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我是武汉毕业的,家是黄陂农村的,党员关系是先给县级组织部还是可以直接给村委党支部呢
黄陂是武汉市的下属村吗?如果是,那么可以用学校的介绍信直接开到乡党委,因为学校是党委,所以开具的介绍信抬头一定要是党委,里面写明由武汉某大学去黄陂村党支部,你把组织关系直接落到支部即可.如果不是武汉所辖,是其它城市,那么需要武汉市委组织部的 介绍信,抬头要对应相应的市委.里面写明由武汉某大学去黄陂村的上级党组织,然后你自己再去上级党组织那里换一张开到黄陂村的介绍信即可.
你的人事档案估计是在武汉人才,自己去那里问问,自己的事一定要自己亲自去办,不要给以后留麻烦!
祝成功!
㈡ 中共一大时全国有多少名党员
中共一大时全国来有53名党员
中国共产党自“一大”会址纪念馆位于上海市区黄陂南路374号(原法租界望志路树德里106号)。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1年7月23日至30日在这里秘密召开,各地的7个共产主义小组派出了12名代表出席,他们代表了全国的53名共产党员,这些代表是:上海代表李达,李汉俊;北京代表张国焘。刘仁静;武汉代表董必武,陈潭秋;广州代表陈公博;长沙代表毛泽东,何叔衡;济南代表王尽美,邓恩铭;旅日代表周佛海,此外包惠僧受陈独秀派遣也参加了会议。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柯尔斯基列席了会议。
㈢ 华中师范大学走出过哪些名人
华师的历史,如果追溯到1903年的文华书院,到现在也有一百多年历史了,百年的教育长河,培养了一代代学子。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都有华师学子的奋斗身影。
每一位华师人都为我们的国家做了贡献,其中杰出的有恽代英,邢福义这两位校友了。
华师桂中路中段,喷泉广场侧边,有一座恽代英先生的雕像,便是为了纪念恽代英先生。每年清明,学校都会组织在恽代英广场献花的仪式,以此缅怀恽代英先生。恽代英1895年生于湖北武昌,中华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前身)毕业,恽代英在学生时代便积极参加革命活动,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家,武汉地区五四运动主要领导人之一,他为中国的革命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由于国民党的追捕,恽代英于1931年被害。今天华师仍然纪念这位革命先烈,就是要广大华师学子铭记历史,记住前辈们的鲜血苦难,珍惜现下的和平岁月,奋发向上。
【恽代英广场】
㈣ 共产党成立之初的情景是怎样的
中国共产党“一大”会址纪念馆位于上海市区黄陂南路374号(原法租界望志路树德里106号)。纪念馆的“一大”原址是两栋砖木结构的两层石库门楼房(上海20年代的典型民居),一栋是一大代表李汉俊的家宅,另一栋是一大代表在上海的住所——文博女校。它们的建筑风格是中西合璧式的。 “一大”的会议室是楼下的客厅,约18平方米,室内陈设均按原样仿制。雪白的墙壁,朱红的地板,窗明几净。中间放置着一张铺着白色台布的长方形会议桌,桌上放着茶杯与火柴盒架,桌周围有12只圆木凳,东、西两侧靠墙各摆着一只茶几和两把椅子,整个会场显得十分庄严。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1年7月23日至30日在这里秘密召开,各地的7个共产主义小组派出了12名代表出席,他们代表了全国的53名共产党员,这些代表是:上海代表李达,李汉俊;北京代表张国焘。刘仁静;武汉代表董必武,陈潭秋;广州代表陈公博;长沙代表毛泽东,何叔衡;济南代表王尽美,邓恩铭;旅日代表周佛海,此外包惠僧受陈独秀派遣也参加了会议。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柯尔斯基列席了会议。 “一大”在上海望志路的集会,受到法租界当局的监视,7月30日会场遭到法国巡捕搜查,会议被迫中止。停会期间,代表们在李达的寓所商定,会议转移到嘉兴南湖的游船上继续举行。8月初,代表们乘火车来到嘉兴,部分代表由李达夫人王会悟带领,先到市区张家弄里鸳湖旅馆落脚休息,并托旅馆帐房雇了游船。 中共一大南湖续会在一艘中型游船上举行,这次会议议程有:审议中国共产党纲领草案;审议中国共产党宣言草案;选举中国共产党全国领导机构。会议经过认真,热烈的讨论,在南湖游船上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选举了党的中央局领导机构。至此,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湖游船上胜利闭幕。 党纲的主要内容是:确定党的名称“中国共产党”;规定党的奋斗目标是以无产阶级的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废除私有制,直至消灭阶级差别;还规定了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和党的纪律。大会还通过了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确定党成立后的中心任务是组织工人阶级,领导工人运动。大会选举了党的中央机关——中央局,陈独秀任中央局书记,李达任宣传主任,张国焘任组织主任。从此,在中国出现了完全新式的、以共产主义为目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的、统一的工人阶级政党。
㈤ 黄陂县第六中学九五年校长是谁
您好!
任次 姓名 简介 任职时间 第一任 王光钰王光钰,男,汉族,海南省琼海市人,1938年12月出生,1963年大学毕业,先后在自治州师范、州中任教,1985年10月至1991年5月任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实验中学校长职务。 1985年10月---1991年5月第二任 严恒喜严恒喜,男,汉族,广西防城港市人,1941年7月出生,中共党员。1962年7月毕业于海南师专数学专科。中学数学高级教师。1991年5月从市职业中学(校长)调到通什市第一中学任校长。1993年10月调到市委党校任常务副校长(副教授)。 1991年5月至1993年10月第三任 李福江李福江,男,壮族,广西天筹县人,1954年8月出生,中共党员,广西师范大学毕业。1992年9月调入通什市第一中学任中学化学教师,1993年10月至1996年10月任通什市 第一中学校长、党支部书记。 1993年10月至1996年10月第四任 张斯魁张斯魁,男,1944年10月05日出生,黎族,中共党员,大专学历,中学语文一级教师。1989年8月—1993年6月通什市教育局副局长1996年11月五指山市教科局副局长兼市一中校长2003年9月—2006年5月五指山市五指山中学校长2006年5月退休 1996年11月至2006年5月第五任 伍庭山伍庭山,男,汉族,1965年2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学历。中学语文二级教师,公务员。200110—20062五指山市纪委监察局主任20062—200810五指山中学校长 2006年5月至2008年10月第六任 孟开进孟开进,男,1966年7月25日出生,中共党员,中学高级教师,大学本科1984年07月—2000年07月在通什第二中学工任教、团支部书记2000年8月—2008年08月在五指山市第三小学任校长兼党支部书记2008年9月在五指山市五指山中学任校长兼党支部书记 2008年9月至2013年01月现任谢海斌谢海斌,男,1965年6月出生,广西武鸣人,壮族,函大本科 -2013年1月,五指山市红星学校校长2013年1月至今
为你解除疑惑是我的快乐!
㈥ 黄陂区的历史沿革
据在黄陂区长轩岭境内发掘的旧石器时代文明遗址——采石场遗址证实,早在5万年前,就已有人类在黄陂这片沃土上繁衍生息。距今6000—4000年的新石器时期,以西陵国和“三苗”氏族为主体集团星布于滠水干支流域,历经大溪文化时期、屈家岭文化时期和石家河文化时期的更迭与积累。距今4400年的张西湾城址为武汉市迄今发现最早的城址,是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型城址聚落。夏商属古荆州之域。
距今3500年的商代的盘龙城遗址,是长江流域发现的时代最早的古城,被称为“华夏文化南方之源,九省通衢武汉之根”。盘龙城出土的94厘米长的大玉戈纳入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被称为玉戈之王。
公元前980年,周昭王南征荆楚,建长子国,都城在黄陂前川椅子山遗址(今区档案局)。前655年起属楚国。秦,黄陂属南郡。
汉属荆州江夏郡西陵县。汉末黄祖于此筑城镇遏,名黄城。东汉建安十三年(208年),魏王曹操在黄陂黄花涝置石阳县,为荆州江夏郡驻地。
南齐年间,为荣耀木兰故里,在黄陂北部的姚集大城潭设置木兰县。南朝梁武帝在湘州梁安县(今六指街道东城址)筑冶城。南朝梁普通四年(523年),在梁兴县鹿关城(黄陂区北)置北江州, 北周大象元年(579年)改为南司州州府驻地,并置黄陂县,系合黄城与武湖得名。
隋在黄陂双龙镇复置木兰县。唐初属南司州,为安昌郡郡府驻地。后属淮南道黄州。五代初属吴,后属南唐。
宋属淮南西路黄州齐安郡。元世祖至元十二年(1275年),属湖广行省黄州路。明属湖广布政使司黄州府。清雍正七年(1729年)改属湖北布政使司汉黄德道汉阳府。 中华民国早期,废府改道,先后属鄂东道,江汉道、省直辖。自民国二十一(1932年)年起,先后属第二、三、四行政公署及鄂东行署。
1949年,黄陂属孝感专区管辖。1959年,划归武汉市,1961年划入孝感地区,1983年,黄陂再次划归武汉市管辖。
1998年,国务院同意撤销黄陂县,设立武汉市黄陂区,行政级别为副厅级,享有地级市经济权限,以原黄陂县的行政区域为黄陂区的行政区域,区人民政府驻黄陂大道380号。
㈦ 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历史故事
正式成立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使中国的先进分子找到了救国救民的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础。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作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
1920年初,李大钊、陈独秀等开始了建党的探索和酝酿。4月,俄共(布)西伯利亚局派维经斯基等一行来华,了解中国情况,考察能否在上海建立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他们先在北京会见了李大钊,后由李大钊介绍到上海会见陈独秀,共同商谈讨论了建党问题,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创立。
从5月开始,陈独秀邀约李汉俊、李达、俞秀松等人多次商谈建党的问题。8月,陈独秀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10月,李大钊在北京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接着,在湖南、湖北、山东、广东等地相继建立了党的早期组织,同时在法国和日本也由留学生中的先进分子组成了党的早期组织。这些组织当时叫法不一,有的叫共产党,有的则称共产党小组或支部,由于它们性质相同,因此,后来统称它们为各地共产主义小组。
(7)黄陂早期党员扩展阅读
发展阶段
根据中国共产党的历次代表大会对《中国共产党章程》的修改,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演变可以划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延安整风之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七大到八大,指导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八大到九大,指导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九大到十四大,指导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十四大到十六大,指导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十四大党章)
十六大至十七大,指导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十六大党章)
十七大至十八大,指导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十八大至十九大,指导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 。
十九大至今,指导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中国共产党
㈧ 1924-1927年黄埔军校中国共产党的优秀指挥员中、那些人曾在此校工作和学习
教官方面 周恩来 李富春
陈毅 叶剑英 聂荣臻 熊雄 鲁易 孙炳文 恽代英 萧楚女 张秋人 袁仲贤 黄鳌 金佛庄
学员方面 徐向前 李之龙
蒋先云
王尔琢 陈赓 左权 彭明治 刘畴西 周士第 蔡升熙
许继慎 唐澍 王泰吉 冯达飞 孙一中 赵自选 刘云 宣侠父
曹渊 阎揆要 李隆光。
周建屏
谭其镜
周逸群 卢德铭 李劳工
萧仁鹄 陈恭
朱云卿 吴光浩 黄文杰 常乾坤 唐天际
洪水 李逸民 徐介藩 林彪 刘志丹 曾希圣 李运昌 倪志亮
郭化若 段德昌
袁国平
王世英 伍中豪 李鸣珂 李天柱 曾中生 方之中 曹广化
周文在
陈毅
赵尚志 陶铸 杨至成 陈奇涵 宋时轮 程子华
张宗逊 陈伯钧 许光达 潘忠汝 何昆
廖运周 张开荆 邓萍 黄公略
㈨ 我是武汉江汉大学毕业的,家是黄陂农村的,党员关系应该转到乡级还是村级党支部
黄陂区木兰乡党支部
㈩ 胡秋原的轶事趣闻
营救瞿秋白
几十年来,我们所知道的一个史实是,中共早期党员、“左联”发起人和首任负责人、曾任中共中央特派员和中共上海办事处负责人的著名作家冯雪峰遭国民党宪兵逮捕并被关押在上饶集中营后,受中共领导人董必武的委托,时为国民党参议员和《中央日报》副主笔的胡秋原,迅速参与了营救冯雪峰的行动,为此,他给负责上饶防务的国民党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拍发了电报……
但人们有所不知的是,早在此前十年,胡秋原先生不避前隙,亲作担保,掩护过中共早期领导人瞿秋白及其一家。
1935年深秋的莫斯科,正在彼主编《救国时报》的胡秋原,接待了一位来访的中年妇女及她的十多岁的女儿。女士自我介绍道:“我叫杨之华。”一听这名字,胡秋原立时明白了站在他面前的这位女士就是三年前同鲁迅、冯雪峰一起与自己展开激烈论战的前中共领导人瞿秋白的夫人。杨之华说:“胡先生,你曾经帮过我们一个大忙,我心里一直很感激,可惜总没机会见面,直到今天才有机会向你道谢。”
见胡秋原一脸迷惑,杨之华道出了原委:“请问,你记不记得以前在上海,冯雪峰曾经请你替一家人租房子,那就是秋白和我们母女呀!”
经杨之华这么一点拨,胡秋原也就想起来了。那时文艺论战刚停,一天深夜,冯雪峰突然来到他的住处,说“左联”有个朋友病了,必须立即迁居,但房东一定要人作保,所以来找他。胡秋原一听,心里立即明白了大概。病了的这位“左联?朋友一定是共产党方面的要人,否则,冯雪峰也不会深更半夜找到他作保。当时,胡秋原非常爽快地答应了,但他没想到保的是瞿秋白一家。他至今还记得,由他作保,瞿秋白一家住进了不为国民党当局注意的神州国光社。此时此刻,面对杨之华的道谢,胡秋原不由得笑了,不介意地说道:“原来保的是你们,那算得了什么!”
杨之华异常真诚而又感叹地对胡秋原说道:“秋白虽然与胡先生论战,但是他心里对胡先生是很佩服的。”
“那不敢当,”胡秋原也由衷地感叹道:“其实你先生的文章比我好,在论战中他的风度也是最好的。”
听了胡秋原这发自肺腑的话,杨之华禁不住泪流满面,泣不成声地告诉胡秋原:“今年五月,秋白被捕,六月间在长汀,他被……”
瞿秋白因拒绝“归顺”而被蒋介石下令就地杀害的消息,此时的胡秋原已有所闻。面对陷在巨大悲痛中的秋白遗孀,他内心充满了对蒋介石的憎恨,也止不住一阵阵酸楚。他连忙让夫人敬幼如抚慰杨之华。时隔整整70年,在2004年初春的台北,当我提及当年胡先生不避前隙积极参与营救冯雪峰时,94高龄的胡夫人敬幼如仿如讲述一件昨天刚发生过的事情,向我们娓娓讲述了另一件事——1935年在莫斯科接待杨之华来访的一幕。当敬幼如先生讲述当年的一幕时,我瞥见,坐在一旁沙发上的胡秋原先生的眼睛里闪过了一丝明亮的光。往事,并不如烟。
抗战笔锋长锐利
胡秋原每逢事关中华民族的大是大非问题,均能够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并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不惜牺牲个人的名利。民革中央名誉副主席贾亦斌先生称赞胡先生“真不愧是一个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
1932年2月7日,也就是我十九路军将士英勇抗击日寇侵略上海的战争的第11天,沪上50余位著名文化界人士聚集在租界内一间冰冷的教室内共商抗日大计。到会的文化界人士一致同意成立“中国著作者抗日联合会?,胡秋原和冯雪峰一道被推荐为由15人组成的执委会委员。接着,与会者一致通过了由胡秋原、王礼锡两人起草的《中国著作者为日军进攻上海屠杀民众宣言》。《宣言》通过后,在上海的文化界著名人士纷纷签名表示支持。三天后的2月10日,签名者达到129人,其中有胡秋原的另一个论敌鲁迅,以及巴金、李达、周谷城、胡愈之、郁达夫、夏丏尊、许德珩、丰子恺、田汉、陶希圣、郑伯奇等。
《宣言》是一篇战斗的檄文,更是抗日的行动纲领,它喊出了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的心声,揭露了各帝国主义和不抵抗的政府当局之丑恶嘴脸。
1933年11月20日,为响应中国共产党提出的联合抗日主张,陈铭枢、蒋光鼐、李济深、蔡廷锴等国民党爱国将领在福州发动兵变,成立了抗日联共反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早在此前赶往的胡秋原被任命为人民革命政府文化委员会的委员,此时,他年仅23岁。就在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成立前一小时,由80余位来自全国25个省、市、地区和海外侨胞代表组成的中国人民代表大会,一致通过了经胡秋原和王礼锡等人起草的《人民权利宣言》和《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政纲》。福建事变失败后,胡秋原先是流亡到了香港,遭港英当局拘捕后复又勒令出境。船抵新加坡时,胡秋原受到了数千爱国侨胞和华人英雄般的欢迎。之后,他又前往印度、埃及、英国、法国、苏联、美国等地。
直到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回国投身抗战,被任命为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中央日报》副总主笔,以及《东南日报》和《香港时报》总主笔,并任暨南大学、复旦大学教授,创办《祖国》、《民主》、《政治文化》及《评论》等刊物,宣传全民族抗战。
胡秋原与他前不久发生激烈论战的论敌冯雪峰一道,多次前往激战中的淞沪前线,慰问浴血抗日的十九路军将士。随后,经过胡秋原、冯雪峰,以及陈望道、王礼锡、丁玲等人的奔走联络,平日观点不同的作家们终于在抗日的旗帜下集合了起来,组成了联合战线。
1934年1月下旬胡秋原抵香港,正当他在住所酝酿反独裁和有关中国文化的文章时,突然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打断了他的构思。打开房门,发现门外站着一群荷枪实弹的警察。还未弄清是怎么回事,警察的枪口已对准了他的胸膛,并用英语说:“不许动!”继而从内地带来的四个大书架的中外书籍、书桌抽屉都被警察们不由分说地搜查得遍地狼藉。尔后被推上囚车,连同书径直拖到香港警察总署。胡秋原坐了半天冷板凳之后,才进来一胖一瘦两个洋人。当那个胖子从书籍中发现了一本苏联《艺术社会学》时,似乎发现新大陆了,便叽叽哇哇地嚷道:“布尔什维克……”
胡秋原听那个胖子的发音不像英国人,倒很像俄国人,便义正辞严地反驳道:“我可敬的先生这书名明明写的是Sotsiologia Lskust-va,如果你懂俄文的话,怎么睁着眼睛说瞎话呢?”把那个胖子说得无言以对。瘦子见胖子受挫,就由自己来继续检查。瘦子惊奇地发现书籍中不仅有中外著名诗人的集子、文学艺术史、哲学史、政治经济学,还有英国人的《莎士比亚全集》,而且书本上还留下胡秋原阅读时用中英两种文字所作的记号与书评。于是他便郑重地对胖子说:“这是一位绅士。”“既然如此,我应该有吃早饭的权利吧。”胡秋原用英语对瘦子说。“我会派人来帮助你的。”瘦子答道。可一直等到晚上七、八点钟,才来了四个人。这四个家伙不由分说地将他的眼镜、手表、衣服上的纽扣、皮鞋上的带子拿下,又强迫他打了手印,然后把他送进了监狱。
第二天胡秋原被“请”进了传讯室。传讯室里坐着一个英国法官和两个中国人。法官说英语,叫那两个中国人翻译给他听。胡秋原用英语答道:“我可以说英语,不必翻译。”“你是不是共产党?”法官问道。“我想,你们已从检查过我的书籍和文件中早已可以得出结论了。”“那你是不是社会主义者呢?”“是的。我想法官先生必定知道,贵国内阁总理麦克唐纳先生也是社会主义者。不过,我还有不同之处,我是主张中国将来实行社会主义,而不是现在。”“你参加过福建造反吗?”“应该说是福建起事,请法官注意措辞。而且此事系我国内政,与贵国无关。”好一段精彩的唇枪舌战,胡秋原既维护了国家的主权与人格尊严,又从国际法的角度回敬了帝国主义插手中国事务的野蛮行径。最后当然是书随人走,就连那几个英国人也不得不连声对前来迎接胡秋原出狱的保人说:“这是一个错误的消息。”“一个可笑的误会?”
话虽那么说,最终胡秋原还是被驱逐出境。但他愈挫愈勇,尽管过着流亡生活,仍然不遗余力地利用其影响力承担了世界反侵略大会中国分会的实际工作,与世界名流爱因斯坦、杜威、罗素、罗曼·罗兰等建立起广泛的世界反侵略统一战线。还应邀到莫斯科协助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主编《救国时报》、《全民月刊》,到布鲁塞尔参加“全球和平运动大会”,在巴黎发起“全欧华侨抗日联合会”,在美国参加反日游行示威演讲……
我以我血荐轩辕
1945年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在望,美、英、苏三国却背着中国签订了损害中国外蒙古和东北权益的“雅尔塔密约”,而后强迫蒋介石政府与苏联签订承认上述条款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6月下旬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宋子文率团去莫斯科谈判中苏条约。但外界却一无所知。时任《中央日报》副总主笔的胡秋原,到报社去查阅资料,一进门就与一位手拿地图的军官撞了个满怀。好奇地问资料室主任:怎么军人对报社感兴趣起来。主任说:“是军委会的一位上校,要借阅一份外蒙古地图。可是我们没有外蒙古地图,就把丁文江编的中国分省地图借去了。”胡秋原听了心头一惊:难道参谋总部连外蒙古地图也没有吗?不由得想起了在莫斯科帮助共产国际主编《全民月刊》时,在红军博物馆里看到苏联把外蒙古列入其版图的情形。数天后报纸公布了中苏谈判的消息。
7月18日日宋子文一行抵渝,胡秋原趁机拜访相识多年的随员万异。两人一见面,就迫不及待地问万:“苏联是不是打我们外蒙古的主意?”万迟疑了一会儿说道:“这是外交秘密,我不能告诉你胡先生。”“老兄已经把外交秘密告诉我了。”胡秋原大笑道。“这从何说起嘛,我几时告诉你外交秘密?”万十分紧张地说。“老兄不要怕,此事只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其实你刚才说是外交秘密不可泄露,那不就是承认有这回事吗?我是一个偶然的机会知道这一消息的,只不过是找你证实一下罢了。”经胡秋原这么一说,万才镇静下来。胡秋原又接着说:“万兄,你我都是参政员,而且你还是东北人,是出了名的爱国人士。你想想,我们8年抗日不都是为了保住东北吗?一旦丢失外蒙古,那么整个东北和华北都没有了。你做官的日子短,可做中国人的时间长啊?我们没有机会执掌国家大权,但我们总应该为国家尽点心吧?我感到很奇怪,你为什么不对我们的谈判代表团敬一言呢?”万异长叹了一口气说:“我只是个小小的随员而已,根本没有参加谈判的资格。不过据参加谈判的沈鸿烈先生说,谈起外蒙古的地理,斯大林如数家珍,我们的宋院长却一无所知。你说这是不是一种悲哀。”
胡秋原回到家里,吃不香睡不着,想不出一条好对策来。7月下旬突然听说宋子文出于外界压力辞去了外交部长职务,但还是要同新外长王世杰再赴莫斯科谈判订约。强烈的民族自尊心敦促他决定立即上书蒋介石、宋子文、王世杰,力谏不能签约。于是一股激情涌向笔端,一份备忘录一挥而就。其大意是:外蒙断不可失,此约万不可订,如订此约,不仅8年浴血抗战付诸东流,而且是亡国之祸,第三次世界大战不可避免。美、英、苏三国所订的“雅尔塔密约”,我国既未参加,自然不受约束;即使苏联出兵东北,造成既成事实,我国也不可承认……
胡秋原将备忘录抄写了三份,一份请陈布雷转交给蒋介石,另两份交宋子文、王世杰。到了月底,陈布雷有了回信:“领袖自有权衡,吾兄不必过于忧虑。”王世杰也回了信,大意是“自当注意”等语。胡秋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决定背水一战。不顾自身安危,公然以个人名义,自印了200份《参政员胡秋原对中苏谈判的声明》传单,以快信分寄各大报刊及参政会驻会委员,呼吁大家共同反对。全文是:“此次世界大战,实因东北问题而起。而蒙古之重要,不亚于东北。吾人珍重苏联之友谊,承认中苏永久和平之绝对必要,并愿承认苏联在东北中东路之北段有一定的权益。然如此一谈判,竟涉及东北尤其是外蒙古之主权问题,则绝非中苏两国之福,亦非世界和平之福。即谓此将为世界第三次大乱之祸源,亦非过言。吾人深信,血浓于水。凡中国之子孙,无论对政治问题有何歧见,对于满蒙主权,必能有一致之认识与决心。而政府在此重大谈判时,实应使国人充分明白真相。本人与多数同仁严肃考虑后郑重提出一些意见,深信我朝野人士,必也同样潜心关切。民国三十四年八月五日。”
与此同时,胡秋原还写了一封英文信给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严正指出“美国不应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牺牲中国领土和主权完整。”1945年8月5日,宋子文、王世杰如期飞赴苏联,原秋原发出去的传单如泥牛入海。但他却意外地收到了赫尔利的邀请函。他二话没说,立刻大义凛然地前往美国使馆,与赫尔利进行了一场唇枪舌剑的斗争。赫尔利盛气凌人地说:“这封信是你写的吗?”胡秋原从容地答道:“是的,大使先生。”赫尔利见胡不买他的账,竟将桌子一拍,厉声喝道:“你怎么能对我说这种话!”“我有权利为中国的事,对自称是中国盟友的美国代表讲中国人的意见。我是受贵大使的邀请以客人的身份前来的,如果你不以客礼相待,我立刻就走?”“快请坐,快请坐?我是请你来交换意见的。”赫尔利见眼前这位青年人是一个有理有节的硬骨头,慌忙纠正自己的失礼。但他还不罢手:“胡先生信上所说的内容,是从哪个渠道得到的消息?”胡秋原答道:“先是贵国海军将军颜露尔的文章,以后还有许多零散的消息。包括6月间贵国电讯报道大使先生受美国政府之命,将‘雅尔塔密约’协定转达我国政府。”“那是贵国与苏联之间的事,与我们美国何干?”赫尔利狡辩道。“不对!该条约是贵国与英、苏一起订立的,怎能说无关?我给贵大使写信有如下理由:第一,因自九国公约以来,贵国就很关切中国的领土完整,所以中美两国成为抗日盟国。第二,贵国电讯既然刊载了贵大使将‘雅尔塔密约’通知中国,就表示贵国与该条约有关。如果贵大使声明此消息纯属谣言,我就立即向大使郑重道歉。”胡秋原理直气壮地滔滔不绝。
赫尔利被驳得体无完肤,便立即王顾左右而言他。胡秋原打断赫的话:“如果大使先生没有其他问题的话,我要告辞了。”赫尔利怕再谈下去弄得自己下不了台,便恭敬地把他送出门说:“胡先生,你是我所见到的中国人中,罕见的勇者。”胡秋原回敬道:“不对!像我这样的中国人多得很,只是大使先生在酒会或宴会上少见而已。”赫尔利见杀一儆百未能得逞,就向外交部提出抗议,要求对胡进行查办。蒋介石得知后极为震怒,当即下令将胡“免本兼各职”,撤销了胡的国防委员会秘书和《中央日报》副总主笔的职务。
勿忘故园荆树根
1988年10月5日,胡秋原再度回到阔别40年的母校黄陂一中(原前川中学),旧地重游,异常兴奋。当他获悉学校师生比原来增加了三四倍,有的学生作为全省文科状元考入北京大学,还有的考入大学少年班时,当即捐赠2000美元作为奖学金,奖励优秀学子。黄陂一中校长则把珍藏40多年的,胡先生为前川中学第四届毕业生题写的手迹“一须有志,二须有识,三须有恒。”交给胡先生时,他激动得热泪盈眶,一股激情涌向笔端:“一别校园四十年,欣看黉宇信增添;勤仁诚勇当时训,地隔时移心自联。”
在湖北大学他与大学生畅谈改革,讨论学问,发表了“要改革不要混乱,要统一不要分裂,要和平不要内战”的演说,深受师生首肯。而后,他登上了重新修复的黄鹤楼,俯瞰旧貌变新颜,顿时,心潮澎湃,即兴为黄鹤楼赋诗:“昔人已乘黄鹤去,我辈今登黄鹤楼。浩劫一去不复返,鄂中万众尚优游。铁桥连锁三名镇,山树环绕百卉洲。不尽长江滚滚下,风流水草浪沙收。”
对于曾经就读过的武汉大学,他有着特别的感情。当年,他在此激扬文字,参加革命,以及白色恐怖中追捕他的情形一幕幕在眼前浮现。于是他信手写成七绝一首:“四十年后回母校,犹如老大归故乡。但愿后昆齐努力,共掬心血光炎黄。”返台以后,他又派其弟送回5.1万元人民币,在他的祖籍地修建了一所村办小学——中华学校。
近几年来,胡秋原虽然年事已高不能返乡,但却与家乡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当年黄陂县政府创办了全省第一家联络海内外亲情、乡情的县级报纸《黄陂乡音》,胡先生收到后非常高兴,当即挥毫“传达乡音,心心相印;同乡之音,其韵如琴。”表达了他的肺腑之言。当黄陂一中占地270亩的新校舍举行落成庆典,他接到邀请函后,专门打电话志庆。不久前著名黄陂籍湖北大鼓演唱家张明智赴台演出,胡秋原满怀兴致地观看了演出,并设家宴款待,还为其题词:“永忆乡情迎归客,时聆清唱在云间。”使黄陂乡音再一次在台湾产生了强烈的反响。
胡秋原治学严谨,有口皆碑。家乡给他寄去了新近出版的《黄陂文史》,他看后非常高兴,夜不能寐,竟拖着带病的身子,根据他的所见所闻和研究历史的方法,给家乡写了洋洋万言的亲笔信。信中还一丝不苟纠正了几处历史错误。当从家乡台办获悉,家乡的木兰山地区,目前已形成融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于一体的山、湖、川旅游度假区,而且还被联合国计划开发署列为“21世纪优先开发工商项目”的消息时,非常高兴,专门派女儿胡采禾返乡考察,回去后向台湾以及国际友人宣传开发木兰山地区的旅游资源。他则在搜集、整理木兰山的资料,准备从学术的角度出一本有关木兰山的专集。胡秋原给木兰山诗词楹联学会寄来了他的近作《忆木兰山》:“自古地灵人杰出,千秋传颂木兰诗。奇峰耸立如剑峰,巨石嶙峋似卧狮。朝磬声回诸圣殿,晚霞光照女神祠。荆门远望云山外,铁甲琵琶若个奇。”这就是胡秋原的心声。
两岸破冰第一人
人生短促,但历史源远流长,历史是一面最好的镜子。
胡秋原95年的人生,不仅证实了他是一个深明大义的人,而且,他的顺应历史潮流前进的壮举,将永载史册。
1988年4月,面对海峡两岸一波又一波日益涌动的统一浪潮,为进一步推动祖国两岸的和平统一,胡秋原审时度势,及时地在台湾发起成立了“中国统一联盟”,并被推举为名誉主席。自此,他一直站在反分裂反“台独?的第一线。五个月后,1988年9月12日,两岸上空响起了一个人的消息:胡秋原先生无视台湾当局的“三不”政策,以祖国统一为己任,偕与之风雨同舟56年的夫人敬幼如,以及长女胡采禾一道,从美国旧金山直飞北京,回到了阔别四十载的故土大地,从而,成为海峡两岸隔绝40年之后首位来祖国大陆访问的台湾高层人士,首位国民党立法委员,进而被誉为“两岸破冰第一人”。在北京,胡秋原与老朋友、中共领导人李先念、邓颖超等亲切会面,共商国是。他在内地整整访问了36天,行程逾万公里。还是在首都机场时,胡秋原先生就向前来欢迎的老朋友和媒体记者们强调:“爱国就不能不赞成统一,如不赞成统一,你就不够资格谈爱国和过问国事。任何中国人都应该赞成统一。”9月15日,在与邓颖超会面时,胡秋原再次强调说:“最重要的是中国非团结、统一不可,事不宜迟”之后,在访问北京大学,面对济济一堂的北大师生演讲时,胡秋原由衷地慷慨陈词道:“祖国大陆在极短的时间内,能制造原子弹、氢弹和使卫星上天,说明中国人能强;台湾的经济建设,能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说明中国人能富。如果我们中国能够统一,就很快可以富强起来。”胡秋原先生的话音刚落,全场掌声雷动,经久不息。台上台下,坚冰融解,春水流淌,人们的泪水和着掌声。“统一!”“统一!”强烈的呼声响遍华夏大地,响遍宝岛山山水水。金色收获的季节刮起了一股旋风,血肉相连的两岸同胞以无比喜悦的心情欢迎“胡秋原旋风”的平地而起。
1988年9月12日,台湾国民党党员、《中华杂志》发行人胡秋原开始在北京、陕西、湖北等地参观、访友及探亲,言谈中表示应结束民族分裂,早日实现祖国统一。受到全国政协主席李先念和邓颖超的会见。9月15日邓颖超在人民大会堂会见胡秋原,胡秋原一行走进人民大会堂福建厅,邓颖超迎上前去,亲切地握住胡秋原的手说:“我能与您重逢,真是喜出望外!”
落座后,胡秋原说:“到北京来,特别想看看邓大姐。”
邓颖超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欢迎您的到来!”邓颖超说,“您赞成统一、反对台独,对台独会造成的破坏看得很透彻,和我们有着共同的见解。”
胡秋原先生谈到讨论和平统一事宜,祈望得到原旧政协发起人中健在的邓颖超、陆定一、张群和陈立夫的支持时,邓颖超说,解决中国统一的问题,需要跟更多的同胞商谈。陈立夫先生年岁已高,我们曾表示欢迎他回来看看,他也有这个愿望,但至今还未实现。您回去后,请代我向陈立夫先生、杭立武先生、张群先生问好!
邓颖超还谈到,大陆方面曾向蒋经国先生表示,统一的事越早越好,希望能在他活着的时候解决问题,但他未来得及仔细考虑我们的意见。现在两岸的执政党应当坐下来,商谈和平统一大计。台湾方面如果坚持不谈,一旦岛内为台独分子所控制,台湾就会再度沦为外来势力的殖民地。
邓颖超说,胡先生对故土充满眷念之情,爱国之心令人敬佩,我们愿意听取您的意见,领取教益。当她听到胡先生准备寻访丝绸之路时,亲切地叮咛道:“北国风寒,多加珍重。”
国民党当局对此甚感不满。9月21日由于台湾国民党主席李登辉提出了开除胡秋原党籍的建议,因此国民党中常会专门召开会议讨论,最后决定开除胡秋原党籍。
两岸统一的主张,惹恼了忘掉祖宗一心要搞“台独”的李登辉。还是在胡秋原穿梭般来往于内地南北各地的观光访问中,1988年9月21日,也就是胡秋原与周恩来夫人邓颖超握手言统一后的第六天,李登辉主持国民党中常会,开除了胡秋原长达半个世纪的国民党党籍。
一些顽固不化的“台独?分子扬言要对他处以“死刑”,国民党执政机构中的极少数人也声称要对胡秋原“法办”。但最终,以无“法?可“办”但又限制他“两年内不许出境?而荒唐告终,这使人想起了四十三年前蒋介石下达的那个“免胡秋原本兼各职?的手谕。然而,也只是螳臂挡车而已!
面对当局欲“法办?的闹剧,胡秋原并没有放在心上。1988年10月18日,在途经香港时,胡秋原先生坦然面对记者说:“我是公开去内地的,我也是很光明地回去,我的话也是公开的,我没有得到共产党什么好处,我不过是讲了国共要谈判,两岸要统一,现在我更加强了这个信念……最重要的是,我是一个中国人,只要中国人不开除我,我做中国人到底了!我相信没有人会再开除我的国籍,我还要尽中国人的力量。”
同日,在返抵台湾桃园机场时,面对前来欢迎的数百位各界人士,胡秋原发表即席演说,再次强调:“统一是全体中国人的责任,是为中华民族的共同将来而筹谋。台湾一旦脱离祖国大陆,无论有多少成功,在国际强权环伺下,都没有安全可言,前途都是黯淡的。因此,未来只有朝统一发展。”临了,他还诙谐地表示,他将亲自将国民党党证送去中央党部。
不久,在十数位“要统一”的国民党知名人士陪同下,胡秋原和他们一起前往“中央党部”交还了党证。从此,他更加不遗余力地为两岸统一奔走呼吁。以后,胡秋原又再次来到内地访问,还斥巨资赞助家乡的教育事业。回到台湾后,他逢人宣传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推行的改革、开放路线给内地带来的新气象。
在这里,需要浓墨饱蘸书上一笔的,是国民党元老陈立夫先生对胡秋原先生壮举的中肯评价。1990年5月27日,于台北师范大学举行的胡秋原80寿辰演讲会上,面对来自岛内各地的上千名与会者,91岁的陈立夫先生特别地赞扬了胡秋原的爱国精神,以及肯为民族大义勇敢奉献的精神。立夫先生面带微笑,道出了他对小他11岁的胡秋原的肺腑之言。立夫先生说:“秋原这个人很勇敢!有浩气,他觉得海峡两岸今天应该讲和,不能再互相攻击,结果,他就不管三七二十一,一个人忽然跑到北京去了……?
立夫先生话音刚落,会场内顿时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
十分有意思的是,在李登辉操纵国民党中常会“开除”胡秋原的党籍后,台湾立法院却丝毫不为所动,直到三年后——1991年12月31日,任届期满,胡秋原先生方告荣退。荣退时,立法院院长梁肃戎先生和副院长刘松藩先生联袂为之赋诗赠匾,其诗文高度赞扬了胡秋原先生几十年如一日为中华民族统一大业的献身精神。梁肃戎先生和刘松藩先生赠送的有“中华一统,功在国家”内容的诗匾,至今仍悬挂在新店文化新村胡府客厅的墙上。
10月18日胡秋原返回台湾时,岛内爱国统一力量组织200人的队伍,前往台北机场热烈欢迎,并高喊“中国统一万岁”。此事在岛内掀起了一股“声援”胡秋原、抨击国民党当局以“三不”为中心内容的“大陆政策”的浪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