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陂李君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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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李君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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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隋朝时期鞭刑罚有哪些记载

隋开皇元年（581），隋文帝杨坚下诏废除鞭刑，但这个沽名钓誉的皇帝，说得好听，文件一签发，就算有政绩了，其实他本人也并不想严格遵守他的诏令。当时楚州行参军李君才上书批评文帝过分宠信高颍，文帝闻奏大怒，命令杖责李君才，因当时宫殿上找不到杖，文帝又叫人用马鞭把李君才痛打致死。唐初正式恢复鞭刑，但实行的时间不长又被废止。贞观四年（630），唐太宗李世民有一天看见医士用的《明堂针灸图》，发现人的五脏都靠近脊背，针灸时若扎的穴位不准确，就会误伤人命，因而联想到鞭背的刑罪也会致死人命。他说：“鞭与篓是刑罚中较轻的，但若造成死亡就是重刑了，其人该受轻刑为什么要让他承受重刑的风险呢？”于是，他下诏禁止对罪人鞭背。李世民不愧是中国古代少有的英明帝王，这一决定不但表明了他的仁慈精神和同情心，而且说明他具有一定的法制观念，要知道中国的最高统治者自认为是真龙天子，迷信人治，视人民如羔羊，视人命如草芥。像唐太宗、汉文帝这样的最高统治者，身居高位而心存顾忌的历史人物是不常见的。但是，唐太宗的诏令并未能使鞭刑禁绝。唐代的不少达官贵人仍然使用鞭扑对手下人进行责罚。如张汫《朝野佥载》所记，广州录事参军柳庆为人极其鄙吝，他的用具和食品等全部存放在自己的卧室中，奴婢若有人私自取用一撮盐，柳庆就将他们鞭打见血。又有韶州人邓祐占任安南都护，他家资富饶，有奴婢千人，但他仍然省吃俭用，从不设宴请客，从不妄花一分钱。有一天，他的孙子偷杀食一只鸭子，被邓啣占知道了，说孙子擅自败坏家财，鞭打二十。这虽只是两例小事，但它说明鞭刑作为私刑使用时，比官刑更加普遍和难禁。

3. 隋文帝当上皇帝废除了哪两个刑罚

北周的法律既残酷又混乱，“内外恐怖，人不自安” 。在杨坚掌握北周政权时就曾经进行过改革，亲手删定《刑书要制》，但不太彻底。隋朝建立后，开皇元年（581年），杨坚下令命高熲等人参考魏晋旧律，制订《开皇律》。开皇三年（583年），杨坚又命苏威、牛弘修改新律，删除苛酷条文。《开皇律》将原来的宫刑（破坏生殖器）、车裂（五马分尸）、枭首（砍下头悬挂在旗杆上示众）等残酷刑法予以废除。规定一概不用灭族刑。减去死罪八十一条，流罪一百五十四条，徒、杖等罪千余条，保留了律令五百条。刑罚分为死、流、徒、杖、笞五种。基本上完成了自汉文帝刑制改革以来的刑罚制度改革历程，这就是封建五刑制。《读通鉴论》这样赞评道：“古肉刑之不复用，汉文之仁也。然汉之刑，多为之制，故五胡以来，兽之食人也得恣其忿惨。至于拓跋、宇文、高氏之世，定死刑以五：曰磬、绞、斩、枭、磔，又有门房之诛焉，皆汉法之不定启之也。政为隋定律，制死刑以二：曰绞、曰斩，改鞭为杖，改杖为笞，非谋反大逆无族刑，垂至于今，所承用者，皆政之制也。”死刑复奏制度是从开皇十五年（595年）形成定制的，杨坚规定凡判处死刑的案件，须经“三奏”才能处决死刑。《隋书 刑法志》：“（开皇）十五年制，死罪者三奏而决。”杨坚还下诏：“天下死罪，诸州不得便决，皆令大理复治。” 《开皇律》对后世律法影响深远，杨坚修订的法律唐朝都基本上继承了。

4. 隋书·高颎传 翻译

额
再看看别人怎么说的。

5. 鞭扑的鞭扑的演变

汉代以后，鞭刑或兴或废，总的来说是延续未绝。三国时，鞭刑屡见使用。吴会稽王孙亮让一名黄门侍郎拿个有盖的银碗到中藏吏那里取交州进贡的甘蔗饧，黄门中和中藏吏原来有旧怨，就在饧糖里放几粒老鼠屎，然后报告说中藏吏玩忽职守。孙亮派人调查，中藏吏说明了以前曾得罪过黄门的情况，并说库房里根本没有老鼠。孙亮明白这是黄门有意陷害，就将黄门髡首并施以鞭刑。蜀张飞性暴，常鞭挞部下。《三国演义》写为关于报仇心切，责成部将范疆、张达在三天以内办齐白旗白甲，二部将略有抵触，张飞就将他们各鞭三百，结果这两人怀恨成仇，竟然杀了张飞，投降东吴。魏明帝曹壑于青龙二年（234）二月下诏减去鞭刑，但到了晋代又恢复旧制，《晋令》四十篇中的第十五篇即是关于鞭杖之刑的有关规定。南朝宋时，刘邕最喜爱吃疮疤皮，认为它的味道胜过腹鱼，有一天他去看望友人孟灵休，孟灵休正在生疮，疮疤皮落在床上，刘邕看见，拾起来吃了，孟灵休大惊，就把身上还没有脱落的疮疤皮也揭下来给刘邕吃。这个故事，就是人们常说的“嗜痂之癖”的来历。刘邕在南康做官，他部下的二百多名吏员不论有罪无罪，轮流对他们施加鞭刑，让他们的鞭疮结疤，供他揭取食用。刘邕的做法，已超出刑罚的范围，他是以鞭扑来满足自己奇特的私欲。北齐时安德王高延宗任定州刺史时，常在楼上大便，让人在下面张着嘴接他的屎，若有为难的表情，就用鞭打。他的残暴行为和刘邕同工异曲。
南朝梁时，朝廷明文有鞭刑。天监元年（502）制定的《梁律》中，有“九等之差”的条款，其中第四至第九等分别为鞭杖二百、鞭杖一百、鞭杖五十、鞭杖三十、鞭杖二十、鞭杖十。《梁令》三十卷的第十六卷也是鞭杖。北魏的刑罚有鞭这一项，神麚年间（428～431）崔浩定律令，规定被判刑的人可以用钱财赎免，若家贫无钱财，要加鞭二百。北齐时规定鞭刑分一百、八十、六十、五十、四十共五等，其中刑罪五等各加鞭，流罪鞭与笞各一百；又规定流罪应加鞭刑者鞭背，若需鞭五十者，要更换一次执鞭刑的人。北周的鞭刑也分五等，从六十至一百，每加一等加鞭五十下。
隋开皇元年（581），隋文帝杨坚下诏废除鞭刑，但他自己并不严格遵守。楚州行参军李君才上书批评文帝过分宠信高颎，文帝大怒，命令杖责李君才，当时宫殿上找不到杖，文帝就叫人用马鞭把李君才痛打致死。唐初正式恢复鞭刑，但实行的时间不长。贞观四年（630），唐太宗李世民有一天看见医士用的《明堂针灸图》，发现人的五脏都靠近脊背，针灸时若扎的穴位不准确，就会误伤人命，因而联想到鞭背的刑罚也会致人死地。他说：“鞭与棰是刑罚中较轻的，但若造成死亡就是重刑了，其人该受轻刑为什么要让他承受重刑的风险呢？”于是，他下诏禁止对罪人鞭背。唐太宗不愧是古代少有的英明帝王，这一决定不但表明了他的仁慈精神，而且说明他具有一定的法制观念。但是，唐太宗的诏令并未能使鞭刑禁绝。唐代的不少达官贵人仍然使用鞭扑对手下人进行责罚。如张鷟《朝野佥载》记载，广州录事参军柳庆为人极其鄙吝，他的用具和食品等全部存放在自己的室中，奴婢若有人私自取用一撮盐，柳庆就将他们鞭打见血。又有韶州人邓祐任安南都护，他家资富饶，有奴婢千人，但他仍然省吃俭用，从不设宴请客，他的孙子有一次杀食了一只鸭子，邓祐知道了，说孙子擅自败坏家财，鞭打二十。这只是两个小事例，它说明鞭刑作为私刑使用时，比官刑更加普遍和难禁。
到了辽代，又创立鞭烙法。鞭与烙同时使用，也可以折算，凡烙三十者鞭三百，烙五十者鞭五百。元代初年，鞭刑肆虐，不少人被鞭挞至死。至元二十九年（1292），元世祖忽必烈下诏禁止鞭背，但未能煞住这股风。元英宗至治三年（1323），又重申禁止去衣鞭背的法令，仍然未能根除。明清时，许多酷暴的官吏还在经常使用鞭扑，《大清会典》上也明文写着“国初旗下有犯俱用鞭责”的条款。
古代刑罚又有“鞭督”的名称。“督”的本义是监察，但作为刑罚，做法难以详考。《晋书·刑法志》云：“妇人如笞还从鞭督之例，以其形体裸露故也。”但“鞭督之例”未见记载。据晋代法规，男子犯罪受笞杖之刑时要去衣，而妇女要和男子有所区别，她们不宜裸体受刑，所以不宜去衣。由此推测，鞭与督的区别大概是，鞭需去衣，督则无须去衣。晋时又规定：“应得法鞭者，执以鞭，过五十，稍行之。有所督罪，皆岁过大小，大过五十，小过二十。”又说：“应受杖而体有疮者，督之也。”据此，则督较鞭为轻。若说犯人因身体生疮不宜受鞭刑，但可以“督之”，那么，把督解释为不去衣的鞭刑大概是不会错的。

6. 哪个嘲笑隋文帝被杀

隋文帝杨坚(541年一604年）晚年，手下的开国功臣都被他或杀或贬，所剩无几也。尽管他笃信佛教，教育臣民一心向善，但他自己并未放下屠刀，而是变得更加残暴嗜杀，杀人的理由也是奇怪得让人吃惊。

公元581年_月甲子日，北周静帝以杨坚众望所归下诏宣布禅让。杨坚初为皇帝，曾大力革除前朝苛政，删减北周旧律，用轻刑代替重刑，把一些应判死刑的条律改为流放，称为“化死为生”。然而，在隋土朝政权逐渐稳固后，杨坚便开始随心所欲地狂屠滥杀，所有法律在他眼单，都变得一钱不值。

杨坚生性猜忌多疑，常以精通法制、明察秋毫自诩，对臣下非常苛刻。他经常命左右近臣充当特务，侦查中央和地方官员，谁若犯有小过，便处以重罪。

他担心臣僚和官吏贪赃枉法，就想出了“钓鱼执法”的高招，私下派人给一些县令、刺史送钱物，这些人如果收受，就立即处斩。不少人因见则眼开，一时糊涂，经不起“考验”，或以为是中央的赏赐兴高采烈地收下了钱物，结果却把脑袋弄丢了。

杨坚有打人的嗜好，经常在朝堂上打人。行刑的人若挥动 棍杖力度不够，他就大发雷霆，认为行刑者有私心，甚至下令 将行刑者砍头。

尚书左仆射高颎等人进谏，说朝堂不是责罚人 的地方，劝杨坚不要在殿廷上杖责大臣，杨坚却置之不理。不论是朝廷要员，还是文人学士，只要他一声令下，武士们就冲 上去按倒在朝堂，当着众臣的面杖击。被打者不但人格上受到 羞辱，肉体上也遭受巨大痛苦，轻则皮开肉绽，重则一命呜呼。

有一次，身为宰相的高颎实在看不下去了，便带领一帮大臣到朝堂请罪，说：“陛下养育天下生灵，致力革除弊端，而百姓无知，犯罪的人没有断绝，致使陛下处罚过于严厉。这都是我们没有尽到臣子的责任，请让我们辞职，为贤才让路。”

杨坚一听说高颎等人要辞职，觉得事态有点严重，回头问站在身边的领左右都督田元：“我的杖重吗？”

田元觉得应该提醒皇上收敛一下了，便实话实说：“陛下的刑杖的确很重。”

杨坚又问： “我的杖难道有什么特别吗？”

田元用手比划说： “陛下的杖粗如拳头，比平常的杖大得多，打人30杖，相当于平常杖数百下，所以经常把人打死。”

杨坚龙颜不悦，但因高颎等人以辞职相劝，又不好发火，便很不情愿地下令撤去殿内的大杖，再有受处罚者，交有关部门处理。

事后，杨坚仍一如既往地凭自己的好恶在朝堂上杀人。一天，有位大臣上朝汇报工作，因言语触怒了杨坚，杨坚便下令将此人就地斩首。兵部侍郎冯基一再谏阻，杨坚不听，坚持要在朝堂上行刑。杨坚后来也觉得事情做得太过分，却又不愿认错，便轻描淡写地赞扬了冯基几句，又准备对那些没出面谏阻的臣僚动刑。

杨坚还经常随心所欲地制定法律条文。

开皇十六年（596年），有官员奏报称，边境合川粮仓少了7000石粮食。杨坚命大臣斛律孝卿负责查办此事。斛律孝卿调查后报告，粮食为主管官吏所盗。杨坚大怒，又令斛律孝卿即刻乘坐驿车驰往合川，将该主管官吏处斩，家属没入官府为奴，标定身价出卖，用以填补粮仓空缺。此后，杨坚对监管边境地区粮仓的官吏都很不放心，下令凡盗窃粮仓里粮食达1升以上者，均判处死刑，家属没官为奴。

在杨坚看来，地方官吏都是些阳奉阴违的人，经常会钻法律的空子，放纵犯罪者，使中央的政策难以贯彻执行，他于开皇十七年 （597年） 下诏说，各级政府所属官吏，如有犯罪者，可以在法律规定之外酌情处以杖刑。结果各级官吏上下驱逼，宁左勿右，对被审讯的人重复施以重刑，致使冤案日增。

尽管杨坚一意推行严刑峻法，但全国的犯罪率仍居高不下，京城的治安状况也不断恶化，盗匪竟然于光天化日之下在街市上抢劫，偷盗事件更是层出不穷。杨坚为此向群臣询问如何处置。但群臣还没来得及发表意见，他又自问自答地说： “我知道该怎么办啦。”随后便诏令凡举报盗贼者，没收被举报者的家产，作为对举报人的奖赏。

诏令颁布后收到了一些效果，但有的地痞无赖却发现此法有利可图。他们故意在路旁丢弃财物，路人一旦拾取，便将其 扭送官府，诬为窃贼，以领取奖赏。此法执行的结果是人心大坏，不少人专以诬陷他人为能事。

杨坚随后又接二连三颁布更加严酷的法令：盗窃1钱以上者处死；官吏贪污1钱以上者处死；听到举报或亲见盗贼而不告发者处死；4人合伙盗窃1根屋椽、3人合伙盗窃1个瓜果者处死……

新法令颁布后，引来民怨沸腾。有人劫持了执法官吏，对他说：“狗官听好，你代我们奏报皇上，自古以来，不论哪个朝代，都没有盗窃1钱而死者。你要是不向皇上转告我们的话，我们会再来找你。到那时，你全家人都别想活命！”

这个执法官立即入宫奏告杨坚。杨坚正为自己下达的一系列律令使社会治安迅速改善而得意，听了官吏的报告，犹豫了半天才很不情愿地说：“那就把‘盗取1钱处死’这一条取消吧。”

有一年春节，有人向杨坚报告，御史监师没有弹劾那些穿戴与佩剑不整齐的官员。杨坚大怒，认为这是对皇帝的不敬，就对监师吼道：“你身为御史，为何放纵官员不遵守制度？”立即下命将他处死。

谏议大夫毛思祖觉得杨坚太过分了，上前劝谏，也被杨坚以袒护罪臣的罪名砍头。官员因各种小事被砍头的更是举不胜举：有因延误了收麦秸季节被砍头，掌管武器库的官员因办公地杂草太多被砍头，有因接受西域使者送的鹦鹉被砍头……

杨坚喜怒无常，一发怒就要打人、杀人。有一年六月，杨坚又要在朝堂上杀人。按法律规定，处死罪犯应在秋后，于是大理少卿赵绰谏阻道： “现在是夏末，是天地生长万物的季节，不可在这个时节杀人。”

杨坚辩驳道：“六月虽说是生长的季节，但也有雷霆嘛！天道既然在炎热的时候也会震怒，我效法天道行事，有何不可？”随即下令把那人杀了。

刑部侍郎辛亶听说穿红裤子有望升官，便穿着红裤子上朝。不料杨坚却说他是以巫术诅咒别人，下令将他处斩。赵绰上奏说：“按照法律规定，辛亶不应处死，我不敢奉诏。”杨坚大怒，便将赵绰抓到朝堂准备斩首。赵绰仍坚持己见，面不改色地说：“宁可陛下杀我，不可杀辛亶。”然后从容解衣，引颈受斩。

最后，杨坚怕杀了赵绰引起太多人反感，才下令把赵绰放了。

杨坚无视法律，凭自己的情绪、好恶决定群臣的生死，一些佞臣看准这一点大钻空子。

宰相杨素善于玩弄权术，经常在杨坚面前进他人的谗言，公卿大臣无不心怀畏惧。杨素与鸿胪少卿陈延有矛盾，一日，他经过陈延的官衙，见庭院中有马粪，几个仆从正在地毡上赌博。杨素觉得报复的机会来了，立即向杨坚报告。杨坚大怒，吼道：“主官不打扫庭院，仆从玩游戏把官府的毡子弄脏弄坏，还有什么罪过比这更严重的？”当即下令将赌博的人拉到西市乱棒打杀，陈延遭到鞭笞，被打得死去活来，险些丧命。

杨坚在位最后几年，法网越来越密，上至功臣勋将，下至官吏小民，被冤杀者无数。他翦除了一个又一个心腹之患，自以为江山可以永固传万代，却没有想到，在他咽气后才十几年，儿孙便被别人砍瓜切菜般一一宰杀，隋王朝江山也改成了李氏唐王朝。

说实话，杨坚的2B程度真不亚于他儿子杨广啊，果然是父子，而且是后浪推前浪啊~~~~~

以下史料，出自《隋书·志第二十·刑法》

高祖性猜忌，素不悦学，既任智而获大位，因以文法自矜，明察临下。恒令左右觇视内外，有小过失，则加以重罪。又患令史赃污，因私使人以钱帛遗之，得犯立斩。每于殿廷打人，一日之中，或至数四。尝怒问事挥楚不甚，即命斩之。十年，尚书左仆射高颎、治书侍御史柳彧等谏，以为朝堂非杀人之所，殿庭非决罚之地。帝不纳。颎等乃尽诣朝堂请罪，曰：“陛下子育群生，务在去弊，而百姓无知，犯者不息，致陛下决罚过严。皆臣等不能有所裨益，请自退屏，以避贤路。”帝于是顾谓领左右都督田元曰：“吾杖重乎？”元曰：“重。”帝问其状，元举手曰：“陛下杖大如指，棰楚人三十者，比常杖数百，故多致死。”帝不怿，乃令殿内去杖，欲有决罚，各付所由。后楚州行参军李君才上言帝宠高颎过甚，上大怒，命杖之，而殿内无杖，遂以马鞭笞杀之。自是殿内复置杖。未几怒甚，又于殿庭杀人，兵部侍朗冯基固谏，帝不从，竟于殿庭行决。帝亦寻悔，宣慰冯基，而怒群僚之不谏者。

十六年，有司奏合川仓粟少七千石，命斛律孝卿鞫问其事，以为主典所窃。复令孝卿驰驿斩之，没其家为奴婢，鬻粟以填之。是后盗边粮者，一升已上皆死，家口没官。上又以典吏久居其职，肆情为奸。诸州县佐史，三年一代，经任者不得重居之。十七年，诏又以所在官人，不相敬惮，多自宽纵，事难克举。诸有殿失，虽备科条，或据律乃轻，论情则重，不即决罪，无以惩肃。其诸司属官，若有愆犯，听于律外斟酌决杖。于是上下相驱，迭行棰楚，以残暴为干能，以守法为懦弱。

是时帝意每尚惨急，而奸回不止，京市白日，公行掣盗，人间强盗，亦往往而有。帝患之，问群臣断禁之法，杨素等未及言，帝曰：“朕知之矣。”诏有能纠告者，没贼家产业，以赏纠人。时月之间，内外宁息。其后无赖之徒，候富人子弟出路者，而故遗物于其前，偶拾取则擒以送官，而取其赏。大抵被陷者甚众。帝知之，乃命盗一钱已上皆弃市。行旅皆晏起早宿，天下懔懔焉。此后又定制，行署取一钱已上，闻见不告言者，坐至死。自此四人共盗一榱桷，三人同窃一瓜，事发即时行决。有数人劫执事而谓之曰：“吾岂求财者邪？但为枉人来耳。而为我奏至尊，自古以来，体国立法，未有盗一钱而死也。而不为我以闻，吾更来，而属无类矣。”帝闻之，为停盗取一钱弃市之法。

帝尝发怒，六月棒杀人。大理少卿赵绰固争曰：“季夏之月，天地成长庶类。不可以此时诛杀。”帝报曰：“六月虽曰生长，此时必有雷霆。天道既于炎阳之时震其威怒，我则天而行，有何不可！”遂杀之。大理掌固来旷上封事，言大理官司恩宽。帝以旷为忠直，遣每旦于五品行中参见。旷又告少卿赵绰滥免徒囚，帝使信臣推验，初无阿曲。帝又怒旷，命斩之。绰因固争，以为旷不合死。帝乃拂衣入阁，绰又矫言，臣更不理旷，自有他事未及奏闻。帝命引入合，绰再拜请曰：“臣有死罪三。臣为大理少卿，不能制驭掌固，使旷触挂天刑，死罪一也。囚不合死，而臣不能死争，死罪二也。臣本无他事，而妄言求入，死罪三也。”帝解颜。会献皇后在坐，帝赐绰二金杯酒，饮讫，并以杯赐之。旷因免死，配徒广州。

帝以年龄晚暮，尤崇尚佛道，又素信鬼神。二十年，诏沙门道士坏佛像天尊，百姓坏岳渎神像，皆以恶逆论。帝猜忌，二朝臣僚，用法尤峻。御史监师，于元正日不劾武官衣剑之不齐者，或以白帝，帝谓之曰：“尔为御史，何纵舍自由。”命杀之。谏议大夫毛思祖谏，又杀之。左领军府长史考校不平，将作寺丞以谏麦筜迟晚，武库令以署庭荒芜，独孤师以受蕃客鹦鹉，帝察知，并亲临斩决。

仁寿中，用法益峻，帝既喜怒不恒，不复依准科律。时杨素正被委任，素又禀性高下，公卿股栗，不敢措言。素于鸿胪少卿陈延不平，经蕃客馆，庭中有马屎，又庶仆毡上樗蒲。旋以白帝，帝大怒曰：“主客令不洒扫庭内，掌固以私戏污败官毡，罪状何以加此！”皆于西市棒杀，而榜棰陈延，殆至于毙。大理寺丞杨远、刘子通等，性爱深文，每随牙奏狱，能承顺帝旨。帝大悦，并遣于殿庭三品行中供奉，每有诏狱，专使主之。候帝所不快，则案以重抵，无殊罪而死者，不可胜原。远又能附杨素，每于途中接候，而以囚名白之，皆随素所为轻重。其临终赴市者，莫不途中呼枉，仰天而哭。越公素侮弄朝权，帝亦不之能悉。

7. 廷杖是什么意思

皇帝在朝廷杖打大臣。始于汉明帝，此后各代均有廷杖大臣之事，明后期尤甚，杖死者亦不少。即皇帝在朝廷上杖责臣下，是对官吏的一种酷刑。明代往往由厂卫行之。成化以前，凡廷杖者王去衣，用厚绵底衣，重毰迭帊，示辱而已，然犹卧床数月，而后得愈。正德初年，逆瑾（刘瑾）用事，恶廷臣，始去衣，遂有杖死者。
明代的廷杖始于明太祖鞭死开国元勋永嘉侯朱亮祖。朱亮祖父子作威作福，多为不法，罪有应得，但朱元璋却开了廷杖大臣的先例。此后明成祖永乐时期废此不行，但朱棣死后十几年，明英宗就恢复了廷杖。
被廷杖的大多是一两个人，但在正德年间明武宗创过一百零七人同时受杖的纪录，而时隔不久，这个纪录就被打破，嘉靖皇帝同时廷杖一百二十四人，其中十六人当场死亡。上百人被扒下衣服，排在太和殿下，上百根棍子同时起落，一时间声响震天，血肉横飞。而廷杖的缘由也是无所不有。劾严嵩，论妖僧，谏万贵妃干政，要廷杖；谏元夕观灯，谏武宗南巡，谏嘉靖勿服金丹，也要廷杖。正德年间，十三道御史弹劾刘瑾，上一本的杖三十，上两本的杖六十，而上三本的每本各杖六十，不等杖完，人就死了。
廷杖分“用心打”和“着实打”，至于采取何种打法由监刑官按皇帝的密令决定，如果监刑官脚尖张开，那么就是“用心打”，可能会导致残废，而如果监刑官脚尖闭合，那么就是“着实打”，则受刑的大臣必死无疑。大宦官刘瑾就曾在午门杖死过23个大臣。

8. 高颎的人物生平

高颎之父高宾曾在北齐为官，因避谗而投奔北周，北周大司马独孤信引其为僚佐，并赐姓独孤氏。后独孤信被诛杀，其家人被发配四川。独孤信之女，文献皇后以宾父之故吏，每往来其家。高宾后来官至鄀州刺史，及高颎尊贵后，又追赠礼部尚书、渤海公。
高颎出生于公元541年（东魏兴和三年）。高颎少年聪明敏捷，很有度量胸襟，读了一些史书，特别擅长辞令。当初，在孩童时，家有一棵柳树，有百尺多高，繁茂挺拔如同车盖。乡里的老年人说：“这家要出大贵人。”
公元558年（北周明帝二年），高颎十七时，被北周齐王宇文宪引为记室。不久又迁下大夫。以平齐之功拜开府。
公元580年（北周大象二年）五月十一日，北周宣帝宇文赟病死，周静帝宇文衍即位。隰州稽胡叛乱，高颎随越王宇文盛讨平之。 此时左丞相杨坚专政，阴图禅代，早知道高颎精明强干，并且熟习军事，计谋丰富，便想延揽入丞相府。于是派邗国公杨惠传达丞相的意思，高颎领会旨意十分高兴地说：“愿意接受驱使。即使事业不能成功，我也不怕灭族之灾。”于是任丞相府司录。当时长史郑译、司马刘昉都因为奢侈放纵被疏远，杨坚愈加看重高颎，认他为心腹重臣。
尉迟迥起兵叛乱，派遣自己的儿子尉迟惇率步骑兵八万，进驻武陟。杨坚命令韦孝宽攻击叛军，官军到河阳，诸路大军都不敢领先出战。高祖见诸将没有统一指挥，便命令崔仲方前去监军，崔仲方以父亲在山东为由推辞。那时高颎见郑译、刘昉都没有前往前线的意向，便主动请求出行，很合高祖的心意，于是派遣高颎。高颎接受指令立即出发，派人代为辞别母亲，说忠孝不能两全，便感慨叹息着上了路。到军中，在沁水上架桥，贼军在上游放下点着火的小船，高颎预先制作土狗（水中障碍，前锐后广，前高后低，状如坐狗的土墩）以抵御火船，渡过沁水后烧掉桥与叛军背水一战，大败叛军。
大军至邺城后，尉迟迥集中全部兵力13万，列阵城南，准备决战。韦孝宽军进攻受挫，被迫撤退。高颎与宇文忻、李询等设计：先射观者，造成混乱，然后乘势冲击。观战士民被射，果然纷纷逃避，喊声震天。宇文忻趁机传呼：“贼败矣”！韦孝宽军士气复振，乘乱进击，大败尉迟迥军，尉迟迥被迫自杀。至此，尉迟迥举兵68天即宣告失败。
军队撤回，出席杨坚内室举办的宴会，杨坚竟撤下御帐赏给他。晋位柱国，改封义宁县公，升任丞相府司马，信任倚托的地位更加提高。
公元581年（北周大定元年）二月，总揽北周大权的大丞相杨坚废周立隋，是为隋文帝。拜高颎为尚书左仆射，兼纳言，进封渤海郡公，朝中大臣无人能比，以至隋文帝“每呼为独孤而不名也”。高颎很注意避开权力地位，上表章请求辞职，请苏威接替。杨坚想成就他让贤的美名，同意他解除仆射的官职。几天后，杨坚说：“苏威在前朝隐居不肯做官，高颎能推举他。我听说推荐贤能的人受上赏，怎么能让他丢官呢？”于是命令高颎恢复原位，不久拜为左卫大将军，原来的官职不变。高颎时常坐在朝堂北边的一棵槐树下办公处理政务，那棵树不在行列之内，主事的要砍掉它，杨坚特别指示不要砍，用它昭告后人。高颎被看重竟然到这种程度。不久，拜左卫大将军，本官如故。高颎遇到母亲去世而要求解职，才二十天就命令他返职处理政事，高颎流泪推辞，高祖优诏不允。在这以后将近二十年的时间里，高颎辅佐杨坚，为隋朝在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公元581年（开皇元年），高颎奉命与郑译、杨素等修订刑律，“多采后齐之制而颇有损益” ，制定新律，奏请颁行。新律废除了枭首、轘身及鞭刑，减轻了徒刑，还取消了一些“楚毒备至”的讯囚酷法，如用大棒、束杖、车辐、鞵底、压踝之类。对旧律作了一定程度的改进。
公元582年（开皇二年），杨坚以长安旧城，自汉以来，屡经战乱，凋残日久，在苏威、高颎等人的谋议下，决定在龙首原创建新都，以高颎领新都大监，“制度多出于颎”。为后来唐代长安的繁荣，奠定了基础。其他行政、官制等各种制度，也大都在高颎的主持下，斟酌损益，建立新的制度，巩固了隋朝的统一局面。
同年，陈朝宣帝陈顼去世，隋朝廷内外将相议乘机南下灭陈，因隋国基初立，准备不足，高颎奏礼不伐丧。二月十五日，杨坚诏高颎等班师回朝。六月十一日，杨坚遣使往陈朝吊丧。此时北边突厥军事压力很大，隋无力南顾，故以礼不伐丧为由，暂停对陈用兵。
公元587年（开皇七年），萧岩背叛时，诏令高颎安抚江、汉一带，很得民心。
十一月，杨坚问平陈之策于将相。高颎献策说：“江北寒冷，收割较晚；江南气温较高，水田收割较早。估量陈国收获季节，我们略略征集点人马，声言要掩袭陈国，他们必定会屯兵防御，这足以废其农时。他们屯兵，我们就解甲，如此再三，贼人以为常。以后再集兵，他必不信，在他们犹豫的时候，我们就过江，登陆而战，士气倍增。另外，江南地湿，房屋多为茅草竹子，所有的积蓄，都没贮藏到地窖里。我们可以偷偷派人去，就风放火，等他修好后，再去放火。不过几年，自可使陈国财力俱尽。”杨坚按他这个办法办，因此陈国人更加穷困。
公元588年（开皇八年），杨坚在寿春（今安徽寿县）设淮南行台省，以晋王杨广为行台尚书令，主管灭陈之事，集中水陆军51.8万，分为8路攻陈。高颎时任晋王杨广元帅长史，三军参谋，都由高颎决断。
十二月，隋军兵至长江，各路隋军势如破竹，进展迅速。
公元589年（开皇九年）一月二十一日，隋军攻陷陈建康（今江苏南京）台城后，裴矩、高颎受敕收陈内府书画，得八百余卷。高颎入建康，见陈叔宝床下京口前线告急密奏尚未启封。晋王杨广遣使索要贵妃张丽华，高颎说：“周武王灭殷商，杀了妲己。如今平定陈国，不应娶张丽华。”于是下令在清溪杀了张丽华，杨广非常不高兴。 等到大军还京后，因功加授高颎为上柱国，晋爵位为齐国公，赏布匹九千段，定食邑为千乘县的一千五百户。杨坚慰劳他说：“你伐陈国后，有人说你谋反，我已杀了他。君臣和好，不是苍蝇之类的小人所能离间得了的。”高颎又请求让位，诏书说：“你见识远大，谋略很深，出京参谋军事，帮助平定淮海一带；回京掌管禁军，我把你当作心腹。自我受禅登基以来，你常常参与机要，尽忠竭力，心迹俱尽。这是天降良臣于我，让你帮我，望你不要再费口舌辞职了。”杨坚就是这样优待、奖励他。 这以后，右卫将军庞晃及将军卢贲等人，先后在杨坚面前进高颎的谗言，杨坚发怒，疏远并贬黜了他们。杨坚对高颎说：“你独孤公就像一面镜子，常被磨擦，越磨越亮。”
公元590年（开皇十年）四月，尚书都事姜晔、楚州行参军李君才都上奏说：“水旱不调，罪由高颎。”请求废黜他。二人都得罪而丢官。杨坚对高颎的礼遇更甚。杨坚巡幸并州，留高颎守京师。等杨坚还京，赏他缣帛五千匹，又赏他一座行宫，让他作庄舍。他的夫人贺拔氏卧病，杨坚派人问候，路上的人络绎不绝。杨坚还亲自到他府第去，赏他钱币百万，布帛万匹，又赏他千里马。
杨坚闲聊时曾让高颎和贺若弼谈平定陈国之事，高颎说：“贺若弼先献十策，后在蒋山苦战破敌。我只是个文官罢了，怎敢和大将军论功？”杨坚大笑，当时的舆论夸奖他能谦让。不久，因为他的儿子娶了皇太子杨勇的女儿，前后的赏赐不可胜计。 那时，荧星侵入太微星座，进犯左执法星。术士刘晖私下对高颎说：“天象对宰相不利，你可修德以除灾祸。”高颎听了，心中不安，将刘晖的话奏明杨坚。杨坚好言地安慰他，赏赐他。
公元592年（开皇十二年），尚书右仆射苏威因“朋党”免官，知名之士因而得罪者百余人，以越公杨素为尚书右仆射，与高颎掌朝政，诏今诸州判死罪须移大理复核，再请奏裁决。
公元595年（开皇十五年）三月，仁寿宫建成。杨坚先令高颎巡视，高颎奏其侈华，大损人丁。
公元598年（开皇十八年）二月，高句丽国王高元率众万余侵扰辽西，被营州总管韦冲击败而走。隋文帝听说后大怒，遂于同月，以汉王杨谅、王世积并为行军元帅，发水陆兵三十万攻击高丽。又以尚书左仆射高熲为汉王长史，周罗睺为水军总管，协调行动。九月二十一日，两条线路均无功而还，死者十之八九，隋军损失惨重，元气大伤。高元也害怕隋朝强大的国力，遣使谢罪，于是杨坚才罢兵，待高丽和从前一样
公元599年（开皇十九年）二月，都蓝可汗与达头可汗结盟，合兵袭突利可汗，大战于长城之下，突利大败，投奔隋朝。四月二日，突利至长安，杨坚厚待他。突利奏报都兰可汗制造攻城器械，准备攻击大同城（在今内蒙乌拉特前旗东北）。隋文帝命汉王杨谅为元帅（实际未亲临前线），以高颎出朔州（治善阳，今山西朔县），尚书右仆射杨素出灵州（治回乐，今宁夏灵武西南），上柱国燕荣出幽州（治蓟县，今北京城西南），三路进击突厥。
高颎命上柱国赵仲卿率兵3000为前锋，进至族蠡山（今山西右玉北），与突厥相遇，连战7日，大破突厥；隋军继续追击至乞伏泊（今内蒙察哈尔右翼前旗东北黄旗海），再次大败突厥，俘虏千余人，杂畜万计。这时，都兰可汗亲率大军赶至，将隋军团团包围。赵仲卿乃将部队列成方阵，四面拒战，坚守五天后，高颎率领大军赶到，大破突厥，都兰可汗败逃，后被其部下所杀。高颎率军追过白道（内蒙呼和浩特西北），越过秦山（今内蒙大青山）700余里，然后还师。高颎在准备追过白道时，曾向杨坚请求增兵，有此大臣认为高颎打算谋反，杨坚也未有所答。不久，高颎已凯旋而归。杨素也指挥大军大败突厥，达头可汗带着重伤逃跑，其众死伤不可胜数。 当时皇太子杨勇失爱于杨坚，杨坚私下里有废太子之意。杨坚对高颎说：“晋王妃有神灵附身，说晋王必有天下。你说怎么办？”高颎长跪不起，说：“长幼有序，怎能废太子呢？”杨坚默然而止。独孤皇后知道高颎志不可夺，想偷偷地除掉他。
当初，高颎夫人去世，独孤皇后对杨坚说：“高仆射老了，而丧夫人，陛下怎能不为他娶妻？”杨坚将独孤皇后的话告诉高颎，高颎流泪说：“我现在已经老了，退朝之后，惟有吃斋念佛而已。虽然陛下垂爱很深，甚至想帮我纳妻，但这不是我的意愿。”杨坚于是作罢。到这时，高颎的爱妾生了个男孩，杨坚听说后十分高兴，独孤皇后却不高兴。杨坚问缘故，独孤皇后说：“陛下还应该信任高颎吗？开始，陛下想为高颎娶妻，高颎心存爱妾，当面欺骗陛下。现在他的欺诈已显现，陛下怎能再信任他？”杨坚因此疏远了高颎。
适逢朝中商议讨伐辽东，高颎固谏不可。杨坚不从，任高颎为元帅长史，随汉王征讨辽东，遇上久雨疾病，不利而还。独孤皇后对杨坚说：“高颎当初并不想去，陛下强迫他去，我就知道他会无功而还的。”杨坚因汉王年少，把军权全部交给高颎。高颎因杨坚寄托很大，心中每每挂念国事，无自疑避嫌之意。汉王杨谅的话，他大多不采用，因此汉王很恨他。还京后，杨谅哭诉于皇后说：“儿有幸没被高颎所杀。”杨坚听了，心中更加不平。
不久，上柱国王世积因罪被杀，在推问他的时候，说到宫禁中的事，说是从高颎那里听到的。杨坚想定高颎的罪，听后大惊。当时上柱国贺若弼、吴州总管宇文弼、刑部尚书薛胄、民部尚书斛律孝卿、兵部尚书柳述等人，都证明高颎无罪。杨坚更气愤，将这些为高颎辩白的人都交给执法官员处理。从此以后，朝中大臣没谁敢开口。高颎竟然连坐被免官，仅以公爵身份回到自己的府第。
不久，杨坚到秦王杨俊府第，召高颎侍宴。高颎眼泪汪汪悲不自胜，独孤皇后也和他相对而泣，左右都流泪。杨坚对高颎说：“我没对不起你，是你自己对不起自己。”杨坚对侍臣们说：“我对高颎胜过对我的儿子，虽然有时看不到他，但他好像就在我眼前一样。自从他离职以后，我一点都不记得他，好像本来就没有高颎一样。不能拿自己要挟君王，自称天下第一呀！”
后来，高颎封国的国令上告高颎私下做的一些事，说：“他的儿子高表仁对他说：‘司马仲达当初托病不朝，于是拥有天下。您今天也遇到类似情况，怎知不是福份？’”于是杨坚大怒，把高颎囚禁在内史省拷问他。
司法部门又上奏高颎别的事，说：“沙门真觉曾对高颎说：‘明年国家将有大丧。’尼姑令晖又说：‘开皇十七、八年，皇帝有大灾难，十九年不可能活过去。’”杨坚听了，更加震怒，回头对群臣们说：“帝王之位，岂可力求？孔子以大圣之才，作法传世，难道他不想当帝王吗？天命不可罢了。高颎和他儿子交谈，自比晋武帝，这是什么心思呢？”有关部门请求杀高颎。杨坚说：“去年杀虞庆则，现在又杀王世积，如再杀高颎，天下人会怎么说我？”于是除掉高颎的官籍，让他作平民。
高颎刚做仆射时，他的母亲告诫他说：“你富贵已到极点，只有一个东西没有，那就是杀头。你应该小心呀！”高颎从此常怕祸乱。后来等到高颎被免职后，高高兴兴，一点遗憾都没有，认为这样子可以免除灾祸。 杨广即位后，拜授高颎为太常。当时下诏收集北周、北齐的乐工和天下的散乐。高颎上奏说：“此乐久废，今若征之，恐怕无识之徒舍本逐末，转相教习。”杨广不高兴。杨广那时十分奢侈靡费，声色更加讲究，又发起修筑长城的劳役。高颎十分担忧，对太常丞李懿说：“周朝因好乐而灭亡，殷鉴不远，怎能又这样呢？”当时杨广对启民可汗恩宠和礼遇太过分，高颎对太府卿何稠说：“这个胡人颇知中原虚实、山川险易，恐怕他成为后世的祸患。”他又对观王杨雄说：“近来朝廷一点纲纪都没有。”
公元607年（大业三年）七月，有人告状，杨广下诏以“诽谤朝政”的罪名将高颎、贺若弼，宇文弼等杀死，诸子都迁徙到边疆。

9. 古代皇子会被打板子吗

古代皇子会被打板子。明成祖朱棣作为皇子时就被老师打过板子。

龙文渊，字公器，号文轩，元至正十四年（1354年）生于会同县城。小时勤学，取秀才，中举人，后任陕西学官。不久，龙文渊进京考教，明太祖朱元璋封其为翰林院侍读学士，专教四皇子朱棣。

龙文渊忠于职守，要求严格，务使四皇子有所成就，但当时朱棣年幼，怠惰顽皮，龙文渊就责打了朱棣三板。朱棣又哭又骂地说：“我登基做了皇上后，必报这三板之恨。”龙文渊听后，暗想虽不知天命，但此地不能久留，恐异日性命不保，遂辞职回到了家乡会同。

(9)黄陂李君才扩展阅读

朱棣登基后反而欲报当年打板之师恩

数年后龙文渊收到朱棣的请柬，才知当年的四皇子燕王朱棣已当上了皇帝。皇上突然劳师动众前来恭请，太师心情忐忑：难道皇上还不忘当年那“三板责打之恨”？想到这里，龙文渊便问为首的官员：“皇上远驾有请，不知旨意如何？”

为首的官员说：“近来皇上临朝，常常提到尊师，说他如今能执掌乾坤，多亏尊师教导有方。今日恭请太师进京，以报答师恩。”

龙文渊听了，半信半疑，但圣旨不可违，于是备了些简单的行装就随官差上路了。时值酷暑，加之路途遥远，身体虚弱的龙文渊经不起颠簸，行至辰州（在今沅陵县境内）便病倒了。经医治无效，溘然长逝，享年5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