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房保障工作关系到

㈠ 住房保障工作有什么意义

非官方解释:
1，要很穷，相当穷，以至于没有住房的话快影响社会安定了
2，要跟某个有权势的人能拉的上关系，还要舍得花钱，那样人家就可以提早给你安排房子了
3,，要有足够大耐心，慢慢等着排队

(近乎)官方解释:
1，在南京工作了一定的年限，要有社保
2，家庭月平均收入在一千多(具体记不得了)一下
3，没有住房
4，~~

㈡ 如何做好住房保障工作公开，公平

没有绝对的公开，公平，只能做到更公开公平，只要居民应该知道的都让他们知道，属于他们的东西尽力满足他们

㈢ 为什么说住房保障问题是民生工作的重要问题

其一，保障性住房建设意义大。改善城市低收入居民的居住条件，是重要的民生问题，加快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对于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要意义。大力推进廉租房建设、棚户区改造、农村危房改造和实施游牧民定居工程，是改善城乡居民消费环境和条件的有效举措，对相关产业具有很强的带动效应，有利于城乡居民特别是低收入居民扩大消费。特别是在当前房价居高不下、预期通胀压力过大的时期，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
有利于控制房价上涨，使房地产市场进入健康发展轨道。可以说，保障性住房建设工作是抑制高房价、解决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重要方式，是实现“住有所居”目标的重要举措，是推进构建和谐社会进程的重要内容。老百姓住“蜗居”、当“房奴”的问题如果得不到有效解决，必将影响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正因保障性住房建设意义如此重大，中央领导对保障性住房建设显得特别重视，从战略高度部署和推进这项工作。
其二，保障性住房建设任务重。与商品房相比，我国保障性，制度还很不完善，为此，中央明确提出要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力度，进一步改善人民群众的居住条件，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2月24日举行的全国保障性安居工程工作会议提出，今年全国共将建设城镇保障性住房1000万套，比去年增加70%多，改造农村危房150万户以上。这意昧着我国保障性住房建设进入“快车道”。面对这些既定的目标，各地纷纷签订了目标责任书。
但关键要落到实处，真正把保障性住房建设记在心上、抓在手上，实现保障性住房建设的“快步跑”，不能让责任书成为一纸空文，不能让政府的承诺成为开出的一张“空头支
票”。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中央领导加强对保障性住房建设调研指导的力度，意在确保各项建设任务落实到位，真正成为“惠民工程”。
其三，保障性住房建设困难多。保障性住房建设是政府出台的一项惠民政策，它的实施能够为一部分有住房困难的居民解决一定的困难，但它的实施还存在很多困难。可以说，完成保障性住房建设的任务，并非一件容易的事。主要面临的两大瓶颈，就是钱从哪里出、
地从哪里出？为确保这一任务落实到位，中央财政补助资金将超过1000亿元。但更多的还要靠政府想办法、出良策、攻难关。不可否认，一些地方总认为困难多、难度大，对保障性住房建设存在“等观望”的思想，雷声大雨点小，进展不力、落实不到位。正因如此，中央领导多次强调保障性住房建设，就是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工作进一步加大力度，把这项工作摆在突出重要的位臵，迎难而上，知难而进，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创造有利条件，千方百计增加资金投入，优先保证用地供应，确保各项任务落实到位，帮助更多中低收入群众解决住房困难。
住房是民生之重，安居才能乐业。下大气力加快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是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顺时应势之举，是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民生问题。从总书记提出“两项重大工程”到总理强调“三个坚定不移”中，各级政府要进一步提高认识，更加负责地担负起职责，抓紧建立健全多层次、广覆盖的住房保障体系，真正把办好事办好、实事办实，努力使改革成果惠及更多需要保障的家庭。

㈣ 政府在公民住房保障中应起到何种作用麻烦回答详细点哦，谢谢！

问题的关键在于政府如何在不同层面扮演恰当的角色与采取何种干预方式。为此， 保证公民的住房权应该双管齐下： 一方面， 政府应该探索如何更好地规范住房市场的秩序， 让大部分人能够通过市场实现住房权； 另一方面， 政府应建立一套以公平为基准的住房保障政策体系， 为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权利提供有效的制度保障， 以实现住房政策为居民提供适当的居住条件、保障居民居住权利、促进社会与政治稳定的最终目标。

针对住房市场的规制而言， 首先， 政府应该秉持公平的住房权理念， 以达到人人住有所居以及和谐安定的居住环境为目标。其次， 政府当前亟待解决住房市场为开发商垄断这一严重问题。对此政府既要放宽住房开发的限制允许合作建房、社会力量建房打破一元化的住房供给体制， 又要加强对开发商囤地、操纵房价等违法行为的监管。再次， 政府需要加强在提高居民住房消费负担能力方面的作用。政府要进一步完善住房公积金制度， 通过简化公积金的审批程序、鼓励银行和开发商支持公积金贷款， 拉动房地产消费；同时也要改变观念， 扩大公积金的使用范围， 允许居民使用公积金用于租房、房屋修缮和装修。此外， 政府还应该采用更为合理的住房补贴标准， 适当提高住房补贴的额度。最后， 政府应该大力发展住房租赁市场， 坚持购房、租赁/双轮0 驱动的市场模式。保护租户承租权、确保租赁关系的法律效力、加强租赁房屋管理， 是政府当下规制住房租赁市场的重点。

针对住房保障政策体系而言： 首先， 住房保障政策体系的建构需要协调好市场与保障的关系。从西方福利国家住房政策体系的演变过程来看， 住房市场与住房福利都是有效的住房供应方式， 但是从理论与实践来看， 二者绝不能相互替代， 因为二者既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住房的特殊属性， 又有着不同的具体目标。利用住房市场，可以有效率地配置住房资源， 解决部分中高收入阶层居民的住房问题； 但是政府亦应同时承担起保障性住房的供应责任， 重点解决中低收入阶层等社会弱势群体的住房困难与住房问题， 保障每个公民都享有住房权利。其次， 采用正确、合理、有效的住房福利补贴方式。住房福利应该采取反向递减方式， 对收入在贫困线以下的提供全额补贴， 而对收入高于低保标准者只提供相当于全额一定比例的补贴， 比例随收入增高而递减。这样才有可能提高补贴的效率， 促进住房领域的公平。最后， 应从整体上完善住房保障政策体系。在我国， 中低收入阶层家庭占城镇居民的大多数， 这就向政府提出了大范围的住房需求。因此， 我国政府应在确立适度住房的保障水平后， 建立起层次化、结构化的住房保障制度， 建立起完善的住房保障政策体系。

值得注意的是， 我国住房政策的调整出现了两种互相矛盾的趋势， 反映出政府在保证公民住房权利、处理住房政策经济属性和社会属性方面的矛盾处境。一方面， 最近一段时间， 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十八大等重要讲话中提出/住有所居0， 似乎含糊地暗示迈向普惠型住房权利的可能性， 联系目前社会政策领域的很多制度逐渐走向普惠型的趋势， 确保我国普遍的住房权利也许很漫长， 但并不一定是臆想。另一方面， 政府将经济适用房的对象从中低收入家庭缩窄到低收入家庭， 增大廉租房政策的可及性等调整表明， 政府正试图建立一种剩余型的住房模式，采纳/选择性0 住房政策来保障公民的住房权利。针对我国社会分层、分化加剧的现实， 建立普惠型的住房保障政策应该更符合实际需要。然而， 在全球金融危机的不利经济环境下， 解决住房领域的各种问题， 切实保障公民的住房权利， 对我国政府的执政能力提出了巨大的挑战： 如何在保持经济增长、推进社会公平和维护政治稳定的困境中寻求平衡， 在很长时间内仍是政府面临的难题

㈤ 住房保障制度的住房保障制度的产生和演变

构建政治规则层面上的住房保障制度框架国家应在更高的政治规则层面保障公民的住房需求，通过立法保障公民的住房权利，尽快出台《住房法》，立法保障应该涵盖五个方面内容：一是按照不同的需求层次确认公民有选择合适住房的权利，同时赋予公民有自由表达住房需求的权利，通过制定保障公民住房权利的政治规则来降低公民获得合适住房的交换成本。二是通过立法明确人大、政府、司法、社会、公共组织和个人的责任和权利，降低住房保障制度的“依从成本”（意味着要有办法来识别那些违反规则的行为，衡量其违反的程度，并且能识别出是谁在违规）。三是按照事权与财权相对应的原则，明确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责权利，在同一的立法目标下实现合作，降低制度的实施成本。四是推动政府职能转变，实现由政策制定、实施、监督三者合一到政策制定者的角色转变，同时推动非营利组织和私营部门积极参与住房保障制度的实施，提高效率。五是明确住房保障的资金来源、支出管理、政策措施，鼓励社会资本积极进入保障性住房供应体系。构建基于责任政府的激励机制构建基于责任政府的激励机制，让地方政府真正成为服务大众的责任政府：一是改革政府官员政绩考核体系，将维护人民权益、关心群众疾苦、解决公共领域问题作为考核地方政府的主要内容，促使各级政府树立正确的政绩观。二是改变保障性住房建设用地以划拨方式的供应模式，变为以政府标准价出让供应，同时合理增加中央财政在住房保障领域的支出，增加部分用于支付廉租住房、公共租赁住房建设用地的土地出让价格，弥补部分地方政府因土地划拨方式供应而减少的土地收益。三是通过立法将土地出让金收益按比例建立全国性住房保障基金，以奖励项目建设的方式返还地方用于保障性住房建设。四是将保障性住房支出纳入地方各级人大的监管范围，对保障性住房支出的年度预算和决算实行单独审查并向社会公开。构建全社会广泛参与的第三方实施的非人际关系化交换住房保障制度实施的关键就是对代理人的监管问题，政府因其具有纠正市场失灵的职能，如果再参与保障性住房的生产和供应环节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对住房产权无法清晰界定，而监管和实施的成本将会非常高。因此在设计住房保障制度框架时应该向构建社会广泛参与的第三方实施的非人际关系化交换方向发展，改变政府既是规则制定者又是规则实施者的局面，从而降低实施和监督成本。一是将政府职责定位为住房保障政策的制定者和政策实施的指导者，由政府所属的行政主管部门负责。二是将现有的政府所属的实施机构如直管公房管理中心或廉租住房管理中心从政府职能部门剥离，成为住房保障制度的第三方实施机构，主要转变为两类互不隶属的社会非营利组织，一类为审查认定组织，负责组织社会广泛参与保障对象资格审查认定、保障方式确定工作；另一类为项目实施组织，负责保障性住房项目的建设和管理工作。三是在国家立法的鼓励下，个人、公共组织或私营部门组建非营利组织参与保障性住房项目的建设和管理。构建信息化管理平台规范准入退出机制构建住房保障制度框架的主要目标是纠正住房市场失灵以及防止因政府职责缺位和效率低下而导致的政府失灵，其核心是通过公共财政政策实现国民收入的再分配，使不同收入阶层能够获得合适的住房。但是在保障性住房与市场住房之间由于政府的干预而形成巨大的利差，由此住房保障准入与退出的社会公平便成为制度框架构建的焦点。然而，交换双方信息的不对称对保证制度实施的公平将产生巨大影响，保证住房保障对象的信息完整性成为了社会公平的关键。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整合构建完整的信息共享平台已完全可能实现，对降低住房保障制度的“依从成本”将产生积极影响。第一，通过构建涵盖劳动保障、税务、银行、证券、公安、民政、房产等部门信息共享的平台，实现对住房保障对象家庭的收入、资产和住房状况全面掌握，构建公平的资格准入机制。第二，构建针对不同收入、无房时间等因素的排队轮候机制，实现差别化的住房保障体系。第三，运用价格机制规范保障性住房的退出机制，一是对已享受廉租住房保障的家庭在收入提高后实行逐步调高租金的方式或逐步减少租赁补贴，直到租金调整为市场租金或停发补贴；二是对经济适用住房方式保障的家庭在购买其他住房后实行由保障实施机构折价回购方式退出保障，回购的住房由保障实施机构向其他符合条件的家庭出租或出售；三是公共租赁住房的租金按略低于市场租金标准确定，为市场租金的80%～90%，一旦公共租赁住房保障对象通过市场购房便执行市场租金直到承租人退出；四是对租赁型保障对象在保障期间购买市场住房的给予一次性购房补贴，在承租人退出该房后才将购房补贴拨付售房企业，保障对象将补贴购买的市场住房再次上市交易时，必须将购房补贴款退还政府，同时按购房时补贴款所占比率提取售房时所获取的利润。构建科学的信息收集体系全国房屋普查所涵盖的信息非常广泛，从城镇到农村，内容包括房屋状况、居住状况、产权人及家庭情况等，同时由于城市的发展，房屋基本信息变更迅速，增加了信息收集的难度。构建科学的信息收集体系不仅可以增加信息的准确度，还可以提高信息收集的效率，对分析和制定住房公共政策极为重要。首先，明确组织机构，将全国房屋普查工作纳入到行政机构的重要日常职能。其次，固定房屋普查时间，将房屋普查工作常态化，一是在国家制定五年规划的前一年开展全国性的房屋普查工作，为制定下一个住房建设及住房保障五年规划提供准确的决策数据；二是其他年份通过抽样调查修正数据，为制定年度住房保障计划和保障性住房土地利用计划提供依据。再次，建立以社区、村委会为基础的房屋档案信息系统，对住房情况及时修改更新。最后，对所有竣工的新建房屋由建设部门提供统一编号的“身份证明”，并通过网络建立新建房屋信息系统，便于查询和管理。

㈥ 住房保障的起源及内涵

“保障”即保护防卫，该词多和政府帮扶弱势群体的行为相联系。我国社会保障的重点是广覆盖、保基本，即保障城乡居民的最低生活、基本医疗、基本养老的权利和需求。对于何为住房保障，目前国内并没有权威的解释或法律条文相对应。“住房保障”可能是从早期政府文件中“保障性安居工程”里衍生的一个术语，后多和体系、政策、工作、范围、水平等名词联用。一般代指政府为低收入居民和弱势群体提供的住房援助，使其具备基本的住房条件。
住房保障这个概念在改革开放之前的政治与社会发展语境中是不存在的，因为城市居民住房基本都是由政府或单位解决的，公房是主流，私房只是零星存在，可以不严格地说当时采取的是一种全民福利住房制度。住房价格机制作用甚微，分配往往根据家庭结构、年龄、工龄、职位、已占用住房状况等因素进行，房地产市场尚未形成。
1994年6月，国务院批转《国家体改委经济体制改革实施要点的通知》时提出：“促进住房社会化、商品化和住房建设的发展”。其中主要的改革措施是公房提租、发展经济适用房和推出住房公积金制度。这个时期，住房制度改革的方向是产权改革，引入市场机制，并建立双轨制的住房供应体系。此时，住房保障尚没有正式文件涉及这一概念，更无论纳入社会保障的范畴。国务院在1998年发布《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具体目标是停止住房实物分配，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最低收入家庭租赁由政府或单位提供的廉租住房。此文件明确了由建设廉租房、经适房项目、发放住房补贴和推行公积金制度为中低收入家庭和职工购（租）房提供援助。该文件没有出现“住房保障”或“保障性住房”的字眼。
随着住房制度改革的深入，官方首次以文件形式提出“加快建立和完善适合我国国情的住房保障制度”是在2003年8月。国务院颁发《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通知》。这份文件的主旨是坚持住房市场化，坚持以需求为导向的基本方向。业界一般解读该文件是加快住房领域市场化改革的政策。随后近10年的实践也表明，整个房地产市场和行业得到空前发展，住房拥有率不断上升，城市各阶层居民的住房状况得到极大改善。
2007年10月，十七大提出要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其中提出“健全廉租住房制度，加快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要求。当时提出社会保障的重点是基本养老、基本医疗、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尚未包含住房保障。指导性的意见是“建立适应全体居民需要的多层次住房保障体系”，在正确认识和处理政府主导和社会参与的关系上，充分发挥各类市场主体和社会组织的作用，对能够实行市场运作的公共服务，应该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伴随着城市住房价格上涨，高层着力强调住房保障工作是在2008年。在金融危机波及我国的背景下，国务院办公厅12月在中国政府网发布《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意见提出“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力度，进一步改善人民群众的居住条件，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此时的政策思路仍旧是把建设保障性住房看成是市场干预的一部分，主要是做加法而不是减法。随着房价的进一步上涨，2011年1月2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房地产市场调控工作时确定，要落实住房保障和稳定房价工作的约谈问责机制，并将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纳入了地方政府的责任目标。在3月中旬出台的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提高住房保障水平”，拟通过“加大保障性住房供给”实现“住有所居”的社会目标。
住房保障工作是伴随着住房制度改革的进程逐渐凸显并受到重视的，没有住房的市场化商品化也就没有住房保障。供应保障性住房（或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成为干预住房市场的一种政策工具。类似基本医疗、基本养老、义务教育，住房保障可视为一种兜底的制度，是一种国家构建的生活“安全网”和社会“稳定器”。是否将保障范围扩大到更多居民甚至全体居民还存在很大争议。主流的意见是住房保障的重点是低收入者和弱势群体，一般将解决最低收入者住房困难的廉租住房制度列入社会保障体系。我国住房保障覆盖范围的目标大约控制在20%，房地产市场仍旧以商品房供应为主，这种情况下居民往往需要得到某种住房援助才能负担得起住房。
主要内容
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有多种住房保障形式。村民在集体划分的“宅基地”上自行建房。市民则分类解决：高收入者面向市场购买商品住房；中低收入者购买经济适用住房或者购买“二限房”；最低收入者租住政府提供的廉租住房等。住房保障和失业、养老、医疗等保障都是社会保障制度的组成部分。
从现实情况看，我国住房保障有以下内容： 即限制价格、限定面积的普通商品房。“二限房”是国家在商品房价格奇高、面积过大，工薪阶层对此望洋兴叹的情况下出台的宏观调控政策，是国家专门为解决既买不起商品房，又不符合购买经济适用房条件的中收入者尤其是工薪族，即所谓的“夹心层”的住房问题而强制推行建设的的中小套型、中低价位的普通商品房。
上述几个方面只是就一般性住房保障而言。我国是一个发展不平衡的大国，从具体国情出发，住房保障还需要有针对特殊情况的特殊政策。例如，在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过程中，如何解决他们的住房问题；旧城改造和房地产开发中，大量房屋拆迁造成一部分低收入被拆迁户无力回购新建商品房的问题；老工业基地等社会失业率较高、住房改善速度明显滞后地区的住房问题等。这些问题都是迫切需要我们深入研究并尽快完善的方面。 最后还有少量特困群体，他们连廉租房的租金也付不起。这就需要有制度来保障他们的基本住房需求。具体办法就是对特困家庭采取政府提供贴租的方式。
上述这四个方面只是就一般性住房保障而言的。我国是一个发展不平衡的大国，从具体国情出发，住房保障制度还需要有针对特殊性问题的特殊政策。城市化进程中，拆迁造成一部分低收入群体居住地远离核心市区，“有了房却坐不起车”的问题；城乡结合部出现的“城中村”问题；老工业基地等社会失业率较高、住房改善速度明显滞后地区的住房保障问题等。这些问题都是迫切需要我们深入研究并尽快完善的方面。有必要强调的是，作为一个人多地少、资源有限的国家，在一个相当长时间内，我国住房保障制度还只能以“低水平、广覆盖”为目标。
附加：相关住房标准：

㈦ 如何加强住房保障的后期管理工作

二、住房保障体系存在的问题及完善

第一，住房公积金制度。1999年4月3日，国务院颁布实施了《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这标志着我国住房公积金制度进入了一个法制化、规模化发展的新时期。现实施的条例是根据2002年3月24日《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修订后的条例。住房公积金，是指国家机关、国有企业、城镇集体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城镇私营企业及其他城镇企业、事业单位、民办非企业单位、社会团体及其在职职工缴存的长期住房储金。职工个人缴存的住房公积金和职工所在单位为职工缴存的住房公积金，属于职工个人所有。住房公积金的管理实行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决策、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运作、银行专户存储、财政监督的原则。住房公积金应当用于职工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挪作他用。可见住房公积金制度是一项强制单位和个人为个人未来购房进行储蓄的住房货币分配方式，其特点是直接以金融手段支持广大城镇职工购买住房，旨在帮助个人缓解购房压力。利用住房公积金贷款比普通商贷的利率低1%.住房公积金制度自建立以来，覆盖面不断扩大，归集额和缴存额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对中等收入者购买房屋提供了很大的支持作用。但是，该制度在实施过程中也存在着诸多不足之处。首先，虽然住房公积金制度自建立10多年来，覆盖面不断扩大，但覆盖率仍然较低。全国公积金覆盖率不到50%，仍有4000万左右的职工还未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2]一些企业，特别是私营企业没有缴纳住房公积金的意识，也有些企业由于资金流转不畅任意停缴。其次，住房公积金的运用率低，沉淀资金高。“就全国来看，除在上海、北京、天津、浙江、江苏、福建等6省市的公积金运用率情况比较乐观，超过了60%，其中北京高达96%，而其他省市则普遍面临运用率不足的压力。”[3]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有以下：办理住房公积金贷款条件多、手续繁琐、审批时间长，影响购房者贷款热情；虽然公积金贷款比商贷低1%，但是这个利率差很小，当商贷采取优惠利率时便优势不存。而且，利用公积金贷款可贷得额度低，即使采取商贷+
公积金贷款并行的方式，但也终因公积金贷款手续繁琐等弊端而使人们不得不放弃它的使用；公积金的使用仅限于购买、建造、翻修、大修资助房屋，不能用作租赁之用，这也限制了那些卖不起房的低收入者对住房公积金的使用，对于那些直至退休都卖不起房的人来说，只能等到退休再将公积金支取出来自用，这有悖于公积金作为住房保障的原意。再次，公积金缴存设定了最高缴存比率，不利于单位自主提高职工公积金额度。

住房公积金制度存在的这些不足都影响了其提供住房保障的力度，需要加以完善方能使其更好的发挥作用，首先，加强对我国劳动用工的管理，扩大住房公积金的覆盖率。必须改变目前我国用工制度的无序状态，凡是企业用工必须经过当地劳动管理部门的批准，并在劳动管理部门登记注册。住房公积金管理部门必须对在本市工作的人员进行跟踪，即在本市工作后，要及时办理住房公积金缴纳的有关手续。[4]逐步推进农民工参统住房公积金的改革措施，使农民工也能从中受惠。其次，赋予住房公积金中心稽查处罚职能，对不缴、欠缴住房公积金的单位予以相应处罚，迫使其按期及时缴纳。再次，提高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降低贷款利率，吸引人们选择公积金贷款。第四，取消最高比率限制，设定弹性比率，对于有能力且对住房公积金热情高的单位鼓励其自己确定比率提高职工住房公积金额度。第五，拓宽公积金的使用用途，以自住为目的的租赁也可申请公积金的运用，真正保障公积金用户的住房需求。第六，加强住房公积金中心的管理，强化对其的监督，简化办理程序，提高办理效率。

第二，经济适用房政策。1998年，我国推行经济适用住房政策，国务院发布的有关文件提出：中低收入家庭购买经济适用住房；经济适用房具有社会保障性质，目的是为实现“居者有其屋”。经济适用房是指以行政划拨土地建造，享受政府优惠政策，以保本微利（开发商利润控制在3%以下）为原则，向中低收入家庭出售的不完全产权的普通商品房。“从1998年至2002年，全国共完成经济适用住房投资3959.67亿元；经济适用住房施工面积达71644.68万平方米；经济适用住房竣工面积达42857.60万平方米；经济适用住房的竣工量占商品住宅竣工总量的41.2%，也就是说，经济适用住房已经占了中国住宅的半壁江山。”[5]按此统计数据而言，我国的经济适用住房规模已经很大，应该能够满足广大中低收入者的购房需求，而为什么实际上并没有起到其应有的效果呢？究其原因，不难发现，当时国家决定全面推进经济适用房建设，并不仅是为了解决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需求，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也是一个重要目的。正是由于这种政策定位上的模糊性，使得经济适用房很难与商品房界分，经济适用房的房型面积如何确定，销售对象资格如何审定，经济适用房如何管理规范等问题不够明确，导致在一些地方经济适用住房被富人购买，成了富人房，偏离了它应有的目标。[6]目前经济适用房存在的问题主要是：消费主体错位，由于审核不严，高收入者往往凭借其经济优势购置多套经济适用房，剥夺了本属于中低收入者的房源；房屋面积规模普遍偏大，中小户型供应量少，而中低收入者真正能够消费起的只有那些中小户型的房屋；虽然政府限定了经济适用房的利润空间，然而，本来很低成本的经济适用房价格却也不断上涨，与普通商品房差价不大，而质量往往不如普通商品房，失却了其本来的功能。经济适用房存在的这些问题是关乎我国住房保障能否落到实处的关键所在，因此一定要下大力气认真解决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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㈧ 保障性住房建设的意义包括哪些

改善城市低收入居民的居住条件，是重要的民生问题，加快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对于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新增1000亿元核心投资的安排原则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投向使用效率较高、发展最为需要的地方。从这个意义上说，下大力气加快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是促进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顺时应势之举。
产业带动
加快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对相关产业具有很强的带动效应。权威测算显示，2010年新增的75亿元廉租房建设投资及其所带动的地方和社会投资，可以拉动钢材消费量65万吨，水泥消费量50万吨。同时，此次国家还安排了17亿元核心投资用于棚户区改造基础设施工程建设，这可以拉动铸铁消费量两万吨，钢材消费量10万吨，水泥消费量30万吨。

刺激消费
加快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还为今后扩大消费创造了有利条件。加快建设保障性住房，大力推进廉租房建设、棚户区改造、农村危房改造和实施游牧民定居工程，都是改善城乡居民消费环境和条件的有效举措，都将有利于城乡居民特别是低收入居民扩大消费。
首先，改善城市低收入居民的居住条件，是重要的民生问题，加快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对于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要意义。新增1000亿元核心投资的安排原则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投向使用效率较高、发展最为需要的地方。从这个意义上说，下大气力加快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是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顺时应势之举。
其次，加快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对相关产业具有很强的带动效应。权威测算显示，今年新增的75亿元廉租房建设投资及其所带动的地方和社会投资，可以拉动钢材消费量65万吨，水泥消费量50万吨。同时，此次国家还安排了17亿元核心投资用于棚户区改造基础设施工程建设，这可以拉动铸铁消费量两万吨，钢材消费量10万吨，水泥消费量30万吨。
再次，加快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还为今后扩大消费创造了有利条件。加快建设保障性住房，大力推进廉租房建设、棚户区改造、农村危房改造和实施游牧民定居工程，都是改善城乡居民消费环境和条件的有效举措，都将有利于城乡居民特别是低收入居民扩大消费。[
简介 保障性住房是指政府在对中低收入家庭实行分类保障过程中所提供的限定供应对象、建设标准、销售价格或租金标准，具有社会保障性质的住房。保障性安居工程主要是指城市的廉租住房、城市的经济适用住房，也包括在一些林区、垦区、煤矿职工的棚户区（危旧房[1]）改造、游牧民定居工程。从今年开始，党核心、国务院提出了要扩大农村危房改造的试点工作，所以我们把解决城市低收入住房困难的廉租房、经济适用住房，解决林区、垦区、煤矿棚户区的改造问题、游牧民定居工程和扩大农村危房改造试点工作统称为保障性安居工程。
不同情况的低收入家庭，对保障性住房有租赁与买卖的不同需求。廉租住房是政府或机构拥有，用政府核定的低租金租赁给低收入家庭。低收入家庭对廉租住房没有产权，是非产权的保障性住房。经济适用住房是政府以划拨方式提供土地，免收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等各种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实行税收优惠政策，以政府指导价出售给有一定支付能力的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这类低收入家庭有一定的支付能力或者有预期的支付能力，购房人拥有有限产权。这是廉租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最本质的区别。通过保障制度的完善，不论是哪一类住房，最终目的都是尽快地解决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实现“住有所居”的目标，这是最根本的。
世界各国将住房大多分为公屋或私屋。公屋是由政府买单的保障性住房，而私屋则是私人拥有不享受政府买单优惠的自建或市场化的商品房。日本有一种保障性住房叫公营住房，类似于廉租住房，住户是没有任何产权的；还有一种是公团住房，政府提供相当的优惠条件，使得住房者拥有一部分产权。新加坡的保障性住房叫“组屋”，既有租，也有售。
1、改善城市低收入居民的居住条件，是重要的民生问题，加快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对于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2、保障房投资力度加大，将有利于控制高房价，有利于更好地落实房价调整的政策目标，减少来自刚性需求的恐慌性需求，有利于防止房价和销量的暴涨暴跌。

3、保障性住房投资本身便对经济有着可观的拉动作用，保障性住房的大量推出，将让数量庞大的中低收入者以较低的成本便可“居者有其屋”，而不必为了买一套商品房而节衣缩食、苦苦积蓄，从而可“腾出”钱来改善生活，释放出更多的国民消费力，扩大内需。

4、大规模加速推进保障房建设，不仅是一项民生工程，也意味着住房保障制度的调整，不仅事关着楼市,还将影响到金融市场、经济机构，甚至于发展理念。这些年，商品房垄断的住房市场，地方的土地财政积重难返,扭曲的发展观不仅由此引发暴力拆迁等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还严重挤压实体经济和企业创新空间，已成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障碍。政府主导的大规模保障房建设，以民生为导向，可以给畸形发展的房地产市场降温，引导社会投资方向，鼓励更多企业和资本投入实体经济和科技创新。从这个意义上说，大规模加速推进保障房建设，还有望成为转变发展方式的重要突破口。
保障性住房是指政府为中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所提供的限定标准、限定价格或租金的住房，一般由廉租住房、经济适用住房和政策性租赁住房构成。
保障些住房的优点：
1、安居保障
改善城市低收入居民的居住条件，是重要的民生问题，加快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对于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2、产业带动
加快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对相关产业具有很强的带动效应。
3、刺激消费
加快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还为今后扩大消费创造了有利条件。加快建设保障性住房，大力推进廉租房建设、棚户区改造、农村危房改造和实施游牧民定居工程，都是改善城乡居民消费环境和条件的有效举措，都将有利于城乡居民特别是低收入居民扩大消费。
保障些住房的缺点：
1、设计滞后
地方保障性住房规划布局有待改善，交通等外部配套设施的建设相对滞后。少数地方保障性住房项目选在离城市核心较远的地方，配套设施没能同步建设，建成后迟迟不能入住，或是入住了但生活不方便。有的保障性住房内部空间结构不合理，影响了使用功能。
2、质量隐患
有的地方一些保障性住房设计、施工、监理、验收质量把关不严，个别工程还使用了不合格的建筑材料，存在质量安全隐患。
3、管理漏洞
家庭和个人住房、收入以及金融资产等情况基础信息不足，核定有一定难度。一些地方在保障性住房分配中存在申请弄虚作假、申报不实以及工作人员协助弄虚作假，不按规定程序和条件审批。
4、资金短板
建设资金筹措和征地拆迁压力比较大。
5、政策不周
中国保障性住房建设和管理总体上带有探索性质，包括政策、机制、保障范围、保障方式等，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
6、法制不全
现行住房保障政策都是以规范性文件形式发布的，虽有一定效力，但未形成法律制度约束。在立法上健全保障性住房的动态管理机制，是住房保障工作得以正常运转、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公平得以体现的根本性措施。

㈨ 关于住房保障工作演讲稿

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是国家对公民在年老、疾病、伤残、失业、生育、死亡、遭遇灾害、面临生活困难时，由政府和社会依法给予物质帮助，以保障公民的基本生活需要的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是国家的基本制度之一。国家必须制定社会保障法律规范，保证社会保障制度真正得到贯彻实施。
从逻辑上讲，任何制度的建立都应当先设计再建设，至少在建设之前应该有一个框架性的思路。但是，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在原有设计被明显放弃的情况下，却始终缺乏长远性的总体考虑。在一定程度上，对整个中国社会保障制度进行宏观审视，已经成为当前中国社会政策的当务之急。

一、存在问题与原因分析

简单观照，近十几年尤其是明确提出经济体制转型任务之后的十年，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整体设计曾经出现过一个比较明显的变化过程。

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第一次就新时期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构成进行了阐述，指出：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优抚安置、社会互助和个人储蓄积累。以后1995年、1996年中共中央和全国人大关于经济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文件中，又重申了这样的观点。但是，1998年开始，随着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组建，官方文献中“社会保障”一词的内涵和外延均发生了很大变化，过去“六部分”的说法不仅再也没有在官方文件中出现，实际上被完全放弃，而且代之以“要使社会保险制度、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相互衔接、相互补充，不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见中发[1998]10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切实做好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作的通知》）的提法，以后又进一步演化为“三条保障线”的说法。由于“三条保障线”被认为只是“目前条件下有中国特色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还不是社会保障制度的全部，官方文件中又再也没有就完整的社会保障体系的构成发表过任何论述，所以，关于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保障制度的总体框架问题，便被悬置起来。

由于关于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总体框架这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被长期悬置，目前在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实践中，已经出现了一些明显的问题。这些问题概括起来，主要是：一、概念使用和某些提法相当混乱，不少保障项目定性不清、目标不准，没有具体的实施步骤。比如，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社会保险内涵交叉，经常混用；“三无”对象和“五保”供养实质是社会救助却名之为社会福利；住房救助在实践中演变成部分人新的社会福利；社会保险的福利色彩十分浓厚；发行彩票被定义为弥补政府财政不足的重要手段；有人提出社会福利产业化、老龄事业产业化口号等等。二、部门之间、制度之间、上下级之间缺乏沟通、缺乏协调，导致整个社会保障制度层次性不强，支离破碎，甚至出现某项保障制度受重视的程度随着不同社会群体政治呼声的大小、部门势力的大小或者某领导人个人影响的大小而发生变化的情况。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三、非制度化特征十分明显。集中表现在：法制化水平不高，即使已有法规也严重缺乏执法力度，保障制度难以落实；有些保障项目中政府、社会、家庭、个人责任不清，保障效果难以到位；政府职能错位，不同部门、不同层次的政府责任不明确，同时出现越位和缺位现象；资金筹措不规范，对地方财政的社会保障出资缺乏有效监督；发动社会力量不充分与过分依赖社会力量的情况并存。同时，整个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具有明显的应急特征，突出表现为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比如在解决下岗职工、退役军人的问题上，在解决拖欠公务人员工资的问题上等等。四、整个社会保障制度存在明显的结构性缺陷。比如所谓社会保障只覆盖城市而不包括农村，社会救助制度未得到足够重视，社会保险保障水平过高而保险层次单一，职业福利未纳入政府视野，家庭福利制度付诸阙如，社区保障作用被过分夸大，等等。五、社会保障工作的专业化水平有待提高，突出表现为没有形成一支从研究到操作的专业化队伍。不少保障项目的立法缺乏研究成果的铺垫，很多新的措施缺少前期论证（如时间储蓄制度、志愿者制度），对现有政策法规实行情况的评估难以进行，社会工作职称体系难以建立，大学社会保障专业、学科设置不尽合理，等等。

简要分析造成整个社会保障体系缺乏总体设计和框架性关照的原因，大致有以下三点：

首先，各有关方面对社会保障制度重要性的认识尚未达到应有的高度。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根源在于对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的片面理解，在于重视经济发展而轻视社会发展的认识，在于对西方福利国家教训的惧怕，在于付诸实施的经济转型设计方案中缺乏对社会保障制度的足够重视，在于政府权利本位和公民义务本位而不是政府责任本位和公民权利本位的行政意识和行政习惯，也在于作为大国的中国任何问题都会有较大回旋余地的偏见。

其次，不少人对社会保障制度的了解和认识存在某些偏差、错误，甚至误区。表现在具体实践中，不少人用社会保险代替了整个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有的人误将应急式的基本生活保障当成整个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也有人用就业就是最大的保障的观点看待社会保障制度建设问题，从而使社会保障制度的整体设计受到了不应有的冲击。

再次，有的人对社会保障制度专业化、规范化建设的必要性、紧迫性认识不足。比如，有人认为，中国有社会互助的传统，有仍然在发挥作用的传统的社会救济制度，有政府一再增加的生活保障资金，所以绝对不会出现饿死人、冻死人的情况，严格按照制度要求进行规范化、标准化管理没有必要；有人认为，社会不公平的出现相对于经济发展要滞后一个时期，所以再过几年再抓社会保障制度建设还来得及；还有人认为，中国社会不公平的程度远没有达到可怕的程度，有学者甚至认为国际通用的吉尼系数可以扩大，所以强调完整、规范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是大惊小怪。

二、目标模式与制度设计

在对当前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中的主要问题进行了简要分析之后，本文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保障制度的目标模式和制度框架应当是：以“补救模式”为目标，以社会救助为基础，以社会保险为主体，以社会福利为补充。

以“补救模式”为目标，就是在充分发挥市场、社会、单位、家庭和个人作用的基础上，政府只在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中发挥拾遗补缺的作用，而且保障水平只限定在维持基本生活的水平上，保障制度的设计以不损害市场机制有效运作为必要前提。按照“补救模式”的要求，无论在社会救助、社会保险还是社会福利制度方面，政府都只发挥最小的、迫不得已的作用。选择这样的社会保障目标模式，是与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国家财政能力、中国社会的具体国情等因素密切相关的。

以社会救助为基础，就是把社会救助体系的建立和维护放在整个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优先位置，努力建立以维持最低生存为目标，以国有企业下岗职工、贫困人口、灾民、“三无”和“五保”人员等特殊困难群体为重点，以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核心，以灾民紧急救助制度、救助性福利服务制度、社会互助制度、扶贫开发制度为主要内容，以医疗、教育、住房、司法等专项救助和临时救济为补充，以统一的社会救助服务网络为基本载体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救助体系。以社会救助为基础构筑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既是我国国情所决定的，也是我国现有的社会保障制度发展水平的具体体现。

以社会保险为主体，就是把社会保险制度的建立和正常运行作为整个社会保障制度是否已经建立并良好运行的根本标志，努力建立以维持温饱水平为目标，以基本养老、医疗、失业、生育、工伤和护理保险为主要内容，以多样化、可选择的补充保险为重要辅助的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保险制度。以社会保险作为整个社会保障制度的主体，是社会保险制度广阔的保障面所决定的，没有这个网络作为屏障，政府的社会救助制度将不堪重负。而基本社会保险制度把保障水平定位在维持温饱的水平上，是“补救模式”的基本要求，也是与中国政府的财政承受能力相符合的。

以社会福利为补充，就是把社会福利制度作为完整的社会保障制度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之一，努力建立以国有企业职工、退役军人、各类公务人员和见义勇为人员社会福利为基础，以职业福利、家庭福利、公益事业和社区福利为基本内容的中国特色的社会福利制度。在此，由国家向国有企业职工、退役军人、各类公务人员和见义勇为人员提供社会福利，是国家义不容辞的基本职责，但由于对这些群体的保障在水平上普遍高于社会保险的一般保障水平，在目的上多数已经成为政府与各种社会力量竞争人力资源的重要手段之一，所以理应成为社会福利制度的基础。同时，在我国，还要大力发展以政府和社会支持为主要方式的家庭福利，大力发展以提高社会竞争力为目的、由单位提供的职业福利，大力发展由政府、社会和社区居民共同提供的社会公益事业和社区福利。需要说明的是，目前学术界存在着一种片面夸大社区福利重要性的现象，有的学者甚至不恰当地提出所谓“社区保障”的概念，并赋予社区保障以“第二安全网”的定位（窦玉沛等：《重构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的探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93页。）应当指出：从理论上讲，这种主张也许可以成立，但中国的城市社区目前还远远没有成熟到可以承载为居民提供保障的地步，而且只要社区自治是一句空话，社区服务、社区保障之类就永远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根本不可能持续发展。

在整个社会保障制度总体框架的设计中，除了基本目标和保障项目之外，还应当包括三个体系：

（一）法规体系

主要应当由四个部分构成：一是由全国人大制定的以《社会保障法》为根本，以《社会救助法》、《社会保险法》、《社会福利法》为主要内容，以某些部门法为补充的社会保障法律体系；二是由国务院和省级人大分门别类地制定的最低生活保障、灾民紧急救助、“三无”和“五保”人员供养、社会互助、扶贫开发和医疗、教育、住房、司法等专项救助，养老、医疗、失业、生育、工伤和护理保险及其补充保险，国有企业职工、退役军人、各类公务人员和见义勇为人员社会福利和职业福利、家庭福利、公益事业、社区福利等30多个社会保障项目的法规；三是由国务院相关部委和地方人大、地方政府制定的旨在上述法律、法规的实施办法和具体标准；四是对那些还难以上升成为法律、法规和规章的制度、做法和措施通过文件的形式规定下来，形成政策。从目前的实际情况看，完善社会保障法规体系需要从两头做起，一方面是尽快制定《社会保障法》，以确定基本的制度框架；另一方面是从具体做起，把在实践中已经成熟的做法通过政策、标准和规章等固定下来，然后再逐步完善，形成比较完整的社会保障法律法规体系。

（二）管理体制

根据多年实践的经验，结合我国国情，社会保障制度的管理体制应当是：政府统一领导、部门分工协作、社会广泛参与和分级负责、分级出资、分级管理。这里，有几个基本要点：

首先，不宜在政府中建立集统一决策与统一操作于一身的社会保障部门，甚至也不宜成立大一统的、领导小组式的协调机构。至于统一设计、统一协调的任务，则应当交由《社会保障法》和《社会救助法》、《社会保险法》、《社会福利法》组成的社会保障法律体系去完成。之所以反对成立统一的社会保障部门，理由有三：一是从实际情况看，社会保障工作涉及的领域太多，而且相关保障工作在操作上与这些领域的具体管理活动紧密关联。没有相关领域的专业知识，是根本做不了这些保障工作所需要的鉴定取证、调查核实等工作的，只能徒增周折，事半功倍。二是从行政组织的幅度适中原则看，把30多项社会保障项目统统划归一个政府部门去管理，将造成该部门的管理幅度过大、势力过强，从而不利于整个政府组织的有序运行。三是从已有经验看，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把包括社会救助、社会保险、社会福利在内的所有社会保障工作集中到一个政府部门的先例。即使在我国，也从未出现过类似情况。之所以反对成立统一的协调机构，是因为从实践情况看，我国政府机构中的各种领导小组，往往要设立一个专门的办事机构，而这个办事机构所在的部门往往也就成为该项工作的实际决策部门，事实上仍然导致了众多权力的过分集中，有时还成为这个强势部门肆意干涉其他相关部门的合法依据，甚至加剧了部门之间的摩擦与扯皮。

其次，在社会保障机构的设置上，应当坚持部门分工协作的原则。具体讲，就是在社会救助方面，明确以民政部门为牵头单位，并负责救助水平的总体把关和具体的协调工作，除了把最低生活保障、灾民紧急救助、“三无”和“五保”人员供养、社会互助交给民政部门决策和操作以外，应当把扶贫开发交给农业部门，把医疗救助交给卫生部门，把教育救助交给教育部门，把住房救助交给建设部门，把司法援助交给司法部门；在社会保险方面，明确以劳动保障部门为牵头和协调单位，除了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及其补充保险由劳动保障部门继续决策和操作以外，应当把医疗保险、生育保险、护理保险及其补充保险等这些与卫生管理工作密切关联的工作统统交给卫生部门去操作；在社会福利方面，则应当成立一个协调机构总负其责，而把国有企业职工和各类企业的职业福利交给劳动保障部门去操作，把退役军人、见义勇为人员和包括老年人、残疾人、儿童在内的各种特殊社会群体的社会福利和家庭福利、公益事业、社区福利和民间组织的职业福利等交给民政部门，把各类公务人员包括公务员、事业单位职工的社会福利及政府机关、事业单位的职业福利交给人事部门。这样分工，一方面考虑的是相关工作在具体操作中与哪个部门关联度最大，另一方面考虑的是相关业务的传统分工。

第三，从责任分工的角度看，要正确区分国家、社会和家庭与个人的责任。所有的社会救助制度和退役军人、各类公务人员的社会福利，无疑应当由政府负起从出资到组织落实的完全责任，尽管这些领域的保障工作并不排斥甚至提倡社会的积极参与，这是国家的职能所决定的。在社会保险方面，政府的责任主要是负责组织工作和部分出资，包括建章立制、组织落实和为基本社会保险所需资金负最后的“兜底”责任，社会和个人负有按照规定交纳社会保险费的义务，当然，这里并不排斥在具体服务工作中的社会参与。在社会福利方面，国家的主要责任是建章立制、引导性地出资、政策扶持和管理监督，社会力量则是实现社会福利制度的主力。

第四，在社会保障管理体制的建立过程中，必须坚持分级负责、分级出资、分级管理的原则。这是由我国行政管理体制上的中央与地方分工决定的，是我国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财税管理体制所决定的，也是社会保障工作本身的特性所决定的，符合我国幅员广阔，各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很不平衡和历史、文化、习俗差异性较大的具体国情。

（三）服务体系

综合现在的探索思路和已经建立起来的社会救助、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服务组织及其运作情况，本文认为，社会保障服务体系的基本格局应当是：以国家办社会保障服务机构为示范，其他多种所有制形式的社会保障服务机构为骨干、社区服务为依托、家庭服务为基础的社会保障服务网络。以国家办社会保障服务机构为示范，就是国家举办、管理的社会救助服务机构、社会保险服务机构和社会福利服务机构在服务水平、操作规范、硬件和队伍建设等方面发挥示范、标准的作用。以多种所有制形式的社会保障服务机构为骨干，就是各种所有制形式的社会保障服务机构是提供社会保障服务的主体，国家通过向他们购买服务来实现对社会保障对象的服务，通过政策扶持鼓励他们向社会保障对象提供无偿和低偿服务。以社区服务为依托，就是通过在社区修建一批社会保障服务的设施和网点、成立一批中介性服务组织、形成一支专兼职相结合的服务队伍和广泛动员社区单位参与社会保障服务，使社会保障服务形成网络。以家庭服务为基础，就是坚持家庭在社会保障服务中的基础地位，通过道德教育、舆论宣传、制度规范和政策支持，最大限度地发挥家庭在社会保障服务中的功能和作用。在此，要特别强调的是，在建设社会保障服务网络的过程中，一定要把信息化建设放在突出重要的位置，因为实现社会保障服务的信息化，可以大幅度地提高社会保障服务工作的效率，极大地节省人力、物力和财力，有利于把服务工作落实到家庭，落实到个人。

三、路径选择与政策建议

针对上述问题，面对上述任务，要建立健全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就需要选择以法规建设构建总体框架、以探索实践完善各项制度的基本路径，大致要经过制度整合、探索实践和完善法规三个步骤。

所谓制度整合，就是在三五年内，以“补救模式”为原则，以制定、出台《社会保障法》、《社会救助法》、《社会保险法》和《社会福利法》等社会保障制度基本法律的方式，形成社会保障制度的整体框架。制度整合的核心任务，是构筑社会保障制度的项目框架，建立以保障生存水平为目标的社会救助制度、以保障温饱水平为目标的社会保险制度和提高保障水平为目标的社会福利制度。通过制度整合，要理清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结构，理清社会救助、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的基本内容、保障水平和相互之间的关系，理清政府、社会、家庭、个人尤其是各级政府在各种社会保障项目中的职责分工、责任义务。在这个时期，许多微观甚至中观的问题有待于澄清，但经过近十几年的摸索、实践，宏观的框架问题、目标问题、方式问题、责任问题等已经基本弄清，应该说立法的必要条件已经具备。当然，建制时期的法律规定不可能十分准确，也一定存在诸多漏洞，很多条文的要求肯定会失之原则，失之笼统，但这样的法规有总比没有要好，尤其在当前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存在缺乏总体设计的严重缺陷的情况之下。因此，通过立法构建、明确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整体框架，已经成为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当务之急。

所谓探索实践，就是用五到十年的时间，结合现实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成就，在《社会保障法》等基本法规的原则和框架内大胆探索，以期对各项社会保障制度的微观、中观乃至宏观层次形成相对成熟的思想观点和操作规范。这一时期的主要任务：一是对现有的社会保障制度进行结构性调整和弥补。要尽快理顺社会救助、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制度之间的关系，大力加强社会救助体系建设，积极稳妥地、大幅度地降低社会保险保障水平，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护理保险制度、补充社会保险和家庭福利制度。二是抓住关键性、核心性的社会保障项目形成比较完善的制度。要优先完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把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医疗保险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并特别关注退役军人社会福利制度和社区福利制度。三是对其他社会保障项目逐一进行深入探索，形成一系列相对完整的制度规范。比如，灾民紧急救助、“三无”和“五保”人员供养、社会互助、扶贫开发和医疗救助、教育救助、住房救助、司法援助，各种补充社会保险，国有企业职工、各类公务人员、见义勇为人员和包括老年人、残疾人、儿童在内的各种特殊社会群体的社会福利，各种职业福利和家庭福利、公益事业等等方面的制度，都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

所谓完善法规，就是在此前探索、实践的基础上，再用三到五年的时间，对以前形成的社会保障基本法律进行修订，对探索实践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各种法规、规章、标准、规范和政策等进行全面审查、修订和清理，为形成统一、完整、规范的社会保障制度奠定法制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