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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苏东坡被贬黄州时创作的作品(紧急)
论苏轼谪居黄州的作品与心态
作者：段勇 转贴自：本站 点击数：633
汉语言文学2005届 段勇
【内容提要】苏轼是我国北宋时期的著名文学家，他的作品极丰，其诗、词、散文在古代文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他“以名太高”，以性太直，屡受小人和政权的排挤与打击，一生经历坎坷。本文主要针对他谪居黄州时的作品来探讨他在那一特定时期的创作与心态变化之间的相互关系。
在论述中，笔者试图从苏轼黄州时期的作品内容和创作风格来探寻其心理的变化，同时结合他的人生背景来解读印证他的作品。谪贬黄州这仕途的不顺，使他将先前的“济世”、“救时”的创作内容转移到“逐客”、“闲人”的生活层面上，使他的创作风格出现了短期的超旷。虽然他仕途受阻，心灵受挫，但他所坚持的入世所显现出来的乐观自信，以及对社会对人生强烈的责任感又让他对人生作出了新的追求。这消极与积极的精神情怀的交织，使他的黄州创作步入一个新的境界。
【关键词】济世 救时 逐客 闲人 虚无 旷达
如果说，在北宋的文学变革中欧阳修是一个中枢式的人物，那么苏轼则代表着这场文学变革的最高成就；如果说苏轼的作品浩如万里长征路，那么他的黄州创作就是乌蒙雪山——黄州创作既是他创作中的里程碑，又是他创作中的最高点。
黄州（今湖北黄冈）是长江中游形势险要之地，我国古代“唐宋八大家之一”、豪放词派创始人苏轼，曾被贬到此担任团练副使。谪居黄州期间忠君爱民，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自知其不悦于世而仍不顾“亡论利害，搀说得失”的苏轼，因仕途的不顺和精神上的打击使他的心态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但在此期间，他的创作却取得了最为辉煌的成就。笔者试图从他此期的作品内容和风格来探讨他谪居黄州期间的心态变化，同时结合他的人生背景来解读印证他的作品。
一、生平多磨砺，“一蓑烟雨任平生”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四川眉山人，北宋杰 出文学家。他出身于一个比较清寒的文士家庭，父亲苏洵，由发愤读书而入仕，他受父亲影响，走上了同样的道路，年轻时“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
他二十一岁受欧阳修赏识，考取进士。神宗时， 曾在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职。元丰三年（1080年）因“乌台诗案”受诬陷被贬黄州任团练副使。在黄州四年多，曾于城东之东坡开荒种田，故自 号东坡居士。哲宗即位后，曾任翰林学士，侍读学士，礼部沿书等职，并出知杭州， 颖州，扬州，定州等地，晚年被贬惠州，儋州。大赦北还，病死常州，葬于河南郏 县，追谥文忠公。
苏轼的文学作品标志着北宋文学创作的最高成就。他博学多才，是著名的散文 家，为“唐宋八大家”之一；是著名诗人，同宋代著名诗人黄庭坚并称“苏黄”；是杰 出的词人，开辟了豪放词风，同杰出词人辛弃疾并称“苏辛”，对后世产生了很大 影响。
二、黄州有新篇，“客来梦觉知何处”
苏轼曾经诗言：“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苏轼在黄州赤壁写作的二赋一词（即《赤壁赋》、《后赤壁赋》、《念奴娇·大江东去》），标志着苏轼在黄州谪居时期，是其文学创作的鼎盛期，或称高峰期。《念奴娇·大江东去》、《赤壁赋》、《后赤壁赋》（简称“两赋一词”）是苏轼文学创作之巅上的明珠。
苏轼的创作历来主张“有意而言”（《策略》）。他说的“意”，指的就是“济世”和“救时”。然而，他谪居黄州期间，失志的痛苦和生活的艰辛为他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认识视角和观照方式，来制约着他创作的内容，使他无论感知什么对象，想象什么图景，而后发之为咏叹，呈现出一种定向。因而，其创作的主旨，也就自然地由此前的“言必中当时之过”的“济世”、“救时”的主题转移到更多地抒写“逐客”、“闲人”生活的题旨上来，以释放被压抑的心理能量，在审美的畅然一泄中获得心理的平衡和心灵的自由。所以“逐客”、“闲人”是苏轼在这一时期鲜明的缺失性的情感体验。此期间虽仍写过一些济世救时之作，但毕竟数量不多，其笔触也比较委婉曲折，其锋芒收敛了许多。此时创作的驱动力使他作品的主题转移到“逐客”、“闲人”的黄州生活层面上来，其中有两个最为明显的特征非常值得注意。
首先，“逐客”、“闲人”作为苏轼的缺失性的情感体验，使他的黄州作品表现出浓厚的虚无主义色彩。
“乌台诗案”受诬遭贬，使苏轼蒙受巨大的政治挫折，他的缺失性情感体验达到极限，从而产生了心理严重失衡。他此时的内心融进了佛、老的哲学思想，也因此融进了闲适达观的因素，这就很自然地在作品里渗透浓厚的虚无主义色彩，把它作为恢复心理平衡的手段之一。
我们来比较一下同样是中秋词的《水调歌头》和《念奴娇》。
写于密州（熙宁9年）的《水调歌头》，流露出的是既向往“琼楼玉宇”的纯洁，又嫌恶其寒冷的双重意念。苏轼因与王安石的变法主张有许多不同，请求外调，自熙宁四年至元丰初期先后被派往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地方官。所以《水调歌头》一方面不满现实环境的恶浊，一方面又留恋人世的温暖，以“起舞弄清影”为胜境，“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为祝愿。不难看出，他的心中充满矛盾。
再看他写于黄州的《念奴娇》：“玉宇琼楼，乘鸾来去，人在清凉国”表里澄澈，月下起舞犹不足，干脆飞回到仙宫里去。“一声吹断横笛”，超逸清空的精神境界，虚无主义色彩何其浓！此时，他没有“高处不胜寒”的顾虑，也没有“何似在人间”的留恋，而是要彻底化入大自然中去。
最能表现虚无主义特色的，当然要算元丰五年七月、十月两次游赤壁，创作的流芳千古的名篇——前后《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在《念奴娇·赤壁怀古》里，苏轼没有忘却昔日风云和豪杰英雄，却借古代英雄人物的业绩，抒发自己功业未就的苦闷。词中“人生如梦”以及《前赤壁赋》中“吾生之须臾”的慨叹，流露出的正是佛老超然物外的虚无思想。
苏轼的作品涂抹浓烈的虚无主义色彩，尽管在某种程度上平衡了内心冲突，但终究只能是一种哲学思考。苏轼到底是以兼济天下为主，黄州的苏轼毕竟对政局还未失望，这决定了他不能象归隐后的陶渊明那样过无忧无虑、无怨无尤的踏实而淳朴的生活，他唯一能做的是调整心理落差，以待东山再起。所以他离不了现实人生，像“剑米有危炊，针毡无稳坐”（《迁居临皋亭》）的惧危心态并未改变，“苦寒无入破春妍”（《正月三日点灯会客》）的悲愁也还是时常发生的。
其次，“逐客”、“闲人”作为苏轼的缺失性的情感体验，也造就了他黄州时期独特的生存和生活方式，使他的作品增添了民俗民情的内涵。
在黄州期间，东坡躬耕于田间，寻绎古迹于山水中，读书、写作是其主要内容。他有时间和精力去观察社会，去接触各阶层的人士。上至地方长官，下及流民乞丐、和尚、道士、农夫、渔翁、商人、医生、秀才、老妪和儿童，苏轼与他们相处十分亲和。他以普通黄州人的自我意识来观照生活。于是，一幅幅黄州生活画面在他笔端绘成。
元丰四年（1081年）所作的《东坡》诗就表现了诗人作为士大夫与底层人民相亲相敬的可贵感情。其五曰：“农夫告我言，勿使苗叶昌。君欲富饼饵，要须纵牛羊。再拜谢苦言，得饱不敢忘。”诗中所记，将劳动赋予了形上的色彩，这是以前所未曾经过的，因而使普通劳动具有典型的审美意义，使我们感到黄州的民风敦厚，在苏轼最需要的时刻，“农夫”温暖了他破碎的心，帮助他消融了精神的痛楚。
元丰五年十二月十九日是苏轼四十七岁生日,置酒赤壁矶下。当时 有位进士李委，因苏轼过生日，特地制作新曲《鹤南飞》以献。奏后，李委对苏轼说：“吾无求于公，得一绝句足矣。”苏轼作《答李委吹笛》（见《李委吹笛并引》）。苏轼就是在黄州这块热土上体味到了黄州文化氛围里所形成的民俗真情。这真情有益于他超越主体自我，逐渐淡化悲愁，同时又深刻地影响了其文学创作，形成了黄州时期独具风采的特色，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不朽的艺术魅力。
三、旷达发豪情，“休将白发唱黄鸡”
苏轼的在创作风格为“旷达”，这一点是由他的性格决定，也是他融合儒、释、道哲学思想的结果。早在密州时所作中秋词“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就表现了他的豁达胸怀。黄州时，苏轼的愁苦所构成的“情结”，对其创作风格有所转变，却并没有改变其“旷达”的本色。“旷达”始终是苏轼作品的主旋律，而这也可以看作是苏轼在人们眼中所以伟大的一个方面。在此，我们可以结合其黄州的诗、词、散文创作来谈。
首先，就其诗而言。苏轼在黄州创作的诗中，表现了自己在理想与现实产生矛盾时，采取了一种超然物外、听任自然、无往而不乐的旷达思想与情怀。有诗为例：“自笑平生为口忙， 老来事业转荒唐。 长江绕郭知鱼美， 好竹连山觉笋香。 逐客不妨员外置， 诗人例作水曹郎。 只惭无补丝毫事， 尚费官家压酒囊。 ”（《初到黄州》）这首七言律诗，充分反映了苏轼乐观豁达的天性。在人生途中前有狼后又可能有虎的当口，将一个天才的灾祸作为笑谈。
苏轼旷达诗风在他一些写景小诗里得到充分体现，苏轼在黄州其间，比较多地留意自然小景、农村风物，如《东坡》、《南堂》、《海棠》等，油然兴发，随意吐属，洋溢着清新朴厚的生活气息。如《南堂》：“扫地焚香闭阁眠，簟纹如水帐如烟。客来梦觉知何处，挂起西窗浪接天。”这首小诗熔写景、叙事、抒情于一炉，畅达明快，使读者见景如见人，见人如闻声，窥察到了诗人安居的旷达情愫。
由上述我们可知，苏轼在黄州已经调动起旷达机制以抵御诸多纷扰。由于在这个根本点上与陶渊明相通，所以苏轼在黄州十分仰慕陶渊明的人生态度，开始学习陶氏平淡质朴的诗风。如五言古体诗《东坡八首》，有“八篇皆田中乐易之语，如陶渊明”（一注引赵次公语）。这种风格在黄州只是初露端倪，到岭南后一百余篇《和陶诗》则标志着其平淡风格最后完成。
其二，就其词而言。苏词的代表作多产生于他谪居黄州期间。如《卜算子》（缺月挂疏桐）、《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西江月》（照野弥浅浪）、《念奴娇》（大江东去）、《满江红》（凭高远眺）、《水调歌头》（落日乡帘卷）等等。我们具体来看看《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他不为晚晴的出现而高兴，既不以风雨为忧，亦不以风雨为喜，旷达地吟道：“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风雨和晚晴都成为过去，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其《独觉》诗：“倏然独觉午窗明，欲觉犹闻醉鼾声。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回首”二句诗词皆用，从中亦可帮助我们了解作者对坎坷人生的态度。可以说，这种旷达风格是苏轼黄州词风格的主体。
与这种旷达风格相适应的，苏轼黄州词往往创造出一个清空的艺术境界。他用清空之笔塑造了一个至今活跃在人们心中的具有旷达特质的东坡先生形象。
苏轼在黄州也创作了豪放词。如我们在前面提到的《念奴娇》（大江东去）。虽然作者写这首词时正在政治上受到挫折，流露有沉重的苦闷和“人生如梦”的消极思想，但依然掩盖不住他热爱生活的乐观态度和要求为国家建功立业的豪迈心情。“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一起句就把赤壁怀古之情置于无限广阔的空间与时间中去，奠定了全词豪放的基调；接着“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有音响、色彩、势态，气象阔大，笔力飞动，确实是历代豪放词少有的气概。
豪放与旷达在苏轼黄州词里有机动统一起来了，两者虽然有别，但也有可通之处。
其三，就其散文而言。苏轼在黄州的文学旷达风格也是不可改变的，且具有连续性。我们可以将他的黄州生活和创作与前期相关的风格联系起来，我们会发现如下事实：黄州散文创作，与他早期以议论为主体的散文“说当时国势处，字字切中，可与贾生治安策比肩”（沈德潜《唐宋八大家文》）所表现出来的辩才纵横的风格是有明显差异的。缺失性体验，对他的散文思路，显示了重塑作用。因而他在审美追求中保持目标的正确性，使其精神本体更为精纯、完美。这时期的散文比较注重于抒情与叙事、写景、说理的高度结合，呈现出浓郁的文学性。有他著名的《赤壁赋》为例：
壬戍之秋，七月既望，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举酒属客，涌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
作者在首先交待夜游赤壁的时间、地点和人物后，即用白描的手法，将“清风徐来，水波不兴”、“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的江景，巧妙地组成一幅生动真切的画面，既而抒写自己“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的主观感受。显然，这是借赤壁风光，用道家虚无主义来超越“有身”。后面几段因景悟理，在弃置现实的层次上，他表现在赋中力图超越“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企图永远和宇宙同在的精神痛苦的倾向，与他“今见《庄子》，得吾心耳”的超脱放旷完全一致，“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穷藏也，而吾与子共适。”苏轼认为，从变的角度看，人生固然短暂，但从不变的一面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 ”，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只是在无限的宇宙天地中须暂往而已，一切都是既“非吾之所有”，就只好“莫取”。但“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是“取之无禁，用之不竭”的，可以尽情地享受而又与世无争。这样就回归了自然，与自然合一，寄生于天。于是就旷达地“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故篇末就有了精彩的超脱后的旷达：
“洗盏更酌，肴核既尽，杯盘狼藉。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
苏轼黄州时期的散文引人注目的还有数量可观的笔记小品和书札。其文可贵之处在于真切自然，处处映现出苏轼超尘脱俗、光风霁月般的人格力量。如《记承天寺夜游》、《游沙湖》、《记樊山》、《别文甫子辩》等，千载之后仍能动人心弦，东坡先生形象在一篇篇的作品中呼之欲出，他的为人，他的哲学，都豁然呈现。
东坡先生仙逝，至今已有九百多年了。但是，他那鲜明的个性、丰富的情感、卓绝的才智所构成的多姿多彩的形象，一直令人魂牵梦绕。
一生坎坷，千秋功过，到底谁与评说？笔者专门就苏轼谪居黄州时的部分创作来探讨他的心态与作品，以求让我们这些现代人在面对失意的时候能够懂得早日从消沉中解脱出来，以乐观的态度、旷达的襟怀迎接新的挑战。笔力不逮，多有纰漏，请老师指正。
3. 姓氏的来历
姓氏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人类原始社会的母系氏族制度时期，所以中国的许多古姓都是女字旁或底。 姓是作为区分氏族的特定标志符号， 如部落的名称或部落首领的名字。传说黄帝住姬水之滨，以姬为姓；炎帝居姜水之旁，以姜为姓。皇天以大禹治水有功，赐姓为姒。此外，部落首领之子亦可得姓。黄帝有二十五子，得姓者十四人，为姬、酉、祁、己、滕、任、荀、葴、僖、姞、儇、依十二姓，其中有四人分属二姓。祝融之后，为己、董、彭、秃、妘、曹、斟、芈等八姓，史称祝融八姓。随著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母系氏族制度过渡到父系氏族制度，氏族制度逐渐被阶级社会制度所替代，赐土以命氏的治理国家的方法、手段便产生了。氏的出现是人类历史的脚步在迈进阶级社会。姓和氏，是人类进步的两个阶段，是文明的产物。夏、商时期，贵族皆有姓氏。姓的分支为氏，意思相当于家或族。夏王室为姒姓，另有霸主昆吾为己姓，己姓中有苏、顾、温、董、豢龙等氏。商王室为子姓，另有霸主大彭、豕韦为彭姓。商代还有条氏、徐氏、萧氏等十三个氏。周代是中国姓氏大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姓氏制度见于记载者较多。周王为姬姓，周王所封建的各诸侯国之君和卿大夫有同姓和异姓的区别。到东周春秋时，可考的有姬、姒、子、风、嬴、己、任、祁、芊、曹、董、姜、偃、归、曼、熊、隗、漆、允等二十二姓。虽然周代贵族有姓，但只有女子才称姓，未婚女子如齐姜、宋子，齐、宋为国名，姜、子为姓。已出嫁女子，如江芊、栾祁，江、栾为夫家国、氏名，芊、祁为女子本人的姓。当时有同姓不婚的习俗，故称贵族女子的姓以示与夫家之姓有所区别。周代实行宗法制，有大、小宗之别。一个氏的建立表示一个小宗从大宗（氏）分裂出来，另立门户。建立侯国要经周王认可，卿大夫立新家要得到君主允许，称之为“胙之土而命之氏”。贵族获得氏的方式有以下几种：
①以国名为氏
诸侯国君主以受封的国名为氏。如晋重即晋文公重耳，以国名晋为氏，重为重耳的简称；鲁申即鲁僖公申，国名鲁为氏，申为名。
②以封地为氏
卿大夫及其子孙以采邑名为氏。如晋国大夫毕万采地为魏，后世子孙以魏为氏；曲沃桓叔之子公子万封于韩，以韩为氏。
③以官名为氏
贵族及其子孙以其官名为氏。晋国的林父为步兵组织三行里中行的军帅，称中行桓子，其子荀偃称中行偃，以中行为氏；宋国执政卿乐喜（子罕）称司城子罕，其孙乐祁（子梁）称司城氏，是以司城为氏。司徒、司马、司空、司寇也是此类。
④以职业为氏。
如巫氏、卜氏、祝氏、史氏、匠氏、陶氏等等。
⑤以居住地为氏。
鲁庄公子遂住鲁东门，称东门遂（名）、东门襄仲（字），是以东门为氏；宋国乐大心为右师，居于宋桐门，称桐门右师，是以桐门为氏。诸如东郭、西门、池等等。
⑥以同周王或侯君主血缘关系远近之称为氏
周僖王之子虎称王子虎，其孙称王孙苏；郑穆公之子喜（子罕）称公子喜，其孙舍之（子展）称公孙舍之。
⑦以贵族的字为氏
按照宗法制度，公族只包括各代国君的近亲三代，公孙之子不属公族而须另外立氏。这些贵子孙多以其王父（祖父）之字为其氏。郑国公子发字子国，其孙国参（子思）即以“子国”的末字为氏；另有公子，字子驷，其孙以“驷”为氏。以祖父之字为氏最为常见，是得氏通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