农村社区，但除少数经济发达的农村社区外，大多数农村社区“难做无米之炊”，普遍缺乏建设资金；其二，“三提五统”取消后，农民的经济负担大大减轻，但政府并没有像对待城市社区那样承担起建设农村社区的责任，村庄必需的公共产品只得求助于“一事一议”方式解决；其三，国家发展公共事业的重点没有真正转移到农村，农村居住环境及其配套设施与城市社区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在一些地区继续扩大。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造成农村社区建设落后及其公共服务水平低的制度诱因。城乡二元不平等的制度安排一直影响并制约着农村社区建设：在合作化、人民公社时期，由于国家与社会处于同构状态，农村社区建设和发展必须听从国家制度的歧视性安排，不仅得不到国家的建设资金，反而还要从物质、资金上支持城市建设；改革开放后，虽然农村经济获得了长足发展，但国家在农村社区建设上仍延续城乡二元制度安排，取多予少，农村的公共设施建设、公共服务供给停滞不前，不少地方甚至出现了倒退，这种状况直至新农村建设开展后才有所转变。就此而言，国家的城乡二元化制度安排严重阻碍了农村社区建设，农村新型社区建设首先要在制度上“去二元化”。唯有制度安排做到城乡一体化，才能更有效地推动农村社区建设。 三、新型农村社区：温馨的“天堂” 1887年，滕尼斯在他的成名作《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中首次提出共同即社区的概念，认为社区就是由具有共同价值观念的同质人口所组成的关系亲密、守望相助、富有人情味的“共同体”，人们在这个“共同体”中“与同伙一起，从出生之时起，就休戚与共，同甘共苦。”⑦自此，后人在有关共同体的诠释中通常把滕尼斯描述的“共同体”喻为“天堂”：它是一个“温馨圈子”，“在这一‘温馨圈子’内，人们不必证明任何东西，而且无论做了什么，都可以期待人们的同情与帮助”；⑧人们互相依靠对方，“如果我们跌倒了，其他人会帮助我们重新站立起来”。⑨相对于滕尼斯的“社会”而言，滕尼斯的“天堂”共同体看似十分完美，“是一个‘温馨’的地方，一个温暖而又舒适的场所。”⑩当今中国农村正在大力推进“村改居”和社区建设，其目标是要建构一个新型的社会生活共同体，不过，这个共同体肯定不是滕尼斯的天堂社区。对此，早有学者研究指出，滕尼斯社区已经瓦解且一去不复返。代表性观点有两个：一是德鲁克的，他认为滕尼斯所看到的共同体，在工业社会和知识社会中“全都消失了”； 瑏瑡二是鲍曼的，他认为滕尼斯的天堂社区是建立在“单纯天真”基础上的，“一旦单纯天真失去了，原来的幸福也就不可挽回地失去了”，即“共同体一旦‘解体’，它就不能像凤凰涅槃一样被再次整合为一体”。 瑏瑢尽管德鲁克和鲍曼看待滕尼斯社区的视角不一样，一个把它的消亡归因于社会发展，认为社会发展将使“新兴社会体”代替“传统共同体”，另一个把它的消亡视为共同体“天真和原始”的失去，并且认为“再多的汗水，也永远不会重新打开那扇通往共同体的天真、原始的同一与安宁的大门”， 瑏琐但他们都认为滕尼斯社区是“天堂”，且已经不存在。 既然滕尼斯社区在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中已经瓦解且“一去不复返”，那么，处于工业化发展中后期的我国农村社区建设是不能找回“天堂社区”。 之所以如是说，不仅在于滕尼斯社区的那份“天真”、“原始”无法找回，更主要的原因在于它并非是让人羡慕的“天堂”：生活在滕尼斯社区中的人们尽管过着无忧无虑、自得其乐的生活，但这个共同体是封闭保守、循规蹈矩、清贫无欲的，一旦遇到利益的诱惑或“开化”，将在顷刻间分崩离析，并且再也无法修复。在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今天，我们需要辨证地看待滕尼斯社区，不要因为它是“天堂”，就一定要在农村共同体改制中构建一个类似滕尼斯社区的“天堂”；也不要全盘否定滕尼斯社区，毕竟它蕴涵诸多合乎人性需求的、难以割舍的、令人向往的“天堂”因素。 鉴于此，今天的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虽然不可能找回滕尼斯社区的“天真”，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要在社区改制或建设中抛弃“天堂”社区的“温馨”。城乡一体化对农村社区建设的影响是广泛的、深刻的，以单个大型的家庭或氏族为主体型构村落共同体必然要被多异族的新兴社会体所取代，传统的人际关系也必然要被工业时代和后工业时代的人际关系所取代，血缘关系纽带功能将逐渐式微。尽管如此，但新型农村社区毕竟起源于传统共同体，它们有着共同的根基，如其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还将继续持久地影响新型农村社区。这正如滕尼斯强调的：“即使这种原初的共同存在、共同生活以及共同工作的状态已被改变，它依然保留并能更新其精神的形式、政治的形式以及其合作的功能。” 然而可惜的是，我国一些村改社区，包括城中村社区和市郊社区，在其建设过程中，虽然改善了居民居住条件和生活环境，但新型社区的高层住宅和防盗系统已经不便于居民串门聊天，不便于居民开展互帮互助活动，尤其是社区内“公共空间越来越少，一些幸存的公共空间的功能也弱化了”，社区正在向城市“陌生化”社区演变， 瑏瑦居民间的关系渐趋生疏、冷漠。对这一在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中引发的次生现象，社区建设者必须给予足够重视。诚然，城乡一体化战略是赋予了我们改造传统农村社区和建设新型农村社区的使命，但我们不能片面地追求农民集中居住，惟改造和建设是从，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必须守住“天堂”社区那份温馨。 四、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挑战与取向 （一）面临挑战 从近年来农村社区建设的实践看，我国农村社区建设面临诸多挑战。一是国家权力改造了传统的农村社区，原有牢固的血缘关系和亲缘关系网络被打破，沾亲带故的温情关系让位于组织化、单位化、制度化的业缘关系，农村社区共同体的凝聚力大大削弱；二是尽管改革开放后农村社区不乏政治精英、经济精英、知识精英，但这些精英对社区的整合能力不及昔日族长——精英们为赢得社区控制权展开的博弈，不仅影响、削弱了精英们自身力量的发挥，而且还致使农村社区难以形成持久影响力、全心全意为村民服务的权威中心；三是村民的利益表达“碎片化”、“原子化”，村民更多的是以个人身份解决面临的问题，“即使是在多人面临类似问题时也很少出现一个有效的组织框架来解决此类问题”；四是市场经济发展激发了村民的“私性”，随之而来的是居民之间的信任程度降低、互动频数减少、关系网络疏远、活动空间缩小，农村社区变得越来越“陌生”。更严重的是，由于在比较利益驱使下，离乡进城的农村人不断增加，越来越多的村庄日渐空心化或半空心化，留守妇女、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很难进行有效的社区建设行动。 由此观之，眼下农村社区建设必须处理能不能建设的问题。从国家政策安排看，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工业支持农业、城市反哺农村”和“把公共事业建设重心转移到农村”等系列政策，以及国家增加农村民生工程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加大家电下乡力度、提高农村居民医疗和养老保障水平、增加村级公益事业“一事一议”财政奖补等系列强农惠农举措，为建设好农村社区提供了有力支持。从实践过程看，尽管中国农村社区总体上仍较落后，城乡差距大，尤其是西部山区农村，基础教育、医疗卫生、饮水安全、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非常缺乏，农村社区建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村社区建设成功经验已经证明，按照城乡一体化理念建设高水平农村社区是完全可能的。 （二）新型农村社区的建设取向 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大中城市郊区的农村社区和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村，如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湾的农村社区建设速度快，整体发展水平高，有的甚至超过部分城市社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可以超越城市社区建设经验，也不意味着可以在农村建设城市社区，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必须兼顾新农村建设和城乡一体化发展两个方面，遵循自身的发展取向。 1、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要符合村情。 农村社区与城市社区不同，主要有：（1）城市社区成员来自不同的工作单位、不同的职业，人员结构复杂，加上日常交流少，难有共同的社区认同；而农村社区居民多数来自同一个或临近几个行政村，大家相互认识、彼此熟悉，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也基本相同，容易达成文化认同。（2）城市社区成员的生活、工作背景大相径庭，阶层差距大，难形成共同的意志表达，更缺乏团结一致的集体行动；而农村社区成员有共同的生活经历，加上在同一地域劳动、生活中结成的深厚情谊和真诚信任，有助于形成社区凝聚力。（3）城市社区与生产单位是分离的，社区仅是社会生活场所，其经济功能微乎其微；而农村社区与农田相邻，成员的经济行为多发生在农业生产经营上，即使一些居民已经不再从事农业劳动，但他们的亲戚、朋友多是农业劳动者。（4）城市社区有党委（党支部）、居委会、物业管理委员会、业主管理委员会、社区公共服务中心及各式各类民间组织；而农村社区的组织结构比城市简单，尤其是改制不久的农村社区，仍延续行政村的组织建制，大多数事务都由社区党组织、居委会来承担。既然农村社区具有与城市社区不同的特点，那么，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就要立足于乡村熟人社会的传统美德和良好惯习，尽可能多地在社区建设中守住熟人社会的“脉脉温情”，不能让“城市病”感染了农村新型社区。 2、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要对接城市社区。 一方面，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要超越传统农村建设方式，强调与城市社区对接。传统农村建设是农村集体组织主持实施的，主要依靠农村社会成员出资、出力进行，其档次、规模、水平都没有与城市社区对接或并轨。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则要突破乡村藩篱束缚，从节约建设成本和提高公共服务水平的角度整合分散、凌乱的村庄，即不仅要把农村建设成为“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更要“借鉴城市社区的公共服务理念和机制，以社区为公共平台，整合各类服务资源，推进社区公共服务事业，让居住在农村同一区域内的所有社会成员得到平等、良好的公共服务。”另一方面，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要防止复制城市社区建设样式。城市社区公共设施齐全，公共服务供给水平高，这些无疑是农村社区建设的主要参照物，但城乡一体化并非城乡一样化，也不是要消灭农村，建设要立足于农村发展趋势，其目标是建设更有活力、更有魅力、更有吸引力、更适宜居住的美好家园。这个家园的形体特征可能没有城市社区“高贵”、“妖娆”，但内在美毫不逊色于城市社区，即新型农村社区里的居民既能享有城市居民等值的公共服务，又能拥有城市社区居民冀望但又很难在城市社区得到乡土生活。 3、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要着力培育居村市民。 “农村社区建设者在构建以农民为主体的新型农村社会生活共同体，能否充分认识农民对农村社区建设的认知、意愿和公共需求，事关农村社区建设能否顺利推进”。 瑏莹社区与行政村不一样，自治机构、居民集中程度、公共设施、公共服务、组织机构、生产和生活方式有较大的区别，居民的身份也不同。因此，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要在加强居住区的道路、水电、路灯等公共设施建设和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建设的基础上，要着力培育新型居民，即居村市民。 居村市民是相对于城市市民而言的，指居村乡村城镇社区和农民集中（中心）社区的居民。居村市民既不同于农民，也不同于城市市民。首先，居住在农村社区里的居民不再是农民，即使有一部分人仍从事农业劳动，但他们最终将要分化为非农职业者和职业农民，与城市市民一样，都是居民；其次，虽然当前居住在农村社区里居民与城市社区居民仍有区别，一个居住在城市，一个居住在农村城镇或集中居住区，享有的公共服务范围、水平也不尽完全相同，但随着城乡一体化程度的提高，他们间的差距势必越来越小，甚至相反。

Ⅲ 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对于农村经济发展有什么好处

1、新型农抄村社区建设是缩小城乡的袭差距，让农村居民享受城镇居民同等待遇。
2、一个或多个行政村合并为一个农村社区。可以实现统一管理、统一规划、统一建设、统一发展。
3、农村社区成立后、改变农村的现状。可以将农村闲置土地进行集约化、规模化发展。释放出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进行其他产业发展。在农村可以实现一二三产业联合与一二三产业互动的新型农村经济模式。

Ⅳ 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如何可为

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举措，担负着实现城乡一体化和促进居村农民市民化的重大使命，然而，它当前的建设方向并不明确，正在实施的建设行动也颇受争议。本文以城乡一体化为视角，分析了我国农村社区建设的制度失误和滕尼斯式社区的“天堂”特性，认为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既要去城乡“二元化”、去“天堂”社区的“天真性”，又要留住传统农村社区的温馨，并且还要与城市社区对接，使生活在新型农村社区的居民能分享到与城市市民等值的公共服务，并过上与城市市民一样的社会生活。 一、问题提出：农村社区建设的路径选择与价值旨趣 当下中国农村，村改社区的步伐明显加快，不仅城市郊区农村因城市空间拓展被改制为社区，一些远郊农村甚至边远农村也在加快村改社区的速度，江苏、山东等省有近一半的社区为“村改居”社区。这些脱胎于农村村庄的新型社区，正如有论者说的，①其中不少是把村委会牌子换成居委会牌子的“换牌”社区，社区的公共服务和管理、居民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等与行政村没有什么差别。如此，针对广大农村地区正在推行的村改社区项目或工程，学界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种观点认为，地方政府之所以在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化建设中热衷于村改社区，其动机在于寻土地财政这个“经济租”；另一种观点则相反，认为村改社区的方向没有问题，改制是必要的，且迟早要发生，这是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乡一体化社会管理的内在需要。 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政府主要按照“改造”或“治理”的逻辑方式进行农村社区建设。首先，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中村和城市郊区农村的社会问题凸显，于是政府加大了对这些农村的改造力度，努力使其尽快融入城市社会。综观近年来有关城中村和郊区农村的改造或建设政策，我们不难发现，政府的主要企图不是建设，而是通过征地、拆迁、补偿、安置等措施，使这些地方脱胎换骨，直至被城市同化。其次，以自然村或行政村为管理单位，在村民自治制度基础上进行自治型农村社区建设。这类农村社区建设主要针对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农村社会施行的村民自治制度不足而进行的，是村庄自觉开展的社区建设活动，如一些地方农村成立了“红白理事会”、志愿者协会、卫生环境监督站、公益事业服务站、社会互助救济站、问题活动联络站、民间纠纷调解站等，以便于更好地发展农村社区的公益事业、调节农村社区的社会关系、丰富农村社区的服务生活。 以上两种社区建设对我国广大农村地区的社区建设不具有借鉴意义：自2006年新农村建设以来，我国农村社区建设就成为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不少农村，尤其是经济发达地区农村加快了社区建设速度，如江苏、浙江、山东、河北、重庆等省市都开展了以农民向城镇或集聚社区集中为主要内容的社区建设。虽然有一些学者对农民转移或集中型社区建设提出了质疑，甚至要求中央政府“叫停”地方政府这类建设行为，②但更多学者对这一实践予以肯定，认为农民集中促使了工业化程度高的村落农民向城镇或聚集区集中的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它符合城乡一体化引导农民到城镇或中心社区居住的趋势要求，“体现了对农村‘就地城镇化’的积极回应和对‘村民自治’体制局限性的超越，具有真正的现代色彩，是我们可以预测的未来农村社区建设的理想模式，也是当前中部地区新农村社区建设应该重点推介的模式。”③ 我国城市化已经升级为城乡一体化，农村社区建设不能仿照城市社区的建设逻辑，冀望把农村社区建成为类似于城市的社区，也不能承继城乡二元分化时期的“村治”逻辑，把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等同于社区治理。由于城乡一体化是城市化发展的“顶级阶段”，农村社区建设必须强调“城乡社会的有机融合和整合”，④体现城乡一体化的建设取向，这既是农村社区建设的价值旨趣，更是农村社区建设的逻辑皈依。 二、追溯失误：农村社区建设的演进与制度安排 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都改造了传统共同体，所不同的是，有的国家先发展工业、建设城市，然后再吸引乡村人口到城镇聚集；而另一些国家则采取强制措施，迫使农村共同体的人们离开土地到城市工作，并使其在城市永久性居住。我国近代对乡村共同体的改造力度不断加大，尤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权力全面介入乡村共同体的改造，村庄与社会步入同构状态。起初，国家权力通过互助组、初级合作社、高级合作社的形式组织农民经济合作，企图改造村庄农民的个体性、自私性，使其成为社会主义劳动者。在此基础上，国家权力又在农村建立了“政经不分”、“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组织，直接从事农村“工、农、兵、商、学”等各项事业。尽管人民公社时期的村庄共同体表现为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但农民的居住、生产、生活的空间并没有发生多大变化，生产队这个最基础的管理单位仍为村庄共同体的生产单位和核算单位，血缘共同体或家族共同体并没有因国家权力介入而瓦解：它仍是一个熟人共同体，其社会资本如信任资本、关系资本等并没有减少；人民公社的“生活集体化、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的管理模式只是让村庄原生态共同体转变为生产集体化、生活集中化的共同体；国家实施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使农民事务日益颓废，最严重的是农村社区的生产生活设施损坏严重，有的已失去其基本功能。好在这种状态持续时间不长，国家权力安排的村民自治制度为村庄管理提供了新的渠道。至此，农村不再是组织化、行政化的集体组织，而又回归为人们共同居住、共同生活、共同交往，且具有明确认同感和归属感的社会生活共同体。 从表面上看，此时的农村社会共同体已经“去行政化”、“去集体化”，好像是拟单位制的队、社重新回到社区，并且与城市社区相似。但其实不然，国家权力对农村基层的放权让利没有赋予农村社会共同体与城市社区同样的发展权利，农村社区仍延续着二元固化结构前行。其一，国家行政权力上收至乡镇，村民获得了更多的自治权，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建设农村社区，但除少数经济发达的农村社区外，大多数农村社区“难做无米之炊”，普遍缺乏建设资金；其二，“三提五统”取消后，农民的经济负担大大减轻，但政府并没有像对待城市社区那样承担起建设农村社区的责任，村庄必需的公共产品只得求助于“一事一议”方式解决；其三，国家发展公共事业的重点没有真正转移到农村，农村居住环境及其配套设施与城市社区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在一些地区继续扩大。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造成农村社区建设落后及其公共服务水平低的制度诱因。城乡二元不平等的制度安排一直影响并制约着农村社区建设：在合作化、人民公社时期，由于国家与社会处于同构状态，农村社区建设和发展必须听从国家制度的歧视性安排，不仅得不到国家的建设资金，反而还要从物质、资金上支持城市建设；改革开放后，虽然农村经济获得了长足发展，但国家在农村社区建设上仍延续城乡二元制度安排，取多予少，农村的公共设施建设、公共服务供给停滞不前，不少地方甚至出现了倒退，这种状况直至新农村建设开展后才有所转变。就此而言，国家的城乡二元化制度安排严重阻碍了农村社区建设，农村新型社区建设首先要在制度上“去二元化”。唯有制度安排做到城乡一体化，才能更有效地推动农村社区建设。 三、新型农村社区：温馨的“天堂” 1887年，滕尼斯在他的成名作《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中首次提出共同即社区的概念，认为社区就是由具有共同价值观念的同质人口所组成的关系亲密、守望相助、富有人情味的“共同体”，人们在这个“共同体”中“与同伙一起，从出生之时起，就休戚与共，同甘共苦。”⑦自此，后人在有关共同体的诠释中通常把滕尼斯描述的“共同体”喻为“天堂”：它是一个“温馨圈子”，“在这一‘温馨圈子’内，人们不必证明任何东西，而且无论做了什么，都可以期待人们的同情与帮助”；⑧人们互相依靠对方，“如果我们跌倒了，其他人会帮助我们重新站立起来”。⑨相对于滕尼斯的“社会”而言，滕尼斯的“天堂”共同体看似十分完美，“是一个‘温馨’的地方，一个温暖而又舒适的场所。”⑩当今中国农村正在大力推进“村改居”和社区建设，其目标是要建构一个新型的社会生活共同体，不过，这个共同体肯定不是滕尼斯的天堂社区。对此，早有学者研究指出，滕尼斯社区已经瓦解且一去不复返。代表性观点有两个：一是德鲁克的，他认为滕尼斯所看到的共同体，在工业社会和知识社会中“全都消失了”； 瑏瑡二是鲍曼的，他认为滕尼斯的天堂社区是建立在“单纯天真”基础上的，“一旦单纯天真失去了，原来的幸福也就不可挽回地失去了”，即“共同体一旦‘解体’，它就不能像凤凰涅槃一样被再次整合为一体”。 瑏瑢尽管德鲁克和鲍曼看待滕尼斯社区的视角不一样，一个把它的消亡归因于社会发展，认为社会发展将使“新兴社会体”代替“传统共同体”，另一个把它的消亡视为共同体“天真和原始”的失去，并且认为“再多的汗水，也永远不会重新打开那扇通往共同体的天真、原始的同一与安宁的大门”， 瑏瑣但他们都认为滕尼斯社区是“天堂”，且已经不存在。 既然滕尼斯社区在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中已经瓦解且“一去不复返”，那么，处于工业化发展中后期的我国农村社区建设是不能找回“天堂社区”。 之所以如是说，不仅在于滕尼斯社区的那份“天真”、“原始”无法找回，更主要的原因在于它并非是让人羡慕的“天堂”：生活在滕尼斯社区中的人们尽管过着无忧无虑、自得其乐的生活，但这个共同体是封闭保守、循规蹈矩、清贫无欲的，一旦遇到利益的诱惑或“开化”，将在顷刻间分崩离析，并且再也无法修复。在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今天，我们需要辨证地看待滕尼斯社区，不要因为它是“天堂”，就一定要在农村共同体改制中构建一个类似滕尼斯社区的“天堂”；也不要全盘否定滕尼斯社区，毕竟它蕴涵诸多合乎人性需求的、难以割舍的、令人向往的“天堂”因素。 鉴于此，今天的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虽然不可能找回滕尼斯社区的“天真”，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要在社区改制或建设中抛弃“天堂”社区的“温馨”。城乡一体化对农村社区建设的影响是广泛的、深刻的，以单个大型的家庭或氏族为主体型构村落共同体必然要被多异族的新兴社会体所取代，传统的人际关系也必然要被工业时代和后工业时代的人际关系所取代，血缘关系纽带功能将逐渐式微。尽管如此，但新型农村社区毕竟起源于传统共同体，它们有着共同的根基，如其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还将继续持久地影响新型农村社区。这正如滕尼斯强调的：“即使这种原初的共同存在、共同生活以及共同工作的状态已被改变，它依然保留并能更新其精神的形式、政治的形式以及其合作的功能。” 然而可惜的是，我国一些村改社区，包括城中村社区和市郊社区，在其建设过程中，虽然改善了居民居住条件和生活环境，但新型社区的高层住宅和防盗系统已经不便于居民串门聊天，不便于居民开展互帮互助活动，尤其是社区内“公共空间越来越少，一些幸存的公共空间的功能也弱化了”，社区正在向城市“陌生化”社区演变， 瑏瑦居民间的关系渐趋生疏、冷漠。对这一在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中引发的次生现象，社区建设者必须给予足够重视。诚然，城乡一体化战略是赋予了我们改造传统农村社区和建设新型农村社区的使命，但我们不能片面地追求农民集中居住，惟改造和建设是从，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必须守住“天堂”社区那份温馨。 四、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挑战与取向 （一）面临挑战 从近年来农村社区建设的实践看，我国农村社区建设面临诸多挑战。一是国家权力改造了传统的农村社区，原有牢固的血缘关系和亲缘关系网络被打破，沾亲带故的温情关系让位于组织化、单位化、制度化的业缘关系，农村社区共同体的凝聚力大大削弱；二是尽管改革开放后农村社区不乏政治精英、经济精英、知识精英，但这些精英对社区的整合能力不及昔日族长——精英们为赢得社区控制权展开的博弈，不仅影响、削弱了精英们自身力量的发挥，而且还致使农村社区难以形成持久影响力、全心全意为村民服务的权威中心；三是村民的利益表达“碎片化”、“原子化”，村民更多的是以个人身份解决面临的问题，“即使是在多人面临类似问题时也很少出现一个有效的组织框架来解决此类问题”；四是市场经济发展激发了村民的“私性”，随之而来的是居民之间的信任程度降低、互动频数减少、关系网络疏远、活动空间缩小，农村社区变得越来越“陌生”。更严重的是，由于在比较利益驱使下，离乡进城的农村人不断增加，越来越多的村庄日渐空心化或半空心化，留守妇女、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很难进行有效的社区建设行动。 由此观之，眼下农村社区建设必须处理能不能建设的问题。从国家政策安排看，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工业支持农业、城市反哺农村”和“把公共事业建设重心转移到农村”等系列政策，以及国家增加农村民生工程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加大家电下乡力度、提高农村居民医疗和养老保障水平、增加村级公益事业“一事一议”财政奖补等系列强农惠农举措，为建设好农村社区提供了有力支持。从实践过程看，尽管中国农村社区总体上仍较落后，城乡差距大，尤其是西部山区农村，基础教育、医疗卫生、饮水安全、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非常缺乏，农村社区建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村社区建设成功经验已经证明，按照城乡一体化理念建设高水平农村社区是完全可能的。 （二）新型农村社区的建设取向 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大中城市郊区的农村社区和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村，如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湾的农村社区建设速度快，整体发展水平高，有的甚至超过部分城市社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可以超越城市社区建设经验，也不意味着可以在农村建设城市社区，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必须兼顾新农村建设和城乡一体化发展两个方面，遵循自身的发展取向。 1、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要符合村情。 农村社区与城市社区不同，主要有：（１）城市社区成员来自不同的工作单位、不同的职业，人员结构复杂，加上日常交流少，难有共同的社区认同；而农村社区居民多数来自同一个或临近几个行政村，大家相互认识、彼此熟悉，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也基本相同，容易达成文化认同。（２）城市社区成员的生活、工作背景大相径庭，阶层差距大，难形成共同的意志表达，更缺乏团结一致的集体行动；而农村社区成员有共同的生活经历，加上在同一地域劳动、生活中结成的深厚情谊和真诚信任，有助于形成社区凝聚力。（３）城市社区与生产单位是分离的，社区仅是社会生活场所，其经济功能微乎其微；而农村社区与农田相邻，成员的经济行为多发生在农业生产经营上，即使一些居民已经不再从事农业劳动，但他们的亲戚、朋友多是农业劳动者。（４）城市社区有党委（党支部）、居委会、物业管理委员会、业主管理委员会、社区公共服务中心及各式各类民间组织；而农村社区的组织结构比城市简单，尤其是改制不久的农村社区，仍延续行政村的组织建制，大多数事务都由社区党组织、居委会来承担。既然农村社区具有与城市社区不同的特点，那么，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就要立足于乡村熟人社会的传统美德和良好惯习，尽可能多地在社区建设中守住熟人社会的“脉脉温情”，不能让“城市病”感染了农村新型社区。 ２、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要对接城市社区。 一方面，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要超越传统农村建设方式，强调与城市社区对接。传统农村建设是农村集体组织主持实施的，主要依靠农村社会成员出资、出力进行，其档次、规模、水平都没有与城市社区对接或并轨。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则要突破乡村藩篱束缚，从节约建设成本和提高公共服务水平的角度整合分散、凌乱的村庄，即不仅要把农村建设成为“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更要“借鉴城市社区的公共服务理念和机制，以社区为公共平台，整合各类服务资源，推进社区公共服务事业，让居住在农村同一区域内的所有社会成员得到平等、良好的公共服务。”另一方面，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要防止复制城市社区建设样式。城市社区公共设施齐全，公共服务供给水平高，这些无疑是农村社区建设的主要参照物，但城乡一体化并非城乡一样化，也不是要消灭农村，建设要立足于农村发展趋势，其目标是建设更有活力、更有魅力、更有吸引力、更适宜居住的美好家园。这个家园的形体特征可能没有城市社区“高贵”、“妖娆”，但内在美毫不逊色于城市社区，即新型农村社区里的居民既能享有城市居民等值的公共服务，又能拥有城市社区居民冀望但又很难在城市社区得到乡土生活。 3、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要着力培育居村市民。 “农村社区建设者在构建以农民为主体的新型农村社会生活共同体，能否充分认识农民对农村社区建设的认知、意愿和公共需求，事关农村社区建设能否顺利推进”。 瑏瑩社区与行政村不一样，自治机构、居民集中程度、公共设施、公共服务、组织机构、生产和生活方式有较大的区别，居民的身份也不同。因此，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要在加强居住区的道路、水电、路灯等公共设施建设和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建设的基础上，要着力培育新型居民，即居村市民。 居村市民是相对于城市市民而言的，指居村乡村城镇社区和农民集中（中心）社区的居民。居村市民既不同于农民，也不同于城市市民。首先，居住在农村社区里的居民不再是农民，即使有一部分人仍从事农业劳动，但他们最终将要分化为非农职业者和职业农民，与城市市民一样，都是居民；其次，虽然当前居住在农村社区里居民与城市社区居民仍有区别，一个居住在城市，一个居住在农村城镇或集中居住区，享有的公共服务范围、水平也不尽完全相同，但随着城乡一体化程度的提高，他们间的差距势必越来越小，甚至相反。 注释 ①蓝常高：《村改居”和增进城市特质》，载于《社会科学家》2006年第２期。 ②刘奇：《“灭村运动”是精英层的一厢情愿》，载于《中国发展观察》2011年第１期。 ③甘信奎：《新农村社区建设模式及政策推进》，载于《江汉论坛》2009年第２期。 ④李增元：《农村社区建设：治理转型与共同体构建》，载于《东南学术》2009年第３期；李增元：《农村社区管理体制：在变迁中重建》，载于《江汉论坛》2011年第５期。 ⑤项继权：《农村社区建设：社会融合与治理转型》，载于《社会主义研究》2008年第２期。 ⑥曹海林：《农村社区治理：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载于《人文杂志》2009年第４期。 ⑦［德］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53页。 ⑧⑨⑩ ［英］齐格蒙特·鲍曼：《共同体：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中寻找安全》，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６、３、２、４、１２、１６页。 13 ［美］彼得·Ｆ·德鲁克：《社会的管理》，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8页。 14 丁元竹：《理解社区》，载于《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４期。 15 ［德］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载于冯钢《社会学基础文献选读》，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16 王玲：《乡村公共空间与基层社区整合——以川北自然村落Ｈ村为例》，载于《理论与改革》2007年第１期。 17 马卫红、桂勇：《社区建设中的城市邻里：复兴抑或重构》，载于《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7年第６期。 18 吴卫平：《创新公共服务模式，推进农村社区建设》，载于《乡镇论坛》2009年第６期。 19 袁方成、王剑虎：《社区建设中的农民：认知、意愿和公共需求》，载于《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３期。 20 吴业苗：《居村农民市民化：何以可能？——基于城乡一体化进路的理论与实证分析》，载于《社会科学》2010年第７期。

Ⅳ 对新农村建设的调查与研究

关注一下农村吧 这样的论文写得比较少 算是冷门
山区新农村建设的调查与研究
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党和国家根据时代发展要求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这为根本解决“三农”问题指明了前进方向。然而在县级层面上，尤其是在古蔺这样的贫困山区，如何因地制宜，扎实有效贯彻落实这一战略决策，使山区农村真正逐步实现“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注意新农村的目标要求，是当前亟待各部门进行认真调研和积极探索的重大课题。据此，我们先后到古蔺镇、德耀、龙山、观文、马蹄、建新6个乡16个村与上百名基层干部及群众座谈调研。调研结果表明：发展县域经济是新农村建设的载体，而推进新农村建设又是县域经济的拓展与升华，只有把二者紧密联系和有机结合起来，古蔺的新农村建设才能更加扎实有效。现将干群的建议与意见进行综合，供各级领导决策实施参考。

认清县情更新观念是发展县域经济推进新农村建设的前提

以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为标志，我国农村进入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发展的新阶段。古蔺既是资源富县和环境洁县，又是经济穷县和灾害重县。全县3182平方公里幅员面积，29个乡镇，269个村（原为614个村），16个社区，80万人口，45万个劳力。古蔺有优质无烟煤储量37亿吨，硫铁储量16.6亿吨，古海玉及古生物化石为全国少有，石灰石可开采万年；黄荆原始森林为地球同纬度仅有，其间的金花茶，桫椤植物为全国稀有，红龙湖和八节风光秀丽迷人；贮藏郎酒的“天、地宝洞”及“美酒河”摩岩石刻进入了吉尼斯大全；中国工农红军“四渡赤水”的“二，四渡口”就在古蔺‘古蔺郎酒系国家名酒，烤烟、茶叶、甜橙、蚕丝、中药材、丫叉猪、马头羊、黄牛在全省榜上有名。全县除郎酒厂、水泥厂外、在无大中型企业，更无污染企业；森林覆盖率达31%。古蔺经济社会发展滞后的主要因素有三：一是地理位置因素。古蔺地处蜀南黔北，远离大中城市，东南北三方均被赤水河包围，历史上汉称夷地，唐置蔺州，清末建县。解放近60年来，既无铁路过境，亦无高速公路察边，唯一的公路交通基本上是级外泥石路。二是自然灾害因素。古蔺的自然灾害极为频繁，尤以旱灾为甚。1957至1988的32年间，共发生旱灾84次，年均2.6次，旱期最长为186天，最短为22天。低山河谷区的年均降雨量仅为757mm。三是人文素质因素。古蔺由于偏居一隅，国民科技文化素质底下，创新发展意识不强。据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全县6岁以上城乡居民受教育程度分别是：未上过学的占7.6%，扫盲初识字的占2.1%，小学占65.47%，初中占20.43%，高中占2.6%，中专占1.1%，专科占0.5%，本科以上的占0.083%。2005年，全县的人均国民总值仅为全国的三分之一，全省的二分之一，全市的三分之二。为尽快将潜在资源优势转化为现实经济优势，广大干群，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应树立和增强四个观念：一是以人为本观念。所谓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本。在古蔺80万人民中，农民就有74万，他们绝大数仍在发展上徘徊，相当部分尚在生存线上挣扎。在发展县域经济，推进新农村建设中，无论是规划定位与思路决策，还是制定政策与具体实施，都应有利于激发广大群众的聪明才智，切实做到发展为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惠及人民。二是改革开放观念。改革开放既是强国之路，更始活县之举。在古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有着较强的现实意义。三是市场竞争观念。在国际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科技信息化、贸易自由化和国内城乡一体化、农业产业化、农村工业化、农民城镇化的新世纪，我们不仅应了解国内外市场动态，而且要分析国内外市场走势；不仅要适应国内外市场需求，而且要参与国内外市场竞争。四是科学发展观念。要牢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并重，人文价值与生态价值并举，切实做到节约发展，清洁发展，安全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只有这样，才能尽快使古蔺的山青起来，水秀起来，地沃起来，业兴起来，民富起来。

明晰思路科学规划是发展县域经济推进新农村建设的先导

规划既是先导和准则，也是动力和形象。根据中央“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结合古蔺山区农村实际，明晰全县长中短期发展建设的基本思路，对各级各地指定科学合理规划有着指导意义。2006至2010年的短期发展建设思路是：以扶贫开发为中心，促进农民增收为目标，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为重点，提高农民就业技能为根本，保持农村社会稳定为前提，用好用活国家扶贫开发政策，巩固和发展扶贫越温成果，稳定解决农民温饱问题。2011至2020年的中期发展建设思路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县域经济为载体，加快城镇为依托，强化基础设施建设为重点，提高农民素质为根本，有效实施农业稳县、工业强县、商贸活县、科教兴县战略，实现基础设施基本稳固、工业体系基本构成、城镇建设初具规模、县域经济基本形成、城乡文化基本繁荣、人民生活基本改善。2021至2050年的远期发展建设思路是：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生态作为第一追求，科技作为第一动力，二三产业作为第一重点，促进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协调发展。根据上述基本思路，规划中应处理好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关系，长远目标与短期实践的关系，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的关系，专家论证与群众路线的关系。无论哪一级规划都应因地制宜、发挥优势、突出重点、各显特色。

强化科教提高素质是发展县域经济推进新农村建设的根本。

农民素质的高低事关县域经济的强弱，也是事关新农村建设的成败，为使我县农民逐步成为“有志气、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的新型农民，必须把教育培训作为根本任务抓紧抓好抓实。第一，加强农民的政策法制教育。事业要成，教育要先；工作有效，舆论开导。要充分发挥各种宣传媒体作用，对广大农民深入持久地开展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及国家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使之不断成为“四有”新人。第二，巩固和发展“普九”教育。当前，我县边远乡村九年制义务教育尚存在不少问题。这主要是学校设备简陋，合格教师缺乏，教学质量不高，干群意见较大。据此，应增加财政投入，改善办学条件，加强教学管理，提高教学质量。其次是要建立激励机制，鼓励和支持城镇中青年教师和新分配教师到边远山区支教砺炼，这应成为一项制度。第三，稳步推进高中教育。我县现有高中，尤其是县城的两所高中，要不断挖掘办学潜力，扩大教育规模，完善教学管理，晋升教学档次，提高教学质量，为高等学校输送更多合格新生。第四，大力发展职业教育。要在巩固和壮大现有职业高中，尤其是古蔺职高的前提下，力争2010年内再新办2-3所职业高中，实现年在校职高生达5000人，努力为我县经济社会发展培养更多的技能型人才。第五，初中生增设职业技术课程。应根据古蔺新农村建设的现有和后续支柱产业及县外劳务市场需求，在现有在校初中生中增设职业技术课程，并列为毕业必考科目，为不能升学者提供就业技术支撑。第六，鼓励和支持社会办学。要按照《民办教育促进法》的规定，积极鼓励和支持社会各类办学，尤其是鼓励支持民办职业教育。第七，加强农民使用技术培训。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及企业，应根据本地产业发展及县外劳务市场的需要，对现有中青年农民开展短期实用技术培训，努力为农民增收提供信息技术服务。

内外联动多元化投入是发展县域经济推进新农村建设的关键

资金、人才、技术的投入问题，既是古蔺县域经济发展的重点问题，也是新农村建设的关键问题。实行上下内外联动，整合资金、人才与技术，是我县县域经济和新农村建设多元投入启动的积极有效途径。这就是实行“以农民投入为主，银行贷款为辅，政府以奖代补，对外招商合股”。农民投入为主，就是要教育和启发农民，充分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用活自己的钱，出足自己的力，创建自己的业，办好自己的事”，使广大农民真正成为投入和建设的主体。银行贷款为辅，就是金融部门应根据国家产业发展扶持政策，积极探索和实践农民信贷抵押担保方式，自觉为县域经济和新农村建设提供放得出去，收得回来的优质信贷服务。政府以奖代补，就是各级财政应家大对县域经济和新农村建设的投入力度，逐年增加农村基础设施、教育科技、社会保障的财政转移支付额度，保证这些投入有稳定来源。政府投入应实行以奖代补方式，从而激励和调动农民主体投入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对外招商合股，就是政府应创造宽松投资环境，提供优质高效服务，有效吸引外地资金、技术和人才来我县投资合股创业。对引进资金、技术、人才的有功人员应予以奖赏和重用。

改革体制创新机制是发展县域经济推进新农村建设的动力

其一是用地体制改革。农民依法承包的土地应有明确所有权，稳定承包权的基础上，放活经营权。一是各级政府征地应严格依法进行补偿，在城镇建设中，被整村整社征地的应随之进行村改居，将被征地的农民转为城镇居民。如古蔺的映月村和二郎镇的黄荆村就应实行村改居。二是国家批准的企业用地，被占地农民既可用土地投资入股分红，也可由企业安置就业或按规定补偿。三是村社公路、学校用地应参照国家征地标准进行补偿，补偿资金来源实行谁受益谁负担。四是业主发展规模种养业的临时用地，应实行依法、自愿、有偿转让，其二是流通体制改革。搞活农副产品流通是激励农民生产增收的有效途径，一是要加强对外联系。政府相关职能部门要积极为农民提供市场信息服务，引导农民有目的的生产。如县农业局积极与顺德晨光有限责任公司联系，批量发展蔺州香米。二是要积极发展订单农业，如县粮食部门和有的种籽企业，头年或年初就与农民签订生产收购合同，并指导农民按技术规程进行生产。三是培育发展营销人才队伍。各级政府要支持扶植辖区内有志之士发现、培养、组织营销人才队伍，依法有序组织农副产品外销。四是要提供优质服务。行政执法服务机构，要积极为我县农副产品营销县外市场提供便捷优质服务。其三是行管体制改革。这主要应突出三个方面：一是调整行政区划。无论村社还是乡镇的区划调整，总的应是基本稳定，个别调整。调整的基本原则是尊循历史沿革及经济流向，促进经济发展，减少财政开支，方便群众办事。该合并的应合并，该取消的应取消，对行管人员该调整的应科学有序调整，该分流的应科学有序分流。三是要激活用人机制。各级选拔和使用干部，都应坚持“德材兼备，群众拥护和老中青结合”的原则。实行能者上，庸者让，不称职者下，违法违纪者撤的激励约束机制。其四是农科服务体制改革。一是合理设置机构和人员。各乡镇原来的所谓“七站八所”应根据其经济社会发展情况设置配人。做到该加强的加强，该收缩的收缩。二是进行科学有序管理。县级行业下伸机构应实行县上管理为主，乡镇管理为辅。三是实行技物结合服务。如农机站可以经营种子农药，农机站可以经营农机及配件，畜牧兽医站可以经营兽药饲料等。四是政府应加大农技服务资金投入，主要用于农技培训及推广。五是要积极发展专业合作组织。要根据各地产业发展的需要，积极发展农村各类专业合作组织，引导农民在发展农村经济中专业合作化道路。

扶贫开发夯实基础是发展县域经济推进新农村建设的重点

古蔺既是上世纪的国定贫困县，也是新世纪的国扶工作重点县。抓好扶贫开发，强化基础设施，既是近期内古蔺经济建设的重点，也是发展县域经济和推进新农村建设的首要任务。2006至2010年，我们应举全县人民之力，集全县干群之智，突出实施好新村扶贫、劳务扶贫、教育扶贫、卫生扶贫和移民扶贫工程，着力改善贫困农村的生产生活条件、稳定解决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这主要应强化五个方面的建设：第一是强化水利设施建设。首先是要搞好微型水利建设。古蔺相当部分农村，特别是赤水河沿岸农村的人畜饮水极为困难。今年4月底止，马蹄、建新已有70%农户人畜饮水困难。对这些地区应采取提引、建窖、移民等多种有效途径，使85%以上农户的人畜饮水问题得得到基本解决。如马蹄乡的马蟥沟人饮工程，能辐射5个村1000余户，此类工程应优先实施。其次是对原有的水库塘池进行维修政治。要通过清淤除障，排险加固，使原建水库塘池发挥其应有作用，复次是对原有渠堰或石河堰。力争堰渠防漏节水灌溉有较大突破。如古蔺镇的新桥、马蹄乡的果山、建新乡的三岔、白沙河、龙山镇的胡月沟大堰等应得到改造。此外，有条件的地方应推行喷灌和滴灌。第二是强化中低产田土改造。为培肥地力，御旱增收，要力争用5年时间全县实现坡改梯、薄改厚、瘦改肥田土25万亩。第三是强化交通通讯建设。其基本思路：一似乎全面完成赤水河北岸公路建设，打通古蔺到金沙的出口通道。二是县城至29个乡镇的主干道全部硬化。三是原614个行政村主干线建为通达工程。四是村到社毛路基本沟通。五是为隆纳高速公路及隆叙铁路南延古蔺作好前期准备工作。六是村社广播电视、程控、移动电话全部开通，农户占有电话率达30%。第四是强化能源建设。其基本目标是全县农网改造基本结束。全县电网连为一体，城市农村实行同网同价。全县建沼气池5万口。力争三分之一农户用上沼气能源。第五是强化生态建设。实行保护生态与建设生态并重。要在实施好“天保工程”的同时，将全县30度以上的耕地全部退耕还林（草），使我县有林覆盖面积达到35%左右。

优化结构做强产业是发展县域经济推进新农村建设的支撑

建设新农村，产业是支撑。这是整个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客观必然规律，也是发展县域经济的着眼点和落脚点。我们应发挥资源优势，优化产业结构，逐步实现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其 思路是稳定和优化农业，突出发展工业，放活第三产业。稳定和优化农业，就是要因地制宜，发挥优势，做到宜粮则粮，宜经则经，宜林则林，宜牧则牧。要以项目为支撑，科技为推动，特色为牵引，努力更新品种，良种良法，提高品质，增加效益。突出发展工业，旧似乎要立足资源优势，搞好论证包装，强化对外宣传，突出招商引资，创造宽松环境，提供优质服务。放活第三产业就是要在突出发展工业的基础上，鼓励和支持农民进入流通服务领域，为古蔺的丰富资源和特色产品寻求市场。在今后10年内，古蔺优化经济结构，做强特色产业的基本思路是：优化提高粮食、烤烟、畜牧、劳务、酿酒、采煤六个产业的基础上，着力培育和发展经果、中药材、煤化工、旅游、建材及农副产品加工六个产业。通过上述产业的发展和支撑，稳步扎实地推进我县城乡一体化、农业产业化、农村工业化和农民城镇化进程。

建设城镇转移农民是发展县域经济推进新农村建设的依托

加快城镇建设，既是发展县域经济和推进新农村建设的趋势和要求，也是转移农民就业的载体和依托。工业化是城镇化的支撑，城镇化是工业化的体现。工业化和城镇化既是一个地区文明进步的象征，也是改革开放形象的体现。要发展现代农业，建设现代农村，培育现代农民，就必须加快城镇建设，推进城镇化进程，较快形成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工农联动、城乡互动的发展格局。加快古蔺城镇建设主要分三个层次：首先是加快县城建设。古蔺县城是全县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我们不仅要做到规划高标准，而且应做到建设高速度。为使古蔺县城在10年内达到10万人规模，既要创造宽松环境，吸引外商开发，更要注重实际，支持和鼓励县内居民职工筹资合作建房。只有实行内外商家联动，居民职工互动，县城建设步伐才能加快。二是加快乡镇政府所在地集镇建设。乡镇集镇建设要注意准确定位，尤其要激励有经济实力的农民到集镇建房办企业。通过激励措施的落实，力争到2015年，双沙、二郎集镇规模各达1万人。德耀、太平、永乐、大村、龙山、观文、石宝、丹桂集镇规模各达5000人，箭竹、水口、土城、护家、椒园、马嘶、马蹄集镇规模各达3000人。三是加快中心村建设。中心村建设应以现已撤消的乡政府所在地为基础，交通渡口要道为补充（如马蹄、建新交界的白沙河口，白泥、椒园交界的大田凹口，观文的荒田，大村的桑木坝等），力争到2015年中心村规模达到300-500人规模。通过三个层次的集镇建设，争取10年后我县集镇工商企业有效大发展，居民规模达20万人以上。

选点示范探索模式是发展县域经济推进新农村建设的开端

为使古蔺的新农村建设能稳步推进、扎实有效、选点示范、探索模式，是当前的首要任务。“十一五”期间，县乡两极政府应选择基础条件较好、产业支撑较强、人文素质较高、生态环境优良的极少数村组进行实验示范。其基本思路是：以强村扩组前的村组为单位，县上选择2-3个村进行试点，各乡镇选择1个村或1个组进行试点。通过试点，在取得经验和成效的基础上，2010年后再扩大推开。古蔺新农村建设应因地制宜，创新模式。这有五种基本模式可供选择和参考：一是集镇工商型。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有经济实力的农民先转移到集镇发展工商业。二是矿区服务型。随着“古叙煤田”等矿产资源的深度开发，必将吸引农民到矿厂周边提供各种服务。三是路旁交通型。随着村社交通条件的改善，必将刺激农民迁移到公路两旁，尤其是三岔路口和十字路口发展规模种养业及农副产品加工业。四是河边口岸型。随着交通的发达和桥梁的增多，部分农民将向河边渡口、码头、桥头聚集发展。五是村寨庭院型。随着农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和提高，必将激励农民向村、社中心及宜居环境转移，形成大小不等的村寨、庄园和庭院。无论何重模式，只要有利于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各级都应予以积极引导和大力扶持，不断促进我县农村向产业园区化、居民社区化、生产规模化、组织合作化、环境生态化方向发展。应引导农户尽快做到五个一：既人平培植一亩高产稳产田土，成年人学懂一门实用技术，有个一固定收入的经营项目，一个明白人和一个找钱人。实现五个好：既一幢好房子，一个好坝子，一口好池子，一套好圈舍及一个好环境。要通过各种有效途径的探索与建设，力争10年内的试点村社基本实现产业优化、道路硬化、荒山绿化、村庄亮化、环境美化，为全县的新农村建设树立新概念、新气象、新风尚和新亮点。

加强领导狠抓落实是发展县域经济推进新农村建设的保证

天下大事，贵在于实；说千道万，重在于干。发展县域经济和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既是一项长期而重大的战略任务，也是时代的中心和主题。各级党政应高度重视、形成共识，以讲政治、抓落实、办实事的求真务实精神，既谋划长远，又狠抓当前；急全面统筹，又突出重点；既运筹帷幄，又身先士卒。只有实行一级抓一级，一级促一级，上级示范下级看，干部带着群众干，古蔺的县域经济发展和新农村建设才有合力和成效。所谓加强领导，狠抓落实，就是要在其各个发展建设阶段中，做到思想落实，规划落实，项目落实、资金落实、质量落实和监管落实。只有层层抓落实，上下求实效，这项“尊重农民意愿，维护农民权益、增进农民福祉”的民心德政工程才有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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Ⅵ 新农村建设和城乡一体化不同之处在哪里

●“社会主义新农村”在本质上还是农村，是“种田人”生产、生活的地方，“新农村”建设与推进城镇化不能混为一谈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十六届五中全会《建议》的重要内容，其内涵的完整表述是“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
城乡一体化是社会主义 新农村建设的重要途径 城乡一体化是一个国家和地区在生产力水平或城市化水平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选择。根据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和城市化发展经验，当城市化水平低于30％时，城市文明基本上固定在城市里，农村远离城市文明；当城市化水平超过30％时，城市文明开始向农村渗透和传播，城市文明普及率呈加速增长趋势；当城市化水平达到50％时，城市文明普及率可能达到70％左右；当城市化水平达到70％以上时，城市文明普及率将接近或达到100％。可见，城乡一体、统筹发展是城市化进程中的必然选择。我国由于各种原因导致城乡长期二元分割，因此城乡一体、统筹发展更有意义。 城乡一体化建设有着深刻的内涵。在我国现阶段，它要求统一城乡规划，打破城乡分割的体制和政策，加强城乡间的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建设，促进城乡间生产要素流动，逐步缩小城乡差别，使农村与城市一样共享现代文明，以实现城乡经济、社会、环境的和谐发展。为此，城乡一体化包含有以下多方面内容：一是统筹城乡发展空间，实现城乡规划布局一体化；二是统筹城乡经济发展，实现产业分工一体化；三是统筹城乡基础设施，实现城乡服务功能一体化；四是统筹城乡社会事业，实现城乡就业、教育、卫生和社会保障一体化；五是统筹城乡两个文明建设，实现城乡社会进步一体化。在我国实现这种“以城带乡、以乡促城、城乡结合、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城乡一体化道路，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城乡和谐发展的有效途径，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所追求的目标。 推进城乡一体化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相辅相成、协同共生。通过统筹城乡经济发展，可以实现以工补农、以城带乡、城乡产业优势互补的良性互动，促进农村的生产发展、农民生活宽裕；通过统筹城乡两个文明建设和空间布局一体化，可以促进农村的村容整洁和乡风文明；通过统筹城乡社会事业和社会管理改革，可以推进农村管理民主、社会事业得到快速发展。这样，通过统筹城乡发展，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让广大农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就可以在城乡一体化的形式上，逐步建立起以工补农、城乡良性互动、协调发展的新型城乡关系。

Ⅶ 建设农村新社区和新农村建设的模式有哪些

发展农村社区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载体与有效途径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是新农村建设的基本内涵。
一、我国现有农村社区建设模式
从不同的视角可将农村社区建设模式作不同的归纳,实际上这些模式可能是相互交叉的。
1.从农村社区的建置及其边界来看,主要包括以下模式:
(1)󰀁一村一社区󰀁。这是在现行的村委会的基础上,一村只设立一个社区。该模式比较切合农村现行行政管理体制,村民的认同感比较强,有利于实施村民自治,且没有增加管理层和管理成本。缺点是村委会和社区合二为一,社团力量相对薄弱。该模式由四川省宜宾市率先探索,目前已有226个县市区实行了󰀁一村一社区󰀁的建置,占实验县市区总数的76.09%,是最普遍的一种模式。
(2)󰀁多村一社区󰀁。这是在相邻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村中,选择中心村或较大的村为单位设立社区,形成的农村社区󰀁村委会󰀁农户模式。该模式的优势在于社区服务少了行政色彩、多了专业特色,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资源浪费。但这势必要增加管理成本,且与村民自治的结合度不高。已有45个县市区实行该模式,占实验单位总数的15.15%,例如山东省诸城市。
(3)󰀁一村多社区󰀁。这是在一个村设立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社区。在一些地方,由于建制村的辖区过大,故在一个行政村内设立多个社区,形成了村委会󰀁农村社区󰀁农户的模式。该模式能促进社区服务组织的发育和成长,充分体现村民的自我服务和管理。但是该模式中的社区实质上只是农村社区村委会下设的小区或服务站(点),故无法发挥社区的发展、建设、管理的功能。已有21个实验县市区实行该模式,总实验单位总数的7.07%。例如,湖北省远安县在洋坪镇双路村实行的󰀁撤组建社󰀁。
(4)󰀁集中建社区󰀁。这是在新规划的农民集中居住的小区设立的󰀁社区󰀁。又主要分为两种:一是农(牧)民聚居设社区。如天津、成都等地支持和鼓励农民󰀁迁村腾地󰀁、󰀁集中居住󰀁;另一种是以甘肃阿克塞县为代表的在人口自然聚居形成的地区设立社区。该县将3个乡镇10个村整合成1个民族新村牧农村中心社区,建立牧农村社区服务中心,下设3个牧农村社区服务站,由此形成全县设立󰀁自然村󰀁社区一中心三站󰀁的社区模式。
2.依据与城镇的距离,农村社区建设模式分为以下三种:
(1)城市化扩张下的农村社区建设模式,也有学者称之为城郊型农村社区建设模式。
它将城郊乡镇政府直接改为街道办事处或󰀁城中村󰀁村委会直接改为居委会社区模式。该模式充分利用城乡一体化的契机,对处于大中城市郊区的农村地区进行社区化建设和管理。例如,深圳全面撤销镇政府成立街道办事处,撤销村委会成立居委会。该模式使得城乡社区建设资源得到充分利用,节省建设成本。
(2)󰀁就地城镇化󰀁农村社区建设模式,也称为集镇型农村社区建设模式。它是以集镇为依托,以中心镇、中心村为中心展开社区建设。它主要包括:一是以乡镇政府所在地的小集镇为中心的乡镇大社区模式;二是以村庄合并后的村部所在地或条件较好的自然村为中心的中心村社区模式,例如赣州模式。该模式与农村的城市化道路相一致。
(3)󰀁村民自治󰀁体制下的农村社区建设模式,也称为村落型农村社区建设模式。它是指以行政村或自然村为基本单位展开社区建设。例如,湖北省秭归县杨桥镇各行政村建立了󰀁村委会󰀁社区理事会󰀁互助组󰀁基本农户󰀁这一新型的农村社区自治组织,实行了村小组社区自治模式。这实质是对󰀁村民自治󰀁的一种内在调整,但未对村委会和社区理事会的职责进行明确界定。
3.从农村社区体制改革角度,形成了如下模式:
(1)村落自组织模式。这是指在没有外部强制指令的前提下,村落社区成员通过面对面协商,自发组织并管理村落社区事务。该模式以自然村落为界,边界和受益主体清晰;以村落民间组织为主要治理主体,以自治和志愿为治理机制,在行政村党组织领导和村民委员会指导下,通过协商民主治理村落社区事务,例如江西省。该模式提升了社区的自治能力,但没有触动长期以来村民委员会的行政化问题,且由于村落社区自组织与村级行政的职责关系交叉,社区自组织功能的发挥受限。
(2)村社合一模式。这是指村委会与社区服务组织成员交叉任职,功能合一的社区模式。建制村与社区空间合一;村󰀁两委󰀁下设社区服务组织,村󰀁两委󰀁成员与社区服务组织领导成员交叉任职;村民委员会自治管理与社区服务职能合一;社区工作者队伍专兼结合,例如重庆市永川区等地。这节省了管理成本,工作效率较高,但村民委员会与社区服务组织职责不清,人员重叠,导致社区行政色彩浓厚,削弱了社区自治的功能,且社区服务的专业化和效能面临挑战。
(3)村企主导模式。这是指村民委员会、村办企业、社区服务组织成员交叉任职,功能合一的模式。首先,在组织结构上,村民委员会、村办企业、社区服务组织负责人实行󰀁一套班子、三块牌子、交叉任职󰀁。其次,在组织功能上,社区的自治管理、行政管理、服务职能与企业的经营管理没有分开。第三,村级组织是社区建设的主导者。该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政府的财政负担;村办企业带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也为农民带来了直接的利益。但村民委员会与村集体经济组织合一的制度安排,影响了村集体经济的健康发展,制约了村民自治的开展。这在江苏省等集体经济较为发达地区较为普遍。
(4)联村建社模式。这是指介于行政村与乡镇政府之间,以一定服务半径设置社区服务组织,专门承接社区行政事务和公共服务的模式。在多个建制村基础上设置社区,建立社区服务组织和社区党总支,两个组织交叉任职;社区
服务组织性质定位为服务农民的平台,主要承接社区行政事务和社区公共服务。这创建于东部沿海经济发达的农村社区和一部分人口密度较大的中西部平原地区,例如舟山市。该模式可以较大程度地整合利用社区资源,但容易制约村民自治。
4.按照政府和社区之间权能关系的不同,社区建设模式可以分为以下三种:
(1)行政主导型。在该模式中,基层政府组织是农村社区管理的主体,通过行政手段发挥政府组织社会资源和社会力量的优势,实施对社区资源和社区组织的控制,在短时间内体现出社区建设的效率。但是基层政府对社区建设的各项事宜统包统揽,限制了社会组织的发展和农民的参与,不利于社区自治能力的提高和社区建设的深入开展。在欠发达地区,由于经济发展水平有限,农民参与意识薄弱等原因,农村社区建设可以暂时采取这种模式。
(2)合作型。该模式是由政府对社区进行间接和宽松的干预,政府部门人员与地方及其它社团代表共同组成社区管理机构,社区以自治为主,政府有关部门负责规划和指导,并提供较多的经费支持,由社区内的社会组织履行政府原本承担的部分职能。这利于提高农村社区自治能力,尤其是农村社区的民主选举、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能力,增加了资金投入的来源渠道。在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村民自治得到很好地落实的地区,可以采取这种模式。
(3)自治型。该模式主要表现为农村社区自治组织真正成为社区建设的支柱力量,成为承担社区公共事务管理与决策的自治性组织。政府与农村社区自治组织共同为农村社区提供资源。该模式使得社区内各种资源不断进行互补,提高了农村社区整合资源的能力。但这对社区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的要求较高,是农村社区的发展趋势。在发达地区,经济充分发展,市场机制比较发达,利益和权力多元分化,参与意识强烈,可以采取该模式。
二、以吉林省为例，新农村建设的20种建设模式：

1．美丽乡村模式（通化市东昌区夹皮村）

2．社区建设模式（农安县陈家店村）

3．旧村改造模式。（敦化市小山子村）

4．整体推进模式（通化县委县政府）

5．景观带建设模式（磐石市委市政府）

6．民族建村模式（和龙市光东村）

7．民俗文化模式（东丰县红榔头村）

8．产业富村模式（洮南市翻身村）

9．旅游兴村模式（长白县望天鹅新村）

10．合力共建模式（集安市上活龙村）

11．能人治村模式（公主岭市兴林村）

12．合作共赢模式（德惠市吉家村）

13．项目带动模式（伊通县保南村）

14．新式民居模式（扶余市广发社区）

15．环卫下乡模式（绿园区委区政府）

16．镇乡带村模式（吉林市小白山乡党委政府）

17．屯务管理模式（双阳区委区政府）

18．村规民约模式（伊通县营城子镇党委政府、磐石市永红村、公主岭市清林村、榆树市红庙子村）

19．志愿服务模式（扶余市委市政府）

20．服务外包模式（吉林市丰满区建华村）
来源： 吉林日报

Ⅷ 农村社区与新农村建设等规划形成的聚居区在管理体制上的相同点和不同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是统筹城乡发展和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具体化，是遏止城乡差距拉大趋势、扩大农村市场需求的根本出路，是解决“三农”问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战略举措。新农村建设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涵盖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建设新农村，必须坚持统筹城乡发展这个根本指导方针，在符合农民意愿、带给农民实惠、得到农民拥护的基础上扎实稳步地推进。当前，应集中解决农民生产生活中最迫切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真正带给农民实惠。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党中央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全局出发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大战略举措。为了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有些理论问题需要深化认识，有些政策问题需要认真把握。
新农村建设新在哪里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不是一个新概念，上世纪50年代以来党的文件中曾多次使用过这个提法。尽管是同一提法，但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具有更丰富的内涵和更全面的要求。
新的背景。新农村建设是在我国总体上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新阶段后提出的课题。目前，我国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已由农业转变为非农产业，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非农产业。根据国际经验，我国现在已经到了工业反哺农业的阶段。工业反哺农业的政策重点，不是直接对农民进行收入补贴或对农产品价格进行补贴，而是指从用农业积累支持工业转向加强对农业的扶持和保护，加大公共财政的支农力度，让公共服务更多地深入农村、[找文章，到]惠及农民，让公共财政更多地覆盖农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个提法，与党的十六大第一次正式提出的解决城乡二元结构矛盾、统筹城乡发展的指导思想，以及随后连续重申的解决好“三农”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的说法一以贯之，是统筹城乡发展和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具体化，是遏止城乡差距拉大趋势、扩大农村市场需求的根本出路，是解决“三农”问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战略举措。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既为解决“三农”问题提出了更明确的要求，也为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后做好“三农”工作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更全面的目标。新农村建设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涵盖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十一五”规划《建议》用“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20个字描绘出一幅新农村的美好蓝图。推进新农村建设的总体目标应该是：在未来15年左右的时间，使农村的整体面貌大为改观，城乡之间的差距明显缩小。具体目标应该是：努力发展农村生产力，促进农民收入持续增长；大力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显著改善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加快发展农村教育、医疗卫生和文化等社会事业，形成家庭和睦、民风淳朴、互助合作、稳定和谐的良好社会氛围；加强农村环境卫生整治，明显改变村容村貌；推进农村民主政治建设，不断提高农民的民主法制意识。
更完整的思路。在指导思想上，明确了一个基本认识，即新农村建设的中心任务是发展农村生产力，不能把新农村建设简单地理解为新村庄建设；强调必须坚持统筹城乡发展这个根本指导方针，在符合农民意愿、带给农民实惠、得到农民拥护的基础上扎实稳步地推进。在具体工作思路上，不仅注重改善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和居住环境，改变村容村貌，而且注重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不仅重视在经济上保障农民的物质利益，而且重视在政治上尊重农民的民主权利，强调继续推进农村基层民主建设；不仅强调立足于促进农业和农村自身的改革与发展，而且重视工业支持农业、城市带动农村；不仅强调政府的支持和引导，而且注重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提倡引导社会力量参与；不仅立足于解决当前的突出问题，而且谋划长远，提出了保障新农村建设持续进行的政策框架。
“十一五”时期新农村建设的重点在哪里
“十一五”时期是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打下坚实基础的关键时期。新农村建设要开好局、起好步，必须集中解决农民生产生活中最迫切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真正带给农民实惠。
以农民增收为核心，加快现代农业建设步伐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进程。稳定党在农村的各项基本政策，切实维护农民的权益。优化农业区域布局，优化农产品品种，充分发挥各地的比较优势，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和竞争力。加大初级农产品的加工转化，积极发展农产品的现代流通方式，增加农产品的附加值。将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有机结合起来，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应对进口农产品的冲击，扩大我国优势农产品的出口。创造有利于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政策和法律环境，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切实加强农村劳动力培训，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提高农民劳动技能，培育新型农民。
将国家基础设施建设重点转向农村。2005年国家财政收入达到3万亿元，而中央财政用于同农民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六小工程”建设方面的资金约为293亿元，尚不足财政收入的1%。与此相对照，2005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突破8万亿元，其中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规模达2万多亿元。应下决心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特别是调整国家建设资金的投向和结构，由以城市建设为主转向更多地支持农村中小基础设施建设，保证广大农民共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
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在逐步实行农村免费义务教育的同时，不断改善农村学校的办学条件，提高其教育质量。加大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对义务教育的投入，把农村义务教育全面纳入公共财政保障范围，构建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的新机制。
逐步提高农民的医疗保障水平。看病难、医疗费用高、医疗保障程度低，是当前农村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大病户的医疗负担，但保障水平仍然偏低，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居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问题。应进一步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相关政策，逐步健全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逐步建立适合农村实际的社会救助和保障体系。完善农村“五保户”和重病、重残人群的供养、救助制度，逐步提高供养、救助标准，完善救助方式。在具备条件的地区，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养老保障方面，有条件的地区可以将家庭养老、土地保障和社会养老保险相结合，探索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Ⅸ 关于新农村建设存在的问题

新农村建设一般指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在中国大地上如火如荼地进行着，把祖国大地建设得无比美好，随着许多新农村建设改造工作的完成，农村的面貌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我们也应该认识到仍然存在一些因素制约着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

1 劳力缺失

现在农村的经济模式大多数是：留守老人和儿童在家，年轻人出外打工，而且越有文化的年轻人，越是选择留在外面，好像无工不富。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现有的农村经济发展状况还不足以提供足够多的岗位来满足年轻劳动力的就业需求，农村现有的经济发展模式也不足以让许多的年轻一代在农业上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因此很多年轻人选择外出工作，所以，现阶段着力转变农村经济发展模式势在必行。

2 重工轻农

农村的一个主要体现，就在于一个“农”字，农业为本的思想古已有之，现状则是严重的重工、商，轻农业。甚至，所谓的新农村改造，农村城镇化，更使人们逐步脱离土地，驱使劳动力思想上的对农业的轻视，加速务农人员的流失。

3 观念落后

在农村，由于农村的特性，人老后不能像城市职工一样，有退休金、保险等保障，只能靠儿女的孝心来维持老后的生活，使老人不能保证生活的稳定及质量，更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不得不生，生了也不一定会养。

老龄化越来越严重的事实无疑是一个隐形的强大的社会地雷。这些都制约了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减慢了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步伐，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这些具体的问题，并想办法解决好这些矛盾，为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

(9)关于城乡农村新社区建设的独特之处及科学性扩展阅读：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指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按照新时代的要求，对农村进行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方面的建设，最终实现把农村建设成为经济繁荣、设施完善、环境优美、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

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要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积极稳妥推进新农村建设，加快改善人居环境，提高农民素质，推动“物的新农村”和“人的新农村”建设齐头并进。

Ⅹ 农村新社区规划的依据

“农民兄弟住进公寓，足不出村享受商业金融、医疗卫生、文化教育、休闲娱乐等公共服务设施，过上和城里人一样的生活。”这是绍兴县建设百个农村新社区计划绘就的蓝图。日前，该县专门出台《关于加快建设农村新社区，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实施意见》，吹响了实施这一计划的“集结号”。 据了解，农村新社区是城镇建设的延伸点和城乡一体化的落脚点。建设农村新社区的实质就是推进“三集一化”，即土地集约利用、产业集聚发展、农民集中居住和管理服务城镇化，实现城乡一体化协调发展。 根据规划，绍兴县将在县城规划区外，建设农村新社区100个左右，具体依据各镇（街道）的总体规划，本着高起点、高标准、高要求和适度超前的原则，结合经济发展、历史文化和自然环境等因素，合理确定社区的区域位置和分布个数。社区人口规模一般控制在3000～7000人，户数1000～2000户；社区区域半径原则上控制在2～5公里。 为扎实推进农村新社区建设，绍兴县明确五大工作重点：以科学规划为龙头，引领农村新社区建设；以拆迁改造为抓手，推进农村人口集中居住；以产业集聚为重点，促进农村经济加快发展；以设施配套为载体，提升农村新社区服务功能；以体制创新为动力，探索完善新社区管理机制。 有关部门介绍，农村新社区建设将坚持总体谋划，分步实施的原则，今年重点是搞好镇（街道）域社区布局总体规划，并由各镇（街道）选择两个社区进行试点，探索农村新社区建设的方式和经验。在此基础上，以点带面，分期分批实施。目前，兰亭镇桃阮社区、福全镇胜利社区、漓渚镇大步社区已开始试点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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