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陂开枪

❶ 谁知道有关吉鸿昌的故事 富贵不能淫

“我是中国人！”

1931年秋，吉鸿昌担任第二十二路军总指挥的时候，曾被迫出国作了一次考察。出国之前，已是震撼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国的东北三省。蒋介石为了阻挠父亲的抗日活动，立逼他“携眷出国”，作“军事考察”，而实际上是夺去了父亲的军权，将他流放国外。
到了美国纽约，一次，他穿着整齐的军装，率领一行从属人员走在街上，突然有人拦住他故意问道：“你是日本人吧？！”吉鸿昌叫翻译回答说：“不，我是中国人！”对方听了摇摇头表示不相信地说：“中国人？东亚病夫，不可能有这样魁梧、高大的军人……”又一次，他到纽约的一家邮局寄送东西，那里的工作人员又明知故问地说：“你是哪国人？”我父亲大声说道：“我是中国人！”对方奚落地说：“地图上已经找不到中国了。”
接连受到这样的嘲笑和侮辱，使他异常气愤，甚至连饭也吃不下去了。他严肃地说：“侮辱我吉鸿昌本人，我并不在乎，但是我们是代表中国到美国才考察的，受侮辱的是我们整个国家，整个民族啊！”坚决地表示：“下次外出时，就带上‘我是中国人’的牌子，让外国的朋友们都知道中国人是有血性的，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一定会重新振兴起来了！”
果然，他用草板纸自制了一个约半尺长的长方形牌子，用毛笔写着“我是中国人”几个大字，并在下边注上英文。他挺着胸膛，昂首阔步地穿过围观的人群，显示出中华民族的骄傲。
“做官即不许发财”———吉鸿昌的细瓷茶碗的故事

民族英雄吉鸿昌将军，在其短暂的一生中，不仅以其铁骨铮铮、英勇善战让敌人闻风丧胆，而且还以其体恤民情、正直清廉令人们敬仰。

1920年5月，吉鸿昌的父亲得了重病。吉鸿昌回家探望，看到父亲那依依不舍的眼神，知道父亲有话要讲，便说：“爹，您有啥话尽管说，孩儿一定铭记照办。”他的父亲语重心长地说：“吾儿正直勇敢，为父放心，不过我有一句话要向你说明：当官要清白廉政，多为天下穷人着想，做官即不许发财。你只要做到这一点，为父才死而瞑目。不然，我在九泉之下也难安眠啊！”吉鸿昌强忍悲痛，含着热泪答道：“孩儿记下了，请父亲放心！”

父亲病逝后，吉鸿昌即把“做官即不许发财”7个字写在细瓷茶碗上，交给陶瓷厂仿照烧制。瓷碗烧好后，他用卡车拉到部队，集合全体官兵，举行了严肃的发碗仪式。他说：“我吉鸿昌虽为长官，但我绝不欺压民众，掠取民财，我要牢记家父的教诲，做官不为发财，要为天下穷人办好事，请诸位兄弟监督。”接着，他亲手把碗发给全体官兵，勉励大家廉洁奉公。当时吉鸿昌在西北军冯玉祥部下任营长，只有25岁。

自此，吉鸿昌就将那只写有“做官即不许发财”的细瓷茶碗带在身边，用它作为一面镜子，时刻提醒自己应如何为人做事。这只碗随吉鸿昌将军走南闯北，直到他39岁牺牲。

❷ 鲁建国是武汉宝威典当老大吗

是吧，网络搜得到，这年头老大不好当，他实力雄厚，中国民企500强董事长

❸ 关于吉鸿昌的事迹

吉鸿昌（1895.10.18-1934. 11.24 ） 抗日爱国名将，原名恒立，字世五，汉族，河南扶沟人,中国抗日将领,民族英雄。1895年10月18日出生于河南省扶沟县吕潭镇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受家父影响，吉鸿昌幼年即具有爱国思想。1913年秋天，不满18岁的吉鸿昌便投到冯玉祥部当兵。他因吃苦耐劳、智勇正直被冯赏识，提升为手枪连连长，不久又提升为营长。
1921年，吉鸿昌回乡探亲时，拿出全部积蓄，利用一所破庙作校舍，创办了“吕北初级小学”。吉鸿昌立下规定：凡是贫家子弟，一律免费上学。学校规模一度壮大，曾被誉为“豫东第一”。
1925年10月，吉鸿昌升任绥远省督统署直辖骑兵团团长兼警务处处长。不久又被任命为第36旅旅长。十几年里，吉鸿昌虽不断升官，但却丝毫没有改变“当兵救国，为民造福”的初衷，时刻铭记着父亲“作官即不许发财”的教诲，平时省吃俭用，兴办公益事业。他严于律己，也约束部队不许扰民。吉鸿昌结识共产党员宣侠父等人，开始接触革命思想。1926年9月，冯玉祥在五原誓师，响应北伐。吉鸿昌率部参加了西安之战。1927年4月，吉鸿昌所部扩编为第19师，升任师长，归属冯部国民革命军第2集团军所辖。国民革命军沿陇海路东征，吉鸿昌率部攻克洛阳、巩县，又强渡黄河，占领豫北重镇新乡，奉军被打得抱头鼠窜。吉鸿昌所部被誉为“铁军”。
1928年任第30师师长，调防甘肃天水。 1929年7月，吉鸿昌进兵宁夏，任宁夏省政府主席兼第10军军长。他整饬了军队和吏治，致力于汉回团结，提出了“开发大西北”的口号，决心为民兴利除弊。
1930年4月，蒋、冯、阎中原大战爆发。吉鸿昌奉命率部从宁夏出潼关，参加讨蒋大战。9月，冯玉祥的西北军战败。吉鸿昌为了保存实力，接受蒋介石改编，就任第22路军总指挥兼第30师师长，不久被蒋派往光山、商城一带进攻鄂豫皖苏区。
吉鸿昌对进攻苏区十分反感。他“托病”到上海与党组织取得了联系，随后又化装到鄂豫皖苏区进行了考察，思想上受到很大触动。随后曾在潢川组织所部起义参加工农红军未果。蒋介石发现吉鸿昌有“谋反”之意，便解除了他的军职，逼迫他出国“考察”。
1931年9月21日，矢志抗日的吉鸿昌将军被蒋介石逼迫下野，到国外“考察实业”。船到美国，吉鸿昌就接二连三地遭到意想不到的刺激，如那里的头等旅馆不接待中国人，而对日本人却奉若神明。有一次，吉鸿昌要往国内邮寄衣物，邮局职员竟说世界上已经不存在中国了，吉鸿昌异常愤怒，刚要发作，陪同的使馆参赞劝道：“你为什么不说自己是日本人呢？只要说自己是日本人就可受到礼遇。”吉鸿昌当即怒斥：“你觉得当中国人丢脸吗 ，可我觉得当中国人光荣！”为抗议帝国主义者对中国人的歧视，维护民族尊严，他找来一块木牌，用英文在上面写上：“我是中国人！”
在国外，吉鸿昌利用记者的采访，以事实揭露了日本侵略中国的种种罪行，并斥责英国纵容日本侵略中国和蒋介石对日妥协的丑恶行径。在德国，吉鸿昌曾多次要求到苏联参观访问，遭到蒋介石反动政府使馆的百般刁难，不予签证。悲愤之下，吉鸿昌挥笔疾书：“渴饮美龄血，饥餐介石头。归来报命日，恢复我神州。”
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后，吉鸿昌闻讯立即回国寓居天津，秘密与中共华北政治保卫局联系。不久，他整理出版了《环球视察记》，借以抒发他忧国报国的热情。同年4月，吉鸿昌在北平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一个爱国的旧军人转变为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从此踏上了新的革命征程。他按照党的指示，到湖北黄陂、宋埠一带召集旧部策划起义。起义失败后，他赴泰山动员冯玉祥出山组织武装抗日。吉鸿昌毁家纾难，变卖家产6万元购买武器，积极联络各地抗日零散武装，作起兵抗日准备。
1933年5月26日，吉鸿昌同冯玉祥、方振武等抗日将领依靠苏联的武器支援和集合东北义勇军在张家口宣布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吉鸿昌任前敌总指挥兼第2军军长。败退的热河军，蒙古族武装，察哈尔当地民团和一些当地的土匪武装建立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任第2军军长，旋任北路前敌总指挥,率部向察北伪军进击,在收复康保、宝昌、沽源等城池后，吉鸿昌又指挥部队向多伦进攻。经过五昼夜血战，7月12日终于收复多伦。察北四城的收复，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斗志。然而，蒋介石却反诬同盟军破坏“国策”，令何应钦指挥16个师与日军夹击同盟军。
1933年8月26日，吉鸿昌率领3000多人试图去商都同抗日同盟军高树勋会合，建立苏区。但遭到国民党军队拦截，苏区无法建立。吉鸿昌无奈之下找到了方振武，准备一同进攻由国民革命军驻守的北平城。9月21日，行进到日军和国军交界的非武装区。日军飞机投放传单，要求吉鸿昌部队3日内离开，不然派兵剿灭，吉鸿昌在3日内离开了。10月10日，吉鸿昌部队在进攻到北平附近的昌平被中央军，晋军，西北军包围，军队哗变崩溃。
随后，日军主力在察边境集结，并驱使败退伪军准备重新进攻。苏联在国民政府的压力之下也停止了对同盟军的支援。国民政府中央也派出要员去说服同盟军领袖冯玉祥放弃独立割据的念头，将部队交给中央指挥。而中共则在同盟军内部开始宣传策反，准备将抗日同盟军发展成红军，在河北山西建立苏区。内忧外患之时，同盟军内部的东北义勇军部首先表示归附中央。冯玉祥也发表声明取消了同盟军司令的头衔。8月15日，伪军重新进攻多伦。分崩离析的同盟军不敢正面对抗。在15日夜连夜不战放弃多伦，全军转移。转移之后，剩下的5万抗日同盟军彻底瓦解。
吉鸿昌战至10月，因弹尽粮绝而失败。为了保存抗日实力，吉鸿昌与方振武到国民党第32军驻地同商震谈判。不料，蒋介石却电令商震把吉鸿昌和方振武押送北平审问。途中，吉鸿昌用计使方振武脱身。车行至北平城外，押送人员在吉鸿昌感化下，冒着生命危险放走了吉鸿昌。
天津吉鸿昌旧居1934年5月，吉鸿昌回到天津，组织成立了“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他被推为主任委员，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在他家三楼一角，设立了一个秘密印刷所，出版了机关刊物《民族战旗》报。他的住宅也成了党组织的地下联络站，因而被党内同志称为“红楼”。
1934年11月9日晚，吉鸿昌在法租界秘密开会时遭军统特务暗杀受伤，被法国工部局逮捕，后引渡到北平军分会。11月23日，北平军分会举行了一场所谓的“军法会审”。吉鸿昌在法庭上义正词严地说：“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由于党的教育，我摆脱了旧军阀的生活，而转到为工农劳苦大众的阵营里来，为我们党的主义，为全人类解放事业而奋斗，这正是我的光荣……”
1934年11月24日是吉鸿昌殉难的日子。面对“立时枪决”的命令，吉鸿昌镇定安详地向敌人要来纸和笔，挥笔疾书，写了自己坎坷曲折而终于走向革命道路的一生，历述蒋介石祸国殃民的种种丑行。在给夫人胡红霞的遗嘱中写道：“夫今死矣，是为时代而牺牲……”吉鸿昌披上斗篷，从容不迫地走向刑场。他用树枝作笔，以大地为纸，写下了浩然正气的就义诗：“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
吉鸿昌声色俱厉地对特务喝道：“我为抗日而死，为革命而死，不能跪下挨枪，死后也不能倒下，给我拿把椅子来！”吉鸿昌又命令道：“到前面开枪！共产党员要死得光明正大，决不能在背后挨枪，我要亲眼看着蒋介石的子弹是怎样打死我的！”当特务在吉鸿昌面前颤抖着举起枪时，他振臂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革命万岁！”在这震山撼岳的呼喊声中，英勇的共产党员、中华民族的英雄吉鸿昌壮烈地牺牲了，年仅39岁。
1945年，在党的“七大”上，吉鸿昌被定为全党褒扬的革命烈士。周恩来总理在1971年指出：“吉鸿昌同志由旧军人出身，后来参加共产党，牺牲时很英勇，从容就义，很有必要把他的事迹出书。”
1984年，在吉鸿昌烈士牺牲50周年前夕，扶沟人民在烈士陵园吉鸿昌烈士陈列馆前，为烈士塑了铜像。邓小平为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吉鸿昌将军牺牲五十周年纪念辑》题写了书名。聂荣臻亲笔题词：“民族英雄吉鸿昌烈士永垂不朽！”
1995年，在吉鸿昌烈士诞辰100周年之际，李鹏、乔石、李瑞环、刘华清、张爱萍、迟浩田、程思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分别为吉鸿昌烈士题了词。

❹ 又是一年的九一八事变了

时代背景

一战后，日本在华扩张受到了英美列强的遏制，中国的北伐战争使日本在华利益受到削弱，促使日本政府调整对华政策，加快吞并中国东北地区的步伐；20世纪30年代初，世界经济危机发生，日本经济遭受沉重打击，陷入极端困境，并导致政治危机，在内外交困情况下，日本法西斯势力决意冲破华盛顿体系对日本的束缚，趁英美忙于应付危机，蒋介石大规模“剿共”之际，夺取东北，以摆脱困境，并图谋争霸世界。
中国背景

皇姑屯事件
张作霖
张作霖
日军与东北军阀张作霖曾有合作关系，但渐渐的，日本开始将张作霖视为障碍。1928年6月，日本关东军发起皇姑屯事件，将张作霖乘坐的列车炸毁，张作霖重伤不治身亡，日本希望借此事件造成东北出现群龙无首的局面，借机占领东北。[1]
1928年12月29日凌晨，张学良等冲破日本帝国主义的阻挠，联名通电全国称：“仰承先大元帅遗志，力谋统一，贯彻和平。已于即日起，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是日起，东三省一律改悬南京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是为东北易帜。至此，北洋军阀在中国的统治历史宣告结束。国民党政府形式上“统一”全国。[2]
张学良进一步对日本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并开始在南满洲铁路附近建设新的铁路设施，通过低廉的价格与之竞争，导致南满洲铁路陷入了经营危机。感到危机感的关东军不断提出抗议，但张学良并不愿意妥协。因此日军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等人决定发动战争来夺得主导权。[3]
中东路事件
张学良(图1)
张学良(图1)
1929年6月15日至20日，辽、吉、黑、热四省及哈尔滨特区军政大员齐集沈阳，参加张作霖逝世一周年纪念会，并讨论中东路等有关问题。7月7日，张学良赴北平与蒋介石晤谈；10日，南京政府外长王正廷亦被召至北平；同日，张学良贸然派军占领“中东路”，并将苏联的商船贸易公司、国家贸易公司等驻华机构同时查封，搜查苏联职员·，逮捕200余人，此为“中东路事件”[4]
7月13日，苏联政府照会中国政府表示强烈抗议，并限期答复举行和谈的建议；7月16日，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复照苏联外交部；苏方认为不能满意，于7月17日向南京国民政府宣布断绝外交关系；7月19日，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就中苏绝交问题发表对外宣言；7月20日，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为苏联事发表《告全国将士》电和《告东北将士》书；7月23日，国民政府关闭驻苏使馆。[4]
至此，中苏邦交完全断绝。苏联在中国的权益暂时委托德国代办负责。
国共对峙
1927年国共关系破裂后，国民党虽然逐步统一于南京国民政府的旗帜下，但是其内部派系林立，纷争不断，国民政府对南方各省的统治力度薄弱。自1927年秋至1930年夏，中共先后组织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年关暴动、平江起义、百色起义等上百次起义和暴动，先后创建井冈山、赣南闽西、湘鄂西、鄂豫皖边、湘鄂赣边等十多块革命根据地，发展武装十多个军、7万多人，并多次击败国军一省或多省联合的进剿和会剿。[5]
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介石于1930年10月、1931年4月，先后两次对中共领导的中央苏区进行两次大规模围剿（使用均为杂牌部队），均告失败。
1931年7月，蒋介石再次集中包括部分嫡系在内的30万军队，发动对中央苏区的第三次围剿。进剿初期，国军进展顺利；8月上旬，红军抓住战机，接连在莲塘、良村和黄陂重创上官云相第47师和郝梦龄第54师，一度取得主动地位，但旋即红军主力即于1931年8月16日陷入国军重围；随后因国民党内部宁粤冲突，国军围剿部队被迫做战略收缩；红军抓住时机，于1931年9月7日—15日间，重创蒋鼎文第9师、韩德勤第52师于白石、张家背一带。第三次围剿，国军基本上能控制战场局面，虽有损失，也不足以影响全局。而红军在国民党大军的“围追堵截”下，却显得极为被动，甚至接连受到挫折。[6]
国内混战
1930年3月，为争夺中央统治权，汪精卫联合阎锡山、冯玉祥、
“九一八”事变后上海街头的反日标语
“九一八”事变后上海街头的反日标语
李宗仁等地方实力派发起挑战蒋介石南京中央政府及国民党中央会议的内战，5月蒋介石宣布“平叛”，双方激战近半年、伤亡30万人，史称“中原大战”。[7]
1931年5月底，广州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秘密出访日本，三次会见日本外相币原喜重郎，“表示愿以东北权益博取日本军火”，但未得到响应；[8] 陈友仁在日期间，还会见苏联驻日大使寻求支持，也被拒绝。[9]
1931年9月1日广州国民政府进行总动员，出师讨蒋，并在天津设立“北方军事政务委员会”，任命阎锡山、冯玉祥、韩复榘、邹鲁等人为委员，统一北方反蒋武装。[10]
蒋介石迅速调兵“讨逆”并亲自从南京往南昌督战，至此，国民政府主要军事力量都被吸引在了南方。
日军挑衅
1931年，中国人郝永德未经政府批准，骗取万宝山村附近12户农民的土地，并违法转租给188名朝鲜人耕种水稻。这些朝鲜人开掘水渠，截流筑坝，侵害了当地农户的利益，马家哨口200余农民上告。吉林省政府批示：“令朝侨出境”。然而日本驻长春领事田代重德，派遣日本警察制止朝鲜人撤走，且限令于1931年7月5日前完成筑渠。7月1日中国农民愤而填渠毁坝，日本警察以护侨为名开枪打死打伤中国农民数十人，一手制造流血事件。事后，日本歪曲事实真相，在朝鲜各地煽动反华风潮，致使旅朝华侨死伤数百人，财产损失尢数。同时日本借机增兵满洲，为武装侵略东北大造舆论。[11]
柳条湖事件
柳条湖事件
1931年6月，日本关东军中村震太郎大尉和曹井杉延太郎在兴安岭索伦一带作军事调查，被中国东北军兴安屯垦公署第三团团副董昆吾发现并扣留，在证据确凿情况下，团长关玉衡下令秘密处决中村震太郎。日本借机宣称东北军士兵因谋财害命而杀死中村，威逼中国交出关玉衡，并在日本民众中煽风点火，用“中村事件”和“万宝山事件”诬陷中国“损害日韩移民”。[12]
尽管日本在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多次挑衅，张学良仍于1931年9月6日致电东北军参谋长荣臻及东北三省政务委员会：“现在日方对我外交渐趋积极，应付一切，极宜力求稳慎，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希迅即密电各属，切实注意为要。”这就是所谓的“鱼电”。[13]
江淮水灾
1931年7月28日，长江中下游豪雨成灾，大水席卷江淮流域8省2市，汉口堤防溃堤，直接冲击了南京国民政府的经济和赋税重心，使本已捉襟见肘的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雪上加霜。大水造成的灾民占全国四分之一人口，损失达20多亿元。国民政府紧急组织“救济水灾委员会”，作为代表政府的最高赈济机构，制定各种应急救灾对策。
国民政府战争频繁，再加上各项建设事业需费甚多，国库空虚， 严重财政赤字，但仍将全国预算七分之一用于赈灾，使国家赤字愈加增多。国民政府还通过赈灾公债、美麦借款、加征税收、摊派捐款和社会募捐等筹集钱款赈灾，至1931年底共筹集6000余万救灾款。但湖北、安徽、江苏仍爆发骚乱。[14]
国民党政府的外交
万宝山事件发生后，蒋介石当即指派宋子文与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秘密商议。
“九一八事变”的历史图片
“九一八事变”的历史图片 (4张)
随后，他又抽调具有对日工作经验的驻日内瓦国际联盟代表蒋作宾出任驻日公使，想要以外交途径来消弭东北的危机。
东北地方当局和国民政府依据蒋介石的对日消极态度错误地采取了不抵抗政策，但蒋本人在事变当天并不知情，因此张学良对失土丧师应负一定的责任。据《顾维钧回忆录》425（也有438页）页记载：“委员长原已发现他的处境非常困难，早在沈阳事件之前的夏天，他就在庐山举行扩大会议，讨论当时提出的提别是少帅在东北的集团提出的对日采取强硬态度，和直接抵抗日本的侵略政策等要求，委员长是个现实主义的政治家，他觉得必须对日谈判。”[15]
日本关东军不到两万人，中国东北军驻在东北的有16.5万人，在关内还有近十万人。东北军部队多次接受张学良不准抵抗的训令，在日军突然袭击面前，除小部分自发英勇抵抗外，其余均不战而退。1931年9月19日上午8时，日军几乎未受到抵抗便将沈阳全城占领，东北军撤向锦州。此后，东北各地的中国军队或宣布“独立”，或继续执行张学良的不抵抗主义，使日军得以迅速占领辽宁、吉林、黑龙江3省大部分地区。虽有一部分东北军加入了风起云涌的抗日义勇军，但东北寒冷的气候和稀少的村落，抵抗运动很难取得明显效果。[16]
日本方面

控制东北线路
1905年，日本在日俄战争中获胜，通过日俄讲和条约，将中国旅顺、大连等地的租借权和“长春－旅顺”一段铁路及附属设施的财产权利占为己有。此后，日本创立“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并由关东军负责铁路沿线的警备。[17]
日本国内情况
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奉行军事优先的原则，培养了大批职业军人；而1921年华盛顿会议后，日本开始大规模裁军，1921年至1930年日本的军费由七亿三千万日元裁减到五亿日元以下，裁减额达40%。大规模裁军引起了军人们的强烈不满，不满的军人开始秘密集会，天剑党、樱会、一夕会等以东条英机、冈村宁次、石原莞尔为首的军人秘密组织纷纷成立。[17]
1927年6月，日本首相田中义一主持召开“东方会议”，确立了“把满洲从中国本土分裂出来，自成一区，置日本势力之下”的侵略方针；两年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波及日本，到1931年，日本陷入极端困难的境地。日本政府急于发动一场对中国的战争，借以转移国内人民的视线，缓和阶级矛盾。[17]
田中奏折
1927年6-7月，日本政府在东京召开“东方会议”，讨论并确定了侵略中国的具体方案，并由田中义一起草了一份秘密奏折给天皇，制定《对华政策纲要》（即田中奏折）。奏折内称“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充分暴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

❺ 鲁建国的事迹

武汉龙发钢铁物资有限公司成立于1994年，主要从事钢铁贸易业务。“最开始，我只是个收废品的。”公司董事长鲁建国介绍，在回收废品期间接触到一些钢铁企业，后来慢慢转做钢铁生意，主要模式是从鄂钢等企业进货，然后卖给一些中小建筑工地。“早期，为了推销钢铁吸引客户，一度零利润销售。”
这样打拼了一年之后，鲁建国慢慢小有积蓄。不过，新的问题又产生了：随着国家宏观调控的开始，钢铁竞争越来越激烈。在此情况下，鲁建国意识到自己必须转变竞争策略，他把更多心思放在了丰富公司产品品种，提高服务质量等方面。“1995年之前，谁都能在这个行业中赚钱；1995年之后，就只能靠管理、营销赚钱了。”
钢铁行业步入寒冬，然而武汉龙发钢铁物资有限公司却逆市红火，2011年营业收入71亿元，位居“2012年中国民企500强”榜单446位。
该公司董事长鲁建国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行业不景气正是大型企业发展的良机。“小企业被市场所淘汰，大型企业正好可以借此机会扩大规模，做大做强。”尽管公司营收增加，但同样面临着钢铁行业的瓶颈：产能过剩和行业微利甚至亏损。不过，鲁建国并不担心。他介绍，前些年，只要是做钢铁生意的人基本都能赚钱，这本身就是不正常的。“这说明市场太热了，而且小企业的小锅小灶，生产成本较高， 不仅浪费社会资源，也不具有长久的竞争力，行业洗牌也是迟早的事。”
对此，一位业内人士表示赞同。“前几年，房地产很火，不少钢贸商赚了钱之后都把钱投进去，结果被套了。眼下，不少钢贸商已经退出市场。”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低价介入，并购一些经营不善的公司，实现规模效应。”鲁建国举例道，例如彩电行业，早些年，国内的大小品牌有几十上百家，但是却只剩下了长虹等一些实力雄厚的企业。“小企业被淘汰之后，市场渐渐被腾出来，对我们大企业来说反倒是好事。”鲁建国介绍，未来除了钢铁经销，还会在钢铁产业链上进行延伸，正在进行的项目有钢铁交易大厦的建设和钢铁深加工产业园建设等。

❻ 九一八事变最详细的讲解

九一八事变（奉天事变、柳条湖事件）是日本在中国东北蓄意制造并发动的一场侵华战争，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开端。

1931年9月18日夜，铁道“守备队”炸毁沈阳南满铁路路轨，并栽赃嫁祸于中国军队。日军以此为借口，炮轰沈阳北大营。1932年2月，东北全境沦陷。事变后，日本在中国东北建立伪满洲国傀儡政权。

这次事变是日本推行对华侵略扩张政策的必然的结果，也是企图把中国变为其独占的殖民地而采取的重要步骤。它同时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开始，揭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战场的序幕。

详细内容如下：

1931年9月18日，日本驻中国东北地区的关东军按照精心策划的阴谋，由铁道“守备队”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路轨，并嫁祸于中国军队。这就是所谓的“柳条湖事件”。

日军以此为借口，突然向驻守在沈阳北大营的中国军队发动进攻。东北地方当局和国民政府依据蒋介石的对日消极态度错误地采取了不抵抗政策，当晚日军便攻占北大营，次日占领整个沈阳城。

日军继续向辽宁、吉林和黑龙江的广大地区进攻，短短4个多月内，128万平方公里、相当于日本国土3.5倍的中国东北全部沦陷，3000多万父老成了亡国奴。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