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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同治年间,陕西曾经发生过大规模的汉回仇杀事件,总共有数百万人在这种仇杀丧生,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
战乱损失
清同治年间(1862至1873年间)陕甘,(此时的甘肃省包括今宁夏回族自治区、青海省西宁市和海东市)发生这次事件,史称“同治陕甘回变、同治回乱、陕甘回变、陕甘回乱、回回乱”等,这场动乱极大地改变了陕甘两省的民族分布。
在战争中,回汉两族在陕西、甘肃两省互相仇杀。战乱初期,回民在宗教领袖的带领下,趁晚清局势动荡,企图另立国家,遭到清廷坚决镇压。
陕西人口在这次战乱中损失达622万,甘肃(此时的甘肃省包括今宁夏回族自治区、青海省西宁市和海东市)人口损失达1455.5万,陕甘合计约2000万,其中汉族损失人口约1500万,回民损失人口约500万。战后陕西的回民只有居住在西安的两万多人存留。
历史背景
中国回族大分散、小集中的居住格局,自形成之时,就于汉族同处一地,由于生活习俗的不同,使双方的误解,隔阂日趋加深。特别是西陕甘地区“回汉杂居,俗尚各别,睚眦小忿,本人情所不能无。”回、汉两族对于这种因习尚绝殊而导致的“龃龉相仇杀,(亦)视为固然者久矣。”咸丰八、九年间,有些县分就发生大规模的回汉持械殴斗的事件。 然而,清政府却利用这种矛盾,采取以汉制回的政策,处处偏袒汉人,“凡争论斗殴,无论曲直,皆抑压回民。汉人复持众欺凌,不知回性桀骜,亿万同心,日积月长,仇恨滋深。”
事件起因
晚清太平军起事后,各地都兴起了团练,俗称为勇。勇是团练即民兵,兵是正规军。
为了对付太平军,河南巡抚严树森曾招募了六百名陕西回勇往开封协防,事毕后回陕遣散,为陕西团练大臣张芾所留用。捻军在同治元年从河南经由武关入陕西,陕西大乱,这批被征的回勇乘乱散走。一批原籍同州、散伙归家的回勇走到华州(今陕西华县)圣山小张村,有个回勇看上了村边的竹子,与姓王的园主商定,每斤铜钱20枚购买。正在砍竹子时,主人的父亲来了。老头得知卖竹子的情况后,觉得价钱低了,想反悔。但是,老头不是责怪自己的儿子不会做买卖,而是诬陷砍竹子的回勇是偷竹子,双方发生了冲突。恐怕谁也没想到,这一冲突,竟然导致了一场惊天动地的大乱。
在同治元年四月爆发初期,曾经发生过大规模的汉回仇杀事件,全省回汉百姓被杀数百万之多,仅西安、同州两府,人口死亡就达百万以上,烧毁村庄多达上千个,整个关中地区的损失就更大了。当时的署陕西巡抚张集馨从省城西安去彬县办事,走了整整一天,“所过村堡,尽成灰烬”,不难想象这场战火给整个关中地区带来的损失之惨重,造成的回汉百姓丧亡数字,应当是非常巨大的。
在这一过程中,清廷陆续派出成明、胜保、多隆阿等人赴陕镇压,更给该省回民造成进一步的杀伤。钦差大臣多隆阿(1817—1864年)到达以后,清朝才开始转败为胜。他在攻克羌白、王阁这些上万人的回族百姓聚居的村庄之后,也不留一个活口,“群回老弱哭声殷天,悉屠之。”
1863年3月,多隆阿率部攻占了陕西东部作为东干人主要基地的两个市镇。他在8月间把回民赶到了陕西西部。1864年3月他死于对侵犯陕西的四川太平军的战役中,这时他已扑灭了陕西省的回民叛乱。可是大批陕西回民却逃入甘肃,参加了在那里的回军。
同治元年岁末,多隆阿由关中东部的同州向西节节推进,回民们只能被迫离开家园,聚族西行。到第二年九、十月间,经过咸阳和凤翔两次激战,回民军失利,付出了重大伤亡之后,只好全部撤离陕西,分两路到达甘肃东部的董志原集结。从那时起,除了西安和陕南山区剩下的五六万回民外,陕西境内便再也没有常住的回族居民了。陕西官府将回民们原来的产业全部没收变卖,所得充作军饷。
甘肃的叛乱早在1862年10月,某些回民领袖就传话,说清朝即将大肆屠杀回民,所以他们组织起来包围了灵州。与此同时,回民在甘肃东南部攻打了固原,这是横跨一条交通要道的战略冲要城市。驻兰州的总督恩麟发现只有和为上,别无他法。在他的建议下,1863年1月北京为甘肃下了一道特旨,重申对回民的不歧视原则。但是甘肃与陕西一样,回汉双方地方队伍都数倍增加,冲突与日俱增,所以四年之内除省城和其他少数几个城市外,全甘肃省几乎都被回民军占领。
事件结局
后来,由于清将多隆阿战死,太平军余部和捻军进入陕西,加上阿古柏侵入新疆,整个西北的形势变得非常复杂,而清廷接下来派去的杨岳斌、刘蓉也都先后吃了败仗,便将正在福州的左宗棠调往陕甘。
赴任途中,左宗棠就“剿回”事宜向清廷谈了自己的看法。他在奏折中说;“此次陕西汉回仇杀,事起细微,因平日积衅过深,成此浩劫。此时如专言‘剿’,无论诛不胜诛,后患仍无了日。且回民自唐以来,杂处中国,繁衍孳息千数百年,久已别成气类,岂有一旦诛夷,不留遗种之理?如专言‘抚’,而概予曲赦,从前徒被戗残之数百万汉民,冤痛未伸,何以服舆情而弭异日之患?窃惟办理之法,仍宜恪遵前奉上谕,‘不论汉回,只分良匪’,以期释纷解怨,共乐升平。”“惟回民思归故土,目前求其安插周妥,固已为难;后此冀其相居无猜,尤非易事。”左宗棠首先否定了此前多隆阿“一旦诛夷,不留遗种”的做法,强调了“不论汉回,只分良匪”的原则,并且希望能够化解民族矛盾,达到回汉之间“释纷解怨,共乐升平”的目标。
清廷基本上同意了左宗棠的意见,在答复中说;“回民亦系朝廷赤子,断无尽行诛戮之理,惟其中积悍匪徒,必先尽诛,始可将良回分别招抚。尤须另择旷土,妥为安插,勿令与汉民构衅,方可久安。”
左宗棠于同治六年六月进入陕西。半年前,捻军于灞桥十里坡大破陕西巡抚刘蓉指挥的三十营共一万四千多人的湘军,而董志原的回军也趁机杀回陕西。
左宗棠带来的兵力,不足三万,此时他面临的主要矛盾,当然是号称十万之众的捻军。因此,他制定“剿捻宜急,剿回宜缓”的方针,按照先捻后回的顺序,各个击破,尽全力对付捻军。而对于回军,则主要是进行牵制分割,不使“捻回合势”。左宗棠直到第二年的十月,结束了捻军之役,第二次入陕,才开始全力与回军交战。
对此时陕西回民的总人数,同治七年十月左宗棠的奏折中说:“陕西全局,东北延、榆、绥一带为甘肃土匪所侵扰,人数甚多,溃勇、游勇、饥民居其大半,亦有甘回附丽其中。西南则陕回盘踞董志原老巢,号称‘十八营’。其地本甘肃宁州辖境,北接庆阳,南连邠、凤,东北直达冨、延。陕回而外,甘回、滇回之嗜乱无归者,汉民之被胁从教者,亦羼杂其中。合计两路回、土各匪,人数近二十万。”
在后来编订的左宗棠年谱中,做了这样的更改:“回、土各寇为楚军所败,纷议求抚,而剽掠不已。东北则董福祥与李双良、高万全等转相招接侵扰延安、绥德、榆林,溃勇饥民附之 ,众常十余万。西南则陕回马正和、白彦虎、余彦禄、崔伟、陈林、禹得彦、冯君福、马长顺、杨文治、马正刚、马生彦、毕大才等,踞甘肃宁州境董志原,号十八营。甘回及汉民被胁者,羼入其中。寇氛北接庆阳,南连邠、凤,东北直达冨、延,人数逾二十万。”这段事后按照实际情况作了修正的文字,所提供的数字较可靠,应该就是当时陕西回民的总人数。
左宗棠在未到陕甘之前就对某些人“一旦诛夷,不留遗种”的做法和想法表示了反对。到达陕甘之后,不止一次地在各种场合反复声明“关陇肇衅,曲在汉民”的观点,认为这场巨大的变故,不应该由回民承担责任。
在左宗棠的楚军到达陕甘之后,甚至有这样的情况:“秦中官绅每疑楚军主抚畏贼,故闻官军之胜则疑,闻官军之小挫则乐道之也。”左宗棠指出:“秦中士大夫恨回至深,每言及回事,必云杀尽乃止;并为一谈,牢不可破,诚不知其何谓?”
左宗棠二次赴陕,几个月后就结束了陕西的战事,进入甘肃,并且在平凉的大岔沟安置了第一批数千名陕西回民。他从中挑选了一位名叫刘秉信的人,安排此人负责和尚未“就抚”的陕西回民联系沟通。
董志原战役之后,一些陕西回民首领即有“就抚”意愿,而首领之一的陈林对此坚决反对。在金积堡战役后期,因为缺粮,以陈林为首的八千多名陕西回民被赶出城堡之外。此时天寒地冻,八千多人栖身于堡墙和外面的壕沟之间,无衣无食,情况万分危急。刘秉信往返沟通,做了大量工作,终于使这八千多人放下疑虑,走进了清军大营并获得救助。
这种情况使得另外一支由余彦禄率领的陕西回民三千多人也从远处赶来“就抚”,最终,这一万多人被安置在平凉的化平川地区。
后来,陈林在切身体会中看到了左宗棠的诚意,主动要求去说服尚在青海地区的其他陕西回民前来“就抚”。于是,左宗棠派出了专门负责回民安置工作的道员冯邦秉和陈林等人一同前往青海,经过反复的奔走,做了大量沟通之后,终于使那里的崔伟等人领导的陕西回民同意“就抚”。
这一次,共有两万多人需要安置。为了筹措足够的经费,寻找“土沃泉甘”的安置地点,左宗棠亲自负责,一连十多天“寝食俱废”。
这批回民中的崔伟、禹得彦、毕大才三位首领退出内战以后,率领由陕西回民战士组成的骑兵,参加了收复新疆的战斗,成为进疆中国军队最具战斗力的前锋,为维护我们祖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所有被安置者,都无偿获得了耕地、房屋、口粮、籽种、农具、牲畜等等生活和生产必须的资料,对于其中丧失劳动能力的孤寡人员,还专门登记造册,即使在收获季节以后,依然长期提供口粮。从而使这些被安置的人得到了起码的生存条件,脱离了死亡的威胁。
原先的十八大营元帅们,至少有三分之二率部“就抚”,他们当中,没有一人被追究以往的罪责,更没有一人被杀。在所有得到安置的陕西回民中,没有发生降而复叛、重新揭竿而起的事件。
史书中说,在这种情况下,“宗棠分别汉、回,择地安插,如化平川其最大者也,为之建居室,置农器,购籽种,筹赈饷,而修理桥梁,平治道路,设置公廨,所费皆属不赀,然皆从军饷挪移,从未专案请款。关内关外,数千里间,此一巨宗,比于兵饷不相上下。”
左宗棠的军饷,全部靠南方各省接济,本来就由于这些省份的拖欠而十分紧张。初到陕甘时,士兵们还能在每年的端午、中秋和春节领到三个月满饷,后来就只能在每年春节领一次满饷了。最困难的时候,连全军抚恤阵亡将士的三十万两备用金也被挪用一空,年关将近,可士兵们的一个月满饷还没有着落,左宗棠本人为军饷的事急得彻夜“绕帐彷徨”。
他自己是这样讲述当时的军饷安排情况的:“于饷银解到时,先尽购运粮食、草料、军装、军火、军械之需,每月每营仅给盐菜银六七百两,俾勇丁、长夫聊资糊口,至疾病之药饵,伤亡之恤养,与夫统领、营哨官弁之薪水、办公银两,概停不发。以故将领虽极窘乏,而士卒尚免饥疲。”“将士知军民均以谋食为急,怨仇不生。”
左宗棠和他手下的高级将领,临终时个个两袖清风,有的人甚至要由士兵们募捐,才有棺材入殓。史料中有大量这方面的相关记载,其内容是十分令人震撼的。
董志原十八大营的陕西回民中,有六七万人被左宗棠安置在甘肃,还有一部分散落在甘肃和新疆各地,加上随白彦虎逃往俄国的,总共有约十万人得以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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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披案才一个多月算个啥吗!我在陕西眉县城关派出所披案一年多了没有结果我们还不敢去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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