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房保障新发展

Ⅰ 住房保障制度的住房保障制度的产生和演变

构建政治规则层面上的住房保障制度框架国家应在更高的政治规则层面保障公民的住房需求，通过立法保障公民的住房权利，尽快出台《住房法》，立法保障应该涵盖五个方面内容：一是按照不同的需求层次确认公民有选择合适住房的权利，同时赋予公民有自由表达住房需求的权利，通过制定保障公民住房权利的政治规则来降低公民获得合适住房的交换成本。二是通过立法明确人大、政府、司法、社会、公共组织和个人的责任和权利，降低住房保障制度的“依从成本”（意味着要有办法来识别那些违反规则的行为，衡量其违反的程度，并且能识别出是谁在违规）。三是按照事权与财权相对应的原则，明确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责权利，在同一的立法目标下实现合作，降低制度的实施成本。四是推动政府职能转变，实现由政策制定、实施、监督三者合一到政策制定者的角色转变，同时推动非营利组织和私营部门积极参与住房保障制度的实施，提高效率。五是明确住房保障的资金来源、支出管理、政策措施，鼓励社会资本积极进入保障性住房供应体系。构建基于责任政府的激励机制构建基于责任政府的激励机制，让地方政府真正成为服务大众的责任政府：一是改革政府官员政绩考核体系，将维护人民权益、关心群众疾苦、解决公共领域问题作为考核地方政府的主要内容，促使各级政府树立正确的政绩观。二是改变保障性住房建设用地以划拨方式的供应模式，变为以政府标准价出让供应，同时合理增加中央财政在住房保障领域的支出，增加部分用于支付廉租住房、公共租赁住房建设用地的土地出让价格，弥补部分地方政府因土地划拨方式供应而减少的土地收益。三是通过立法将土地出让金收益按比例建立全国性住房保障基金，以奖励项目建设的方式返还地方用于保障性住房建设。四是将保障性住房支出纳入地方各级人大的监管范围，对保障性住房支出的年度预算和决算实行单独审查并向社会公开。构建全社会广泛参与的第三方实施的非人际关系化交换住房保障制度实施的关键就是对代理人的监管问题，政府因其具有纠正市场失灵的职能，如果再参与保障性住房的生产和供应环节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对住房产权无法清晰界定，而监管和实施的成本将会非常高。因此在设计住房保障制度框架时应该向构建社会广泛参与的第三方实施的非人际关系化交换方向发展，改变政府既是规则制定者又是规则实施者的局面，从而降低实施和监督成本。一是将政府职责定位为住房保障政策的制定者和政策实施的指导者，由政府所属的行政主管部门负责。二是将现有的政府所属的实施机构如直管公房管理中心或廉租住房管理中心从政府职能部门剥离，成为住房保障制度的第三方实施机构，主要转变为两类互不隶属的社会非营利组织，一类为审查认定组织，负责组织社会广泛参与保障对象资格审查认定、保障方式确定工作；另一类为项目实施组织，负责保障性住房项目的建设和管理工作。三是在国家立法的鼓励下，个人、公共组织或私营部门组建非营利组织参与保障性住房项目的建设和管理。构建信息化管理平台规范准入退出机制构建住房保障制度框架的主要目标是纠正住房市场失灵以及防止因政府职责缺位和效率低下而导致的政府失灵，其核心是通过公共财政政策实现国民收入的再分配，使不同收入阶层能够获得合适的住房。但是在保障性住房与市场住房之间由于政府的干预而形成巨大的利差，由此住房保障准入与退出的社会公平便成为制度框架构建的焦点。然而，交换双方信息的不对称对保证制度实施的公平将产生巨大影响，保证住房保障对象的信息完整性成为了社会公平的关键。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整合构建完整的信息共享平台已完全可能实现，对降低住房保障制度的“依从成本”将产生积极影响。第一，通过构建涵盖劳动保障、税务、银行、证券、公安、民政、房产等部门信息共享的平台，实现对住房保障对象家庭的收入、资产和住房状况全面掌握，构建公平的资格准入机制。第二，构建针对不同收入、无房时间等因素的排队轮候机制，实现差别化的住房保障体系。第三，运用价格机制规范保障性住房的退出机制，一是对已享受廉租住房保障的家庭在收入提高后实行逐步调高租金的方式或逐步减少租赁补贴，直到租金调整为市场租金或停发补贴；二是对经济适用住房方式保障的家庭在购买其他住房后实行由保障实施机构折价回购方式退出保障，回购的住房由保障实施机构向其他符合条件的家庭出租或出售；三是公共租赁住房的租金按略低于市场租金标准确定，为市场租金的80%～90%，一旦公共租赁住房保障对象通过市场购房便执行市场租金直到承租人退出；四是对租赁型保障对象在保障期间购买市场住房的给予一次性购房补贴，在承租人退出该房后才将购房补贴拨付售房企业，保障对象将补贴购买的市场住房再次上市交易时，必须将购房补贴款退还政府，同时按购房时补贴款所占比率提取售房时所获取的利润。构建科学的信息收集体系全国房屋普查所涵盖的信息非常广泛，从城镇到农村，内容包括房屋状况、居住状况、产权人及家庭情况等，同时由于城市的发展，房屋基本信息变更迅速，增加了信息收集的难度。构建科学的信息收集体系不仅可以增加信息的准确度，还可以提高信息收集的效率，对分析和制定住房公共政策极为重要。首先，明确组织机构，将全国房屋普查工作纳入到行政机构的重要日常职能。其次，固定房屋普查时间，将房屋普查工作常态化，一是在国家制定五年规划的前一年开展全国性的房屋普查工作，为制定下一个住房建设及住房保障五年规划提供准确的决策数据；二是其他年份通过抽样调查修正数据，为制定年度住房保障计划和保障性住房土地利用计划提供依据。再次，建立以社区、村委会为基础的房屋档案信息系统，对住房情况及时修改更新。最后，对所有竣工的新建房屋由建设部门提供统一编号的“身份证明”，并通过网络建立新建房屋信息系统，便于查询和管理。

Ⅱ 镇江新区保障住房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怎么样

简介：镇江新区保障住房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成立于2011年04月11日，主要经营范围为保障版性住房项目投资、权建设、经营、租赁和管理等。
法定代表人：赵鹏
成立时间：2011-04-11
注册资本：5000万人民币
工商注册号：321191000041082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公司地址：镇江新区大港银山南山路

Ⅲ 关于住房保障工作演讲稿

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是国家对公民在年老、疾病、伤残、失业、生育、死亡、遭遇灾害、面临生活困难时，由政府和社会依法给予物质帮助，以保障公民的基本生活需要的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是国家的基本制度之一。国家必须制定社会保障法律规范，保证社会保障制度真正得到贯彻实施。
从逻辑上讲，任何制度的建立都应当先设计再建设，至少在建设之前应该有一个框架性的思路。但是，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在原有设计被明显放弃的情况下，却始终缺乏长远性的总体考虑。在一定程度上，对整个中国社会保障制度进行宏观审视，已经成为当前中国社会政策的当务之急。

一、存在问题与原因分析

简单观照，近十几年尤其是明确提出经济体制转型任务之后的十年，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整体设计曾经出现过一个比较明显的变化过程。

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第一次就新时期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构成进行了阐述，指出：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优抚安置、社会互助和个人储蓄积累。以后1995年、1996年中共中央和全国人大关于经济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文件中，又重申了这样的观点。但是，1998年开始，随着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组建，官方文献中“社会保障”一词的内涵和外延均发生了很大变化，过去“六部分”的说法不仅再也没有在官方文件中出现，实际上被完全放弃，而且代之以“要使社会保险制度、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相互衔接、相互补充，不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见中发[1998]10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切实做好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作的通知》）的提法，以后又进一步演化为“三条保障线”的说法。由于“三条保障线”被认为只是“目前条件下有中国特色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还不是社会保障制度的全部，官方文件中又再也没有就完整的社会保障体系的构成发表过任何论述，所以，关于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保障制度的总体框架问题，便被悬置起来。

由于关于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总体框架这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被长期悬置，目前在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实践中，已经出现了一些明显的问题。这些问题概括起来，主要是：一、概念使用和某些提法相当混乱，不少保障项目定性不清、目标不准，没有具体的实施步骤。比如，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社会保险内涵交叉，经常混用；“三无”对象和“五保”供养实质是社会救助却名之为社会福利；住房救助在实践中演变成部分人新的社会福利；社会保险的福利色彩十分浓厚；发行彩票被定义为弥补政府财政不足的重要手段；有人提出社会福利产业化、老龄事业产业化口号等等。二、部门之间、制度之间、上下级之间缺乏沟通、缺乏协调，导致整个社会保障制度层次性不强，支离破碎，甚至出现某项保障制度受重视的程度随着不同社会群体政治呼声的大小、部门势力的大小或者某领导人个人影响的大小而发生变化的情况。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三、非制度化特征十分明显。集中表现在：法制化水平不高，即使已有法规也严重缺乏执法力度，保障制度难以落实；有些保障项目中政府、社会、家庭、个人责任不清，保障效果难以到位；政府职能错位，不同部门、不同层次的政府责任不明确，同时出现越位和缺位现象；资金筹措不规范，对地方财政的社会保障出资缺乏有效监督；发动社会力量不充分与过分依赖社会力量的情况并存。同时，整个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具有明显的应急特征，突出表现为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比如在解决下岗职工、退役军人的问题上，在解决拖欠公务人员工资的问题上等等。四、整个社会保障制度存在明显的结构性缺陷。比如所谓社会保障只覆盖城市而不包括农村，社会救助制度未得到足够重视，社会保险保障水平过高而保险层次单一，职业福利未纳入政府视野，家庭福利制度付诸阙如，社区保障作用被过分夸大，等等。五、社会保障工作的专业化水平有待提高，突出表现为没有形成一支从研究到操作的专业化队伍。不少保障项目的立法缺乏研究成果的铺垫，很多新的措施缺少前期论证（如时间储蓄制度、志愿者制度），对现有政策法规实行情况的评估难以进行，社会工作职称体系难以建立，大学社会保障专业、学科设置不尽合理，等等。

简要分析造成整个社会保障体系缺乏总体设计和框架性关照的原因，大致有以下三点：

首先，各有关方面对社会保障制度重要性的认识尚未达到应有的高度。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根源在于对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的片面理解，在于重视经济发展而轻视社会发展的认识，在于对西方福利国家教训的惧怕，在于付诸实施的经济转型设计方案中缺乏对社会保障制度的足够重视，在于政府权利本位和公民义务本位而不是政府责任本位和公民权利本位的行政意识和行政习惯，也在于作为大国的中国任何问题都会有较大回旋余地的偏见。

其次，不少人对社会保障制度的了解和认识存在某些偏差、错误，甚至误区。表现在具体实践中，不少人用社会保险代替了整个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有的人误将应急式的基本生活保障当成整个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也有人用就业就是最大的保障的观点看待社会保障制度建设问题，从而使社会保障制度的整体设计受到了不应有的冲击。

再次，有的人对社会保障制度专业化、规范化建设的必要性、紧迫性认识不足。比如，有人认为，中国有社会互助的传统，有仍然在发挥作用的传统的社会救济制度，有政府一再增加的生活保障资金，所以绝对不会出现饿死人、冻死人的情况，严格按照制度要求进行规范化、标准化管理没有必要；有人认为，社会不公平的出现相对于经济发展要滞后一个时期，所以再过几年再抓社会保障制度建设还来得及；还有人认为，中国社会不公平的程度远没有达到可怕的程度，有学者甚至认为国际通用的吉尼系数可以扩大，所以强调完整、规范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是大惊小怪。

二、目标模式与制度设计

在对当前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中的主要问题进行了简要分析之后，本文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保障制度的目标模式和制度框架应当是：以“补救模式”为目标，以社会救助为基础，以社会保险为主体，以社会福利为补充。

以“补救模式”为目标，就是在充分发挥市场、社会、单位、家庭和个人作用的基础上，政府只在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中发挥拾遗补缺的作用，而且保障水平只限定在维持基本生活的水平上，保障制度的设计以不损害市场机制有效运作为必要前提。按照“补救模式”的要求，无论在社会救助、社会保险还是社会福利制度方面，政府都只发挥最小的、迫不得已的作用。选择这样的社会保障目标模式，是与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国家财政能力、中国社会的具体国情等因素密切相关的。

以社会救助为基础，就是把社会救助体系的建立和维护放在整个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优先位置，努力建立以维持最低生存为目标，以国有企业下岗职工、贫困人口、灾民、“三无”和“五保”人员等特殊困难群体为重点，以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核心，以灾民紧急救助制度、救助性福利服务制度、社会互助制度、扶贫开发制度为主要内容，以医疗、教育、住房、司法等专项救助和临时救济为补充，以统一的社会救助服务网络为基本载体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救助体系。以社会救助为基础构筑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既是我国国情所决定的，也是我国现有的社会保障制度发展水平的具体体现。

以社会保险为主体，就是把社会保险制度的建立和正常运行作为整个社会保障制度是否已经建立并良好运行的根本标志，努力建立以维持温饱水平为目标，以基本养老、医疗、失业、生育、工伤和护理保险为主要内容，以多样化、可选择的补充保险为重要辅助的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保险制度。以社会保险作为整个社会保障制度的主体，是社会保险制度广阔的保障面所决定的，没有这个网络作为屏障，政府的社会救助制度将不堪重负。而基本社会保险制度把保障水平定位在维持温饱的水平上，是“补救模式”的基本要求，也是与中国政府的财政承受能力相符合的。

以社会福利为补充，就是把社会福利制度作为完整的社会保障制度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之一，努力建立以国有企业职工、退役军人、各类公务人员和见义勇为人员社会福利为基础，以职业福利、家庭福利、公益事业和社区福利为基本内容的中国特色的社会福利制度。在此，由国家向国有企业职工、退役军人、各类公务人员和见义勇为人员提供社会福利，是国家义不容辞的基本职责，但由于对这些群体的保障在水平上普遍高于社会保险的一般保障水平，在目的上多数已经成为政府与各种社会力量竞争人力资源的重要手段之一，所以理应成为社会福利制度的基础。同时，在我国，还要大力发展以政府和社会支持为主要方式的家庭福利，大力发展以提高社会竞争力为目的、由单位提供的职业福利，大力发展由政府、社会和社区居民共同提供的社会公益事业和社区福利。需要说明的是，目前学术界存在着一种片面夸大社区福利重要性的现象，有的学者甚至不恰当地提出所谓“社区保障”的概念，并赋予社区保障以“第二安全网”的定位（窦玉沛等：《重构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的探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93页。）应当指出：从理论上讲，这种主张也许可以成立，但中国的城市社区目前还远远没有成熟到可以承载为居民提供保障的地步，而且只要社区自治是一句空话，社区服务、社区保障之类就永远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根本不可能持续发展。

在整个社会保障制度总体框架的设计中，除了基本目标和保障项目之外，还应当包括三个体系：

（一）法规体系

主要应当由四个部分构成：一是由全国人大制定的以《社会保障法》为根本，以《社会救助法》、《社会保险法》、《社会福利法》为主要内容，以某些部门法为补充的社会保障法律体系；二是由国务院和省级人大分门别类地制定的最低生活保障、灾民紧急救助、“三无”和“五保”人员供养、社会互助、扶贫开发和医疗、教育、住房、司法等专项救助，养老、医疗、失业、生育、工伤和护理保险及其补充保险，国有企业职工、退役军人、各类公务人员和见义勇为人员社会福利和职业福利、家庭福利、公益事业、社区福利等30多个社会保障项目的法规；三是由国务院相关部委和地方人大、地方政府制定的旨在上述法律、法规的实施办法和具体标准；四是对那些还难以上升成为法律、法规和规章的制度、做法和措施通过文件的形式规定下来，形成政策。从目前的实际情况看，完善社会保障法规体系需要从两头做起，一方面是尽快制定《社会保障法》，以确定基本的制度框架；另一方面是从具体做起，把在实践中已经成熟的做法通过政策、标准和规章等固定下来，然后再逐步完善，形成比较完整的社会保障法律法规体系。

（二）管理体制

根据多年实践的经验，结合我国国情，社会保障制度的管理体制应当是：政府统一领导、部门分工协作、社会广泛参与和分级负责、分级出资、分级管理。这里，有几个基本要点：

首先，不宜在政府中建立集统一决策与统一操作于一身的社会保障部门，甚至也不宜成立大一统的、领导小组式的协调机构。至于统一设计、统一协调的任务，则应当交由《社会保障法》和《社会救助法》、《社会保险法》、《社会福利法》组成的社会保障法律体系去完成。之所以反对成立统一的社会保障部门，理由有三：一是从实际情况看，社会保障工作涉及的领域太多，而且相关保障工作在操作上与这些领域的具体管理活动紧密关联。没有相关领域的专业知识，是根本做不了这些保障工作所需要的鉴定取证、调查核实等工作的，只能徒增周折，事半功倍。二是从行政组织的幅度适中原则看，把30多项社会保障项目统统划归一个政府部门去管理，将造成该部门的管理幅度过大、势力过强，从而不利于整个政府组织的有序运行。三是从已有经验看，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把包括社会救助、社会保险、社会福利在内的所有社会保障工作集中到一个政府部门的先例。即使在我国，也从未出现过类似情况。之所以反对成立统一的协调机构，是因为从实践情况看，我国政府机构中的各种领导小组，往往要设立一个专门的办事机构，而这个办事机构所在的部门往往也就成为该项工作的实际决策部门，事实上仍然导致了众多权力的过分集中，有时还成为这个强势部门肆意干涉其他相关部门的合法依据，甚至加剧了部门之间的摩擦与扯皮。

其次，在社会保障机构的设置上，应当坚持部门分工协作的原则。具体讲，就是在社会救助方面，明确以民政部门为牵头单位，并负责救助水平的总体把关和具体的协调工作，除了把最低生活保障、灾民紧急救助、“三无”和“五保”人员供养、社会互助交给民政部门决策和操作以外，应当把扶贫开发交给农业部门，把医疗救助交给卫生部门，把教育救助交给教育部门，把住房救助交给建设部门，把司法援助交给司法部门；在社会保险方面，明确以劳动保障部门为牵头和协调单位，除了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及其补充保险由劳动保障部门继续决策和操作以外，应当把医疗保险、生育保险、护理保险及其补充保险等这些与卫生管理工作密切关联的工作统统交给卫生部门去操作；在社会福利方面，则应当成立一个协调机构总负其责，而把国有企业职工和各类企业的职业福利交给劳动保障部门去操作，把退役军人、见义勇为人员和包括老年人、残疾人、儿童在内的各种特殊社会群体的社会福利和家庭福利、公益事业、社区福利和民间组织的职业福利等交给民政部门，把各类公务人员包括公务员、事业单位职工的社会福利及政府机关、事业单位的职业福利交给人事部门。这样分工，一方面考虑的是相关工作在具体操作中与哪个部门关联度最大，另一方面考虑的是相关业务的传统分工。

第三，从责任分工的角度看，要正确区分国家、社会和家庭与个人的责任。所有的社会救助制度和退役军人、各类公务人员的社会福利，无疑应当由政府负起从出资到组织落实的完全责任，尽管这些领域的保障工作并不排斥甚至提倡社会的积极参与，这是国家的职能所决定的。在社会保险方面，政府的责任主要是负责组织工作和部分出资，包括建章立制、组织落实和为基本社会保险所需资金负最后的“兜底”责任，社会和个人负有按照规定交纳社会保险费的义务，当然，这里并不排斥在具体服务工作中的社会参与。在社会福利方面，国家的主要责任是建章立制、引导性地出资、政策扶持和管理监督，社会力量则是实现社会福利制度的主力。

第四，在社会保障管理体制的建立过程中，必须坚持分级负责、分级出资、分级管理的原则。这是由我国行政管理体制上的中央与地方分工决定的，是我国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财税管理体制所决定的，也是社会保障工作本身的特性所决定的，符合我国幅员广阔，各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很不平衡和历史、文化、习俗差异性较大的具体国情。

（三）服务体系

综合现在的探索思路和已经建立起来的社会救助、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服务组织及其运作情况，本文认为，社会保障服务体系的基本格局应当是：以国家办社会保障服务机构为示范，其他多种所有制形式的社会保障服务机构为骨干、社区服务为依托、家庭服务为基础的社会保障服务网络。以国家办社会保障服务机构为示范，就是国家举办、管理的社会救助服务机构、社会保险服务机构和社会福利服务机构在服务水平、操作规范、硬件和队伍建设等方面发挥示范、标准的作用。以多种所有制形式的社会保障服务机构为骨干，就是各种所有制形式的社会保障服务机构是提供社会保障服务的主体，国家通过向他们购买服务来实现对社会保障对象的服务，通过政策扶持鼓励他们向社会保障对象提供无偿和低偿服务。以社区服务为依托，就是通过在社区修建一批社会保障服务的设施和网点、成立一批中介性服务组织、形成一支专兼职相结合的服务队伍和广泛动员社区单位参与社会保障服务，使社会保障服务形成网络。以家庭服务为基础，就是坚持家庭在社会保障服务中的基础地位，通过道德教育、舆论宣传、制度规范和政策支持，最大限度地发挥家庭在社会保障服务中的功能和作用。在此，要特别强调的是，在建设社会保障服务网络的过程中，一定要把信息化建设放在突出重要的位置，因为实现社会保障服务的信息化，可以大幅度地提高社会保障服务工作的效率，极大地节省人力、物力和财力，有利于把服务工作落实到家庭，落实到个人。

三、路径选择与政策建议

针对上述问题，面对上述任务，要建立健全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就需要选择以法规建设构建总体框架、以探索实践完善各项制度的基本路径，大致要经过制度整合、探索实践和完善法规三个步骤。

所谓制度整合，就是在三五年内，以“补救模式”为原则，以制定、出台《社会保障法》、《社会救助法》、《社会保险法》和《社会福利法》等社会保障制度基本法律的方式，形成社会保障制度的整体框架。制度整合的核心任务，是构筑社会保障制度的项目框架，建立以保障生存水平为目标的社会救助制度、以保障温饱水平为目标的社会保险制度和提高保障水平为目标的社会福利制度。通过制度整合，要理清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结构，理清社会救助、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的基本内容、保障水平和相互之间的关系，理清政府、社会、家庭、个人尤其是各级政府在各种社会保障项目中的职责分工、责任义务。在这个时期，许多微观甚至中观的问题有待于澄清，但经过近十几年的摸索、实践，宏观的框架问题、目标问题、方式问题、责任问题等已经基本弄清，应该说立法的必要条件已经具备。当然，建制时期的法律规定不可能十分准确，也一定存在诸多漏洞，很多条文的要求肯定会失之原则，失之笼统，但这样的法规有总比没有要好，尤其在当前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存在缺乏总体设计的严重缺陷的情况之下。因此，通过立法构建、明确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整体框架，已经成为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当务之急。

所谓探索实践，就是用五到十年的时间，结合现实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成就，在《社会保障法》等基本法规的原则和框架内大胆探索，以期对各项社会保障制度的微观、中观乃至宏观层次形成相对成熟的思想观点和操作规范。这一时期的主要任务：一是对现有的社会保障制度进行结构性调整和弥补。要尽快理顺社会救助、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制度之间的关系，大力加强社会救助体系建设，积极稳妥地、大幅度地降低社会保险保障水平，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护理保险制度、补充社会保险和家庭福利制度。二是抓住关键性、核心性的社会保障项目形成比较完善的制度。要优先完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把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医疗保险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并特别关注退役军人社会福利制度和社区福利制度。三是对其他社会保障项目逐一进行深入探索，形成一系列相对完整的制度规范。比如，灾民紧急救助、“三无”和“五保”人员供养、社会互助、扶贫开发和医疗救助、教育救助、住房救助、司法援助，各种补充社会保险，国有企业职工、各类公务人员、见义勇为人员和包括老年人、残疾人、儿童在内的各种特殊社会群体的社会福利，各种职业福利和家庭福利、公益事业等等方面的制度，都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

所谓完善法规，就是在此前探索、实践的基础上，再用三到五年的时间，对以前形成的社会保障基本法律进行修订，对探索实践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各种法规、规章、标准、规范和政策等进行全面审查、修订和清理，为形成统一、完整、规范的社会保障制度奠定法制基础。

Ⅳ 中国住房保障体系有哪几种

中国住房保障体系有四个层次的组成部分，救济性的保障、援助型的保障、互助型的保障、自助型保障。
住房保障体系，从客观规律和国际经验看，结合中国的国情，有四个层次的组成部分。基本保障以及大家所关注的今年的廉租房建设，以及其他的保障房建设，属于基本保障或者叫最低保障。我们把它归结为救助、救济性的保障，如同民政局发低保一样的。有一些重度残疾人、无人赡养的孤寡老人，家庭劳动力和人口需要负担严重不匹配的人的家庭，需要社会救助才能生存下去；如同我刚才说的，如果家里别说没有劳动力，就是有劳动力，挣的工资如果按人均达不到北京最低生活费标准，民政局有义务、有责任给你补到最低生活费。这就叫救济性的保障。廉租房就属于这个保障体系的构成。
第二个层面是援助型的保障，和救助型、救济型相去配的援助型，也属于住房保障的题中应有之义。援助型的保障是指，自己有一定能力解决住房问题，但是不足，需要政府给予帮助。
第三个层次的保障，也是保障体系中的应有之义，最典型的就是公积金，我们把它称为互助型的保障。
第四个层次的保障，我们略为生疏，但是很可能是今后一个长期发展过程中住房保障中最重要的部分，自助型保障。其实这种保障体系是将来更符合中国国情也符合客观规律和国际经验的。与公积金账户的区别在于，它不是强制缴存的，是自愿缴存的，但是你往这个账户里存钱可以享受减或者免个人所得税。一方面，通过这种政府暗补的方式，给需要保障的人群提供了一个新的出口，另一个，也鼓励和促进人们对自己解决自己的住房需求负起更大的责任。

Ⅳ 中国未来人民住房的发展方向。

为进一步加强房地产市场引导和调控，调整住房结构，控制住房价格过快上涨，促进房地产业健康发展，国务院近期颁发了《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建设部等部门关于调整住房供应结构稳定住房价格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06〕37号，简称《通知》）。《通知》出台以后，社会各界反响强烈，全国已有很多城市按照《通知》精神，陆续出台了地方实施细则。在认真学习和落实《通知》有关措施的同时，房地产业界也在认真地思考《通知》所蕴含的深刻意义，进一步反思我国的住房制度建设，进一步探索适合国情的住房发展模式和发展方向。本人认为，这将对我国今后住房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对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

一、我国住房发展方向的背景分析

1998年国务院发出了《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国发〔1998〕23号），这是近年来我国住房体制改革和住房发展的纲领性文件。文件提出的我国住房制度改革的指导思想是：“稳步推进住房商品化、社会化；逐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我国国情的住房新制度；加快住房建设，促使住宅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不断满足城镇日益增长的住房需求”。文件提出的深化住房制度改革的目标是：“停止住房实物分配，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房为主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发展住房金融，培育和规范住房交易市场”。

国发〔1998〕23号文出台几年后的实践证明，该文件对我国住房建设和房地产市场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目前，国内各城市已全面停止了住房实物分配，逐步实行了住房货币化的目标；住房金融业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住房交易市场不断规范，基本上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城镇住房新制度；房地产业也因此得到了高速发展，已经成为了我国经济发展的支柱性产业。

但是，应该看到，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人均资源紧张的发展中国家，在人均经济规模和人均收入水平等方面与发达国家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因此，住房的发展也应该与我国国情相符合，不断探索和完善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并符合现时社会发展状况的住房制度，而不应盲目求快、超前发展，否则极有可能产生住房畸形发展，并对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带来负面影响。

从房地产业与房地产市场的发展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房地产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并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房地产市场的发展，使得城市居民的人均住房水平得到了巨大的提升，并直接提升了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使人民生活水平由温饱型进入到全面小康水平。然而，在目前人均收入水平较低，人均GDP尚与发达国家有10倍以上差距的情况下，完全建立以市场商品房为主体的住房供应体系，并不适合现时国情，不能满足各个收入层次居民的住房需求，且容易带来房价高涨、普通老百姓住不起房等现实问题。

因此，国发〔1998〕23号文中指出的“建立和完善经济适用房为主体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是针对我国城镇广大中低收入群体的实际住房能力而制定的符合国情的基本住房政策，对我国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的住房发展，依然具有重要的意义和指导作用。稳步推进住房商品化，建立既符合国情又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合理住房体制，是我国今后住房发展的基本指导思想和原则。

二、住房建设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在国发〔1998〕23号文中，国务院提出：“对不同收入家庭实行不同住房供应政策。最低收入家庭租赁由政府或单位提供的廉租住房；中低收入家庭购买经济适用住房；其他收入高的家庭购买、租赁市场价商品住房”。同时，“调整住房投资结构，重点发展经济适用住房”，按照“保本微利”原则，确定经济适用住房的7项费用构成和3％以下的利润控制原则，以促使“经济适用房价格与中低收入家庭的承受能力相适应，促进居民购房”。

从国发〔1998〕23号文出台后近8年的住房发展实际看，23号文出提出的以经济适用房为主体的住房供应体系未能完全形成；与商品房市场的快速发展相比，大多数城市的经济适用房发展较为缓慢，经济适用房在住房整体供应总量中的比例远远未达到“主体”应有的规模，并与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房为主的住房供应体系目标相去甚远。究其原因，在于此项政策的实施未能与近年来我国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有效结合，一定程度脱离了“效率与公平相结合”的住房发展基本目标。特别是经济适用住房所采取的土地划拨、3％以下利润控制的方式，虽然有利于降低开发成本，便于中低收入者购房，但是却使得经济适用房的发展脱离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发展的实际，脱离了“人口多、底子薄”的基本现实，未能充分发挥各种经济资源（包括房地产开发）在现阶段住房建设与发展中的积极作用，从而导致商品房发展迅速、经济适用房发展缓慢的局面，使23号文“对不同收入家庭实行不同住房供应政策”的目标未能完全实现。

在经济适用房等政策性保障住房发展缓慢的同时，商品房的高速发展，形成了目前国内多数城市建立了以商品房为主体的住房供应体系，住房供应问题基本上依靠市场解决。这样，各地住房实际发展从另一方面脱离了“效率与公平相结合”原则，并使得23号文“稳步推进住房商品化”、“逐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我国国情的住房新制度”的基本原则未能落到实处。特别是在近两年商品房价格快速上涨时，各地未能通过住房政策的“区别对待”功能，来发挥经济适用房等低价、具有保障性质的住房在抑制房价快速上涨和保证中低收入群体住房的积极作用；同时，也使得房地产市场发展政策屡屡在“促进发展”与“严格控制”之间摇摆，未能发挥保证市场“稳定”和“持续”发展的作用。

综上所述，国发〔1998〕23号文中提出的“对不同收入家庭实行不同住房供应政策”，是符合我国国情的一项重要住房发展原则，它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都将对我国住房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但是，23号文中提出的“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房为主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的具体目标，应当结合近年来住房发展的实践进行调整，特别是不能忽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住房发展的经济属性及其市场动力；并应当有效的将解决城镇不同收入家庭的住房政策与住房市场发展有机结合，兼顾效率与公平，在现时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制定满足不同收入家庭住房需求并切合实际的新的住房政策。

三、关于未来住房发展方向的探讨

通过前述分析，本人认为今后我国住房发展的方向应是：进一步加强城镇住房制度改革，不断完善城镇住房供应体系；建立以中低价位、中小套型商品房为主体，以城镇经济适用住房、廉租住房为辅助的新建住房供应模式；促进二手住房市场、房屋租赁市场的发展，充分发挥城市存量住房解决居民住房问题的积极作用，建立多层次的城市住房供应结构；不断满足城镇不同收入水平居民家庭的住房需求。

（一）关于中低价位、中小套型商品房的主体地位问题

考虑到我国“人口多、底子薄、资源紧张”的实际情况，住房问题既不能脱离经济发展现实而单纯依靠公共资源的无偿投入，更不能把住房问题完全交由市场解决；今后的住房发展，应当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优势，结合不同收入家庭住房需要的现实，主要通过有条件的市场方式解决城镇居民住房问题。近期国务院37号文中提出的“重点发展满足当地居民自住需求的中低价位、中小套型普通商品房”，正是通过 “限价”、“限户型”的方式有条件解决城镇中低收入家庭住房问题的重要措施。该措施在分担了住房的部分政策性保障功能的同时，可以充分调动各类经济资源，发挥房地产开发的积极作用，满足中低收入阶层的住房需求。而其所占商品房比达到70%以上，也正是体现了国发〔1998〕23号文“建立和完善经济适用住房为主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的基本精髓。

（二）关于住房保障问题

在国发〔1998〕23号文中，指出“最低收入家庭租赁政府或单位提供的廉租住房”、“中低收入家庭购买经济适用住房”的住房保障原则。考虑到前述中低价位、中小套型商品房在解决中低收入家庭中已有的作用，现时住房保障问题主要应当立足于解决城镇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困难。为此，最近国务院37号文中，明确提出“加快城镇廉租住房制度建设”、“规范发展经济适用住房”等措施。同时，从与国内城市住房实际相近的香港等地对低收入家庭的住房保障经验看，重点发展面向广大低收入群体的政府公共租赁住房（类似于廉租住房），适量发展“居屋”（即可购买公房，类似于现时的经济适用住房），是政府加强住房保障、解决低收入家庭住房问题的有效手段。目前，深圳市政府已在有关文件中明确提出了住房保障“以租为主”并“将全市土地出让净收益的10%用于公共租赁住房（含廉租住房）建设”的具体措施。建议可在内地有条件城市推广此做法，保证城市低收入人群的基本的住房需要，并充分发挥政策性住房在平抑房价、稳定市场中的积极作用。

（三）关于存量住房的发展

随着我国住房制度改革的深化及房地产市场的快速发展，目前国内诸多城市的住房存量已达到相当规模，部分大城市每年存量住房买卖已经接近或超过新房交易；同时，房屋租赁市场快速发展，而租赁市场不存在一次性支出，住房成本较低，有利于解决对低收入群体住房问题。为此，新出台的国务院37号文提出了：“积极发展住房二级市场和房屋租赁市场，引导居民通过换购、租赁等方式，合理改善居住条件”，以多渠道增加住房供应，解决中低收入者住房问题。

因此，在我们进一步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完善住房供应体系的过程中，应当充分重视城市存量住宅的作用，将其作为城镇住房供应体系的一个重要环节，通过加强城镇存量住宅的综合整治与环境改善，进一步加强城镇低价住房的供应，并建立包括新建普通商品住房、经济适用房、政府公共租赁住房（含廉租住房），以及各类城镇存量住房在内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

Ⅵ 为什么说住房保障问题是民生工作的重要问题

其一，保障性住房建设意义大。改善城市低收入居民的居住条件，是重要的民生问题，加快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对于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要意义。大力推进廉租房建设、棚户区改造、农村危房改造和实施游牧民定居工程，是改善城乡居民消费环境和条件的有效举措，对相关产业具有很强的带动效应，有利于城乡居民特别是低收入居民扩大消费。特别是在当前房价居高不下、预期通胀压力过大的时期，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
有利于控制房价上涨，使房地产市场进入健康发展轨道。可以说，保障性住房建设工作是抑制高房价、解决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重要方式，是实现“住有所居”目标的重要举措，是推进构建和谐社会进程的重要内容。老百姓住“蜗居”、当“房奴”的问题如果得不到有效解决，必将影响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正因保障性住房建设意义如此重大，中央领导对保障性住房建设显得特别重视，从战略高度部署和推进这项工作。
其二，保障性住房建设任务重。与商品房相比，我国保障性，制度还很不完善，为此，中央明确提出要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力度，进一步改善人民群众的居住条件，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2月24日举行的全国保障性安居工程工作会议提出，今年全国共将建设城镇保障性住房1000万套，比去年增加70%多，改造农村危房150万户以上。这意昧着我国保障性住房建设进入“快车道”。面对这些既定的目标，各地纷纷签订了目标责任书。
但关键要落到实处，真正把保障性住房建设记在心上、抓在手上，实现保障性住房建设的“快步跑”，不能让责任书成为一纸空文，不能让政府的承诺成为开出的一张“空头支
票”。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中央领导加强对保障性住房建设调研指导的力度，意在确保各项建设任务落实到位，真正成为“惠民工程”。
其三，保障性住房建设困难多。保障性住房建设是政府出台的一项惠民政策，它的实施能够为一部分有住房困难的居民解决一定的困难，但它的实施还存在很多困难。可以说，完成保障性住房建设的任务，并非一件容易的事。主要面临的两大瓶颈，就是钱从哪里出、
地从哪里出？为确保这一任务落实到位，中央财政补助资金将超过1000亿元。但更多的还要靠政府想办法、出良策、攻难关。不可否认，一些地方总认为困难多、难度大，对保障性住房建设存在“等观望”的思想，雷声大雨点小，进展不力、落实不到位。正因如此，中央领导多次强调保障性住房建设，就是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工作进一步加大力度，把这项工作摆在突出重要的位臵，迎难而上，知难而进，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创造有利条件，千方百计增加资金投入，优先保证用地供应，确保各项任务落实到位，帮助更多中低收入群众解决住房困难。
住房是民生之重，安居才能乐业。下大气力加快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是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顺时应势之举，是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民生问题。从总书记提出“两项重大工程”到总理强调“三个坚定不移”中，各级政府要进一步提高认识，更加负责地担负起职责，抓紧建立健全多层次、广覆盖的住房保障体系，真正把办好事办好、实事办实，努力使改革成果惠及更多需要保障的家庭。

Ⅶ 如何完善我国的住房保障体系

二、住房保障体系存在的问题及完善

第一，住房公积金制度。1999年4月3日，国务院颁布实施了《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这标志着我国住房公积金制度进入了一个法制化、规模化发展的新时期。现实施的条例是根据2002年3月24日《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修订后的条例。住房公积金，是指国家机关、国有企业、城镇集体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城镇私营企业及其他城镇企业、事业单位、民办非企业单位、社会团体及其在职职工缴存的长期住房储金。职工个人缴存的住房公积金和职工所在单位为职工缴存的住房公积金，属于职工个人所有。住房公积金的管理实行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决策、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运作、银行专户存储、财政监督的原则。住房公积金应当用于职工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挪作他用。可见住房公积金制度是一项强制单位和个人为个人未来购房进行储蓄的住房货币分配方式，其特点是直接以金融手段支持广大城镇职工购买住房，旨在帮助个人缓解购房压力。利用住房公积金贷款比普通商贷的利率低1%.住房公积金制度自建立以来，覆盖面不断扩大，归集额和缴存额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对中等收入者购买房屋提供了很大的支持作用。但是，该制度在实施过程中也存在着诸多不足之处。首先，虽然住房公积金制度自建立10多年来，覆盖面不断扩大，但覆盖率仍然较低。全国公积金覆盖率不到50%，仍有4000万左右的职工还未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2]一些企业，特别是私营企业没有缴纳住房公积金的意识，也有些企业由于资金流转不畅任意停缴。其次，住房公积金的运用率低，沉淀资金高。“就全国来看，除在上海、北京、天津、浙江、江苏、福建等6省市的公积金运用率情况比较乐观，超过了60%，其中北京高达96%，而其他省市则普遍面临运用率不足的压力。”[3]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有以下：办理住房公积金贷款条件多、手续繁琐、审批时间长，影响购房者贷款热情；虽然公积金贷款比商贷低1%，但是这个利率差很小，当商贷采取优惠利率时便优势不存。而且，利用公积金贷款可贷得额度低，即使采取商贷+
公积金贷款并行的方式，但也终因公积金贷款手续繁琐等弊端而使人们不得不放弃它的使用；公积金的使用仅限于购买、建造、翻修、大修资助房屋，不能用作租赁之用，这也限制了那些卖不起房的低收入者对住房公积金的使用，对于那些直至退休都卖不起房的人来说，只能等到退休再将公积金支取出来自用，这有悖于公积金作为住房保障的原意。再次，公积金缴存设定了最高缴存比率，不利于单位自主提高职工公积金额度。

住房公积金制度存在的这些不足都影响了其提供住房保障的力度，需要加以完善方能使其更好的发挥作用，首先，加强对我国劳动用工的管理，扩大住房公积金的覆盖率。必须改变目前我国用工制度的无序状态，凡是企业用工必须经过当地劳动管理部门的批准，并在劳动管理部门登记注册。住房公积金管理部门必须对在本市工作的人员进行跟踪，即在本市工作后，要及时办理住房公积金缴纳的有关手续。[4]逐步推进农民工参统住房公积金的改革措施，使农民工也能从中受惠。其次，赋予住房公积金中心稽查处罚职能，对不缴、欠缴住房公积金的单位予以相应处罚，迫使其按期及时缴纳。再次，提高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降低贷款利率，吸引人们选择公积金贷款。第四，取消最高比率限制，设定弹性比率，对于有能力且对住房公积金热情高的单位鼓励其自己确定比率提高职工住房公积金额度。第五，拓宽公积金的使用用途，以自住为目的的租赁也可申请公积金的运用，真正保障公积金用户的住房需求。第六，加强住房公积金中心的管理，强化对其的监督，简化办理程序，提高办理效率。

第二，经济适用房政策。1998年，我国推行经济适用住房政策，国务院发布的有关文件提出：中低收入家庭购买经济适用住房；经济适用房具有社会保障性质，目的是为实现“居者有其屋”。经济适用房是指以行政划拨土地建造，享受政府优惠政策，以保本微利（开发商利润控制在3%以下）为原则，向中低收入家庭出售的不完全产权的普通商品房。“从1998年至2002年，全国共完成经济适用住房投资3959.67亿元；经济适用住房施工面积达71644.68万平方米；经济适用住房竣工面积达42857.60万平方米；经济适用住房的竣工量占商品住宅竣工总量的41.2%，也就是说，经济适用住房已经占了中国住宅的半壁江山。”[5]按此统计数据而言，我国的经济适用住房规模已经很大，应该能够满足广大中低收入者的购房需求，而为什么实际上并没有起到其应有的效果呢？究其原因，不难发现，当时国家决定全面推进经济适用房建设，并不仅是为了解决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需求，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也是一个重要目的。正是由于这种政策定位上的模糊性，使得经济适用房很难与商品房界分，经济适用房的房型面积如何确定，销售对象资格如何审定，经济适用房如何管理规范等问题不够明确，导致在一些地方经济适用住房被富人购买，成了富人房，偏离了它应有的目标。[6]目前经济适用房存在的问题主要是：消费主体错位，由于审核不严，高收入者往往凭借其经济优势购置多套经济适用房，剥夺了本属于中低收入者的房源；房屋面积规模普遍偏大，中小户型供应量少，而中低收入者真正能够消费起的只有那些中小户型的房屋；虽然政府限定了经济适用房的利润空间，然而，本来很低成本的经济适用房价格却也不断上涨，与普通商品房差价不大，而质量往往不如普通商品房，失却了其本来的功能。经济适用房存在的这些问题是关乎我国住房保障能否落到实处的关键所在，因此一定要下大力气认真解决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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Ⅷ 如何建立多元化的多元化的住房保障体系

1951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后，城镇建立了职工劳动保险制度并覆盖城镇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职工及供养直系亲属；同时，农村建立了面向乡村孤老残幼的“五保”制度，面向农民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文革”期间，劳动保险制度被取消并演变为“企业保险”。1978年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我国对传统的社会保障制度进行改革。到2008年，社会保险覆盖面日益扩大，待遇水平逐年提高，基金收支规模快速增长，制度运行平稳。以养老保险为例，2007年覆盖人数达到2.01亿，基金收支分别达到7834亿元、5965亿元。努力实现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到2020年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立”目标。NO.1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历程当前，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历程，根据不同时期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目标、重点和重大政策举措，可划分为改革探索、制度框架初步形成与统筹城乡发展三个阶段。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历程根据不同时期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目标、重点和重大政策举措，可划分改革探索、制度框架初步形成与统筹城乡发展三个阶段。1978至1992年间的改革探索时期这一时期，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是转变企业经营机制、增强企业活力，实行以承包为主的多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在这种改革背景下，社会保障改革的指导思想定位于服务企业改革的需要，国家把社会保障改革作为企业改革的配套措施来进行，以单项制度改革为突破口。在改革步骤上，首先从改革城镇企业养老保险制度和建立失业（待业）保险制度入手，再随着有关企业改革政策的出台，陆续制定了其他相关的社会保障改革措施。在养老保险方面，1984年，国家在全民和集体所有制企业开始了退休费用社会统筹的试点；1991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实行基本养老保险、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和职工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相结合的养老保险制度，基本养老保险费用由国家、企业和个人共同负担，实行社会统筹，先由市、县级统筹再逐步过渡到省级统筹。在失业保险方面，1986年为了配合国营企业劳动合同制，国务院颁布了《国营企业职工待业保险暂行规定》，首次在我国建立了企业职工待业保险制度；1993年国务院修订了该规定，发布了《国有企业职工待业保险规定》，进一步扩大了待业保险的覆盖范围，提出由企业缴费建立待业保险基金，用于保障待业职工的基本生活。1993年至2004年的制度框架初步形成时期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把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框架的五个组成部分之一，明确了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基本内容。随后，城镇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按照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确定的目标、任务和基本原则来进行，重点是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制度，目标是建立一套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社会保障制度。在养老保险方面，1995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深化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通知》，基本养老保险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制度模式并在全国试点，费用由企业和个人共同负担。在医疗保险方面，1995年，在江苏省镇江市、江西省九江市进行试点，探索建立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医疗保险制度；1996年试点扩大到38个城市。在工伤保险方面，1996年，原劳动部发布了《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规范了工伤保险的认定条件、待遇标准和管理程序，建立工伤保险基金。1994年，原劳动部颁布了《企业职工生育保险试行办法》，对生育保险的实施范围、统筹层次、基金筹集和待遇支付等进行规范。1997年以来，我国社会保障改革步伐加快，国务院于1997年发布了《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统一了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1998年发布了《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明确了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模式和改革方向；1999年发布了《失业保险条例》，进一步明确了覆盖范围、筹资办法、缴费比例、享受条件和保障水平。同年，国务院颁布了《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和《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进一步规范了城市贫困居民社会救助和社会保险费征缴工作；2004年颁布了《工伤保险条例》，进一步明确了覆盖范围、筹资办法、缴费比例、享受条件和保障水平。为配合国企改革，妥善处理分流下岗人员和保障城镇贫困人员基本生活，1998年后逐步建立“一个中心、两个确保、三条保障线”的政策体系。2000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印发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试点方案的通知》，并在辽宁省试点，探索社会保障制度从单项制度推进向系统建设转变、以覆盖国有企业为主向以覆盖城镇从业人员转变的经验，3年试点取得了较大的成功。到2004年底，以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主要内容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要求的社会保障体系框架初步形成。2005年以后的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统筹发展时期2005年以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等文件的出台，标志着我国经济社会进入以人为本、落实科学发展观和统筹城乡发展的时期。在这一大的背景下，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发展进入统筹城乡、全面覆盖、综合配套、统一管理的阶段。2005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实现养老保险覆盖范围由职工向城镇灵活就业人员的拓展，改革养老金计发办法，强化激励约束机制，建立长效机制；2006年，国务院颁布了《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劳动保障部关于做好被征地农民就业培训和社会保障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推进农民工和被征地人员社会保障制度建设；2007年国务院颁布了《国务院关于在全国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国务院关于开展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全国建立兜底性的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同时将医疗保险由职业人群拓展到城镇非职业人群。NO.2实现两个创新一个突破实现从企业保障到社会保障的转变，初步建立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保障网；创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政策；提出了建立多层、多元、多样化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体系理论。1.制度、机制和体制方面的创新。实现从企业保障到社会保障的转变，初步建立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保障网。创新了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制度，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制度模式，五项社会保险全面实现了社会统筹，建立了用人单位、劳动者共同缴费、政府给予补助的筹资机制。成立了社会保险经办管理机构，实行政策制度与管理分开，提高统筹层次，推行属地管理和社会化管理服务。2.创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政策。为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减员增效，为市场竞争中的弱者——下岗和失业人员等建立了最低生活保障、失业保险、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实现了4000多万国有企业下岗进入再就业服务中心，平稳地退出国有企业，进入劳动力市场，未造成大的社会震动，创造了世界奇迹。3.理论上的突破。针对上世纪90年代末养老保险差额缴拨管理下，企业离退休人员养老金拖欠严重的现象，提出了建立独立于企事业之外的社会保障体系理论。2008年，针对“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目标，提出了建立多层、多元、多样化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体系理论，特色内含有如下五个方面：一是公平与效率相结合；二是基本保险与补充保险相结合；三是统一性和特殊性相结合。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在制度上必须统筹考虑、整体设计、统一管理，防治制度设计的“碎片化”而加大运行中的摩擦。同时要正视我国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性，在统一的制度和法律规范下，充分考虑和体现这种差异，给地方一定的弹性空间。特别是在农村，要继续发挥家庭和土地保障的作用，实施城乡有别的社会保障项目和办法。四是历史、现实和未来相结合。既要逐步偿还体制转轨的历史债务；又要保障现有待遇享受人员的切身利益，并逐步缩小有保障群体与无保障群体、保障水平高与保障水平低的群体之间的利益落差；还要为未来人口老龄化高峰作准备。NO.3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经验坚持党的路线方针、坚持服务经济社会改革和发展全局；立足于国情，坚持“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的方针；制度建设、法制建设和服务管理并重。1.坚持党的路线方针、坚持服务经济社会改革和发展全局。社会保险制度是一项重要的社会、经济制度，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纲领性文件，它决定了社会经济发展的终极目标，决定了我国社会保险制度建制理念和阶段性目标。1992年前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的成功，以及1993年后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2005年以来统筹城乡发展取得的初步成绩，重要因素之一是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服务于党的路线方针，恰好地处理了作为局部的社会保险事业与作为整体的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既推动企业转换机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减少企业富余人员，又坚持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是简单地把富余人员推向市场，而是坚持以人为本理念，建立下岗再就业服务中心，保证下岗人员基本生活，提供培训、转岗和再就业能力，帮助他们再次进入劳动力市场，缓冲了当时背景从就业直接到失业的社会和个人震动，建立失业保险制度，完善失业保险政策，调剂失业保险基金用于下岗职工生活保障。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改革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则进一步推动了经济社会发展，实现了社会保险和社会经济的互动发展。2.立足于国情，坚持“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的方针。在以经济效率为中心和经济总体发展水平还比较低的总体背景下，致力于保障职工基本生活，坚持了低水平、广覆盖和保基本的原则，避免高福利倾向；考虑了城乡间、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制度政策不搞一刀切，倡导建立多层次的制度安排，中央颁布指导性文件，地方自主调整实施，适应部分发达地区、效益好的企业和高收入群体的保障需求，拓展了企业年金制度和补充医疗保险等制度发展空间，基本形成了社会基本保险、补充保险和商业保险构成的多层次的社会保险体系。考虑了制度转轨和社会转型，将历史遗留问题与发展、现实问题统筹考虑，避免了前苏联“休克”式地改革给人民、经济社会带来的巨大创伤，政策制定和完善中，既强化政府责任又履行单位和个人义务，突出社会保障的公平效应，兼顾制度运行的效率，重视长效机制建设和可持续发展。3.制度建设、法制建设和服务管理并重。既重视制度建设又加强经办管理，科学地制定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服务标准，加强城市社区和乡镇社会保障组织建设，充实经办服务工作队伍，改善经办条件；推进经办管理服务的规范化、信息化、专业化建设，以参保人员利益和服务便利为中心，不断提升社会保障管理服务水平，从以经济保障为主转变为经济保障和服务保障并重。积极推动法制建设，加强监察执法，扩大监察执法范围，完善监察程序，健全执法机构，加强执法队伍建设，为社会保障体系提供法制保障。NO.4面临的挑战和今后发展当前，应按照党的十七大“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的社会保障体系”的要求，完善以社会保险为主体的社会保障体系，养老和医疗保险具有覆盖群体多、资金量大、制度复杂等特点，是建设的重点。社会保障制度面临的挑战和突出问题当前，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与十七大目标有差距，面临着一系列突出问题，主要表现在四方面：一是制度存在缺失，广大农民、大部分农民工和城乡无收入老年居民目前尚无养老保障制度安排。退休人员医疗待遇未实行社会化管理。二是覆盖面窄。2007年我国1.53亿60岁以上老人中，只有4400万人能够享受定期待遇，不足三分之一；在7.7亿劳动人口中，参加了养老保险的仅有2亿，占26.5%；在5.9亿城镇人口中，参加医疗保险的仅有2.4亿，不足40%。三是管理体制不顺。社会保障事务管理分散在多个部门，不利于政策的统一规范。基金在地方管理，导致提高统筹层次难，跨统筹地区调剂基金和转续养老保险关系困难。四是历史负担沉重。关闭破产国有企业、困难企业职工和退休人员共约2000万人，由于资金问题未纳入医疗保险制度。同时，我们还面临人口老龄化、就业形式多样化、城镇化的挑战。目前我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与西方已老龄化的国家相比，我国具有未富先老、老年人口规模大、老龄化速度快、高峰期持续时间长的特点。预计本世纪30年代进入老龄化高峰期，老年人口将达3.5亿~4.5亿，负担系数大幅增加，养老支出急剧增加。退休人员人均医疗费用是在职职工的4倍，老龄化导致医疗保险支出急剧增加，基金支付风险大。我国正处在工业化、城镇化加快发展阶段，大量农民工流动就业的现象将会长期存在。灵活就业数量和比例上升，传统的以“单位”为对象的社会制度不能适应这种分散化、流动性强的就业格局。社会保障制度未来发展方向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已经进入了“以工促农，城乡支援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的发展阶段，社会保障进入统筹城乡发展阶段。社会保障制度发展既要遵循自身的规律，又要服务于经济社会大局，为此必须做到如下两点。1.坚持正确的指导思想，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落实科学发展观，围绕全面构建和谐社会的总体要求，坚持“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的方针，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以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为基础，以基本养老、基本医疗、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重点，以慈善事业、商业保险为补充，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2.树立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理念，应坚持多元、多样、多层次。多元化制度应符合城镇、农村以及城乡间流动群体特点。多样化制度应符合正规企业职工、灵活就业人员、公务员、事业单位职工、城镇无职业居民等不同特点和需求。多层次是指国家基本保险、单位补充保险和商业保险以及政府福利项目结构，以满足不同收入群体的保障需求。树立发展型社会保障理念，立足于建立长期可持续发展的机制。在社会保障基本模式的选择上，应以单位和个人缴费性的社会保险制度为主体，其它福利制度为辅助，强化缴费义务与待遇权利的对应关系，建立国家、单位和个人共同负担机制。改革目标完善以社会保险为主体的社会保障体系，改革的重点是医疗和养老保险制度。1.养老保险坚持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制度模式。完善养老保障体系对策主要体现为“全、统、实”三个方面。“全”就是实现城乡全覆盖，重点是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和养老补贴制度，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实行“基础性养老金加个人账户”的模式，覆盖从业人员。养老补贴制度覆盖城乡60岁以上无保障低收入老人。“统”就是提高统筹层次，实现基础性养老金全国统筹，理顺中央与地方责任。中央按工资总额的一定比例向单位征收养老保险费，负责基础性养老金发放，缺口由中央负责。过渡性养老金、个人账户养老金由省级经办机构管理与负责。“实”就是做实个人账户，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基金的分别管理和建账，互不挤占，真正变现收现付为部分积累。坚持个人账户基金市场化投资运营方向，加强基金监管体制、法规体系、组织队伍和能力建设，实现基金保值增值。2.医疗保险完善失业人员基本医疗保障政策，通过财政补贴和调剂失业保险基金，降低失业保险人员医疗保险缴费负担;通过多方筹资妥善解决国有困难企业、关闭破产企业退休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障问题。探索建立稳定可靠、合理增长的筹资机制，合理调整医疗保险基金支付政策，提高保障水平，创新就医结算管理方式，逐步解决参保人员门诊就医保障问题。当前，失业、工伤与生育保险政策体系已基本建立，并且主要覆盖职业人员，下一步任务是继续完善政策法规标准、扩大覆盖面、健全管理服务、提高待遇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