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都建设局公文

『壹』 于都县人民政府有哪些部门

党委（党口抄）：党政办公室、纪检委、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政法委
政府（政口）：发改局、经济局、财政局、建设局、审计局、统计局、安监局、农牧林业局、水务局、生态办、国土资源局、人事劳动局（社保、就业局）、民政、计生卫生局、教育局、司法局、公安局、法庭、行政审批中心
剩下的大部分都是二级单位和调管单位

『贰』 关于唐朝官员制度

以下括号内的都是虚职

｛太子方师、太傅、太保、太子少师、少傅、少保左右卫、左右骁卫、左右武卫、右左威卫、右左领军卫、左右金吾卫、左右监门卫和左右千牛卫，大将军，将军，上佐、判司和录事参军。上佐指长史、司马家令寺、率更寺和仆寺｝

东宫官是皇太子的下属宫廷机构，其设置模仿朝廷的结构：其太子方师、太傅、太保（总称三太）和太子少师、少傅、少保（总称三少）是太子的导师，另设太子宾客作为太子侍从官，这些职官都没有具体职掌．设詹事府总管东宫官吏和政事，相当于中书门下和尚书省六部。设左春坊负责侍从规谏，相当于门下省之职，右春坊负责文书启奏，相当于中书省之职。此外，在左春坊之下设崇文馆，掌图书经籍；司经局掌校刊经史；典膳局、药藏局、内直局、典设局和官门局，负责太子的衣食住行。以上这些机构，与弘文馆、秘书省、殿中省大体对应。另外还设立东宫三寺，即家令寺、率更寺和仆寺，负责东宫具体事务的执行，也与九寺五监相对应。虽然东宫官职庞大繁多，但实际上多为闲职

在文官系统之外，唐代还设有武官系统。由于唐代前期实行府兵制度，所以在朝廷设立十六卫。十六卫的名称，唐代前期变化甚多，到唐玄宗开元时方大体上固定为左右卫、左右骁卫、左右武卫、右左威卫、右左领军卫、左右金吾卫、左右监门卫和左右千牛卫。其中前十二卫均管辖府兵，只有后四卫不辖府兵，负责京城和宫殿诸门警卫以及皇帝的贴身宿卫。每卫设大将军一人和将军二人统率，下有长史、录事参军总管各卫日常事务，仓、兵、骑、胄四曹分别负责俸禄、给养、考绩、宿卫、马匹、兵械等具体事务。十六卫直接统属于皇帝，但他们没有调兵的权力。需要命将出征时，一般由皇帝和宰相议定后，颁发诏令到兵部，由兵部再发下符契，与诏令一起同时颁下各折冲府或州郡发兵。除十六卫外，东宫官中还仿照十六卫建制设有十率府，各设率一人，副率一至二人统管，下辖一定数量的府兵，作为太子的禁卫部队。以上十六卫总称为南衙诸卫，因其官署均在长安、洛阳两京宫城之南的皇城内。

唐高宗时，由宫城北门玄武门禁军发展而来的北衙禁军开始兴起，逐渐取代南衙请卫的职能。南衙诸卫则由于府兵制的废弃，逐渐成为闲司，其长官大将军、将军也变为武官升迁的官阶，不再拥有实际职权。

最先设置的北衙禁军是左右羽林军，玄宗时设左右龙武军，肃宗时又设左右神武军，以上称为北衙六军，各设置大将军一人、将军三人统率。唐代宗时再以神策军列入北衙禁军行列，德宗以宦官任神策军左右护军中尉统率，因此神策军势力迅速发展，凌驾于北衙六军之上。唐代后期，北衙六军的大将军、将军等职也逐渐成为武官迁转的官阶，实际并无兵权。

州的长官为刺史，其下属僚佐主要有上佐、判司和录事参军。上佐指长史、司马，没有具体职事，辅佐刺史处理州事，但又往往成为安排闲冗官员的职位。

道在唐代前期，是一种监察区。贞观元年（627），唐太宗“因山河形便，分天下为十道”。各道由皇帝不定期派巡察使或采访使巡视，监察地方官吏和了解各地情况。开元二十一年（733），唐玄宗“又因十道分为十五道，置十五采访使，检查如汉刺史之职”。唐代后期，道的长官观察使一般都兼任节度使，拥有军权，权力更大，形成大小不等的方镇

一、三师（太师、太傅、太保）或三公（太尉、司徒、司空）
三师西周时期已较成熟，原都是宗族的长老，对王负有指导、辅佐、监护的责任。保，保其身体；傅，傅其德义；师，导之教训。“君师者，治之本也”（《大戴礼记。礼三本》）在君主年幼或尚未成熟之时负起全面的指导作用。非道德功勋崇高，则不居其位，宁缺毋滥。到唐代，转变成三公，名位高但不实际行使权力的〔虚职〕，不属僚属之列的荣誉职位。〔虚衔〕

二、三省并相（中书、门下、尚书） 实授参与军国大事的决策。
中央行政机构还有其他省、寺、监等各部门，但以此三为最要。其中中书省为受命于最高指令制定、推出各项政令等职能的机关；门下省为朝廷政令及各类上行文的审议机关；尚书省最高的执行机构，执行各项政令。
三省的职能分割和职位设置主要有：

1、中书省：正职长官为中书令，副职长官为中书侍郎。下辖：
中书舍人、右散骑常侍、右谏议大夫、右补阙、右拾遗、起居舍人、集贤殿和史馆（机构）

2、门下省：正职长官为门下侍中，副职长官为门下侍郎。下辖：
给事中、左散骑常侍、左谏议大夫、左补阙、左拾遗、起居郎、城门郎、符宝郎、弘文馆（机构，掌管图书、礼仪、制度沿革等）

3、尚书省：正职长官为尚书令，副职长官为左、右仆射。六部各设尚书、侍郎为正、副长官。下辖六部二十四司情况：

1）吏部——掌管官吏选拔、任免、升降、考试等。下属官员有 主事、令史、书令史、制书令史、甲库令史、亭长、掌固 等。
2）户部——掌管户口、经济、财政等。下属官员有 主事、令史、书令史、计史、掌固。
3）礼部——掌管礼仪、祭祀、科举、学校、教育等。。。。。。
注：以上三部左司统之。
4）兵部——掌管武官选拔和军事行政。。。。。。。
5）刑部——掌管司法行政和审判。。。。。。
6）工部——掌管各项工程建设和后勤有关工作。。。
注：以上三部左司统之。

三、六部是政务机关，而另外还有事务机关——九寺，来源于秦汉时期的九卿。地位在六部之下。其正、副长官为卿、少卿。具体分门如下：
1）太常寺
2）光禄寺
3）卫尉寺
4）宗正寺
5）太仆寺
6）大理寺（中央最高审判机关）
7）鸿胪寺
8）司农寺
9）太府寺
另外，还有从中分离独立出来的直属机构——五监：国子监、少府监、军器监、将作监、都水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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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内设的侍从机构
有殿中省、内侍省、学士院、内枢密使。其中学士院为唐玄宗所始设。最初招揽才学之士谓“待诏”，又从朝官中选拔有才艺者居翰林，叫“翰林供奉”，后改称“学士”，专掌内命。后来又有“内相”的别称，尤其加上“知制诰”、“翰林学士承旨”等头衔。|

五、区别于职务的品阶制度
包括不任实际管理职务的工作人员都各有品阶，许多时候，职务与品阶并不一致。文官品阶及其名称如下：
1、正一品：太尉、司徒、司空
2、从一品：开府仪同三司
3、正二品：特进
4、从二品：光禄大夫
5、正三品：金紫光禄大夫
6、从三品：银青光禄大夫
7、正四上：正议大夫
8、正四下：通议大夫
9、从四上：太中大夫
10、从四下：中大夫
。。。。。。
30、从九下：将仕郎
另外，还有对皇组宗室成员、战功等的奖赏所勋封的不同待遇称号
五、区别于职务的品阶制度
包括不任实际管理职务的工作人员都各有品阶，许多时候，职务与品阶并不一致。文官品阶及其名称如下：
1、正一品：太尉、司徒、司空
2、从一品：开府仪同三司
3、正二品：特进
4、从二品：光禄大夫
5、正三品：金紫光禄大夫
6、从三品：银青光禄大夫
7、正四上：正议大夫
8、正四下：通议大夫
9、从四上：太中大夫
10、从四下：中大夫
。。。。。。
30、从九下：将仕郎
另外，还有对皇组宗室成员、战功等的奖赏所勋封的不同待遇称号。

六、监察、谏议制度及其结构设置 〔唐代中期以后，御史大夫职位崇高〕
唐代的御史台为一个完全独立的监督结构。御史台下分三院：
1）台院侍御史，负责纠举、弹劾朝廷百官。
2）殿院殿中侍御史，掌殿各种仪式。“正班，列于阁门之外，纠离班，语不肃者”。
3）察院监察御史的督察范围非常广泛。巡按各地。监察御史虽只八品小官，但手握天宪，气魄很大，“御史出使，不能动摇山岳，震摄州县，为不任职”！
另外，除三公也有这种权利、职责外，散骑常侍、谏议大夫和补阙、拾遗也是专门的谏官。以“犯颜强谏”著称的魏徵，就做过谏议大夫。并形成了“谏官随宰相入阁议事的制度”。

唐代宰相采取的是委员制而异于两汉的领袖制。共有三个衙门：中书、门下、尚书，此三个部门的职能外加御史台才等于汉代丞相的职权。可见唐代丞相的分权。

1、中书省----发令。这些命令唐代叫做“敕”，虽以皇帝的名义发出，却不由皇帝拟定，而由中书省拟订。其程序如下：由中书舍人草拟圣旨多份，称“五花判事”，再由中书令（中书省长官）或中书侍郎（中书省副官）选出一份并稍加润饰，成为正式诏书，接着由皇帝画一敕字成为皇帝的命令，最后下达门下省。

2、门下省----复核。由中书省发出的皇帝命令，至此须经过复核。若复核不通过则由给事中（有封驳权的官）批注送还中书省，称“涂归”，意思是要求中书省重拟。若复核通过，还需侍中（门下省长官）或门下侍郎（门下省副官）签名，诏书才正式生效，然后下达尚书省执行。若由皇帝直接发出命令，而没有中书、门下的印章，在唐代这被认为是违法的。

3、尚书省----执行。尚书省长官叫尚书令，李世民在做皇帝前曾任此职，所以其后朝臣无人敢再当尚书令，常虚悬其缺。尚书省实权遂在其副官，称左、右仆射者。左仆射管吏、户、礼三部，右仆射掌兵、刑、工三部，六部职能见zxc789兄《唐代中央管理制度小考》。每部下有四司，共二十四司。

政事堂----由于一道诏书要经过中书、门下两省才正式生效，为了方便就在讨论重大事件时，由中书、门下两省长官召开联席会议，会议所在称“政事堂”。若一人身兼左右仆射，称“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也有权进入政事堂议事（由于尚书省的长官是虚设的）。但在开元以后，仆射就不能进入政事堂议事了，尚书省变成一个纯粹的执行机关。因此在唐代中书、门下的长官才是真丞相。

唐代分九品官，一、二品官处以元老，不实际负责政治事务，即“三公”等衔。以上所述的“三省六部一台”的第一把手都为三品官。

除“三省六部一台”外的官职，多为闲职。这里说一说“九寺”。来源于秦汉时期的九卿。地位在六部之下。其正、副长官为卿、少卿。
1、太常寺----“常”，本作“尝”，取以食物供奉祖先，让其时时尝新之意，故太常寺管皇帝理祭祀之事；

2、光禄寺----其来源为汉代光禄勋，“勋”通“阍”，是皇家的门口，故光禄寺掌管宫门警卫；

3、卫尉寺----汉本是皇家卫队，至唐变为仅管皇帝依仗帐幕等；

4、宗正寺----掌管皇帝的宗族之事；

5、太仆寺----仆，是赶车人的意思，故太仆寺掌管皇帝的舆马；

6、大理寺----源于汉代廷尉，为中央审判机关；

7、鸿胪寺----胪，是传呼之义，源于汉代之大鸿胪，掌管皇帝的待人接物，等于皇帝私人的外交部；

8、司农寺----源于汉代大司农，管政府经济的机构，天下田赋收入名义上均归司农寺管理，而入国库；

9、少府寺----也是管经济的机构，但是是管山泽盐矿等税的，这部分收入纳入皇帝私人钱库中去。

『叁』 客户遭威胁！该如何加强对服务行业的监管

于都县司法局在“整顿队伍、整顿作风、进一步提高群众满意度”行动中，把加强法律服务行业监管作为重要一环，做到教育培训、作风整顿、惩戒处罚“三管齐下”，着力整肃行业风气，净化服务环境。

县局设立了群众投诉中心、满意回访中心，建立了案件回访制度，做到服务回访百分百，投诉受理百分百，调查处理百分百。法律服务执业人员办结的案件和法律服务事项必须在三个工作日内上报县局“两个中心”接受回访，对隐瞒不报的执业人员予以通报批评，并记录诚信档案，建立执业诚信惩戒制度。 要求法律服务执业人员对县局电话回访“不满意”的案件（含上级测评、通报及群众投诉）认真开展和当事人的连心走访，直到满意为止。对于违法违纪违规执业，对举报投诉且查证属实的，及群众反映强烈、同一个“不满意”案件半年未清零的法律服务执业人员记录黑名单，向社会公布。记录黑名单的，向上级部门提出暂缓执业年审建议。

加快信息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按照适度超前的原则，广泛应用传输新技术，提升网络带宽和技术水平，形成高速率、大容量、高可靠性和灵活安全的基础传输网。实现电信网、移动通信网和有线电视网业务协调发展。完成以市政府网络中心为枢纽的上联、横联、下联办公业务网建设，实现公文交换电子化和自动化，开展方便快捷、透明公开的网上政务服务。推进电子商务和社会服务领域信息化建设。在企业逐步实施财务、采购、生产、营销等各个流程的信息化管理，提升服务业管理水平。

『肆』 满族的资料

吃的:
哈什玛：满语谐音，意为田鸡。
白肉火锅
满洲饽饽
满洲水饭
撒糕
萨其玛(这个好吃啊!)
喜果儿
粘豆包
蜜饯(这个也不错)

喝的:
糜儿酒：满族传统饮料之一。

住的:
满族宅院满族传统的住宅型式。乡间宅屋多为草顶土墙,房顶茅厚尺许,居室多为敞间,颇似口袋,故俗称口袋房。室内北、西、南三面环炕,俗称万字炕,橱箱被褥之类俱靠西北墙安放。窗户多为南、西向,用高丽纸外糊,藉以御雪雨。

穿的：
旗装。清代满族人都以穿旗装为贵为荣。入关前满族男子一般都穿箭袖袍，“窄袖、盘领、缝腋，”“其长中及小腿，取便于骑也”。官员入朝，“俱用披肩领，平居只有袍”。披肩领，即在无领子的旗装上加上披肩大领，以别臣庶。入关后，一般都穿无领、箭袖、左衽、四开衩、束腰、“马蹄袖”旗袍。马蹄袖平时挽起，出猎作战时则放下，覆盖手背，冬季又可御寒。到清嘉庆、道光年间，一般旗人已不再穿箭袖袍，只有满族官员人朝时才穿箭袖袍，平日则着宽襟大袖袍。40年代后逐渐减少、消失，为中山装、便装、西装、时装所代替。

清代，女式旗袍为“服褥裙（围裙）， 多以黑紫”，上身穿“团衫，用黑紫或皂及绀，直领，左衽，腋缝”。辛亥革命后，女性旗袍宽襟大袖，下摆有绣花纹饰。4 0年代后，逐渐由宽袖变窄袖，直筒变紧身贴腰，臀部略大，下摆回收。这种旗袍到60年代初还比较盛行，并作为一种礼服。农村姑娘结婚都穿这种旗袍。发展到现在，旗袍样式有所改进，一般长至膝，下摆无纹饰，在色彩和选料上更为讲究。

运动:满族传统运动项目如：滚铁环，赶羊，踢毽子等。

『伍』 关于夜郎古国现今留存下来的文化和字画，如果了解希望能告诉我一二、、、谢了。

据《贵州古代史》记载：今贵州是鬼方的主要部分。时间“大范围可追溯到殷至周初，具体指公元前十四世纪初（殷代第二十三世武丁时）至公元前十二世纪初（周代第二世成王时）”。据《彝族源流》记载：彝族是居住在贵州省最古老居民，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已近500代，约一万年。据《夜郎史传》记载：彝族先民武支在可乐建立夜郎古国，当时的区域辖及云南曲靖、昭通以西及四川宜宾以南，贵州省的黔西北、六枝、镇宁以北及贵阳市地域。又据《贵州古代史》记载：春秋时期在今贵州乌江以南为国，至战国初，国灭，大夜郎国形成。由此看出：古代的贵州（东汉以前）经历了三个大的政权演变，即鬼方时期，夜郎国和国并存时期、大夜郎国时期。本文研究夜郎古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时间从夜郎国与国并存，时开始，至夜郎灭。
一、夜郎古国的政治
据《夜郎史传》记载：夜郎的名称来自于“阿蒙的三世孙夜郎朵”，人们对其称呼过程中，渐渐地将人名变为国名，一直延续到阿蒙第二十七世孙（即夜郎古国终极）。阿蒙十四世孙鄂鲁默一代，组成完整的统治机构。先与弭靡、武濮所二部联姻。后与彝族“六祖”的武、乍二支结合，从此更加强大，建都可乐。夜郎国兴起以后，先攻占了周围的一些小部族，接着起兵攻占东濮的古诺（贵阳），继而又挥师向西，夺下西濮的可乐，随即又进攻滇东北与黔西南交接处的漏卧不胜，撤兵回来建设可乐。今贵州省赫章县妈姑镇，距可乐不远，是夜郎的兵营，当时的状况是“军营广如云层，士兵多如羊群”，一天打七十二仗。
《益那悲歌》（彝语“益那”汉译为“夜郎”》叙述了夜郎为争夺土地的战争经过。彝族先民的另一支名曰鄂靡，进攻夜郎，在禹甸、谷姆、比毕、洛略等地发动战争，双方投入了大量的兵力，展开水战、火战、石战，结果鄂靡被夜郎打得大败。鄂靡君长鄂阿那收买了夜郎的谋臣苦苦诺，苦苦诺出卖了夜郎。再度交战时，夜郎领土被占领，夜郎君长局阿邪遇害。阿邪妻玛依鲁带领子女邪苴隆与迷喜露兄妹到罗甸避难。为了复仇，苴隆只身练就本领，经历了千难万险，在斯铺与斯嫫的帮助下，得到了兵书《恒投骂孜数》和集中兵士之用的号角，组织动员了强大的兵员，报了父仇，恢复了夜郎。但好景不长，苴隆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正在庆祝复仇胜利时，迷喜露将号角换给奸细鄂靡，待到被进攻时，假号角吹不响，兵士无法集中，结果被战败。
《夜郎史传》记载了住在都城可乐的国王武夜郎怀着攘外必先安内的思想，认为要攻占漏卧的土地，得先把他胞弟夜堵土的古诺之地兼并。于是假装有病，派两个差使到古诺通知夜堵土，叫他来可乐看望。想把他骗到可乐后将其杀害，兼并他的领地。差使到夜堵土家后，在夜堵土询问其兄病状中识破其阴谋，便杀了二使者，起兵攻下可乐，擒住武夜郎，把他囚禁起来。夜堵土掌握夜郎的国家大权，治理得很好。随后漏卧家阿苦君长又兴兵攻打可乐，夜堵土领兵抵抗，采取诱敌深入而后围攻的战术，把漏卧兵引进可乐城后，立即反攻围城，俘获其兵将，捉住漏卧君长阿苦。堵土礼待阿苦，释放其兵将，治愈其创伤，归还其武器，倡导两家和好，不结冤仇。阿苦深受感动，表示以后不再争战了。然而回到漏卧本国，阿苦就大受其妹阿古的责备，说他打败仗回来，丢了祖宗的脸面，要求把兵权交给她，再次出兵攻堵土。经多番争执，兄妹比武，阿苦比不过，让阿古统兵，再次出兵攻堵土。此次交战，却因堵土一看对方将领是个女子，轻敌麻痹，被阿古攻下可乐，堵土被俘。堵土不服气，声言要杀便杀，决不认输，只要求不要杀害他的士兵和民众。阿古便说：“你释放我哥一次，我要释放你一回，两家互不欠账，我们各自振军再战，比个输赢。”阿古放了堵土和他的兵将，班师回国，庆祝胜利，而后秣马厉兵，第三次进攻可乐。堵土今番更加警惕，认真备战，严阵以待，最后战败阿古，把她擒住。阿古仍不服输，提出与堵土比武，若再比输了终身沦为奴隶。阿古与堵土比武三番，仍然比输才服气，愿听从堵土处置。堵土却以礼相待，向阿古求婚，并倡导两家和好，不再争战。阿古心悦诚服，表示拥护堵土的主张。并向堵土提出释放其兄武夜郎，还君位给他。二人成婚，离开可乐，经鲁勾（毕节）、博乍戈（大方）、古宗（黔西），到古诺（贵阳），转大革洛姆（安顺）定居，在那里生儿育女，终其天年。武夜郎复其君位之后，痛改前非，在可乐选贤任能，认真治理其国。
夜郎国的法律较为完善。古都还在可乐的时期，夜郎王就发布了二十条成文法律：第一条，凡偷盗者砍指；第二条，凡行骗、抢劫者挖眼；第三条，凡不孝者罚，重者剥皮；第四条，凡聚众谋反者，一律处死；第五，必须缴纳税租，凡违者没收土地、财物，重者坐牢，直至处死；第六条，凡臣民每年必献美女三十，不从者，处主管人坐牢；第七条，凡哭泣者，先挖左眼，再哭者挖右眼；第八条，凡违君令、议论君长者，发兵讨伐之；第九条，婚配自由，凡违者轻则教育，重则砍头；第十条，凡每年十月初一，臣民为夜郎君长祝寿，违者轻则坐牢，重则斩首；第十一条，必须认真耕牧，确保丰收；凡交瘦猪、瘦羊者，以人作抵，终身为奴；第十二条，凡男子必娶三妻、多子多孙、多生男儿者，奖大牛一头，田三块；第十三条，凡战俘均安家分田，同为平民，若不从乃至潜逃者处死；第十四条，各种典籍均为毕摩掌管，凡私藏者严办；第十五条，兵将不准偷盗、抢劫、逃跑、卖主，凡违者处死；第十六条，兵将必须忠于君长，切勿乱言，违者用刑；第十七条，兵将作战必须勇猛、不怕死，溃者逃者斩首；第十八条，厚葬、厚祭英雄，箭自胸前穿者为英雄，自后背入者为逃兵，临阵脱逃者射死；第十九条，将帅之责为领兵、打仗、严军纪，打胜仗者论功行赏，打败仗者处死；第二十条，内奸砍手脚及挖眼。
夜郎国不但法律严厉，而且执行也非常严酷。《夜郎史传》中讲述了两件故事。第一件事是有一天深夜，一妇女的哭声被夜郎王听到以后，即命令侍从把这位妇女抓来，将其左眼挖去。这位妇女尚未停止啼哭，又被挖去右眼。可怜的妇女手捧血淋淋的眼球，怒骂夜郎王。夜郎王暴跳如雷，又令侍从将妇女拖出去砍了一只手，该妇女“惨叫着，昏倒在地上”。第二件事是在可乐王宫不远处，有一妇女将一岁多的小孩睡在家里，出门挑水，孩子哭起来，被夜郎王听见，认为是违反君令，即令侍从将孩儿抱来。侍从们抱来孩儿后，夜郎王命令将其斩首。侍从们一个个跪下，央告夜郎王说：“孩儿太小，不会听话，请君留他一命。”经再三央告，夜郎王发怒说：“既然孩儿太小，不会听话，只有免他刀下死，抱他下河去喂鱼。”话别，命令侍从们将孩儿抱下河。去到半路，正遇孩儿母亲挑水回来，问“为什么把他孩儿抱出来”，侍从向她讲了情况，这位妇女扑通一下跪在地上，请求将其孩儿还她。侍从们说：“君王也命令斩首，经再三央告才免其刀下死，但要送到河里喂鱼。”任凭妇女哭个发疯，但孩儿还是被扔下大河。
夜郎国处于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两个时期，政治上带有明显的两个时期烙印。《益那悲歌》中叙述了鄂靡进攻夜郎，被夜郎蓄积力量后，将其打得一败涂地，鄂靡的残兵败将被夜郎赶到市场上出售的情景：“鄂靡的残兵，残兵九万九，牵了一串串，好像牵绵羊，到集市上出卖。”在《夜郎史传》中叙述了武堵土和漏阿古交战后的一些对话，从中都是谈“我败了不但兵士为你的奴隶，而且连我也当你的奴隶”。这些故事虽然反映出将战俘变为奴隶，说明故事发生的时间为奴隶社会晚期。《夜郎史传》中介绍了夜郎王颁布的二十条法律，“第五条，必须缴纳税租，凡违者没收土地、财物，重者坐牢，直至处死；第十三条，凡战俘均安家分田，同为平民，若不从乃至潜逃者处死”，反映了封建社会的明显特征，说明法律颁布的时间在封建社会初期。
夜郎国的政权组织形式是家庭制，流转方式为继承制。管理方式是通过旁邑对所辖区域的人民进行管理。《夜郎史传》、《益那悲歌》、《彝族源流》都介绍了夜郎的二十七代君王。这些君王都是以直系血亲一代一代地往下传。这些君王的姓名采用父子连名形式表述。第一代君王姓名为阿蒙，第二代就是蒙阿夜，第三代为夜郎朵……一直表述到二十七代。旁邑是夜郎国的第二级统治机构。这些旁邑大多是夜郎王的亲族，代表夜郎王发布命令，收缴税租等。
秦统一中国以后，为了削弱夜郎势力，将夜郎地区纳入统一管理，朝廷在该地区设置郡县。汉武帝设置犍为郡领十二县，即道县、江阳县、武阳县、南安县、资中县、符县、牛县、南广县、汉阳县（今赫章县），存阝邬县、朱提县、堂琅县。《汉书·地理志》曰：“犍为郡（武帝元鼎年六月开。……应劭曰：故夜郎国。……）。”这说明夜郎此时在犍为郡。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元封元年），设立郡，领十七县，贵州大部分属该郡。因是夜郎国晚期，夜郎王已经携家带卒迁移东方（安顺），继而又西迁。此时，夜郎国在郡。
设立郡县制以后，朝廷还在夜郎地区采取“羁縻”政策。这种政策一方面从内地派遣汉族官吏前往作为太守、县令，在一部分原来生产发展水平较高的郡县设据点，对辖区内的各族人民进行统治。另一方面由于在这一地区是不同的民族居住，朝廷派遣来的汉族官吏不可能用对内地汉族人民的统治方法进行统治，对各族内部原有的一些奴隶主、部落贵族封王封侯，使他们保持住原来在本民族中的统治地位，按照旧存的统治方式去统治本民族人民。而派遣来的汉族官吏们的统治，则是通过这些土著的王侯进行。公元前111年（元鼎六年），伏波将军路博德等已破南越，驰义候遣与八校尉之兵未及前往，汉武帝便令征西南夷。于是南夷平定，决定设置郡。夜郎侯入朝，汉武帝封他为夜郎王，赐印绶，给他保留一定领地。在犍为郡内，加设南部都尉，治汉阳县。侯郡成立以后，以且兰为郡治，夜郎县（今安顺一带）为都尉治，吴霸为太守，唐蒙为都尉。郡县制的设立，将夜郎国的地域变相地割离；“羁縻”政策的推行，夜郎的统治权逐步受控于朝廷。这两种方式的统治结果，致使夜郎国的地位逐渐削弱，朝廷在这一地区的统治地位逐步上升。因此夜郎国的瓦解也就成为历史的必然。
二、夜郎古国的经济
1977年秋季，由贵州省博物馆考古组指导、贵州师范大学历史系师生参加，在赫章县可乐乡马家湾子山坡的山腰试掘了新石器时代遗存。从出土的六颗石弹丸看，人们正从事狩猎，并从猎取野兽向驯养过渡。从獠平形的石凿看，人们已会修建简陋的房屋。再结合陶器的制作看，人们已经定居下来，进入母系氏族社会。从出土的两个陶纺轮来看，人们已经学会了原始的纺织技术。从出土的两件铜器来看，人们已经掌掘了炼铜技术，并能制造简单的武器。由此可见，在新石器时代，可乐就具备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夜郎史传》介绍：夜郎及夜郎诸君长国的都邑，是夜郎及其诸君长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战争掳掠的人口和牛、马、羊群及粮食，都集中在各都邑。有的都邑是专门冶炼金、银、铜、铁，铸造弓箭刀枪等武器的工业城池。城池内有的建筑、宫殿，还用金、银、铜作装饰。夜郎的鸡、鸭和牛、马、羊群漫山遍野，还有专门饲养牛、马和羊的羊头人、黑猪人。肥沃的土地，种出的荞麦，食用不完。“黄人”、“青人”和“奴隶”，他们主要的劳动就是专种粮食。夜郎的经济已是农、牧、手工业结合，并具有相当的发展水平。
益那悲歌》的《武陀尼织绸》一章曰：种桑养蚕纺纱织绸首先从成都平原开始，继而引进了夜郎国。夜郎国武陀一支主要负责种桑养蚕织布，其劳动场面热闹非凡：
武陀尼女子，
种桑树喂蚕，
蚕吐丝结茧。
收的收蚕丝，
纺的纺丝线，
浣了纱之后，
送到纺织场；
武陀尼男士，
牵线如蚁行，
布线像鸽子。
冶炼青铜的技术已被推行，《益那悲歌》的《武古笃打铜》一章说：
在铜矿山上，
铜矿和铜砂，
大岩一样广；
臣人办法多，
设炉房炼铜。
……
武夜郎一家，
用铜来塑像；
在祭祀场所，
用铜制铜鼓；
打铜制作戟，
打铜制作盾。
这一段文字说明，在夜郎国，铜已被人们用以塑像，制作用具和武器。现赫章铺处有一处古炼铜遗址可能也就是夜郎古国的炼铜基地。
从出土的器物来看，有铜鼓、铜镜、铜器，铜器中有壶、钫、盔、鼎等。2000年在可乐掘出的夜郎将军墓，头套鼓形铜釜，面罩铜洗。铜釜两侧各用一“龙”作耳，正顶是一只“虎”作鼎。其制作精细，形状栩栩如生。出土文物与彝文记载吻合，反映了夜郎时期的冶炼业水平和人们制作器物的技艺之高。
我们已经看出，夜郎国经济的发展是从农牧业开始，相继就是炼铜和制作用具。这表明夜郎国已经进入了奴隶社会。奴隶占有制社会，是奴隶的占有关系，奴隶主不仅占有大量的生产资料，而且还直接占有生产者———奴隶。在夜郎国，奴隶的遭遇如同整个社会一样，不仅被剥削，而且还被当作牲畜买卖。当时夜郎市场上，奴隶被称作“僮”，被奴隶主赶到市场上出卖。与此同时，“笮马”、“牛”已成为市场上的重要商品。这是因为，奴隶制生产不仅需要会说话的工具———奴隶，而且需要不会说话的工具。《史记·货殖列传》载：“蜀卓氏之先，赵人也。秦被赵，迁卓氏，……致之临邛，大喜，郡铁山鼓铸，运筹策，倾滇蜀之民。”“程郑，山东迁虏也。亦冶铸，贾椎之民，富埒卓氏，俱居临邛。”这段文字可以看出，蜀卓氏与程郑氏使用大批奴隶，从事铁矿开采，铸造铁器，由临邛（今四川邛崃），运到夜郎等地市场上出售，使夜郎地区落后之民放弃石制农具，采用铁农具，促进夜郎地区农业发展。可乐掘出的陶器，其硬度大，花样多，除了一部分生活用具外，其余均为艺术品，说明制陶业相当发达，工艺水平虽不及中原地带的产品高，但图案花纹并不单调，形态也很逼真。同时，出土的汉砖烧制的硬度大，说明火候高，接近中原地区技术水平。
农副产品及其加工也较发达。唐蒙在南越吃到枸酱，知道是夜郎商人从巴国买去南越贩卖。回长安后，问蜀贾人，蜀贾人曰：“独蜀出枸酱，多持窃出市夜郎。”据《通志》云：“叙州府出枸酱，《史记》枸酱即此。俱出戎州各属，今无。”《兴仁县志》云：“山产蒌，花如流藤，叶如荜拨，子如桑椹。苗家沥其油，醢为酱，味亦辛香。取其叶，裹槟榔食之，谓可辟瘴，苗女持赠所欢，以为异品。”据《史记正义》云：戎州，国地，古夜郎境，今兴仁，也是夜郎境。这里可以看出枸酱出产在夜郎国，或蜀国的西南地带。商人为了逃避政府的倍赋，乃“窃市”夜郎，牟取高利，贩运到南越。
《华阳国志》云：“平夷县（今毕节），山出茶蜜。”说明枸酱与茶蜜，都是农副产品，作为商品出现在夜郎市场上。
《汉书·地理志》云：“谈指出丹。”《后汉书·郡国志》云：“夜郎出雌黄。”说明夜郎的矿产品相当驰名。
在夜郎市场上，除奴隶（僮）、笮马、牛之外，还有枸酱、茶蜜、雌黄、丹砂等商品，商业较发达，市场相当繁荣。西汉时期，发巴、蜀卒开辟五尺道，自道指江，交通较前便利，商业较前有一定的发展。这从汉墓出土大量当时市场流通的货币，如五铢、大泉五十、货泉、货布等，可以说明普遍使用金属货币，早已不是以物易物了。兴义出土的汉代陶器，有水稻模型，说明夜郎地区的农业已相当发达。清镇出土的元始初年广汉郡制造的漆耳杯，是一种饮酒兼能计量酒的用具。平坝出土的“中可都酒”的永元罐和从其他汉墓中出土的陶罐，大都是储藏酒类的用具，说明夜郎地区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已经有了酿酒。这种发展状况，不仅说明奴隶制社会已经高度发展，而且已酝酿着封建经济因素了。
秦为了巩固全国统一，便于控制全国各地，非常重视发展交通。对于西南夷，开辟五尺道，就是秦发展交通计划的一部分。关于五尺道的兴修，秦始皇即位前后，李冰任蜀郡太守，在道地区，开山修路可以说是五尺道修筑的开始。到西汉时，汉武帝为制服南越，派唐蒙调巴蜀兵卒，修筑从道（今四川叙永）直指江（北盘江）的通道。经过两年，这条夜郎道虽没有全部修通，但南夷的山川深阻的情况多少有了一些改变。汉朝廷还在已修通夜郎道上设置了邮亭。《史记》曾把公元前129年（元光六年）“南夷始置邮亭”，列为大事记在年表上。《华阳国志》对此也有记载，说“自道，南广有八亭，道通平夷”。邮亭，是古时设在沿途，供送文书的人和旅客歇宿的馆舍。
1958年，赫章可乐出土一件珍贵文物，即“武阳传舍比二”铁炉。炉身内壁近口沿处，有隶书、阳文、反书的“武阳传舍比二”六字。“武阳”，在今四川彭山县附近，西汉属犍为郡。“传舍”与“驿站”、“邮亭”一样，都是当时可以供旅客歇宿的处所。“比二”，即同时铸造一样铁炉两个。据文献记载，在驿传管理机构中，设有驿丞、驿卒，专门负责为来往官吏及传递公文、奏章的人置备车、马，提供食宿等事项。这标志秦汉时中原的交通机构已推广到边远少数民族地区，促进了这些地区的交通和商业的发展。
汉王朝为了配合郡县制的设置和军队的驻防，还推行移民屯田政策。《史记·平淮书》载：“（武帝时）通西南夷道，……乃募豪民田南夷，入粟县官，而内受钱于都内。”这些应募而来的豪民，大都是地主商人。这些豪民是离不开被剥削的劳动人民的，所以跟随前来垦殖的人中，绝大多数是汉族劳动人民。他们当中有的是在中原被统治阶级掠夺了土地，无以为生，应募而来；有的是犯罪，被迫流放而来；有的是在战争中失散的士兵，流落下来，安家落户。这里说的“南夷”，就是夜郎地区。这种移民屯田政策，目的在于加强封建统治的物质基础。同时，也具有军事移民性质。在移民中，除豪民外，一般农户从事农业生产，受郡守、县令和豪民等统治阶级的剥削，还要服兵役，被统治阶级驱使，作为镇压人民的工具。
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必然引起社会生产关系的相应变革。西汉的屯田制度，经过百余年的变动，到东汉初，已逐渐被破坏。进入夜郎地区的官僚、地主和商人中，不少人被封建王朝赐予土地，封以官爵，子孙世袭。因他们世代在经济、政治上都拥有种种特权，占有大量土地，对广大劳动人民进行压迫剥削，便不断发展成为强大的统治势力。原来从事垦殖的汉族劳动人民的子孙，被迫为统治阶级当兵服役，成了封建贵族领土严密控制下的依附农民。同时，在生产力提高和封建经济的影响下，原来的一些奴隶主贵族，也逐渐并入统治集团，原来的奴隶和平民，有不少变成了依附农民。因此，统治阶级、被统治阶级相对立的封建生产关系，又进一步发展了。
三、夜郎古国的文化
与一定的经济发展相联系，必然产生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文化。夜郎古国在长期的经济发展中，也孕育了丰富多彩的社会文化。劳动人民不但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也是精神文化的创造者。各族人民在长期的共同劳动、共同生活过程中，缔造了夜郎古国的文化。由于历代统治者对夜郎地区劳动人民创造的文化不够重视，文献记录相当少，要对其作全面、深入的研究相当困难。
彝族的先民是古夜郎地区活动最早的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夜郎文化。彝族先民的文化最显著的标志就是古老文字的发明和使用。据《彝族源流》记载，彝文以父子连名谱系推算迄今已近500代。如果按每代20年间隔计算，彝族的文字发明时间至今已在一万年左右的时间，那么至少在原始社会晚期，彝文就也产生。彝族文化丰富多彩，历史悠久。据初步统计，散存在今毕节地区的彝文古籍约有四千余部。这些文献，生动地反映了彝族先民对宇宙万物和人类起源的认识，以及彝族的古老社会面貌，反映了各部族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情况。
彝族先民早已有着朴素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他们认为“太古之初，杳杳冥冥，后来出现清浊二气，产生了变化，形成哎哺。哎哺形成天地万物和人类”。在对待客观物质世界方面，他们认为世间万事万物都是不断变化和运动的。彝族先民的对事物不断发展和变化的观点就是朴素唯物主义与朴素辨证法思想的反映。
彝族先民的天文学知识也相当丰富，曾创造和使用了天文历法。与汉族相比，无论将星斗拟人化，人名物名命星名，还是星名命人名物名，都自成体系。
彝族先民的艺术创造思维也相当丰富。从可乐出土的文物看，文物的图案有篆形文字，动物图形；雕刻技艺达到了相当先进的水平。二000年可乐出土的套头葬釜上的“龙”和“虎”，形象逼真，栩栩如生。在使用的武器上也刻有动物和图案。《益那悲歌》说：惹氏造矛，名矛有九种，矛头有鹰像，矛杆有虎纹。清镇、平坝、威宁、黔西、赫章等地掘出很多陶器，除了一般生活用的陶器外，还有陶俑、陶兽等制品。黔西汉墓中就有舞蹈俑、托案俑、扶耳俑、托筝俑，以及镇墓兽、陶羊、陶猪、陶鸡等品种，工艺水平虽不及中原地带的产品高，但图案花纹并不单调，形态也很逼真。这些都反映夜郎古国文化及艺术水平。

『陆』 闯王李自成又没有留下后人

李自成的亲侄、大将军李锦有后代，李自成没有子女。
走进太平村----寻访李自成后裔（转）

2004年，富县太平村李志强从深圳返乡续修家谱时，意外发现了一本《李锦家谱》，经过多方考证与研究，家谱中一世祖李锦为李自成的亲侄、大将军李过。由此，一段关于太平村人是李自成后裔的传说得到了印证，太平村李氏族人的命运从此与闯王一脉相承。今年是李自成诞辰400周年，太平村李自成纪念馆也正在积极筹建之中。8月18日，怀着景仰和无限好奇，记者来到富县寺仙乡太平村，这个传说中的闯王后裔居住地。这里山川秀美，绿树成荫，整个村庄一街两巷的布局，依稀保留着类似北京四合院式的建筑风格。

美丽的村庄，神秘的故事
坐落于延安地区南部的富县（原名鄜州）太平村，是古秦直道通往榆林的主要道路，俗称通山口子。这里地势隐蔽，原先的村子是一个独立的塬面，呈锅底形，站在三面均看不到村子所在。它背靠子午岭大山，周围森林茂密，唯一通往外界的出路就是南边的崾险土桥子。村子里酷似北京天安门的大戏楼（已在文革中被拆掉），村东头桃树园沟咀处“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土城堡，南北各踞一株的龙凤古槐，李氏族人谨小慎微的举止、独特的信奉以及奇怪的敬神方式……都让这个被方圆百里称为“小北京”的村庄披上了神秘的外衣。
李志强说，以前太平村人行事十分谨慎，一般不轻易外出，即使走亲戚也不愿暴露自己的行踪。他们总是踏着晨曦出门，披着暮色回村。说不清为什么，数百年来都成了一种习惯。记者在采访中也看到，现在村里虽然修了宽阔的公路，交通相对便利，但除了上学与外出打工的以外，经常外出的人寥寥无几，人们还是喜欢呆在村子里，几乎与世无争。
像所有传统的中国人一样，太平村的人信神，他们信的神叫显身爷。但这个显身爷与所有其它地方所供奉的神都不相同，是太平李氏族人独有的信奉。太平村人对显身爷相当虔诚，亲切地称其为“爷爷”。李氏族人每年都要给“爷爷”穿一次新衣，新衣由村里妇女们亲手缝制，帽子是风雪帽，衣服是风雪衣。每当村里遇到疑难大事或庆典时，村里人就会给显身爷穿上新衣，用轿子抬着在村里周游。每年年初的祭拜仪式都特别隆重，年饭也必须是先送到庙里敬了“爷爷”之后，自家才能动筷子，每家每户都是如此。初一要给“爷爷”拜年，除夕还要为其守夜，近似于中国传统的祭拜祖先。除此之外，每逢农历四月十五给显身爷过生日这一天，村子里杀猪宰羊，正午12点燃放鞭炮，家家户户携带酒菜、供品到庙里祭拜，这是祖辈传下来的，一直延续至今。
太平村人的敬神方式也与别处不同。他们的神一般不在庙里供奉，都是被藏在村民家里，庙里只留下一个神位和一顶精巧的空轿子。到了年初的祭拜大礼和给显身爷过生日或是穿衣时才被请回庙里，完了之后还要被村民抱回家里藏起。祭拜的方式也很奇怪，在场的中老年人口里不停地念叨着“爷爷，我来给你敬香，我来给你送纸钱，你老人家收下”、“我们来看你了”，还不时地发出叹息“唉、唉！爷爷是个落难的人啊”。整个过程气氛凝重悲凉，俨然是参加一个至亲族人的丧事葬礼。
太平村原来还有一座十分壮观的显神庙，雍容大气，酷似宫廷建筑，可惜在文革中被毁掉了。那么“显身爷”究竟是谁呢？据李志强介绍，在他年少时也曾好奇地问过这个问题，当时村里有人说那是伍子胥，但从神像怀抱符锏及有关显身爷还有一尊娘娘像的传说来看，如此说法可信度并不大。后来重修家谱证实了族人与李自成的关系以后，他自己才发现，显身爷的装束与李自成竟惊人的相似；村里人对显神的敬拜及拜年、守夜的习惯也似乎是在对待一个祖先亲人；而且神是不坐轿子的，显身爷坐轿说明他是一个人。种种迹象表明，显神爷是李自成的说法也不无可能。

村里村外都是宝
太平村是一个古朴的村庄，数百年来由于偏僻与保守，这里的人们至今还过着比较清贫的生活。走进村庄，那种简单与朴实扑面而来，然而就是在这简单与朴实的背后隐藏了许多让人意想不到的惊奇。
相传陕西地带一镢头挖下去都是秦砖汉瓦，这是在说陕西文物多，也是一种夸张的说法。然而此话用在太平村，却一点也不过分。太平村几乎家家户户都有“宝贝”，或是雕龙画凤的古式家具，或是祖辈传下来的古币、饰品和玉器，也有偶然从地下挖出的兵器和器皿，好多都是宫廷用物。其中有一种酷似矛尖子的兵器，被当地人称为“皇上卫”。而且在太平村至今还存留了不少永昌钱币，村民李录全家里就收藏有6枚，均是祖上流传下来的。村民李小军曾在地下挖出一枚雕刻有龙图案的戒指和很多古币，其中有十几枚都是永昌钱币，后来都卖掉了，家里至今还留存着那枚雕刻着龙头的戒指。众所周知，永昌钱币是李自成在西安称王建立大顺农民政权之后铸造使用的一种货币。李自成兵败后，私藏永昌钱币也成了杀头的死罪，一般普通百姓不敢收藏，只有李自成的家人或其崇拜者才会冒这样的险。
来到太平村，村里人向记者提的最多除了显神爷，再就是那两幅供案桌帘上绘有四爪龙的神轴。神轴也叫阴轴，是在没有祠堂的情况下，用布绘制灵位名字和三世先人的画像，供后生子孙祭拜。太平村李氏家族的神轴分大轴小轴，大轴上绘有李自成及其后世六代人的画像，但此神轴已在文革中连同数幅小轴一起被烧毁，现仅存五世李成果和三世李飞两幅小轴，制作年份大约在光绪十四年，保存较为完整。两幅神轴的中心供桌帘面上均绘有龙腾图案，形象生动逼真，足分四趾。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尤其是清朝，一般平民家族是不敢随意描龙画凤的，皇帝、王侯才有这个专利。龙的图案也很有讲究，五爪龙代表皇帝，四爪龙是王侯。而在太平村关于龙的传说和遗留还真的不少：南边村口历经数百年虽其树心已朽、但枝叶依然茂密的龙槐，雕刻有龙头的古木家具，还有李小军家珍藏的龙头戒指，特别是李氏神轴上缘何出现四爪龙的图案？理清了太平李姓与李自成的关系，这个疑问也就自然讲得通了。

缅怀先祖，造福后人
证实了自己的家族确系李自成的直系后裔，太平村的人们前所未有地兴奋。一个小姑娘高兴地告诉记者：“小时候在课文里面学过李自成的故事，现在突然告诉我说，我们就是李自成的后人，我觉得简直都不敢相信。”虽然数百年来先辈们一直口传为李自成的后代，但始终没有确切的证据证实过，深居简出的太平村人对此也不甚在意。重修家谱的意外发现、族人李志强的奔波考证、各有关专家的研究及最终的令人欢欣的结论，这一切开始让他们重新审视自己的生存空间。
隐蔽，曾给兵败隐居的祖先带来安宁和休养生息，也让这个家族从此蒙上了神秘的面纱。这里留下了太多关于李自成的遗迹和传说。而如今历经数百年时过境迁，后世子孙已繁衍至第十九代，太平村也因扑朔迷离而显得格外闭塞保守。太平村到底有多少文物？究竟哪些文物与李自成有关？这大概没有人能说得清楚。唯一知道的是，文物贩子的频频光顾，无知者的肆意破坏都正让这些珍贵的记忆一点点地流失。太平村人说，作为闯王的后世子孙，我们有义务把祖先的隐居地以及遗留在这里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起来，并推广给景仰他的世人。一则是对先祖的缅怀，二则也是造福于后生子孙。于是，他们一改往日的简居与低调，也开始在村庄建设和太平村李自成文化的保护与开发上动起了脑筋。
为了扩大影响，2005年，太平村举办了首届李自成文化节。许多李自成研究专家及各媒体闻讯争相前往探寻报道。太平村从此与李自成一起进入人们的视野，成了世人惊叹的话题。一直在深圳工作的李志强（李自成第十五代孙）为此千里迢迢回到家乡，先后投资十几万续修了《李自成家谱》，自费创建了李自成文化网站，考证并收集有关李自成的文物遗迹资料，制定了《富县太平村旅游区发展规划》等，带领村里的李氏族人一起投身宣传先祖文化、造福后世子孙的事业之中。
今年4月，第十届中国东西部合作与投资贸易洽谈会上，由李志强自费设计的《李自成后裔隐居地－－太平旅游风景区》招商手册吸引了众人的目光。适值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起步阶段，太平村的建设与开发规划也成了各级领导部门关注的焦点。此后，该项目还被省经济发展中心推荐为时代先锋及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示范，目前已在延安招商网正式对外招商。
记者来到太平村的当天，恰逢太平村李自成纪念馆正式获得批准建立，村里人显得十分高兴。李志强告诉记者，纪念馆批准建立让他看到了第一丝曙光，这也是市县各级领导部门重视和全村人共同努力的结果。他希望能在今年李自成诞辰400周年之际，社会各界更多的人都关注这个事情，把太平村开发建设项目理出一个眉目。
截至发稿时，李志强还带着家族的嘱托与希望在北京、湖南、湖北等地为李自成纪念馆筹建的事情奔波。

米脂县政协文史委的李纪元介绍说：
“李继迁寨所属的殿市乡，原来曾经被当地人叫过帝王乡，指出了李继迁和李自成两个帝王，

李继迁村：
在米脂县殿市乡发现有个村落，名叫李继迁村，当地人也叫做李家站，村里的人代代口口相传，是李继迁的后人，李继迁与李自成都出生在这里。

李自成直系后代：
在自己的名片背面赫然印出了这样的字样：“李自成是西夏王李元昊之后，是党项民族拓跋氏，至今，‘闯王’后裔仍保持原有民族特性、相貌和习俗，这对研究西夏及党项民族有着极其重要的考证作用”。

《李自成》的作者姚雪垠：

李自成和李继迁有着很深的源渊。对于这一点，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的作者姚雪垠曾经考察过，他在描写李自成进京时曾这样写道：“他（李自成）甚至想到他日后的勋业应该同唐太宗媲美。相隔七百年，他又建立了四海统一的李氏皇朝，比他祖先所建的西夏国要强大得多，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著名作家丁玲：
丁玲家珍藏的龙凤双耳玉扁壶、童子驭鱼玉雕及玉琮、玉耳杯等数件宫廷器物。丁玲的几位叔伯兄弟讲：“他们是李自成的后人”。丁玲生前也曾说过：。我不是和姚雪垠争一个革命的祖宗，事实就是如此嘛！ 她成了第一个到延安的文人，也成了最典型的延安文人。1939年，身置陕北的丁玲对斯诺夫人说：“来这儿以前，我总是睡不着，可是现在睡得很香甜，也变胖了。”莎菲的浪漫气息已成枯死在书页间的昨日黄花，当地人说，是她在这里找到了党项人的感觉，有了写作上的突破。

『柒』 赣南的革命遗址有哪些请分别帮我介绍

赣南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所在地，是中央苏区的主体和核心区域。据不完全统计，赣南苏区共有革命历史遗迹1080处。革命旧居旧址中，有重要旧址与活动地545个，革命领导人旧居85个，革命烈士墓26个，革命纪念设施119个，主要分布在瑞金、于都、宁都、兴国等县（市）。

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叶坪革命旧址群，位于位于瑞金市叶坪乡叶坪村。叶坪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诞生地，距城区5公里，是全国保存最为完好的革命旧址群之一。拥有革命旧址和纪念建筑物22处，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6处。旧址内有“一苏大”旧址、中共苏区中央局旧址、红军烈士纪念亭、红军检阅台、红军烈士纪念塔、公略亭、博生堡等多处文物。这里既是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红色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诞生地，又是中共苏区中央局和临时中央政府机关在瑞金的第一个驻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王稼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在这里生活和工作过，“毛主席”的称呼就是从这里喊响的。
1931年9月，中国共产党苏区中央局机关迁驻这里；同年11月1日至5日，在这里召开了中央苏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1931年11月7日至20日，酝酿了近两年时间，并经过时任瑞金县委书记的邓小平同志精心筹备的中华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
瑞金的叶坪隆重召开，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当选为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大会闭幕后则为中华苏维埃政府总办公厅。临时中央政府内设“九部一局”，颁布了《中华苏维埃宪法大纲》、《土地法》、《婚姻法》、等法律。大会会址原是谢氏宗祠，已有几百年的历史，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该旧址没有被敌人拆毁，解放后，按“一苏”大会的场景和临时中央政府原貌进行复原陈列并对外开放。[2][3]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对外贸易总局旧址
中央对外贸易总局， 1933年4月在瑞金成立，隶属中央国民经济人民委员部，是根据地经济建设中极为重要的部门，钱之光任局长（江阿明、刘炳奎先后任副局长），下设业务科、采办科、会计科、出纳科、保管科、管理科等机构，工作人员开始只有30多人，后来发展到80多人。中央对外贸易总局主要任务是管理苏区对外贸易事宜，设法打破国民党对中央苏区的经济封锁，保证苏区境内的产品与境外的商品经常的交换，消灭农业生产品与工业生产品的剪刀差现象。对外贸易总局为加强对外贸易工作，相继在赣县江口、闽西汀州、会昌乱石圩、吉安值下等设立了对外贸易分局，并在重要出口地设立了10个采办处，形成了一个点多面广的对外贸易网络，这样，苏区的谷米、钨砂等产品运到白区，换回苏区军民急需的食盐、西药和布匹，保障了苏区军需民用物资的供应。1934年10月，对外贸易总局跟随中央机关离开瑞金。 2001年，国家经贸委拨款对旧址进行了维修，现该旧址为全国外经贸干部职工革命传统教育基地。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政治保卫局旧址
国家政治保卫局成立于1931年11月，是全国苏维埃政府肃反保卫工作的最高领导机关。主要职能，是执行侦查、镇压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反革命活动。它的内设机构有：侦察部部长由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兼任，后由张然和、钱兆凤和汪金祥接任；执行部部长李克农，后由李一氓接任；政治保卫大队，大队长吴烈、政委海景洲；秘书处（后称总务处）处长欧阳毅。1932年增设了红军工作部，部长李克农；白区工作部，部长张国俭。随着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成立，苏区的一些省、县也相继设立了分局，区一级设了政治保卫特派员。1933年4月，国家政治保卫局随临时中央政府机关由叶坪迁往沙洲坝，驻铜锣塘；1934年7月，迁驻云石山艾园岭下，1934年10月，随中央机关和红一方面军主力长征。
该旧址于1999年秋公安部拨款修复，并对外开放，现为全国公安民警革命传统教育基地。
1931年底，在这谢氏祠厅中成立了中央邮政局。当时，只办理几件简单的邮政业务，专门为中央首脑机关服务。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邮政局旧址
中央邮政局归中央内务人民委员部管辖，下设邮务科、审查科、电话总机室和递信班。全局人员共50多人。 邮务科主要负责分发信件、报纸等；审查科主要审理邮件有无偏差，有时还派人进行巡视工作；1932年5月1日，在中央邮政局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央邮政总局，杨岳彬、赖绍尧、王醒才、张善初、汪奇峰先后任局长，邮政总局成立后迁往叶坪的中石村。
该旧址建于1766年，俗称“围院厅下”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印刷厂旧址
中央印刷厂于1931年11月在叶坪成立，厂长陈祥生，副厂长杨其鑫，共青团书记杨尚奎，工会主席曾庆锡，当时全厂有干部职工100多人。中央印刷厂下设材料科、总务处、铅印部、石印部、排字部、编辑部、刻字部、裁纸部、装订部、铸字部。当时厂里机器设备简陋，铅印部机器共有5部，其中有4部为旧机器，主要印刷《红色中华》、《斗争》、《苏区工人》等报刊和一些革命书籍及抗日传单等。石印部主要印刷纸币、米谷票、邮票以及重要的公文布告等。
该旧址系谢氏民房。2000年，国家新闻出版署拨款进行了维修，并恢复了原状陈列。现为全国新闻出版系统革命传统教育基地。[4]
中国共产党苏维埃区域中央局旧址
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会址，原为当地谢氏宗祠。1931年11月7日至20日，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此隆重召，宣告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27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中央执行委员会下设外、军事、劳动、财政、土地、教育、内务等机构。会毕，临时中央政府部分机构在此办公。
红军检阅台
位于叶坪村临时中央政府广场中，为召开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检阅红军而建。初为竹木结构的简易台。第一次全国苏维
埃代表大会开幕时，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在此检阅了红军队伍。此后，这里多次作为检阅红军的阅兵台。1933年，昨时中央政府决定改建检阅台，将竹木结构改为砖木结构，于当年8月1日动工，次年1月31日建成。
红军烈士纪念塔
座落在临时中央政府广场东北端，是临时中央政府为纪念在历次革命战争中牺牲的
经军指战员而建造的。于1933年8月1日动工，1934年1月31日建成。纪念塔由五角星的塔座和炮弹形的塔身组成，高13米。塔座四周嵌着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博古等领导人的题词和建塔标志。
公略亭
位于临时中央政府广场北角，是为纪念黄公略烈士而建造的。公略亭于1933年8月1日动工，1934年1月31日建成。亭子呈等边三角形，三脊攒尖顶，亭中立一三棱锥状石碑，正面刻“公略亭”三字，碑铭为彭德怀所书。

『捌』 问个历史问题 李自成失败主要原因是什么

李自成失败的原因不外乎以下几个：
1，用错了牛金星，乃至误杀李岩。
2，大顺王朝刚建立，连年征战，百废俱兴。而此时的清庭正值其顶峰时期，兵强马壮，帐下人才济济。本人凭空臆想，即使吴三桂不投降满洲，而在李自城和多尔衮的两面夹击下，又能耐何几多？？

李自成的素质,我觉得作大帅,作大将都可以,要让他作领秀,实在有点免为期难.
吴山桂的话,也有大将之才,他开关降清,我觉得可以原谅,他原本是想投降李自成的,但是因为李自成做得也太绝啦,你想一个男人尚不能保家,何来卫国?但后来开关以后对南明那么穷追恶打,我觉得倒是不可原谅,乃至以后的所作所为,我觉得都是为了一已私欲!

李自成（1606年9月22日—1645年？），中国陕西米脂人，明朝末年农民起义军首领之一，大顺政权的建立者。
李自成少年喜好枪马棍棒。父亲死后去明朝负责传递朝廷公文的驿站当驿卒。明朝末年的驿站制度有很多弊端，明思宗崇祯元年（1628年）全国三分之一的驿站被裁撤，李自成失业回家种地。因缴不起举人艾诏的高利贷，当年冬季，李自成被艾举人告到米脂县衙。县令晏子宾将他「械而游於市，将置至死」，经严刑拷打后放在太阳下曝晒。后由亲友救出后，年底，杀死债主艾诏，又杀死自己通奸的妻子韩金儿及其情人盖虎儿，同侄儿李过於1629年2月投奔甘肃甘州的驻军总兵杨肇基麾下，升任把总。

1629年在榆中（今甘肃兰州榆中县）因欠饷问题杀死参将王国和当地县令，造反起义。
李自成起义后转战汉中，参加了王佐挂的义军。1630年王佐挂被朝廷招降后李投奔张存孟的义军。在这期间，后金第一次入塞，北京震动，大将袁崇焕被皇帝凌迟处死。1631年4月，张存孟在陕北战败降明。李自成率余部东渡黄河，投奔了他的舅父「闯王」高迎祥，称「闯将」。

1634年后金军第二次入塞。1635年高迎祥、张献忠、老回回、罗汝才、革里眼、左金王、改世王、射塌天、横天王、混十万、过天星、九条龙、顺天王等十三家七十二营起义军在河南召开「荥阳大会」，李自成提出「分兵定向、四路攻战」方略。会后高迎祥、张献忠率部攻下南直隶凤阳，掘明皇室的祖坟，焚毁朱元璋曾经出家的「皇觉寺」，杀宦官六十多人，斩中都守将朱国相。张献忠与李自成不合，乃分军东走。

1636年后金改清。清军第三次入塞。高迎祥进攻西安时兵败被陕西巡抚孙传庭杀。李自成便被推为「闯王」，继续征战四川、甘肃、陕西一带。《明史》称其为闯贼。

崇祯十年（1637），杨嗣昌会兵10万，增饷280万，提出「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策略，限制起义军的流动性，各个击破，最后歼灭。此举在二年内颇见成效。张献忠兵败降明，李自成在渭南潼关南原遭遇洪承畴、孙传庭的埋伏被击溃，带著刘宗敏等残部17人躲到陕西东南的商洛山中。崇祯十一年（1638）八月，清兵从青口山（今河北迂安东北）、墙子岭（今北京密云东北）两路毁墙入关，发动了第四次入关作战。杨嗣昌为贯彻其「安内方可攘外」的战略，力主与清议和，但遭到宣大总督、勤王兵总指挥卢象升的激烈反对。崇祯和战不定，急调洪承畴等人东去勤王，李自成竟大难不死。

1639年张献忠在谷城（位於湖北襄樊）重新起义，李自成从商洛山中率数千人马杀出。1640年李自成趁明军主力在四川追剿张献忠之际入河南，收留饥民，队伍发展到数万，提出「均田免赋」口号，即民歌之「迎闯王，不纳粮。」1641年1月攻克洛阳，杀万历皇帝的儿子福王朱常洵，称「奉天倡义文武大元帅」。之后在一年半之内三围省城开封未果，最后一次1642年黄河决堤冲毁开封。先后杀死陕西总督傅宗龙、汪乔年。与此同时明朝对清朝战事不利，3月，洪承畴降清。11月，清军第五次入塞，深入山东，掠走36万人。

1643年1月李自成在襄阳称新顺王。5月张献忠克武昌建立「大西」政权。10月，李自成攻破潼关，杀死督师孙传庭，占领陕西全省。1644年1月李自成在西安称帝，建国号「大顺」。

1644年1月李自成东征北京，攻克太原、大同等地，明朝官吏纷纷来降，3月17日半夜，守城太监曹化淳率先打开外城西侧的广甯门，农民军由此进入今复兴门南郊一带。18日，李自成派在昌平投降的太监杜勋入城与崇祯秘密谈判。据《小腆纪年附考》卷4载，李自成提出的条件为：「闯人马强众，议割西北一带分国王并犒赏军百万，退守河南……闯既受封，愿为朝廷内遏群寇，尤能以劲兵助剿辽 藩。但不奉诏与觐耳。」3月19日破城，崇祯皇帝在景山自缢。李自成入住紫禁城，封宫女窦美仪为妃。大顺军进城之初京城秩序尚好，店铺营业如常。但从3月27日起，大顺军开始拷掠明官，四处抄家，恐怖气氛逐渐凝重，人心惶惶。李自成手下士卒抢掠，臣将骄奢。

据说李自成进北京后，从宫中搜出内帑「银三千七百万锭，金一千万锭」，「旧有镇库金积年不用者三千七百万锭，锭皆五百（十？）两，镌有永乐字」（《明季北略》卷二十）。时人许重熙在《明季甲乙两年汇略》借谈迁之口谓曰：「损其奇零，即可代两年加派，乃今日考成，明日搜括，海内骚然，而扃钥如故，岂先帝未睹遗籍耶？不胜追慨矣。」但可信度并不高。计六奇认为：「予谓果有如此多金,须骡马一千八百五十万方可载之，即回圈交负，亦非计月可毕，则知斯言未可信。」据梁方仲估计，1390年至1486年，中国国内白银总产量只有三千万两上下。明亡前，虽有大量白银流入，但也只有四千五百万两。

1644年4月13日，率二十万军亲征驻守山海关的明朝将领吴三桂，进行一片石战役，22日，吴军战败。吴三桂乃降於清朝摄政王多尔衮，两军联手击溃李自成。4月29日李自成在北京称帝，次日逃往西安。行前火烧紫禁城和北京的部分建筑。由於南明弘光帝朝廷的建立和大顺军的节节败退，很多投降大顺的原明朝将领复投南明或清朝，李自成於是疑心日盛，终於妄杀李岩等人，致使人心离散。

顺治二年（1645年）清军攻破潼关，李自成经襄阳入湖北，试图与武昌的明朝总兵左良玉联合抗清，左良玉东进南京去南明朝廷「清君侧」征讨马士英病死途中。4月李自成入武昌，但被清军一击即溃。5月在江西再败，后在湖北通山县南九宫山被忠於明朝的地方武装杀死。另说李自成脱逃削发为僧，名奉天玉和尚，在湖南省石门县夹山寺出家。又说李自成隐居到甘肃兰州青城。

李自成，本名鸿基，陕西米脂县李继迁寨人（此寨至今犹在，内有李自成纪念馆）。李继迁寨是当年党项首领李继迁所建立，该寨李氏即其后裔。

李继迁是北宋初年党项羌的首领！他的祖先因在唐朝末年曾帮助唐政府镇压黄巢，所以被唐帝赐姓李氏，从而得到了一个汉姓。
李继迁一生进行的是反宋事业，不断在宋朝边境进行武装叛乱，他的儿子李明德也是一生进行对宋战争。直到李明德之子李元昊建立西夏王国后，仍然多次侵扰北宋边境，屠杀宋朝军民。

谁料到西夏灭亡数百年后，党项余孽的后裔李自成继续祸害我大明江山！后来李自成失败以后，吴三桂血洗李继迁寨，也算是狗咬狗，此支党项羌后裔被灭门！

李自成作为明末一名主要的农民军领袖,曾一度拥兵百万之众,占据北京,面南背北,登基坐殿,但最后却一败涂地,不知所终.今人在评述他的失败原因时,大多只着重于他进京后不善待百姓,错杀将领,吴三桂引清兵入关等方面,却少有人注意到其实大顺政权建设上的巨大漏洞,才是他失败的真正原因.愚以为前者只能算是大顺政权崩溃的导火索,就如同萨拉热窝事件对一战的影响一样,即使他进北京城后善待百姓,也不出现错杀将领,清兵入关等其后一系列的不利事件,若政权建设的各方面工作还那样不到位,那天下大乱,被人撵下台也是指日可待之事.
李自成从起事伊始,就一直没能脱掉流寇习气.概括起来就是三句话:只知攻城,不知守土;只知征兵,不知抚民;只知招降纳叛,不知大力培养自己的政权建设骨干.首先,他只知道攻城抢东西,杀贪官,始终不注重建设自己的根据地.他曾经先后几次攻占洛阳,还杀了明朝的福王,但过后都主动放弃了这座中心枢纽城市.注意,是有足够的实力守城(洛阳城破后举国震动,他的农民军从者云集,又缴获了福王囤积的大批粮食,可称兵强马壮),却只派了几百人留守,等官军围剿大部队一来,这几百人当然只能弃城而逃,所以李自成一直没能形成据地为王之势.其次,那时百姓都知道开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可作为一个政权领导人来讲,地盘内老百姓不纳粮,你的军队吃什末,只靠抢官军的粮食过日子吗?那终非长久之计.只打破城池,开仓放赈,把数万饥民招作兵丁,然后拔脚就走是绝对不行的.你必须站住脚跟:建立政府(当然首先得能有一定的武装力量对这块地盘进行起码的保卫),委派官吏,让百姓给你交赋税,支持你作战,通过各项政策和制度把你们紧紧捆在一起,建设和保卫根据地同时进行,相互促进,再逐渐招兵买马,扩大地盘,那才行.君不见共产党的“打土豪,分田地“,“一切权利归农会“?只这一下子,就争取到了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阶级.没有政权的依托,虽号称拥有数省地盘却没真正把根扎牢,因此日后他的百万大军在清兵追杀下一退再退,于数月之内就迅速土崩瓦解就不足为怪了.相反,清末的太平天国起义就很注意守土,因而坚持斗争了足有十几年.再次,后期虽然李自成的帐下聚集了李岩,宋献策等知识分子,为他出谋划策,以上所述形势有了一定改观,他也建立了一些固定据点,隐隐有了点儿王者之气,但情况始终没能得到根本上的扭转.比如他在领地内任命的地方(不包括军队)官吏,大多是明朝投降过来的人,自己培养出来的干部极度缺乏.这些官儿们几乎全是贪污腐化的投机分子,根本和他不是一条心,日后一看形势不对,马上又投降清军.没注重嫡系地方政权干部的培养和投降官吏的甄别使用,是他的一大错误.还有,如果他知道“不战而屈人之兵,乃为上兵“平时拿外交工作当回事,麾下有几个出色外交人才的话,即使抢了陈圆圆,吴三桂至于都答应了投降,又为了区区一个女人反悔吗?
所以,我说称李自成为“大顺皇帝“是高抬他了,他只能算一个超大号的流窜作案的山大王,一个不懂治国不懂政治但在这方面又稍有觉悟(冲他招纳了几个文人,抽空读了些书和大多时对百姓还不错来说的)的鲁莽武夫.打天下决不只是杀杀砍砍的事,他做一员武将是可以的,但绝对坐不稳江山.

『玖』 有谁知道赣南十八县市现任建设局局长的名字

南康县建设局：曹世明
信丰县建设局：赖小康
瑞金市建设局：刘水庆
于都县建设局：赖晓明
赣县建设局：葛传生
龙南建设局：邹忠东
兴国县建设局：刘庆红
大余建设局：李敏
定南建设局：潘汉洪
全南建设局：谢房才
会昌县建设局：谢延庆
寻乌建设局：刘忠斌
宁都建设局：丁仪平
崇义建设局：黄志军
安远建设局：杜世跃
上犹建设局： 罗俊腾
石城建设局：沙新民
章贡区建设局：洪立斌

『拾』 急求！！商朝灭亡的原因，闯王（李自成）失败的原因和安史之乱发起的原因。。。

1商汤所建立的商王朝，历经初兴、中衰、复振、全盛、寖弱诸阶段后，到了商纣王 （帝辛）即位时期，已步入了全面危机的深渊。在纣王的统治下，殷商王朝政治腐败、刑罚酷虐，连年对外用兵，民众负担沉重，痛苦不堪；贵族内部矛盾重重，分崩离析，从而导致了整个社会动荡不安，出现了“如蜩如螗，如沸如羹”的混乱局面。

2李自成作为明末一名主要的农民军领袖,曾一度拥兵百万之众,占据北京,面南背北,登基坐殿,但最后却一败涂地,不知所终.今人在评述他的失败原因时,大多只着重于他进京后不善待百姓,错杀将领,吴三桂引清兵入关等方面,却少有人注意到其实大顺政权建设上的巨大漏洞,才是他失败的真正原因.愚以为前者只能算是大顺政权崩溃的导火索,就如同萨拉热窝事件对一战的影响一样,即使他进北京城后善待百姓,也不出现错杀将领,清兵入关等其后一系列的不利事件,若政权建设的各方面工作还那样不到位,那天下大乱,被人撵下台也是指日可待之事.
李自成从起事伊始,就一直没能脱掉流寇习气.概括起来就是三句话:只知攻城,不知守土;只知征兵,不知抚民;只知招降纳叛,不知大力培养自己的政权建设骨干.首先,他只知道攻城抢东西,杀贪官,始终不注重建设自己的根据地.他曾经先后几次攻占洛阳,还杀了明朝的福王,但过后都主动放弃了这座中心枢纽城市.注意,是有足够的实力守城(洛阳城破后举国震动,他的农民军从者云集,又缴获了福王囤积的大批粮食,可称兵强马壮),却只派了几百人留守,等官军围剿大部队一来,这几百人当然只能弃城而逃,所以李自成一直没能形成据地为王之势.其次,那时百姓都知道开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可作为一个政权领导人来讲,地盘内老百姓不纳粮,你的军队吃什末,只靠抢官军的粮食过日子吗?那终非长久之计.只打破城池,开仓放赈,把数万饥民招作兵丁,然后拔脚就走是绝对不行的.你必须站住脚跟:建立政府(当然首先得能有一定的武装力量对这块地盘进行起码的保卫),委派官吏,让百姓给你交赋税,支持你作战,通过各项政策和制度把你们紧紧捆在一起,建设和保卫根据地同时进行,相互促进,再逐渐招兵买马,扩大地盘,那才行.君不见共产党的“打土豪,分田地“,“一切权利归农会“?只这一下子,就争取到了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阶级.没有政权的依托,虽号称拥有数省地盘却没真正把根扎牢,因此日后他的百万大军在清兵追杀下一退再退,于数月之内就迅速土崩瓦解就不足为怪了

3。安，指安禄山，史，指史思明，“安史之乱”系指他们起兵反对唐王朝的一次叛乱。安史之乱自唐玄宗天宝十四年至唐代宗宝应元年（755～762年）结束，前后达七年之久。这次历史事件，是当时社会各种矛盾所促成的，对唐朝后期的影响尤其巨大。

安史之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是各种社会矛盾的集中反映，主要包括统治阶级和人民的矛盾，统治者内部的矛盾，民族矛盾以及中央和地方割据势力的矛盾等等。

唐玄宗开元时期，社会经济虽然达到空前繁荣，出现了盛世的局面，但同时由于封建经济的发展，也加速了土地兼并，“王公百官及豪富之家，比置庄田，恣行兼并，莫惧章程”，以至“黎甿失业，户口雕零，忍弃枌榆，转徙他土”。均田制破坏，均田农民失去土地成为流民。加之，唐朝最高统治集团日益腐化。从开元末年，唐玄宗就整天过着纵情声色的生活，杨贵妃一家势倾天下，任意挥霍，宫中专为贵妃院织锦刺绣的工匠就达七百人，杨贵妃的姐妹三人每年脂粉钱就上百万。杨氏兄弟姐妹五家，“甲第洞开，僭拟官掖。车马仆御，照耀京邑，递相夸尚。每构一堂，费千万计”。统治阶级的腐朽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使广大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激化，是安史之乱的直接原因。唐玄宗后期，“口有蜜、腹有剑”的奸佞人物李林甫，出入宰相达十九年之久。他在职期间排斥异已，培植党羽，“公卿不由其门而进，必被罪徙；附离者，虽小人且为引重”。

继他上台的杨贵妃之兄杨国忠，更是一个“不顾天下成败”，只顾循私误国之人，他公行贿赂，妒贤忌能，骄纵跋扈，不可一世。奸臣当道，加深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尤其是杨国忠与安禄山之间争权夺利，成了安史之乱的导火线。此外，西北派军阀哥舒翰与东北派军阀安禄山之间，也素有裂隙。内外交错，使唐玄宗后期统治阶级内部君与臣、文臣与武将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化。

民族之间的矛盾，也是使安史之乱爆发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隋唐以来，河北北部幽州一带杂居着许多契丹、奚人，唐太宗打败突厥以后，又迁徙许多突厥人在这一带居住。他们的习尚与汉人不同，互相歧视，安禄山正是利用这点拉拢当时的少数民族上层，作为反唐的亲信。史称安禄山于天宝十三载（754年）乱前，一次提升奚和契丹族二千五百人任将军和中郎将。在他的收买下，当地少数民族竟把安禄山和史思明目为“二圣”。

中央和地方军阀势力之间的矛盾，则是促成安史之乱最为重要的因素。由于唐朝均田制和府兵制的破坏，从唐玄宗起便不得不以募兵制代替府兵制。这些召募来的职业军人受地方军阀的收买笼络，和将领形成一种特殊的盘根错节、牢不可分的关系。加之，开元以后，在边防普遍设立节度使制度，他们的权力越来越大，至于“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兵甲，又有其财赋”，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到天宝元年（742年），边军不断增加，达到四十九万人，占全国总兵数百分之八十五以上，其中又主要集中在东北和西北边境，仅安禄山所掌范阳等三镇即达十五万人。而中央军则不仅数量不足，而且质量太差，平时毫无作战准备，打起仗来，不堪一击。地方军阀的日益强大，与中央政权矛盾日深，到天宝末年，终于爆发成为安史之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