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因素

『壹』 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形成的原因

地区差距扩大的根本原因在于经济发展速度的差异

中国居民收入差距有所扩大的现象，最突出地表现在不同地区之间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从全国来说，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居民收入的差距有所扩大。在一个省内不同地区的居民收入差距也有明显扩大的趋势。

造成东部与中西部地区居民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在于经济发展速度。地区居民收入差距本质上是一个经济发展问题，而不是采取了市场取向的改革思路。改革开放以来，不论东部沿海地区或中西部地区，都出现了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例如1991年至2003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递增率，广东省高达21％，贵州省为14％，与世界上一些国家和地区比较，贵州14％的年增长率也是相当高的，但是与广东等沿海地区相比，差距迅速拉大。这样就得出一个判断，中国地区差异的扩大，是在各地区高速增长的过程中发生的，是前进中的问题。当然我们不能因为是前进过程中的问题而掉以轻心。中央多年来已采取了有力措施，推动了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在于二元经济结构

中国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第二个表现，就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三大差别之一，是历史遗留下来的老问题。但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但没有随着经济发展有所缩小，反而有所扩大，则是我们必须正视的问题。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实际上是二元经济结构的反映。农民从事的产业是传统农业，传统农业的劳动生产率比较低，刘易斯认为只能“维持生计”。农民收入低是传统农业的产物。城镇居民从事的产业，刘易斯称之为“现代产业”，就是现代制造业、信息业和服务业。现代产业的劳动生产率高，职工能够得到较高的工资收入。所以，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二元经济结构的产物。正确的政策思路有两条：一是把传统产业改造成为现代产业，从而从根本上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二是将传统产业中大量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的现代产业中去，从而提高他们的收入水平。现在的问题是，传统农业改造成为现代产业的速度不理想，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也遇到了一些困难。中央已经发现了这些问题，高度重视“三农”问题，取消农业税等一系列有力措施，已经对从根本上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贫富差距的成因符合库兹涅茨的倒U型假设

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第三个表现是，在城镇居民中先富裕起来的群体与贫困群体的收入差距有所扩大；农民中先富裕起来的群体与贫困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有所扩大。这是最为人们关注的收入差距扩大的现象。

先富群体与贫困群体之间收入差距扩大原因有多种，第一，占有资产等要素多少不同，而且随着市场经济的发育，资产等要素带来的非劳动收入可能还会有所增加，这就使可以取得非劳动收入的群体与贫困群体收入差距出现继续扩大的趋势。第二，人力资本投资多少不同。人力资本投资的差别表现为工资收入的差别是世界各国普遍出现的一个经济社会现象。随着劳动力市场的发育，人力资本投资差距造成的收入差别越来越明显。这种差别表现在能不能找到工作以及工资收入多少。第三，体制等原因造成的收入差距。目前的就业体制、社保体制等不尽合理，有可能造成某些群体的收入高一些，某些群体的收入低一些。

由此得出结论，收入差别产生的根本原因是经济发展问题，而不是市场取向的改革思路。这符合库兹涅茨的倒U型假设，即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长期趋势可以假设为，在经济增长的早期阶段会迅速扩大，尔后暂时稳定，在增长的后期逐渐缩小。目前中国可能正处于收入差距扩大的阶段。

『贰』 我国城乡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的原因有哪些

地区差距扩大的根本原因在于经济发展速度的差异
中国居民收入差距有所扩大的现象，最突出地表现在不同地区之间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从全国来说，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居民收入的差距有所扩大。在一个省内不同地区的居民收入差距也有明显扩大的趋势。
造成东部与中西部地区居民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在于经济发展速度。地区居民收入差距本质上是一个经济发展问题，而不是采取了市场取向的改革思路。改革开放以来，不论东部沿海地区或中西部地区，都出现了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例如1991年至2003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递增率，广东省高达21％，贵州省为14％，与世界上一些国家和地区比较，贵州14％的年增长率也是相当高的，但是与广东等沿海地区相比，差距迅速拉大。这样就得出一个判断，中国地区差异的扩大，是在各地区高速增长的过程中发生的，是前进中的问题。当然我们不能因为是前进过程中的问题而掉以轻心。中央多年来已采取了有力措施，推动了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在于二元经济结构
中国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第二个表现，就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三大差别之一，是历史遗留下来的老问题。但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但没有随着经济发展有所缩小，反而有所扩大，则是我们必须正视的问题。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实际上是二元经济结构的反映。农民从事的产业是传统农业，传统农业的劳动生产率比较低，刘易斯认为只能“维持生计”。农民收入低是传统农业的产物。城镇居民从事的产业，刘易斯称之为“现代产业”，就是现代制造业、信息业和服务业。现代产业的劳动生产率高，职工能够得到较高的工资收入。所以，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二元经济结构的产物。正确的政策思路有两条：一是把传统产业改造成为现代产业，从而从根本上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二是将传统产业中大量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的现代产业中去，从而提高他们的收入水平。现在的问题是，传统农业改造成为现代产业的速度不理想，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也遇到了一些困难。中央已经发现了这些问题，高度重视“三农”问题，取消农业税等一系列有力措施，已经对从根本上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贫富差距的成因符合库兹涅茨的倒U型假设
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第三个表现是，在城镇居民中先富裕起来的群体与贫困群体的收入差距有所扩大；农民中先富裕起来的群体与贫困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有所扩大。这是最为人们关注的收入差距扩大的现象。
先富群体与贫困群体之间收入差距扩大原因有多种，第一，占有资产等要素多少不同，而且随着市场经济的发育，资产等要素带来的非劳动收入可能还会有所增加，这就使可以取得非劳动收入的群体与贫困群体收入差距出现继续扩大的趋势。第二，人力资本投资多少不同。人力资本投资的差别表现为工资收入的差别是世界各国普遍出现的一个经济社会现象。随着劳动力市场的发育，人力资本投资差距造成的收入差别越来越明显。这种差别表现在能不能找到工作以及工资收入多少。第三，体制等原因造成的收入差距。目前的就业体制、社保体制等不尽合理，有可能造成某些群体的收入高一些，某些群体的收入低一些。
由此得出结论，收入差别产生的根本原因是经济发展问题，而不是市场取向的改革思路。这符合库兹涅茨的倒U型假设，即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长期趋势可以假设为，在经济增长的早期阶段会迅速扩大，尔后暂时稳定，在增长的后期逐渐缩小。目前中国可能正处于收入差距扩大的阶段。

『叁』 导致城乡居民收入扩大的原因

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形成和不断扩大的原因分析
关于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形成和不断扩大的原因,中国的学者很早就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归结起来,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形成和不断扩大,可以概括为是自然因素、政策和制度因素及其他一些非正常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1. 自然因素
农村的自然情况以及农业产业的自然属性与城市以及城市工业之间所存在的自然差异,是导致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形成以及不断扩大的基本因素,或者称其为自然因素。这里所说的自然因素包括：城乡产业特性的自然差异、城乡不同的聚居方式、城乡之间地理位置的差异等方面。正是这些自然因素方面的差异,必然导致城乡之间劳动生产率的差异。而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增长远远低于城市工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形成和扩大的一个现实原因。中国在1952—1978年期间农业增长了69.7%,工业增长了1 596%,工农业年平均增速比为5.58∶1,除了中国实施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产生的效果以外,自然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重要的基础性作用。
(1) 从产业特性的角度讲,农产品具有收入需求弹性小的特点,注定了经济发展达到一定程度后农业增长必然要慢于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第二、三产业主要集中于城市)。即中国的城乡经济并非是同质的,城乡收入并非源自相同的生产函数[10]。
(2) 城市和农村是人类社会两种不同的社会聚居方式,形成了两种完全不同的资源分布方式。由于农业经济的分散特征和城市经济的聚积效应,整个社会的货币资本、人力资本、技术、权利、信息、教育等社会资源和经济资源,由农村向城市地区集中,集中的资源为居住于城市的居民提供了更多的经济便利和发展机会,也为资本效益的实现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资本追逐利润流动,于是吸引更多的资本流向城市,导致城乡社会资源、经济资源分布的不对等。
(3) 中国农村居民人均占有土地资源的限制也使农业仅仅是农民生活的基本保障,不可能成为农民增收的主要途径。根据中国200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的统计数据,中国人口130 756万人,其中农村人口74 544万人,占全国人口的57%。当年粮食、棉花、油料、糖料、蔬菜的种植面积计14 294万公顷,农民人均占有耕地仅0.19公顷。
(4) 中国城乡居民之间社会地位的差异以及城乡地理位置的差异也会给城乡居民带来不同的地位收益[11]。
2、政策和制度因素
几乎所有研究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学者,都认识到具有明显城市倾向的经济政策及其制度安排,是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形成和不断扩大的现实影响因素,或称其为政策和制度因素。中国在建国初期,为了迅速实现工业化,采取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由于当时中国可供投入的要素匮乏,中国重工业发展战略的实施表现在经济政策上,自然形成了以农补工的具有明显城市倾向的经济政策,并在制度安排上表现出了明显的城乡有别倾向①(注：中国在改革开放前具有城市倾向的经济政策的实施机制是被誉为“三套马车”的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人民公社制度和户籍制度。)。这种城市倾向的经济政策和相应的制度安排对中国改革开放以前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形成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改革开放以后,尽管国家逐步调整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但伴随中国改革的不断深入,在以往的体制中受益最大的城市居民为维护自身的既得利益,形成了对政府决策施加压力的强大压力集团,而来自城市利益集团的压力是改革以来城市偏向制度得以延续的关键因素[12]151。
这种城市倾向的经济政策和相应的制度安排对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形成和不断扩大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以农补工的经济政策。为了给城市工业的发展提供支持,政府通过垄断国际贸易,高估本国币值,利用出口农产品补贴进口工业设备[13]；通过控制工农业产品的价格,形成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将农业剩余转移给城市工业；通过征地制度偏向城市的设计,将农民失地的损失转化为城市工业部门的收益[14]。
由于中国政府所实施的以农补工的经济政策,从1952年到1978年,国家通过工农业产品不等价交换形式从农业转移资金3 917亿元,以税收等形式转移出资金935亿元,两项合计4 852亿元,扣除同期财政返还给农业的各项支出,农业向外流出资金为3 120亿元,相当于同期全民所有制非农业固定资产原值的73.2%。同时国家从国外进口的资本品及其他生产资料所需外汇的60%以上为农产品及加工品出口所得[13]。
(2)城乡有别的社会运行机制。由于中国城乡居民在福利制度、税收、就业、人口迁徙等方面存在着城乡有别的制度安排,使中国城乡居民无论在收入水平上还是实际的生活水平上都存在着显着的差距。在中国的等级序列排序中,无论是基本权利,还是生存条件,或是发展空间,农民始终处于社会等级关系的最底层。农民和城市居民的世袭等级关系,使得城乡居民无论在教育、医疗、劳动保障、养老、福利等社会待遇上,还是在交换、分配、就业等经济待遇上,都存在着非常明显的差距[15]。
(3)城乡有别的财政投入政策。由于公共产品具有消费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满足公共产品需求的责任都落在政府的身上。然而,在中国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国家以及地方财政在提供公共产品的支出方面存在城乡之间严重不均的现象,其具体表现在义务教育、公共卫生、公共设施与基础设施等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城乡供给差异。

『肆』 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因素有哪些

首先介绍一个概念“基尼系数”。基尼系数是国际上用来综合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一个重要分析指标，由意大利经济学家于1922年提出。其经济含义是：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用于进行不平均分配的那部分收入占总收入的百分比。基尼系数最大为“1”，最小等于“0”。前者表示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绝对不平均，即100％的收入被一个单位的人全部占有了；而后者则表示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绝对平均，即人与人之间收入完全平等，没有任何差异。但这两种情况只是在理论上的绝对化形式，在实际生活中一般不会出现。因此，基尼系数的实际数值只能介于0～1之间。目前，国际上用来分析和反映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方法和指标很多。基尼系数由于给出了反映居民之间贫富差异程度的数量界线，可以较客观、直观地反映和监测居民之间的贫富差距，预报、预警和防止居民之间出现贫富两极分化，因此得到世界各国的广泛认同和普遍采用。按照国际惯例，基尼系数在0．2以下，表示居民之间收入分配“高度平均”，0．2～0．3之间表示“相对平均”，在0．3～0．4之间为“比较合理”，同时，国际上通常把0．4作为收入分配贫富差距的“警戒线”，认为0．4～0．6为“差距偏大”，0．6以上为“高度不平均”。一、对我国当前收入分配状况的总体评价近年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分配总体上适应了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分配制度坚持市场取向，不同收入群体的分布基本反映出市场机制发挥基础性调节的作用；计划经济高度集中统一的分配体制被打破，分配正在向科技含量高的行业和新兴产业倾斜，脑力劳动者、技术密集领域的劳动者以及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劳动者的收入正在迅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提高，城镇居民的收入分配有力地支持了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有利因素1、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以较快的速度增长从农村居民来看，农民人均纯收入1997年超过2000元，2002年达到2476元，平均每年实际增长3.8％。从城镇居民来看，城镇居民收入加速增长，2002年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703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年均增长率达到8.6％。2、从总体上讲，平均主义分配逐步在打破，“脑体倒挂”正在走向“脑体正挂”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平均分配逐步被打破，居民收入差距总体上正在合理拉开，分配开始向科学技术含量高的行业、向新兴产业倾斜。传统的体力劳动、资本含量少、劳动密集、竞争充分的行业的收入在相对降低，科技含量高的行业、新兴行业的职工工资水平在显著增长。脑力劳动者、技术密集型领域的劳动者、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劳动者的收入正在迅速提高。3、居民家庭财产性收入增长迅速当前，我国城镇居民年人均财产性收入的年平均增长率为26.42％，比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全部年收入的年平均增长率16.23％高10.19个百分点，说明资本等要素参与分配的力度加大。4、国有单位职工的收入增长势头较强“八五”和“九五”时期，我国国有单位、城镇集体单位、其他单位的工资基本上都呈现正比例线性增长势头。其中，国有单位的工资增长最快，平均工资增长了2.74倍，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国有单位的工资增长最快。另外从工资的绝对增长水平上看，其他单位工资水平一直最高，国有单位次之，城镇集体单位最低。5、城镇居民收入增长与宏观经济发展保持了协调一致现阶段，我国城镇居民人均第二、三产业国内生产总值、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年可支配收入、职工平均货币工资三项的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16.25％、16.23％、16.33％。这说明，我国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速度是同步的，城镇居民收入增长促进了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然而必须看到，在收入正常增长的背后，也存在着一些不容轻视的问题:1、收入分配的差距不断扩大，贫富分化加剧主要表现为：一是以基尼系数反映的居民收入总体性差距逐年拉大，已经超过国际公认的承受线1991年为0.282，1998年为0.456，1999年为0.457，2000年为0.458，10年上升1.62倍。二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1990年城乡居民收入之比为1：2.2，1995年为1：2.71，2000年为1：2.79，2001年扩大到1：2.9。三是地区间差距扩大2000年，东部地区人均收入是西部的2.26倍，最高的省与最低的省差距超过3倍。四是行业间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80年代中期，行业间收入差距开始显现，到90年代中期最高行业人均收入与最低行业之比为2.23：1，2000年又上升到2.63：1。五是不同经济性质的单位职工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国有经济性质单位职工工资与集体经济性质单位职工工资相比，1985年的平均工资差距为1.25：1，2001年扩大到1.63：1，其他经济性质单位职工工资与集体经济性质单位职工工资相比，1985年的差距为1.49：1，2001年发展到1.77：1。六是城镇内部各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的扩大速度明显加快特别是近两年，高收入户的收入增长大大超过了低收入户的收入增长，2002年1季度的统计表明，20％的高收入者的收入占总收入的46.2％，20％的低收入者的收入占总收入的6％，高低收入差距为7.66倍。2、财产的集中度越来越强，居民家庭财产的差别越来越大最新的调查统计显示，10％的富裕家庭占城市居民全部财产的45％。最低收入10％的家庭其财产总额占全部居民财产的1.4％，另外80％的家庭占有财产总额的53.6％。与此同时，城市居民金融资产出现了向高收入家庭集中的趋势，户均金融资产最多的20％家庭拥有城市居民家庭金融资产总值的比例目前约为66.4％，在最低的20％的家庭中，户均拥有的金融资产只有居民金融资产总额的1.3％。当前我国城市居民家庭财产的基尼系数为0.51，远远高于城市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0.32。3、体制内的“平均主义分配”和体制外的“收入差距过大”两种极端现象同时并存“平均主义”并没有彻底根除，主要表现在工资收入（不包括工资外收入）分配上，多数国有企业以及机关、事业单位、群众团体内部工资收入分配差距偏校与此同时，在工资外收入分配方面存在着“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现象。工资外收入、垄断性收入和非法非正常收入是引起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主要根源。4、收入分配不规范一是工资支付不规范，全国各地均不同程度存在拖欠职工工资现象；二是工资提取不规范，实行工效挂钩企业的计划外、基数外提取工资现象较普遍；三是部分企业建立补充养老保险超过工资总额的4％的标准进入，变相提高收入；四是企业经营管理人员“职务消费”随意性太强，缺乏合理有度的约束。5、整体收入结构仍不合理主要表现为：一是工资收入结构不合理，制度内工资低，制度外劳动报酬高，项目繁多，未纳入工资内；二是按多种要素分配的收入比重不大，与中央关于“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参与收益分配”的要求尚有差距。我国城镇居民按多种要素分配的格局还远远没有真正调整到位，其它要素参与分配还需要进一步增加比重。二、调节我国居民收入分配状况的财税政策财政政策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调节经济运行和社会发展的主要工具之一。由于个人收入分配活动与财政收支有着特定联系，财政政策可以说是政府调节个人收入分配的主要手段。从我国转轨期经济运行和制度安排特点以及市场经济的一般特征三个角度看，运用财税手段调节个人收入分配本质上是要妥善处理好三大矛盾：第一，经济增长与增长福利分配之间的矛盾改革之后的中国在20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过程中，GDP规模快速膨胀，但增长福利分配呈现出逐步拉大趋势，一部分人的生活质量相对来讲反而下降，低收入群体规模有所扩大。很显然，现在有必要利用财税手段调节好经济增长的分配基矗这种调节的难点在于把握好公平个人收入分配的力度不能大幅度约束效率的递增。第二，合理解决培育中等收入阶层与扩大向低收入阶层转移支付规模的矛盾中等收入阶层人数增加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收入分配格局的规律性倾向，对消费进步和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推动作用。而扩大向低收入阶层转移支付规模也是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力量。但从理论角度看，这两者之间存在有一定的相互约束性，其表现是扩大向低收入阶层转移支付的规模势必要影响中等收入阶层的状况，从而制约中等收入阶层的扩张。第三，妥善处理创造就业机会与转移支付资金之间的矛盾财税政策调节个人收入分配有两个切入点：一是创造就业机会，使中低收入者得到挣取收入的机会；二是在个人之间进行收入的转移支付。从理论上讲，这两者有一定的矛盾，突出的表现是财政资源利用上的此消彼长。很显然，确定合理的调节个人收入分配的财税政策就是要在创造就业和转移支付之间选择一个适当的配比。综上所述，可确立以下一些个人可支配货币收入财税调节政策：第一，在各级财政之间合理划分收入分配调节事权收入分配调节涉及各级财政，因而首先要合理划分事权。由于我国是区域经济极度不平衡的国家，收入分配调节事权不可能相对集中，确定全国范围内相对统一的调节标准也就不是一个务实的选择。为此，收入分配调节的基本事权应按居民属地来划分。但考虑到各级财政收入汲取能力的体制性和资源性差异，可把收入分配调节财力支持划入转移支付体系。进一步说，上级财政可从专项转移支付角度向下级财政拨付资金弥补下级财政的收入分配调节财力不足。从我国现实情况看，为了实现收入分配调节的针对性，中央财政对向省级财政转移扶贫资金时可指定地区和类别。省级财政则可向符合条件的下级财政确定收入调节补助。这种补助额的确定应以各地收入、物价和人口状况为依据，而不必寻求补助标准的统一性。第二，建立居民收入监测体系建立居民收入监测体系时一方面可利用纳税信息，另一方面则可利用社会保障体系中的相关信息。如社会平均工资、个人账户金额、统筹账户金额等。通过这些信息推算出收入的绝对额。同时，还应利用价格指数、工资指数、实物耗费指数等来监测居民收入的相对变动状态。建立相对科学、全面的居民收入监测体系的重要作用在于我们准确划定调节对象提供基础资料。第三，改革收入分配调节资金支出方式目前我国调节收入分配的财政性资金的支出以现金补助为主，这种模式在现实情况中暴露出了一些明显的问题。突出的表现是资金使用一定程度上不能够充分实现预期目的。比如低收入阶层部分领取补助金者把钱用在非基本生活必需品消费上。为此，我国各级财政可建立对低收入群体基本生活消费的定向补助制度。如凭发票或收据报销定额义务教育学杂费、水电费、医药费、食品支出等。有条件的地方可适当放宽补助范围。定额标准确定权可由市级财政掌握，省级财政可酌情予以调控。第四，调整相关税制改革个人所得税税制，在适度提高起征点的同时，减少级次、扩大级距并降低税率，特别是3000元？5000元这一区间内的收入应采取低税率政策，因为这一收入区间是中等收入阶层的收入界限，税率过高会抑制中国的消费扩张，反过来削弱经济增长。在房产税方面，可考虑在把房产分类的基础上，把中高档私人住房纳入征税范围，税率从低、征管从严。当然，这要以进一步规范房产交易、清除不合理收费为基础。第五，在中央和省两级财政中设立低收入群体子女高等教育补助金对低收入群体子女来讲，接受高等教育是能否实现收入阶层转换的基本条件。为此，中央和省两级财政以及有条件的市级财政可在教育经费中核定一部分低收入群体子女高等教育补助金。这笔资金可通过教育部门根据一定的原则无偿补助给符合特定条件的已考入大学的低收入群体子女。中央财政的这笔专项资金可向西部地区倾斜，经济发达的省份可把此类资金地向省内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倾斜。原因：（1）以为劳动者的个人禀赋和家庭负担不同，实行按劳分配原则必然产生收入和富裕程度的不同（2）实行多种所有制经济和多种分配方式，拥有不同生产要素的不同社会成员也必然会产生收入的差距和富裕程度的不同（3）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价值规律和竞争的作用下优胜劣汰，使具有不同竞争能力的人在富裕程度上必然出现差距（4）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脑力劳动、体力劳动之间。以及不同经济领域和部门之间客观上存在差别，也必然引起收入的差别和富裕程度的不同

『伍』 关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加剧的问题

根本原抄因，我觉得要加强，提高农村的教育质量！！现在农村与城市里的教育差距太大了，不论是师资力量，还是教学设施，都有非常大的差距，导致农村学生不能更好更深刻的学习！教育提高了，有了知识，有了本事，才能参加更好的工作，赚更多的钱！！更重要的还是更切实的实行计划生育，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陆』 1、依据经济学理论分析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确定解释变量，2

消费理论是研究消费影响因素的理论。消费受许多因素的影响，其中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是收入，一般把消费与收入之间的数量关系称为消费函数，消费理论主要就是通过对消费函数的研究，分析消费与收入之间的变动关系。消费理论主要有四种收入理论：1、凯恩斯的绝对收入理论。凯恩斯将消费函数表达为：C＝f（Y），并将此式改写为C＝bY，表明如果其他条件不变，则消费C随收入Y增加而增加，随收入Y减少而减少。他强调实际消费支出是实际收入的稳定函数，这里所说的实际收入是指现期、绝对、实际的收入水平，即本期收入、收入的绝对水平和按货币购买力计算的收入。2、杜森贝的相对收入理论。杜森贝提出消费并不取决于现期绝对收入水平，而是取决于相对收入水平，这里所指的相对收入水平有两种：相对于其他人的收入水平，指消费行为互相影响的，本人消费要受他人收入水平影响，一般称为“示范效应”或“攀比效应”。相对于本人的历史最高水平，指收入降低后，消费不一定马上降低，一般称为“习惯效应”。3、莫迪利安尼的生命周期理论。莫迪利安尼提出消费不取决于现期收入，而取决于一生的收入和财产收入，其消费函数公式为：C＝a??WR＋b??YL，式中WR为财产收入，YL为劳动收入，a、b分别为财产收入、劳动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他根据这一原理分析出人一生劳动收入和消费关系：人在工作期间的每年收入YL，不能全部用于消费，总有一部分要用于储蓄，从参加工作起到退休止，储蓄一直增长，到工作期最后一年时总储蓄达最大，从退休开始，储蓄一直在减少，到生命结束时储蓄为零。还分析出消费和财产的关系：财产越多和取得财产的年龄越大，消费水平越高。4、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理论。弗里德曼认为居民消费不取决于现期收入的绝对水平，也不取决于现期收入和以前最高收入的关系，而是取决于居民的持久收入，即在相当长时间里可以得到的收入。他认为只有持久收入才能影响人们的消费，消费是持久收入的稳定函数，即：CL＝bYL，表明持久收入YL增加，持久消费（长期确定的有规律的消费）CL也增加，但消费随收入增加的幅度取决于边际消费倾向b，b值越大CL增加越多，b值越小CL增加越少。持久收入理论和生命周期理论相结合构成现代消费理论，这两种收入理论不是互相排斥的，而是基本一致的，互相补充的。借鉴上述消费理论，在我国当前经济形势下，扩大消费需求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一是坚持发展经济，认真贯彻执行好发展经济的各项政策。因为只有经济发展，国民收入才会增加，人们的绝对收入也才能增加，消费水平才会提高，消费需求也才能扩大。只有坚持发展经济，国民收入才会持续增长，人们的持久收入才能稳定，持久消费才会持久。二是在国民经济不断发展、社会生产效率不断提高的前提下，制定适宜的劳动报酬政策。当前所执行的“最低工资制度”，推行的“年薪制”等均有利于劳动者收入的增加，进而推动消费的扩大，产生积极的“示范效应”。三是继续推行有效的信贷措施。前几年几次降低利率，对减少储蓄，增加消费，扩大需求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效果不明显。目前的各种个人消费贷款，相对增加了人们的本期收入，扩大了住房、汽车和耐用消费品的需求。但应注意引导人们在贷款消费时，做到量入为出和预期收入有保证，否则将来对个人和社会都会带来诸多不利问题。四是积极发展老年经济。随着社会进步、科技发展和生活水平提高，人们的平均寿命越来越长，我国已开始进入“老龄化”。针对这一现状，借鉴生命周期理论，在不断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保证和提高老年人收入的同时，积极发展老年经济，促进老年人的消费，使之成为扩大消费需求有效手段。五是扩大就业面。要千方百计创造就业机会，扩大就业面；特别要针对目前结构调整和企业改制所带来的下岗失业人员多的现状，制订优惠政策，指导和帮肋其实现再就业，更要鼓励和扶持其自谋职业，以保证的人有稳定持久的收入，促使社会消费水平的提高，扩大消费需求。

『柒』 城市居民内部之间的贫富差距原因

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现状及原因分析

摘要:伴随整体经济水平的显著提高,吕梁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开始扩大,成为收入分配领域最突出的变化,也是影响和制约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增长和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结合数据分析目前我市城乡收入差距的现状,以及阐述引起这种差距的原因,对于采取对策缩小差距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城乡差距问题在解放前就存在,但是由于城乡收入差距近几年不断呈扩大趋势,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首先提出了统筹城乡发展的方略,接着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五个统筹”的改革发展要求中将“统筹城乡发展”位于首要位置。党的十七大又明确提出了“要推进城乡协调发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意义更加重大。2004年和2005年的两个中央一号文件,其最终目标也就是想要通过农民收入的提高,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实现城乡统筹发展。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问题的研究是从根本上解决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问题和新阶段三农问题、推进农村小康建设的客观要求,对于促进城乡关系的协调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城乡收入差距在我国整体的现状数据分析
(一)城乡居民总体收入水平不断提高
改革开放30年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社会整体经济水平显著提高,国内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3 645.2亿元增加到2007年的249 529.9亿元,2008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为300 670亿元,增长了81.5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也大幅提升,1978年为381元,2007年为18 934元。①

经济整体水平提高的同时,我国居民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和改善,具体参见下页表1。从表1中可以看出,自1978年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持续攀升,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78年的343.4元,到1985年为739.1元,1994年为3 496.2元,到2008年城镇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绝对值增加到15781元,相比较1978年增长了45倍,这是与经济发展同步的。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从1978年的57.5%下降到2008年的37.9%;与此同时,我国农村人均纯收入也由1978的133.6元增加到2008年的4 761.0元,增长了近35倍。恩格尔系数也由1978年的67.7%下降到2008年的43.7%。这表明城乡居民的总体收入增加,家庭消费总支出中食品消费支出的比重下降,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拉大
整体来看,城镇和农村的居民收入都是在不断增加的,但也伴随着城乡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在传统体制初步建立的1957年,城市居民的平均收入为农村居民收入的3.48倍。到文革前的1964年,前者是后者的2.38倍左右。”这一差距一直持续到1979年。

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长速度远远大于农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速度,这种速度差距决定了城乡之间收入分配差距变化的整个趋势(如图1所示)。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实际增长率在1984年以前是农村超过城镇。1985以后,除个别年份外,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实际增速相比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实际增速都要小。
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比值来看,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总体上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如图2)。1978年城乡收入差距为2.57∶1,到2008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到15 781.0元,农民人均纯收入仅为4 761.0元,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为3.31∶1。
从绝对差额上来看,1978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农村人均纯收入多209.8元。此后绝对数值方面的差距不断加大,

1985年为341.5元,到1994年增加到2 275.2元,2008年我国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1 995.2元,农民人均纯收入只增加620.6元,不到城镇居民收入增量的1/3,绝对差额也增加至11 020元。过去的30年,我国城乡居民人均年收入的绝对额差距增加了近52倍。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的比值和绝对数值方面的差距表明,我国城乡间居民人均收入的差距已很大,并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

由表1和图2的数据变化特征也可以看出,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动也具有明显的阶段性。1978—1985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开始缩小,由2.57倍缩小到1.86倍,这是由于农村的率先改革,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收入迅速增加,历史上居高不下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开始迅速缩小;1984年城市经济体制开始改革,城乡收入差距又开始拉大,城乡居民收入的比例扩大到1994年的2.86∶1;从1994年开始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出现了下降的趋势,但从1997年起中国农民收入增长幅度连年下滑,差距又逐步扩大:1997年中国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仅相当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40.5%,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逐年拉大,2002年城乡居民收入比首次突破3∶1,达到3.11∶1,2007年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达到3.33∶1,2008年为3.31∶1。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比值不能准确地反映城乡居民收入的实际差距,如果再加上城镇居民享有社会保障、各种福利和补贴,城乡收入差距将更大,实际的城乡收入比应为6倍左右。来自世界银行的有关资料显示,世界上多数国家的城乡收入之比为1.5∶1,我国的这一比例大大超过了世界各国的水平。

二、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形成的原因分析

(一)体制原因

1.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体制
历史上我国存在的城乡二元的经济结构决定了城乡居民劳动生产率方面的巨大差异,但实行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体制加剧了城乡发展的不同步,是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主要原因。建国以来,我国实行的是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使得工业发展迅速并快速积累,农业发展缓慢且不稳定,农民收入长期增长缓慢,非均衡发展,从而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另一方面,由于实行城市和农村两种户籍制度,造成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和城市劳动力市场对农民的封闭,加固了城乡二元结构的格局。城乡两种户籍制度的长期存在阻碍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自由流动,农民享受不到公平的就业机会、薪酬水平、福利待遇,并且农民进城务工也会面临很多障碍,这种种因素都把农村劳动力长期禁锢于农村和农业,使农民的非农收入减少,这在客观上也制约了农民收入的增长,促使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拉大。
2.体制改革
(1)1978年,我国由农村开始进行体制改革,1985年面向城市进行改革。体制改革给经济注入了活力,使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但在改革过程中,农村居民内部和城镇居民内部的个人收入增长都是不平衡的,城乡改革不平衡加剧了城乡居民收入的不平衡,因此,改革本身带来了收入差距的扩大。
(2)体制改革的另一个负面后果是产生各种垄断行为以及通过垄断行为获得暴利的寻租活动。在我国,邮电、金融、保险等行业享受国家投资和占有公有资源等便利条件,实行垄断经营,形成垄断收入,垄断行业的收入持续快速增长,职工的工资收入以及各种福利比非垄断性行业要高。而且双轨制的实施,为某些寻租活动提供了便利条件。 (二)制度缺陷
1.分配制度
在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的新的分配机制下,按照投入生产的要素的贡献来分配收入,不同的要素所有者由于拥有要素的数量、质量不同而获得不同的收入。这对促进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居民的收入水平,但由于城乡空间地域在市场化等方面的显著差异,城镇居民从中受益较多而农村居民从中受益不大,结果在客观上也起到了扩大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作用。
2.税收制度
我国实行的是个人所得税税制,目前税制不规范,个人所得税难以发挥调节社会贫富差距的作用。首先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过低,只能使得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更低,而对高收入阶层影响很小,这导致税收调节的低效应,城乡居民之间承担的税负不均。此外,我国税收管理薄弱,依法治税水平不高,对地下税、黑色税收打击乏力,对于个人所得税的征管严重不到位等都使税收在居民收入差距产生后没有发挥应有的效果。
3.社会保障制度
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覆盖面低。迄今为止,我国农村仍未能建立一套象城市那样的社会保障体系,而且养老保险方面,绝大多数农民基本上还都是通过家庭自保来实现保障的。此外,进城农民工的合法权利无法得到有效保障,且难以纳入城镇社会保险体系;失地农民的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没有系统的解决办法。因此,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存在的缺陷使得我国不断拉大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加剧。
4.监督制度
我国监督制度的建立和发展相对滞后,许多非市场因素在发挥作用,导致各种违法行为、非法获取暴利的活动以及寻租行为的出现,形成非法收入。这些非法收入,破坏了正常的分配关系, 这也成为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一个重要因素。

(三)政策性因素
政策性因素主要体现在国家经济政策的城市偏向和政策上的财富分配不平等。政府在执行就业、资金投入、财政税收政策、教育及各种医疗社保和其他福利待遇等方面实行“城乡分治”,优先发展工业和城市的政策,为促进工业和城市的发展制定了许多优惠政策,而以牺牲农业发展和农民利益为代价,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将资本从农业转向工业。同时,农民承担的负担有增无减,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有升无降,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

『捌』 造成我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水平差异的原因是什么

针对收入差距的过分扩大，党中央多次强调提出应更加重视社会公平。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注重社会公平，特别要关注就业机会和分配过程的公平”。现在强调注重和关注社会公平特别是分配公平，显然与此前所主张的“兼顾公平”即把分配公平放在一个次要地位是不同的。有人提出“更加注重公平与强调效率优先并没有本质上的冲突”，我认为，这种提法是不准确的。如果在分配关系上继续讲效率优先，那还是主张兼顾公平，这与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和分配公平是存在“冲突”的。如果讲：生产重视效率或效率优先，分配注重公平，那是可以的和正确的。但本来讲的是分配关系中的效率和公平问题，这里强调效率优先，就是一种错位。
公平与效率问题，是国内外学者所关注和长期讨论的一个问题。什么是公平，什么是效率，由于理解的不同，对二者关系的把握与阐述也就互有差异。而且，讲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应分清是从什么角度、什么领域讲的。如果从生产和工作领域来讲，强调效率，讲效率优先，是不容置疑的。从微观层面说，应重视劳动效率、管理效率、生产效率、资源利用效率、企业整体效率。任何工作岗位都应重视提高工作效率。特别是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我国，生产力还相对落后，与发达国家相比，生产效率差距很大。因此，在我国发展生产力是根本任务的当前，重视和强调效率是天经地义的。从宏观层面讲，要强调资源配置效率。我国由传统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由传统指令性计划配置资源转向由市场机制配置资源。实践证明，由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比起由指令性计划配置资源来，效率会更高一些。但不能迷信市场万能，那种完全自发的、不受约束的市场，会导致经济的周期性震荡，造成资源浪费。需要将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统一起来。由看得见的手引导看不见的手，才能发挥和提高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
社会生活的各方面都存在效率问题。有些方面的效率高低与公平并无关系。从近年来讨论公平与效率的关系的角度看，这里的效率是指经济效率，是从社会经济关系考察的公平与效率的关系。经济效率的高低会表现为经济效益和生产效率的高低。但其内涵又不完全相同。经济效益侧重于投入与产出的关系。低投入、高产出就是高效益，可以不涉及速度。发展生产应以经济效益为中心，而不应片面追求高速度。要改变高速度、低效益的发展路径。劳动生产率侧重于劳动耗费和产量的关系，同量劳动生产的产量越多，表明劳动生产率越高。而经济效率，既包含经济效益和劳动生产率的内涵，也与速度和质量相关。提高经济效率，要求降低耗费、提高质量、增加数量、加快速度。
然而，当我们从收入分配的角度来考察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时，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就应强调和重视社会公平和分配公平。社会主义最大的社会公平，是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从长远发展趋势来看，提高生产效率，有利于实现社会主义的这种公平。但讲分配关系中的效率是指什么？一般来讲，分配自身不存在效率高低问题。人们常讲的是分配公平不公平，合理不合理，并不讲分配效率是高还是低。从分配角度考察的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不是指分配公平与分配效率的关系，而是指分配公平与不公平会影响到劳动效率、生产效率的高低。分配中既不存在分配自身的效率优先于分配公平的问题，也不存在劳动效率优先于分配公平问题。恰恰相反，分配公平合理有利于促进劳动和生产效率的提高，而分配不公，会挫伤人们的劳动积极性和创造性，不利于效率的提高。而且，在分配关系上讲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实际就是上轻公平，把公平放在一个次要的地位。这样，所谓效率优先也会落空。
有人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概括起来其理由主要是三条：一是认为强调效率优先就是强调发展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就要强调效率；二是认为只有重视效率优先，把蛋糕作大，才能解决分配不公平问题；三是认为强调分配公平而不强调效率，是要退回到平均主义的分配体制中去。这三条理由都难以成立。

『玖』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原因有哪些

因为文化教育的不同、交通布局的差异以及国家政策和政府投入的不同，从而导致了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农村的教育投入很少，人们的文化知识水平不高，从而给自己的子女灌输了读书没什么用的思想，这就导致了农村许多的小孩都会认为读书没什么用。

目前，国家对农村财政政策的支持并不完善，而当地政府对于农业的支持率并不高，从而导致了很多农村的会前往大城市打工，而农村的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变得更多。从而导致农村的发展受到了限制。

因此，想要改变城乡发展之间的差距的话，那么就要大量的投入对农村的发展，发展农业，同时改善农村的交通设施。提高农民的受教育程度，改善农村的教学环境，从而协调城乡之间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