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规划法主体

『壹』 在城市治理的过程中，各主体分别发挥着什么作用

我国城市治理中公众主体作用发挥现状分析
我国城市化步伐加快，城市人口不断增加，导致城市公共事务越来越复杂，公共资源和服务也出现紧缺和分配困难，给城市政府带来巨大压力，因而必须转变以政府为单一主体的传统管理方式，强调公众参与及公众主体作用。本章主要论述我国城市治理中公众主体作用发挥的具体实践及成效、存在的问题和制约因素。
3.1 我国城市治理中发挥公众主体作用的具体实践及成效
我国城市经济和城市建设取得较大发展，公众主体意识和政治需求也不断增加，城市治理中公众主体地位和作用明显提升。目前，我国许多城市已经开始为发挥公众在城市治理中的主体作用进行理论和实践创新，并取得一定成效。
3.1.1 创新城市治理制度，提高决策民主化程度
南京市于 2013 年 3 月 1 日正式颁布《南京市城市治理条例》，将城市治理的理念制度化，这是国内第一部有关城市治理的地方综合立法，它在推动公众参与城市治理上具有大量突破和创新。
首先，突出了民主行政理念。《条例》在第一章总则部分便指出本条例是以“推动公众参与城市治理，提高城市管理和服务水平，建设宜居城市和幸福城市”为目的， 《条例》明确提出要推动公众参与城市治理，意在保障公众参与城市公共事务的权利，体现了从传统城市管理向更加民主的现代城市治理转变的新思路。
其次，健全了公众参与的制度。《条例》第二章专门规定了公众、社区和社会组织等参与城市治理的多种具体方式，并明确各个参与主体的权利义务，为公众依法、高效参与城市治理提供有效的制度保障。
再者，创新了城市治理体制。《条例》首创成立了城市治理委员会，并引入公众参与，且规定公众委员比例不低于 50%,公众委员可以通过提案、调查、微博等多种方式建言。可以说城市治理委员会成为了公众参与的平台，公众通过这一平台参与城市治理并获得有力支撑。
《南京市城市治理条例》的颁布，是我国城市治理制度的一次重大创新，它的实施推动了公众积极有序参与城市治理，并提高城市治理的民主化、科学化、法治化水平，最终将提升城市的发展和公众生活品质。
3.1.2 培育社会复合主体，整合多方参与力量
社会复合主体是杭州市近年来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培育出来的一种新型社会组织模式，它在推进城市大型项目、发展城市文化、带动城市特色产业发展、打造城市品牌以及调动社会公众参与方面起到重要作用。所谓社会复合主体，是指以推进社会性项目建设、知识创业、事业发展为目的，社会效益与经营运作相统一，由党政界、知识界、行业界、媒体界等不同身份的人员共同参与、主动关联而形成的多层架构、网状联结、功能融合、优势互补的新型创业主体①.
近年来，杭州市为了实现构建“生活品质之城”的奋斗目标，开始逐步进行城市治理模式的创新，以更好地发挥社会各群体、各层次之间的良性互动，最大限度地调动社会各界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激发社会发展活力。例如，“杭州城市品牌网群”即是杭州市为了构建“生活品质之城”而积极进行培育的社会复合主体，一大批来自各行各业的专家、学者和媒介人士，以推进城市品牌发展为共同目标，组成了一支高素质、理论扎实、经验丰富的创业团体，积极开展城市品牌的研究活动，发挥各自优势、交叉联动、互相支撑，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杭州市社会复合主体的培育，不仅创新了社会组织机构的运行模式，而且开创了政府职能转变的新的路径，更在一定程度上革新了城市治理的模式、拓展了公众参与的形式。社会复合主体的构建和运行，让不同领域、不同群体、不同层次的城市公众有序参与城市的规划、建设和发展，在推进社会民主的同时，有力整合了城市各行各界的各种资源，整合了多方参与力量，最大限度统筹了社会利益。
3.1.3 推行“城管革命”,发挥群众参与作用
武汉市政府于 2011 年 7 月 1 日开始启动“城管革命”.它不仅是一场改变城市形象的工程，更是一场革新城市治理理念、提升城市治理水平的重大革命。
第一，从“小城管”向“大城管”转变。传统的“小城管”主要是管理城市市容和城市环境问题，而武汉“城管革命”开创了“大城管”概念，不仅要做好城市综合管理本职工作，还要做好宣传教育工作，提升城市公众素质，从而减少违法违规行为。
第二，提升城市管理标准，革新管理体制机制。武汉市《武汉城市综合管理手册》首次明确规定了各项城市管理工作的标准、流程，有力推进了城市管理工作的规范化。同时通过组建武汉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对城市管理各项职能进行协调，对交叉职能进行重新明确，提升了城市管理效率。
第三，推行柔性化管理，创新执法方式。武汉城管在“城管革命”中积极探索新的执法方式，将柔性执法作为传统执法的补充方式（如鲜花执法、举牌执法等），获得公众好评，促进了和谐治理，提升了执法效率。
第四，动员群众参与，加强城管考核。在环境综合整治方面，武汉各区政府抓住环境治理重点、难点工作，发动市民参与城市管理，鼓励市民志愿者包路段、包路口，构建了全民参与的氛围。而对于城管执法人员，武汉市则制定了《武汉市城管员工作守则及考核办法》，对执法人员进行分类考核，增强城管人员责任意识，提升城市管理业绩。
在这场“城管革命”中，武汉市政府对外瞄准全国一流，力争塑造“大武汉”形象；对内力求摆脱武汉“大县城”、“大工地”形象，表现了解决问题的决心、力度和标准。这场“城管革命”离不开每位公众的努力，公众的参与不仅发挥了集体力量，增加了治理效果，也提高了市民自身素质，在整个社会上起到了广泛的宣传作用，更使得城市治理的民主理念深入人心。
3.1.4 实施数字化城市治理，拓展市民参与途径
“数字化城市治理”就是指以信息化手段和移动通信技术手段来处理、分析和管理整个城市的所有部件和事件信息，促进城市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交通流的通畅与协调①.
北京市作为全国政治文化中心，城市建设取得重大成果，随着城市功能不断完善，公众对城市管理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城市精细化管理成为城市治理的新的趋势。
为此，北京市东城区对“数字城市”理论进行专门研究，提出了数字化城市管理的新模式。具体来说，就是采用万米单元网格管理法和城市部件、事件管理法相结合的方式，应用、整合多项数字城市技术，通过数字网络和信息平台，实时、全方位收集城市管理信息②.数字化城市管理的实施需要经过信息收集阶段、案卷建立阶段、任务派遣阶段、任务处理阶段、处理反馈阶段、核查结案阶段，在信息收集和案卷建立阶段，社会公众可以利用无线智能终端向监督中心举报城市管理的一切问题，所有问题会被采集并核实。公众可以通过这一系统实时反馈信息和提出意见，实现了城市管理信息化、动态化、精细化。
2005 年 7 月，北京“东城区网格化城市管理信息系统”被国家建设部确认为“数字化城市管理新模式”,组织在全国城市推广。数字化城市治理模式的创建，不仅提高了政府治理效率，整合城市管理资源，节约了职能部门人力和物力成本，而且还拓展了公众参与方式与途径，提升了公众参与热情和满意度。
3.2 我国城市治理中公众主体作用发挥存在的问题
我国正从传统城市管理向现代城市治理转型，许多城市已经接受了新的城市治理理念，并为治理过程中发挥公众主体作用积极进行实践。但在具体实践中，公众主体作用的发挥还存在诸如参与热情不高、参与层次较低、参与途径单一、参与法制滞后等问题。
3.2.1 公众参与热情不高，主体作用发挥流于形式
近年来，城市政府逐渐认识到公众参与在城市治理中的重要性，在涉及城市规划、城市公共服务、城市交通、环境保护等领域中公众作为参与主体之一拥有越来越多发言权，公众主体地位明显提升。但是，市场经济的发展并没有使公众参与城市治理的积极性得到提高，公众对于自身和国家的关系的认识还不充分。在现实城市治理中公众参与的自觉性、理性化程度不高，参与热情普遍较低。大多数人表现的比较冷漠，并认为自身的参与对于决策影响不大或不够直接，而最终决策权依然掌握在政府手里，因而更多的是一种形式上的参与。有些人受传统封建集权思想影响，认为政府是城市治理中的唯一主体，并把城市政府的主导作用简单理解为“政府说了算”或“与自己无关”.有许多人更是是基于“从众心理”而参与，并没有把自己当成城市的主人真正参与到城市治理中，更没有充分享受公众应有的权利，使得公众主体作用发挥流于形式。政府对于公众参与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认识不足，对于保障公众参与城市治理的制度建设投入不足，使得公众参与的合法性、公正性、公平性得不到保障，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公众参与的热情。
3.2.2 公众参与层次较低，主体作用发挥比较局限
虽然我国正在积极向“小政府、大社会”的方向推进社会管理体制改革，政府也在努力做好职能转变和简政放权工作，但是我国目前仍然处于从传统城市管理向现代城市治理转型的阶段，城市政府依然扮演着“全能政府”的角色，政府主导着城市治理的各个方面。政府在城市治理中的核心地位和优势致使其依靠行政手段完成治理过程，社会组织和普通民众在城市治理中的参与形式、内容和参与层次上也基本是听从政府事先安排，公众参与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受到限制，参与作用不明显。
当前我国公众参与城市治理的途径还比较落后，仍然停留在公示、发表意见、咨询、听证等较低层次，而且公民参与城市治理的配套制度和机制依然不健全，公众代表的选择机制和公众意见反馈机制建立依旧滞后，公众在城市治理各项事务中的决策参与权和参与途径也无配套法律法规来保障，从而使公众参与层次较低①.另外，虽然我国公众的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对城市问题和政府治理目标的理解都有所提升，但是在城市社会中公众的科学文化水平和政治素养层次不齐，并且随着经济和科技的发展城市政府的政策议题不断更新，公众参与的门槛也逐渐提高，导致公众参与层次降低，主体作用发挥受到限制。

3.2.3 公众参与途径单一，主体作用发挥缺少渠道
目前公众参与城市治理的途径比较有限，在正式途径中，公众参与的形式、资格、原则等基本由行政管理者来确定，公众参与的合法渠道在多数情况下只是一种名义上的权利，难以在决策中表达其意志。实际操作中，公众参与的范围、界限也不够明确。一般只是少数公众代表来参与，并且公众代表参与的内容局限在征求意见阶段，是否采纳、何时实施都无明确可靠机制来保证。另外，政府和公众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使得公众无法对政府的管理活动进行有效介入和监督，从而削弱了公众参与的积极性。在非正式途径中，公众往往会通过媒体、网络、社交工具等表达自己参与治理的愿望。在非正式途径中，公众的参与一般是自发、无组织和无序的，并且许多参与者受教育程度、个人素质和利益相关度影响，对于日趋复杂的城市问题难以做出客观、公正的分析和正确的判断；同时由于舆论传播速度较快，很多人容易受到偏激、不实信息的误导，难以保持正确立场，加上政府信息公开不彻底，难免有公众为了个人利益而采取非理性的极端方法表达诉求。我国社会组织发展还比较落后，大多数社会组织难以形成公众参与的渠道，已有的社会组织在参与城市治理过程中也常常受到政府的各种限制，参与途径和渠道十分有限。
3.2.4 公众参与法制滞后，主体作用发挥缺乏保障
我国公众参与城市治理是政府行政更加民主的表现，也是符合公众参政议政需求的普遍做法，但公众参与必须有一套健全的制度体系来保障，否则公众主体作用难以有效发挥。当前我国公众参与法制建设同公众迅速增长的参与热情和参与意识相比，仍然非常滞后。虽然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法规对公众参与做出阐述，但是依然没有比较具体的法律制度对公众参与的形式、范围、方法、手段等作出具体规定，公众应该享受哪些权利、承担何种义务都无详细规定。比如现行的《城乡规划法》虽然强调了公众参与和社会监督，却没有确立公众参与的具体原则，这就导致了在城市治理实践中作出的某些决策可能与公众的意愿和利益相矛盾，从而引起不必要的冲突①.在没有法律制度的保障情况下，公众一般难以依法主动争取或维护自身参与权，其参与积极性会大大降低。更有一些人因为不满转而采取非理性表达诉求方式，给社会造成不稳定因素，影响城市政府形象。另外，公众参与缺乏相应激励机制。城市中有许多外来人口，经济能力较差，政治参与需求不高。在城市治理中很少有人代表这部分人发出声音，为他们争取利益，长此以往可能使他们成为城市发展的不稳定因素。政府除了完善法律法规保障他们的参与权，还应该出台相应激励机制鼓励他们参与城市治理，发挥弱势群体作用，促进社会公平和谐。

3.3 制约我国城市治理中公众主体作用的因素

根据上文对我国城市治理中公众主体作用发挥存在的问题的分析，本节主要论述制约我国城市治理中公众主体作用的因素：政府支持力度不够、公众参与能力欠缺、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
3.3.1 政府支持力度不够
从目前全国各城市治理现状来看，政府对公众参与城市治理的支持力度不够。
一是资金投入不足。目前公众参与城市治理主要是听证会式参与和活动式参与，但是政府在这方面资金投入不足，导致听证会和政府举办活动只能是由少数市民代表参加的小范围参与，无法形成广泛的公众参与，还导致政府各种公众参与活动难以形成常态，形式意义大于实际作用。
二是政策宣传不到位。我国城市人口密度大、流动性强，各类人群受教育程度和生活水平参差不齐，许多人群甚至不会使用网络。而政府在政策宣传方面主要是通过官方渠道（如电视，网站，社交媒体等）进行传播，导致一部分人无法了解政策走向；同时，政府在宣传过程中容易忽略不同人群受教育程度差异，也缺乏对国家政策的人性化解读来帮助公众了解与自身利益相关的信息，导致宣传效果有限。
三是信息公开程度不高。虽然我国大力推行政府信息公开化，但是各级政府在信息公开范围、领域、级别等事情上基本是自己做主，公开什么、不公开什么都是政府一家说了算，普通公众难以获取关键信息，更无从参与对政府政务的有效监督。
政府在城市治理中也很少以开放的态度回应公众质疑和需求，导致信息沟通不及时。
四是制度支持不够。公众在参与过程中该享受何种权利、该承担哪些义务都没有具体法律规定。在实际操作中，也缺乏可用的法律法规保障公众对政府行政行为的监督权的落实。另外，公众参与城市治理需耗费一定的物质成本和时间成本，但我国目前并未构建公众参与城市治理的激励机制，难以发挥公众参与积极性。
3.3.2 公众参与能力欠缺
我国公众长期以来缺乏对城市治理的参与，虽然公众生活水平大大改善，参政议政的意识不断提高，但是大部分公众并未具备参与城市治理的能力。
一方面，由于政府对公众参与的认识和重视不到位，目前还未有专门的制度对公众参与城市治理的操作规范和原则进行规定，包括具体的参与范围、形式、步骤和路径等，都无明确说明。这直接导致公众长期无从了解参与城市治理具体方式和做法，也无相关人员对他们参与城市治理的能力进行培养和指导，因此在实际参与过程中，公众只能被动接受政府安排，表现为外在参与能力的缺失。
另一方面，虽然我国城市经济不断发展，公众物质生活水平和受教育程度得到提高，但我国人均收入水平较低，贫富差距依然较大。大量农村人口为了改变低收入现状涌入城市，形成了差异化的城市人群。城市人群文化水平和自身素质方面的差异造成对城市问题的理解层次和参与能力的不同，面对由于社会发展产生的新的城市治理问题和不断增高的参与门槛，公众难免感觉力不从心①,表现为内在参与能力的欠缺。
3.3.3 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
传统“官本位”的思想意识制约了我国城市治理中公众的参与。我国几千年的封建文化形成的根深蒂固的“以官为本”的价值取向，以维护封建集权体制为目的，从而禁锢了普通民众的参与意识。无论在官场还是普通民众日常生活中，等级思想深入人心，政府行政管理者认为自身是行政决策和执行的领导者，城市治理中的各项事务是自己分内的事，与公众无关，大部分公众也没有能力参与治理，因此更多时候把公众参与当成是一种形式；普通民众也逐渐形成了“惟上是从”的价值导向，认为公共事务都是政府的事，政府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有能力处理好一切，因而没必要关心。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各级政府依然过分充当“划桨者”的角色，对于国家各类事务管得过多过细，导致公众形成了听从国家和政府安排的习惯。“官本位”思想长久以来影响我国公众价值取向，导致公众在国家事务中的参与意识和热情偏低，多数参与者也比较被动，缺乏对政策的独到见解。
本章主要介绍了我国部分城市在治理过程中发挥公众主体作用的具体实践，如南京市创新城市管理制度、杭州市培育社会复合主体、武汉推行“城管革命”、北京实施数字化城市治理等，这些城市通过不断创新来提升治理效果，但依然存在公众参与热情不高、参与层次较低、参与途径单一和参与法制滞后等问题。本章结合公众主体作用发挥存在的问题，分析了制约公众主体作用发挥的主要因素，为下一章提出具体的对策提供重要依据。
（资料来源：学术堂 所属分类： 公共管理硕士论文）

『贰』 《城乡规划法》条款中有的地方是“建设单位”有的地方是“建设单位和个人”，有什么区别吗

单位是一个组织，也就是法人
而个人就是公民
主体不同对应的权力义务不同。
组织的权力义务通常由又称法人企业，按民法通则的规定，可以分为企业法人和非企业法人两大类。企业法人指以营利为目的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依法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和独立承担民事义务的经济组织体。依组织形态不同，企业法人可进一步分为公司和非公司企业法人。
公民的权力义务就很普遍了，通常、有
1、平等权
2 、人身自由
3 、政治权利和自由
4 、宗教信仰自由
5 、监督权和取得赔偿权
6 、社会经济权利
7 、教育、科学、文化权利和自由
8 、妇女、婚姻、家庭、母亲、儿童和老人受国家保护

『叁』 城乡规划行政许可的主体及权限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十一条、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八条、第四十条、第四十一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城乡规划管理工作，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负责城乡规划行政许可工作。
2、设区的市所辖区级规划治理机构不是法定的规划许可主体。
3、城市各类开发区、大学城、科技园、度假区设立的规划治理机构均不是法定的规划许可主体。
4、县规划部门对设区的市规划区范围内属于该县管辖的区域不具备规划许可权
5、有关治理领域存在职能交叉现象，可以采取相对集中或联合实施行政许可制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城市道路治理条例》及《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治理条例》规定，户外广告的设置、城市道路的挖掘及在街道两侧、公共场地搭建建筑物、构筑物或设施需分别由工商、市容、规划、市政、公安等多个主管部门批准。鉴于这些领域存在职能交叉现象，因而，可以依照《行政许可法》的规定，实行相对集中或联合实施行政许可的试点。

『肆』 城乡规划管理部门从中央到政府有哪些职责是什么

从中央到地方政府的部门：住建部城乡规划司、住建厅城乡规划处（直辖市规划局）、市县规划局（建委、建设局）。

拟订城市建设和市政公用事业的发展战略、中长期规划、改革措施、规章；指导城市供水、节水、燃气、热力、市政设施、园林、市容环境治理、城建监察等工作；指导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和管网配套建设；指导城市规划区的绿化工作；承担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世界自然遗产项目和世界自然与文化双重遗产项目的有关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第十二条 国务院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组织编制全国城镇体系规划，用于指导省域城镇体系规划、城市总体规划的编制。全国城镇体系规划由国务院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报国务院审批。

第十三条 省、自治区人民政府组织编制省域城镇体系规划，报国务院审批。省域城镇体系规划的内容应当包括：城镇空间布局和规模控制，重大基础设施的布局，为保护生态环境、资源等需要严格控制的区域。

(4)城乡规划法主体扩展阅读：

（一）承担保障城镇低收入家庭住房的责任。拟订住房保障相关政策并指导实施。拟订廉租住房规划及政策，会同有关部门做好中央有关廉租住房资金安排，监督地方组织实施。编制住房保障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并监督实施。

（二）承担推进住房制度改革的责任。拟订适合国情的住房政策，指导住房建设和住房制度改革，拟订全国住房建设规划并指导实施，研究提出住房和城乡建设重大问题的政策建议。

（三）承担规范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秩序的责任。起草住房和城乡建设的法律法规草案，制定部门规章。依法组织编制和实施城乡规划，拟订城乡规划的政策和规章制度，会同有关部门组织编制全国城镇体系规划，负责国务院交办的城市总体规划、省域城镇体系规划的审查报批和监督实施，参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的审查，拟订住房和城乡建设的科技发展规划和经济政策。

（四）承担建立科学规范的工程建设标准体系的责任。组织制定工程建设实施阶段的国家标准，制定和发布工程建设全国统一定额和行业标准，拟订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评价方法、经济参数、建设标准和工程造价的管理制度，拟订公共服务设施（不含通信设施）建设标准并监督执行，指导监督各类工程建设标准定额的实施和工程造价计价，组织发布工程造价信息。

（五）承担规范房地产市场秩序、监督管理房地产市场的责任。会同或配合有关部门组织拟订房地产市场监管政策并监督执行，指导城镇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和开发利用工作，提出房地产业的行业发展规划和产业政策，制定房地产开发、房屋权属管理、房屋租赁、房屋面积管理、房地产估价与经纪管理、物业管理、房屋征收拆迁的规章制度并监督执行。

（六）监督管理建筑市场、规范市场各方主体行为。指导全国建筑活动，组织实施房屋和市政工程项目招投标活动的监督执法，拟订勘察设计、施工、建设监理的法规和规章并监督和指导实施，拟订工程建设、建筑业、勘察设计的行业发展战略、中长期规划、改革方案、产业政策、规章制度并监督执行，拟订规范建筑市场各方主体行为的规章制度并监督执行，组织协调建筑企业参与国际工程承包、建筑劳务合作。

『伍』 城乡规划 行政法

结合点：公共利益、公众参与、听证制度
（2）讨论2：关于规划编制主体的资格
据了解，为政府对规划设计单位进行行政许可找到法律依据，将原部颁行政条例上升为国家层面的法律条文。需要讨论的是：城乡规划编制属于什么性质的工作？政策制定、立法、还是纯粹的技术工作？用法律规定城乡规划的编制单位，其思维仍然将城乡规划的编制视为纯粹的技术工作。城乡规划中有技术工作，但不是全部。规划单位的资质要求只能限定在技术工作以内，不能扩展到立法和政策制定层面的工作。就技术工作本身而言，市场准入是否是政府管理的范畴值得商榷。设计人员和设计单位的资质认定和市场准入是两个不同层次的工作，资质认定一般由行业协会负责，市场准入则由法律来规范。这种政府包办一切的制度，弊端很大。
（3）讨论3：城乡规划的修改
规划修改属于规划制定过程的一个环节，新法将规划修编调整为规划修改，把因城市客观环境的变化而自然调整规划的过程和因主观要求变化而引起的规划修改混为一谈是中国特殊的社会和政治环境造成的。新法将一个连续的、滚动的、整体的规划制定过程，分割为制定和修改两个法律过程，也是针对中国的特殊情况，就学理上分析，该内容应归入城乡规划制定的章节。
《城乡规划法》对城乡规划修改实行“申请——批准”制度，城乡规划修改的事由、要求和过程见表2。
3、第三章 城乡规划的实施
（1）讨论1：城乡规划的实施的主要内容和讨论
《城乡规划法》沿用《城市规划法》“城市规划实施”章节名称，这深刻反映了对规划管理作用认识的不足。“三分规划，七分管理”是对中国城乡规划建设经验的总结。“实施”二字带有强烈的计划经济特征：计划经济时期城市规划即城市建设规划。就城市建设活动过程来看，很自然分成两个时间段即城市规划的制定和城市规划的实施。当前与此内容密切相关的称之为城市规划管理。实施是依照“蓝图”建设和检查的行为，其作用类似施工队的技术员。而管理则包括规划方案的选择与决策，以及对规划的调整，是承担独立责任的领导人员。《城乡规划法》强调了规划编制的成果对规划实施的制约作用，压缩了规划管理的权力空间，降低了规划管理应对不确定因素的调节能力，与城市规划法实施以来城市规划管理的巨大作用相背离。
（2）讨论2：规范地方政府的建设行为
城乡规划的实施包括城乡规划管理和城乡建设活动两个方面，而城乡建设主体分为政府部门和非政府部门，其中，政府部门的建设活动对城市发展起到决定性的作用。然而，城乡规划的违法现象也多出现在地方政府身上，比如大广场、宽马路以及各类脱离规划控制的开发区等，这些现象既是近几年城乡建设客观问题的反映，也是社会转型时期中国城乡规划建设的特色问题。因此，为规范地方政府的建设行为，《城乡规划法》主要采取以下两个方面的措施。第一，使用条文直接规定政府建设行为的要求，第二十八条规定政府实施城乡规划的基本原则，第二十九条规定政府的投资建设项目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优先原则。第二，强调近期建设规划是政府实施城乡规划的法定依据。近期建设规划的实质是“行动规划”，是政府统筹各部门进行城乡建设的有效手段，这是切合中国发展实际的制度

『陆』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全文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相同点和不同点

城乡规划法与城市规划法差别：
第一，由“城市规划”到“城乡规划”，一字之差，调整的对象即从城市走向城乡，从而将原来的城乡二元法律体系转变为城乡统筹的法律体系。
第二，从坚持的原则来看，老法是“指导建设”，而新法则是强调资源保护。
新法可以说从规划的编制到组织实施，始终贯穿着对耕地、自然资源、文化遗产资源、风景名胜资源的保护，而且对规划区内的各类资源进行多种形式的保护。比如，关于城乡规划的实施，新法作出明确规定：在城市新区的开发和建设中，应当严格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体现地方特色；在旧城区改建中，应当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和传统风貌；在城乡建设和发展中，应当依法保护和合理利用风景名胜和生态资源。

第三，从方法上来看，老法重规划的编制和审批，新法则重规划的实施和监督，我认为这是新法与老法最大的区别。以前之所以出现“规划规划，纸上画画，墙上挂挂”的现象，就是因为缺乏对规划的实施和监督。为了强化监督检查，新法专设了监督检查一章，完善了对规划的人大监督、公众监督、上级监督，以及各项监督检查措施的落实。

第四，以前违反规划后没有对责任主体的处罚，新法则有严格的责任追究，并把对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自身工作的约束摆到重要的位置。比如，对实施违法行为或者批准实施违法行为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规定了相应的行政责任，对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构成犯罪的，还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老法强调规划部门的作用，新法则强调公众参与和社会监督。比如，根据新法，今后城乡规划报批前应向社会公告，且公告时间不得少于30天。组织编制机关应当充分考虑专家和公众的意见，并在报送审批的材料中附具意见采纳情况及理由。村庄规划在报送审批前，还要经村民会议讨论同意。除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不得公开的内容之外，城乡规划经批准后应及时向社会公布。

第六，新法完善了对违章建筑的处理机制，依法设定了责令停止建设、限期改正、处以罚款、限期拆除、没收违法实物或者违法收入等各类行政处罚和行政强制措施。同时，还规定当事人不停止建设或者逾期不拆除的，当地人民政府可以责成有关部门查封施工现场、强制拆除。从而有望改变相关部门“看得见的管不了，管得了的看不见”的现象。

第七，在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规划必须充满弹性，才能动态地适应城市的快速变化。为此，新法同时也重视了规划的修改，专门设立一章，明确城乡规划修改的条件和修改审批的程序。

『柒』 建设工程规划管理的行政法律关系客体是

行政法律关系客体 即联系主体双方权利义务关系的媒介，通常表现为一定的标的和利益载体。
建设工程规划管理的行政法律关系的客体应当是城建规划处实施的工程规划管理活动，表现为指导和监督。

『捌』 《城乡规划法》第68条强制执行的主体是人民政府还是被责成的部门

是人民政府！责成来有关部门，意源味着那部门没有此权，这是受委托行政行为！
第六十八条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作出责令停止建设或者限期拆除的决定后，当事人不停止建设或者逾期不拆除的，建设工程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可以责成有关部门采取查封施工现场、强制拆除等措施。

『玖』 请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65条所规定的内容，属于行政处罚还是行政强制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65条所规定的内容属于行政强制。

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五条规定，在乡、村庄规划区内未依法取得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的，由乡、镇人民政府责令停止建设、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可以拆除。

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四条规定，对违法的建筑物、构筑物、设施等需要强制拆除的，应当由行政机关予以公告，限期当事人自行拆除。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不拆除的，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强制拆除。

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65条所规定的内容属于行政强制。

(9)城乡规划法主体扩展阅读：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65条所规定的内容属于行政强制。

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65条主要讲的是在规划中违规或者没有按照建设规划的，采取依法限令更正或拆除。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相关规定，对于违反建筑等拆迁的，当事人不申请行政复议的，由行政机关依法强制拆除。

但是行政机关不得在夜间或者法定节假日实施行政强制执行。但是，情况紧急的除外。行政机关不得对居民生活采取停止供水、供电、供热、供燃气等方式迫使当事人履行相关行政决定。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网络-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

『拾』 城乡规划法政府可以作为执法主体吗

根据《城乡规划法》的规定，法律赋予了乡镇政府对乡村规划区内违法建设的处理权。赋予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行政强制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