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好住房保障

㈠ 关于住房保障工作演讲稿

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是国家对公民在年老、疾病、伤残、失业、生育、死亡、遭遇灾害、面临生活困难时，由政府和社会依法给予物质帮助，以保障公民的基本生活需要的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是国家的基本制度之一。国家必须制定社会保障法律规范，保证社会保障制度真正得到贯彻实施。
从逻辑上讲，任何制度的建立都应当先设计再建设，至少在建设之前应该有一个框架性的思路。但是，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在原有设计被明显放弃的情况下，却始终缺乏长远性的总体考虑。在一定程度上，对整个中国社会保障制度进行宏观审视，已经成为当前中国社会政策的当务之急。

一、存在问题与原因分析

简单观照，近十几年尤其是明确提出经济体制转型任务之后的十年，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整体设计曾经出现过一个比较明显的变化过程。

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第一次就新时期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构成进行了阐述，指出：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优抚安置、社会互助和个人储蓄积累。以后1995年、1996年中共中央和全国人大关于经济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文件中，又重申了这样的观点。但是，1998年开始，随着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组建，官方文献中“社会保障”一词的内涵和外延均发生了很大变化，过去“六部分”的说法不仅再也没有在官方文件中出现，实际上被完全放弃，而且代之以“要使社会保险制度、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相互衔接、相互补充，不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见中发[1998]10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切实做好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作的通知》）的提法，以后又进一步演化为“三条保障线”的说法。由于“三条保障线”被认为只是“目前条件下有中国特色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还不是社会保障制度的全部，官方文件中又再也没有就完整的社会保障体系的构成发表过任何论述，所以，关于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保障制度的总体框架问题，便被悬置起来。

由于关于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总体框架这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被长期悬置，目前在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实践中，已经出现了一些明显的问题。这些问题概括起来，主要是：一、概念使用和某些提法相当混乱，不少保障项目定性不清、目标不准，没有具体的实施步骤。比如，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社会保险内涵交叉，经常混用；“三无”对象和“五保”供养实质是社会救助却名之为社会福利；住房救助在实践中演变成部分人新的社会福利；社会保险的福利色彩十分浓厚；发行彩票被定义为弥补政府财政不足的重要手段；有人提出社会福利产业化、老龄事业产业化口号等等。二、部门之间、制度之间、上下级之间缺乏沟通、缺乏协调，导致整个社会保障制度层次性不强，支离破碎，甚至出现某项保障制度受重视的程度随着不同社会群体政治呼声的大小、部门势力的大小或者某领导人个人影响的大小而发生变化的情况。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三、非制度化特征十分明显。集中表现在：法制化水平不高，即使已有法规也严重缺乏执法力度，保障制度难以落实；有些保障项目中政府、社会、家庭、个人责任不清，保障效果难以到位；政府职能错位，不同部门、不同层次的政府责任不明确，同时出现越位和缺位现象；资金筹措不规范，对地方财政的社会保障出资缺乏有效监督；发动社会力量不充分与过分依赖社会力量的情况并存。同时，整个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具有明显的应急特征，突出表现为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比如在解决下岗职工、退役军人的问题上，在解决拖欠公务人员工资的问题上等等。四、整个社会保障制度存在明显的结构性缺陷。比如所谓社会保障只覆盖城市而不包括农村，社会救助制度未得到足够重视，社会保险保障水平过高而保险层次单一，职业福利未纳入政府视野，家庭福利制度付诸阙如，社区保障作用被过分夸大，等等。五、社会保障工作的专业化水平有待提高，突出表现为没有形成一支从研究到操作的专业化队伍。不少保障项目的立法缺乏研究成果的铺垫，很多新的措施缺少前期论证（如时间储蓄制度、志愿者制度），对现有政策法规实行情况的评估难以进行，社会工作职称体系难以建立，大学社会保障专业、学科设置不尽合理，等等。

简要分析造成整个社会保障体系缺乏总体设计和框架性关照的原因，大致有以下三点：

首先，各有关方面对社会保障制度重要性的认识尚未达到应有的高度。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根源在于对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的片面理解，在于重视经济发展而轻视社会发展的认识，在于对西方福利国家教训的惧怕，在于付诸实施的经济转型设计方案中缺乏对社会保障制度的足够重视，在于政府权利本位和公民义务本位而不是政府责任本位和公民权利本位的行政意识和行政习惯，也在于作为大国的中国任何问题都会有较大回旋余地的偏见。

其次，不少人对社会保障制度的了解和认识存在某些偏差、错误，甚至误区。表现在具体实践中，不少人用社会保险代替了整个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有的人误将应急式的基本生活保障当成整个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也有人用就业就是最大的保障的观点看待社会保障制度建设问题，从而使社会保障制度的整体设计受到了不应有的冲击。

再次，有的人对社会保障制度专业化、规范化建设的必要性、紧迫性认识不足。比如，有人认为，中国有社会互助的传统，有仍然在发挥作用的传统的社会救济制度，有政府一再增加的生活保障资金，所以绝对不会出现饿死人、冻死人的情况，严格按照制度要求进行规范化、标准化管理没有必要；有人认为，社会不公平的出现相对于经济发展要滞后一个时期，所以再过几年再抓社会保障制度建设还来得及；还有人认为，中国社会不公平的程度远没有达到可怕的程度，有学者甚至认为国际通用的吉尼系数可以扩大，所以强调完整、规范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是大惊小怪。

二、目标模式与制度设计

在对当前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中的主要问题进行了简要分析之后，本文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保障制度的目标模式和制度框架应当是：以“补救模式”为目标，以社会救助为基础，以社会保险为主体，以社会福利为补充。

以“补救模式”为目标，就是在充分发挥市场、社会、单位、家庭和个人作用的基础上，政府只在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中发挥拾遗补缺的作用，而且保障水平只限定在维持基本生活的水平上，保障制度的设计以不损害市场机制有效运作为必要前提。按照“补救模式”的要求，无论在社会救助、社会保险还是社会福利制度方面，政府都只发挥最小的、迫不得已的作用。选择这样的社会保障目标模式，是与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国家财政能力、中国社会的具体国情等因素密切相关的。

以社会救助为基础，就是把社会救助体系的建立和维护放在整个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优先位置，努力建立以维持最低生存为目标，以国有企业下岗职工、贫困人口、灾民、“三无”和“五保”人员等特殊困难群体为重点，以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核心，以灾民紧急救助制度、救助性福利服务制度、社会互助制度、扶贫开发制度为主要内容，以医疗、教育、住房、司法等专项救助和临时救济为补充，以统一的社会救助服务网络为基本载体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救助体系。以社会救助为基础构筑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既是我国国情所决定的，也是我国现有的社会保障制度发展水平的具体体现。

以社会保险为主体，就是把社会保险制度的建立和正常运行作为整个社会保障制度是否已经建立并良好运行的根本标志，努力建立以维持温饱水平为目标，以基本养老、医疗、失业、生育、工伤和护理保险为主要内容，以多样化、可选择的补充保险为重要辅助的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保险制度。以社会保险作为整个社会保障制度的主体，是社会保险制度广阔的保障面所决定的，没有这个网络作为屏障，政府的社会救助制度将不堪重负。而基本社会保险制度把保障水平定位在维持温饱的水平上，是“补救模式”的基本要求，也是与中国政府的财政承受能力相符合的。

以社会福利为补充，就是把社会福利制度作为完整的社会保障制度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之一，努力建立以国有企业职工、退役军人、各类公务人员和见义勇为人员社会福利为基础，以职业福利、家庭福利、公益事业和社区福利为基本内容的中国特色的社会福利制度。在此，由国家向国有企业职工、退役军人、各类公务人员和见义勇为人员提供社会福利，是国家义不容辞的基本职责，但由于对这些群体的保障在水平上普遍高于社会保险的一般保障水平，在目的上多数已经成为政府与各种社会力量竞争人力资源的重要手段之一，所以理应成为社会福利制度的基础。同时，在我国，还要大力发展以政府和社会支持为主要方式的家庭福利，大力发展以提高社会竞争力为目的、由单位提供的职业福利，大力发展由政府、社会和社区居民共同提供的社会公益事业和社区福利。需要说明的是，目前学术界存在着一种片面夸大社区福利重要性的现象，有的学者甚至不恰当地提出所谓“社区保障”的概念，并赋予社区保障以“第二安全网”的定位（窦玉沛等：《重构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的探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93页。）应当指出：从理论上讲，这种主张也许可以成立，但中国的城市社区目前还远远没有成熟到可以承载为居民提供保障的地步，而且只要社区自治是一句空话，社区服务、社区保障之类就永远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根本不可能持续发展。

在整个社会保障制度总体框架的设计中，除了基本目标和保障项目之外，还应当包括三个体系：

（一）法规体系

主要应当由四个部分构成：一是由全国人大制定的以《社会保障法》为根本，以《社会救助法》、《社会保险法》、《社会福利法》为主要内容，以某些部门法为补充的社会保障法律体系；二是由国务院和省级人大分门别类地制定的最低生活保障、灾民紧急救助、“三无”和“五保”人员供养、社会互助、扶贫开发和医疗、教育、住房、司法等专项救助，养老、医疗、失业、生育、工伤和护理保险及其补充保险，国有企业职工、退役军人、各类公务人员和见义勇为人员社会福利和职业福利、家庭福利、公益事业、社区福利等30多个社会保障项目的法规；三是由国务院相关部委和地方人大、地方政府制定的旨在上述法律、法规的实施办法和具体标准；四是对那些还难以上升成为法律、法规和规章的制度、做法和措施通过文件的形式规定下来，形成政策。从目前的实际情况看，完善社会保障法规体系需要从两头做起，一方面是尽快制定《社会保障法》，以确定基本的制度框架；另一方面是从具体做起，把在实践中已经成熟的做法通过政策、标准和规章等固定下来，然后再逐步完善，形成比较完整的社会保障法律法规体系。

（二）管理体制

根据多年实践的经验，结合我国国情，社会保障制度的管理体制应当是：政府统一领导、部门分工协作、社会广泛参与和分级负责、分级出资、分级管理。这里，有几个基本要点：

首先，不宜在政府中建立集统一决策与统一操作于一身的社会保障部门，甚至也不宜成立大一统的、领导小组式的协调机构。至于统一设计、统一协调的任务，则应当交由《社会保障法》和《社会救助法》、《社会保险法》、《社会福利法》组成的社会保障法律体系去完成。之所以反对成立统一的社会保障部门，理由有三：一是从实际情况看，社会保障工作涉及的领域太多，而且相关保障工作在操作上与这些领域的具体管理活动紧密关联。没有相关领域的专业知识，是根本做不了这些保障工作所需要的鉴定取证、调查核实等工作的，只能徒增周折，事半功倍。二是从行政组织的幅度适中原则看，把30多项社会保障项目统统划归一个政府部门去管理，将造成该部门的管理幅度过大、势力过强，从而不利于整个政府组织的有序运行。三是从已有经验看，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把包括社会救助、社会保险、社会福利在内的所有社会保障工作集中到一个政府部门的先例。即使在我国，也从未出现过类似情况。之所以反对成立统一的协调机构，是因为从实践情况看，我国政府机构中的各种领导小组，往往要设立一个专门的办事机构，而这个办事机构所在的部门往往也就成为该项工作的实际决策部门，事实上仍然导致了众多权力的过分集中，有时还成为这个强势部门肆意干涉其他相关部门的合法依据，甚至加剧了部门之间的摩擦与扯皮。

其次，在社会保障机构的设置上，应当坚持部门分工协作的原则。具体讲，就是在社会救助方面，明确以民政部门为牵头单位，并负责救助水平的总体把关和具体的协调工作，除了把最低生活保障、灾民紧急救助、“三无”和“五保”人员供养、社会互助交给民政部门决策和操作以外，应当把扶贫开发交给农业部门，把医疗救助交给卫生部门，把教育救助交给教育部门，把住房救助交给建设部门，把司法援助交给司法部门；在社会保险方面，明确以劳动保障部门为牵头和协调单位，除了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及其补充保险由劳动保障部门继续决策和操作以外，应当把医疗保险、生育保险、护理保险及其补充保险等这些与卫生管理工作密切关联的工作统统交给卫生部门去操作；在社会福利方面，则应当成立一个协调机构总负其责，而把国有企业职工和各类企业的职业福利交给劳动保障部门去操作，把退役军人、见义勇为人员和包括老年人、残疾人、儿童在内的各种特殊社会群体的社会福利和家庭福利、公益事业、社区福利和民间组织的职业福利等交给民政部门，把各类公务人员包括公务员、事业单位职工的社会福利及政府机关、事业单位的职业福利交给人事部门。这样分工，一方面考虑的是相关工作在具体操作中与哪个部门关联度最大，另一方面考虑的是相关业务的传统分工。

第三，从责任分工的角度看，要正确区分国家、社会和家庭与个人的责任。所有的社会救助制度和退役军人、各类公务人员的社会福利，无疑应当由政府负起从出资到组织落实的完全责任，尽管这些领域的保障工作并不排斥甚至提倡社会的积极参与，这是国家的职能所决定的。在社会保险方面，政府的责任主要是负责组织工作和部分出资，包括建章立制、组织落实和为基本社会保险所需资金负最后的“兜底”责任，社会和个人负有按照规定交纳社会保险费的义务，当然，这里并不排斥在具体服务工作中的社会参与。在社会福利方面，国家的主要责任是建章立制、引导性地出资、政策扶持和管理监督，社会力量则是实现社会福利制度的主力。

第四，在社会保障管理体制的建立过程中，必须坚持分级负责、分级出资、分级管理的原则。这是由我国行政管理体制上的中央与地方分工决定的，是我国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财税管理体制所决定的，也是社会保障工作本身的特性所决定的，符合我国幅员广阔，各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很不平衡和历史、文化、习俗差异性较大的具体国情。

（三）服务体系

综合现在的探索思路和已经建立起来的社会救助、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服务组织及其运作情况，本文认为，社会保障服务体系的基本格局应当是：以国家办社会保障服务机构为示范，其他多种所有制形式的社会保障服务机构为骨干、社区服务为依托、家庭服务为基础的社会保障服务网络。以国家办社会保障服务机构为示范，就是国家举办、管理的社会救助服务机构、社会保险服务机构和社会福利服务机构在服务水平、操作规范、硬件和队伍建设等方面发挥示范、标准的作用。以多种所有制形式的社会保障服务机构为骨干，就是各种所有制形式的社会保障服务机构是提供社会保障服务的主体，国家通过向他们购买服务来实现对社会保障对象的服务，通过政策扶持鼓励他们向社会保障对象提供无偿和低偿服务。以社区服务为依托，就是通过在社区修建一批社会保障服务的设施和网点、成立一批中介性服务组织、形成一支专兼职相结合的服务队伍和广泛动员社区单位参与社会保障服务，使社会保障服务形成网络。以家庭服务为基础，就是坚持家庭在社会保障服务中的基础地位，通过道德教育、舆论宣传、制度规范和政策支持，最大限度地发挥家庭在社会保障服务中的功能和作用。在此，要特别强调的是，在建设社会保障服务网络的过程中，一定要把信息化建设放在突出重要的位置，因为实现社会保障服务的信息化，可以大幅度地提高社会保障服务工作的效率，极大地节省人力、物力和财力，有利于把服务工作落实到家庭，落实到个人。

三、路径选择与政策建议

针对上述问题，面对上述任务，要建立健全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就需要选择以法规建设构建总体框架、以探索实践完善各项制度的基本路径，大致要经过制度整合、探索实践和完善法规三个步骤。

所谓制度整合，就是在三五年内，以“补救模式”为原则，以制定、出台《社会保障法》、《社会救助法》、《社会保险法》和《社会福利法》等社会保障制度基本法律的方式，形成社会保障制度的整体框架。制度整合的核心任务，是构筑社会保障制度的项目框架，建立以保障生存水平为目标的社会救助制度、以保障温饱水平为目标的社会保险制度和提高保障水平为目标的社会福利制度。通过制度整合，要理清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结构，理清社会救助、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的基本内容、保障水平和相互之间的关系，理清政府、社会、家庭、个人尤其是各级政府在各种社会保障项目中的职责分工、责任义务。在这个时期，许多微观甚至中观的问题有待于澄清，但经过近十几年的摸索、实践，宏观的框架问题、目标问题、方式问题、责任问题等已经基本弄清，应该说立法的必要条件已经具备。当然，建制时期的法律规定不可能十分准确，也一定存在诸多漏洞，很多条文的要求肯定会失之原则，失之笼统，但这样的法规有总比没有要好，尤其在当前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存在缺乏总体设计的严重缺陷的情况之下。因此，通过立法构建、明确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整体框架，已经成为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当务之急。

所谓探索实践，就是用五到十年的时间，结合现实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成就，在《社会保障法》等基本法规的原则和框架内大胆探索，以期对各项社会保障制度的微观、中观乃至宏观层次形成相对成熟的思想观点和操作规范。这一时期的主要任务：一是对现有的社会保障制度进行结构性调整和弥补。要尽快理顺社会救助、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制度之间的关系，大力加强社会救助体系建设，积极稳妥地、大幅度地降低社会保险保障水平，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护理保险制度、补充社会保险和家庭福利制度。二是抓住关键性、核心性的社会保障项目形成比较完善的制度。要优先完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把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医疗保险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并特别关注退役军人社会福利制度和社区福利制度。三是对其他社会保障项目逐一进行深入探索，形成一系列相对完整的制度规范。比如，灾民紧急救助、“三无”和“五保”人员供养、社会互助、扶贫开发和医疗救助、教育救助、住房救助、司法援助，各种补充社会保险，国有企业职工、各类公务人员、见义勇为人员和包括老年人、残疾人、儿童在内的各种特殊社会群体的社会福利，各种职业福利和家庭福利、公益事业等等方面的制度，都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

所谓完善法规，就是在此前探索、实践的基础上，再用三到五年的时间，对以前形成的社会保障基本法律进行修订，对探索实践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各种法规、规章、标准、规范和政策等进行全面审查、修订和清理，为形成统一、完整、规范的社会保障制度奠定法制基础。

㈡ 为什么说住房保障问题是民生工作的重要问题

其一，保障性住房建设意义大。改善城市低收入居民的居住条件，是重要的民生问题，加快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对于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要意义。大力推进廉租房建设、棚户区改造、农村危房改造和实施游牧民定居工程，是改善城乡居民消费环境和条件的有效举措，对相关产业具有很强的带动效应，有利于城乡居民特别是低收入居民扩大消费。特别是在当前房价居高不下、预期通胀压力过大的时期，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
有利于控制房价上涨，使房地产市场进入健康发展轨道。可以说，保障性住房建设工作是抑制高房价、解决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重要方式，是实现“住有所居”目标的重要举措，是推进构建和谐社会进程的重要内容。老百姓住“蜗居”、当“房奴”的问题如果得不到有效解决，必将影响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正因保障性住房建设意义如此重大，中央领导对保障性住房建设显得特别重视，从战略高度部署和推进这项工作。
其二，保障性住房建设任务重。与商品房相比，我国保障性，制度还很不完善，为此，中央明确提出要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力度，进一步改善人民群众的居住条件，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2月24日举行的全国保障性安居工程工作会议提出，今年全国共将建设城镇保障性住房1000万套，比去年增加70%多，改造农村危房150万户以上。这意昧着我国保障性住房建设进入“快车道”。面对这些既定的目标，各地纷纷签订了目标责任书。
但关键要落到实处，真正把保障性住房建设记在心上、抓在手上，实现保障性住房建设的“快步跑”，不能让责任书成为一纸空文，不能让政府的承诺成为开出的一张“空头支
票”。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中央领导加强对保障性住房建设调研指导的力度，意在确保各项建设任务落实到位，真正成为“惠民工程”。
其三，保障性住房建设困难多。保障性住房建设是政府出台的一项惠民政策，它的实施能够为一部分有住房困难的居民解决一定的困难，但它的实施还存在很多困难。可以说，完成保障性住房建设的任务，并非一件容易的事。主要面临的两大瓶颈，就是钱从哪里出、
地从哪里出？为确保这一任务落实到位，中央财政补助资金将超过1000亿元。但更多的还要靠政府想办法、出良策、攻难关。不可否认，一些地方总认为困难多、难度大，对保障性住房建设存在“等观望”的思想，雷声大雨点小，进展不力、落实不到位。正因如此，中央领导多次强调保障性住房建设，就是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工作进一步加大力度，把这项工作摆在突出重要的位臵，迎难而上，知难而进，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创造有利条件，千方百计增加资金投入，优先保证用地供应，确保各项任务落实到位，帮助更多中低收入群众解决住房困难。
住房是民生之重，安居才能乐业。下大气力加快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是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顺时应势之举，是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民生问题。从总书记提出“两项重大工程”到总理强调“三个坚定不移”中，各级政府要进一步提高认识，更加负责地担负起职责，抓紧建立健全多层次、广覆盖的住房保障体系，真正把办好事办好、实事办实，努力使改革成果惠及更多需要保障的家庭。

㈢ 如何促进房地产市场与住房保障的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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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的有关情况。

一、回顾中国住房政策的总体概括。

住房改革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1994年7月5日国务院颁布了管理办法，并颁布了国务院关于城市改革的决定，城市职工可以有补贴，在不同的补贴下自费购买供房。

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对高收入者、对中低收入方供应经济适用房，应该说中央对居民住房的是否的正确，因为亚洲金融风暴的推进，中国出现了内销乏力的情况下，房地产动了经济的重要手段，使房地产远离了居民住房的保障。特别是将房地产作为支柱产业进行推动后，房地产与政府的财政收入，城市的形象，房地产企业家的利益紧紧联系在一起，为了促进居民购房。1999年中国人民银行出台了关于开展个人消费信贷的指导意见，有所通过银行按揭、购买房屋得到了广大工薪阶层的支持，廉租房、经济适用房的建设也相对减少。住房在民众需求和投资、投机需求的双重力量拉动下，房价越炒越高，出现了买房难，引起了不满。于是要求控制房价的呼声从2004年不断的出现在全国的两会上，围绕广大百姓住有所居，2005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出台的关于切实稳定住房价格的通知。2005年4月出台了加强房地产市场的引导和调控的八条措施；2005年5月国务院又转发了建设部七个部委关于做好稳定房屋价格的意见；2005年九部委制订了调整住房价格，这些都是为了控制房价，使广大百姓能够买起房，做到居者有其屋。为了确保房价的稳定，而且房价进一步快速上涨，尤其是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非常的突出。为此2007年7月8日国务院发布了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24号文件，把商品房与居民的保障性住房分成的两块，提出了70%的住房用地供给保障性住房，既经济适用房、廉租房、限价房。单纯70%的住房建成90平方米以下的小面积，这加大了对广大居民的住房保障，降低了高价商品房对70%以上的人口影响。2007年9月，中央和银监会发布了意见，要求购买第二套住房的首付比例。这对一系列政策的出台，说明我们党和政府始终十分关注民生、广大百姓住房的建设和住房的需求，住房作为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引起了全世界众多有识之士和广大群众的高度关注，面对房地产的争论之多，前所未有。

住有所居就是提高广大民众的住房保障。中共中央第17次代表大会，把住房问题提到了议程，要求健全廉租房制度，加强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如何把住房问题放进党代会的议事日程，这还是第一次。此外，在温总理2008年的工作报告里面强调抓紧建立住房保障体系，建立科学合理的住房建设和消费模式。在所提的措施中，增强廉租房，增加中小套型的住房供应，通过多种途径解决中等收入家庭住房问题。要运用税收、信贷、土地等手段，抑制不合理的需求，防止房价过快上涨。要加强市场管理，以罚查处炒房炒地行为。党和国家要坚定不移的推进住房改革和建设，就是为了让人民群众住有所居，党和国家为什么这么关注房地产的发展和住房的居住问题？这是因为房地产作为商品，与一般商品不一样，房地产关系到广大百姓安居乐业，房地产的供应规模与价位有一定的经济性和一定的政策性和社会保障性。世界上很多资本主义国家都十分注重居民的住房保障，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住房的保障工作就更应该受到重视，世界上很多发达国家都应用了补贴、税收等手段，确保了房价的合理增长和广大百姓有房可居。

有非盈利机构建设住房，有3338个非盈利机构负责社区建设，鼓励和限制一户一宅。对第二套住宅不仅不补贴，不贷款还有增值税，对住房成本进行核算，并与公布，管制和遏制房价升，住房人性化，更多考虑居住者的需求，推进社会的融洽和谐、稳定。我国房地产市场有政策，特别是腐败行为造成了有些管理部门不作为，使房地产的运作很不规范，进行了稳定和约束房价上涨，造成了我国的住房价格与居民的收入比超出了国际的水平。

去年12月，北京住房控股指数高达1.76倍，房价的过高攀升对住房市场的抑制，住房销售数量在北京已经下降了48.5%。住房是给人住的，如果大家都买不起住房就要失去市场，住房的就要破灭，甚至打乱了经济的正常秩序，造成了经济滑坡，对社会的影响是不可想象的。住有所居就是为了提高广大人民的住房保障，解决好住房保障问题，不仅要学习国外的好经验，而且需要从中国地少人多的实际出发。

房地产坚持科学发展，全面小康的建设方向，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不仅是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需要，而且对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诸多矛盾和问题具有通力全局的作用。房地产要发展自己、壮大自己就要学习科学发展观和贯彻科学发展观。房地产要坚持科学发展、全面小康的政策方向，要千方百计谋发展，坚持以人为本。发展不仅要依靠人民，发展成果一定要与人民共享。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房地产一定要立足于造福人民的方向，要把发展的出发点，落脚点放在为人们造福上。要做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不能只考虑今天，不顾明天。房地产企业一定要坚持全面协调发展、可持续的发展方向，注意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相统一，眼前利益与全局利益相结合，房地产在中国大发展的理由，是因为中国房地产有刚性的需求，这就是中国的城市化和城市的大量增加。

对当前房地产销售下降普遍认为是观望所造成的，究竟是刚性不刚造成的，还是观望造成的，在我看来是刚性不刚性导致的。城市化让大家能够住有所居，这个刚性需求非常巨大的，但是刚性需求能否成为刚性，这就要看住房的价格水平。在城市的年轻人、大学毕业生和农民中能够买得起房就是房地产的刚性支撑，如果买不起房子，就不会有刚性。现在刚性需求的人是工资较低，加上房价高出了他们工资的几十倍，尽管他们需求住房很破裂，但是却被排斥在购房之外。全国人大在确认个人所得税提升到2000元的人，应该在工薪阶层的20%，也就是说80%的工薪阶层只有2000元以上的月收入，他们面对每平方米上万元甚至几万元的住房吗？即便是银行有按揭，他们能够付得起按揭。投资购房和投机购房也包括海外热钱购买，曾一定大大支撑了住房的建设和发展。

2007年深圳市地产销售中，有80%是被投资购房和投机购房买去了，去年下半年住房贷款比上半年增长了18倍，银行的信贷和炒房行为十分的严重。

90年代初，在北海工作，那个时候，北海有房地产公司1342家，占全国当前2800家房地产公司的一半，由于炒地炒房行为的严峻，造成物价指数上升13%，最后导致了地产泡沫破灭。房地产开发中炒地行为是明显的，不但买不起房对经济带来灾难性的影响。为了房地产进一步的发展，唯一的办法就是要坚持科学发展，全面小康的方向，从土地的供给考虑，政府要改变地方财政对土地的过分，要使国有土地能够让全体国民共享，将房价降到广大城镇居民能力享受得起的水平上，只有政府与企业共同努力，房地产才会迎来亿万人大事情，不但可以规避银行和经济面临的很得风险，为广大人民服务过程中，迎来更大的繁荣和兴旺，最后衷心的希望今天到会的管理部门和朋友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为人们的幸福为国家的复兴再蓝宏图，再创辉煌。

㈣ 保障性住房能根本解决人们的住房问题吗

保障性住房，是与商品性住房（简称商品房）相对应的一个概念，保障性住房是指政府为中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所提供的限定标准、限定价格或租金的住房，由廉租住房、经济适用住房和政策性租赁住房构成。与商品房相比，保障性住房制度还很不完善，为此，我国已经提出要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力度，进一步改善人民群众的居住条件，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 可见国家推行的保障性住房，其目的是为了保障低收入人群的基本居住需求，缓冲商品房价格虚高带来的社会压力。但由于管理制度的楼同导致保障性住房的分配偏离了它的初衷，反而导致社会压力的加重。这是因为管理制度的漏洞所造成，而非保障性住房政策的问题。 保障性住房政策并不违背经济发展规律，而是对快速发展的住房市场的一种有益的调节措施，可以起到平衡市场，调节价格的良好作用。但是仅仅依靠保障房是无法彻底解决住房问题的！

㈤ 政府在公民住房保障中应起到何种作用麻烦回答详细点哦，谢谢！

问题的关键在于政府如何在不同层面扮演恰当的角色与采取何种干预方式。为此， 保证公民的住房权应该双管齐下： 一方面， 政府应该探索如何更好地规范住房市场的秩序， 让大部分人能够通过市场实现住房权； 另一方面， 政府应建立一套以公平为基准的住房保障政策体系， 为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权利提供有效的制度保障， 以实现住房政策为居民提供适当的居住条件、保障居民居住权利、促进社会与政治稳定的最终目标。

针对住房市场的规制而言， 首先， 政府应该秉持公平的住房权理念， 以达到人人住有所居以及和谐安定的居住环境为目标。其次， 政府当前亟待解决住房市场为开发商垄断这一严重问题。对此政府既要放宽住房开发的限制允许合作建房、社会力量建房打破一元化的住房供给体制， 又要加强对开发商囤地、操纵房价等违法行为的监管。再次， 政府需要加强在提高居民住房消费负担能力方面的作用。政府要进一步完善住房公积金制度， 通过简化公积金的审批程序、鼓励银行和开发商支持公积金贷款， 拉动房地产消费；同时也要改变观念， 扩大公积金的使用范围， 允许居民使用公积金用于租房、房屋修缮和装修。此外， 政府还应该采用更为合理的住房补贴标准， 适当提高住房补贴的额度。最后， 政府应该大力发展住房租赁市场， 坚持购房、租赁/双轮0 驱动的市场模式。保护租户承租权、确保租赁关系的法律效力、加强租赁房屋管理， 是政府当下规制住房租赁市场的重点。

针对住房保障政策体系而言： 首先， 住房保障政策体系的建构需要协调好市场与保障的关系。从西方福利国家住房政策体系的演变过程来看， 住房市场与住房福利都是有效的住房供应方式， 但是从理论与实践来看， 二者绝不能相互替代， 因为二者既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住房的特殊属性， 又有着不同的具体目标。利用住房市场，可以有效率地配置住房资源， 解决部分中高收入阶层居民的住房问题； 但是政府亦应同时承担起保障性住房的供应责任， 重点解决中低收入阶层等社会弱势群体的住房困难与住房问题， 保障每个公民都享有住房权利。其次， 采用正确、合理、有效的住房福利补贴方式。住房福利应该采取反向递减方式， 对收入在贫困线以下的提供全额补贴， 而对收入高于低保标准者只提供相当于全额一定比例的补贴， 比例随收入增高而递减。这样才有可能提高补贴的效率， 促进住房领域的公平。最后， 应从整体上完善住房保障政策体系。在我国， 中低收入阶层家庭占城镇居民的大多数， 这就向政府提出了大范围的住房需求。因此， 我国政府应在确立适度住房的保障水平后， 建立起层次化、结构化的住房保障制度， 建立起完善的住房保障政策体系。

值得注意的是， 我国住房政策的调整出现了两种互相矛盾的趋势， 反映出政府在保证公民住房权利、处理住房政策经济属性和社会属性方面的矛盾处境。一方面， 最近一段时间， 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十八大等重要讲话中提出/住有所居0， 似乎含糊地暗示迈向普惠型住房权利的可能性， 联系目前社会政策领域的很多制度逐渐走向普惠型的趋势， 确保我国普遍的住房权利也许很漫长， 但并不一定是臆想。另一方面， 政府将经济适用房的对象从中低收入家庭缩窄到低收入家庭， 增大廉租房政策的可及性等调整表明， 政府正试图建立一种剩余型的住房模式，采纳/选择性0 住房政策来保障公民的住房权利。针对我国社会分层、分化加剧的现实， 建立普惠型的住房保障政策应该更符合实际需要。然而， 在全球金融危机的不利经济环境下， 解决住房领域的各种问题， 切实保障公民的住房权利， 对我国政府的执政能力提出了巨大的挑战： 如何在保持经济增长、推进社会公平和维护政治稳定的困境中寻求平衡， 在很长时间内仍是政府面临的难题

㈥ 保障性住房的解决方法

要从根本上解决保障性住房的建设问题，一是要从财政层面解决多年以来地方政府依赖的“卖地财政”，同时还要看看保障性住房的供应是否落到实处，将那些依然是画在墙上的“大饼”，真正转化为老百姓嘴里的食物。
由于70%以上的常住人口都是中低收入家庭，中国的住房保障制度只能以低水平、广覆盖为目标；中国的住房保障体系需要保障70%以上的中低收入家庭。
应该是一个多层次的体系。
第一层级是不足10%的极低收入的家庭、老人、病人等进入政府提供的廉租屋，通过这种方式来保证最弱势民众的居住生存权。所以廉租屋的建设比重应该在5-10%。
第二层级是20－80%的中低收入民众，在政府住房货币化补助、优惠利率、优惠税收等优惠条件下通过限价商品房、经济适用房、租赁经济适用房、民工住房等多种形式来解决。其中经济适用房的建设比重应该不低于20%，限价商品房的建设比重应该不低于30-50%，只有20%以上中高收入者，他们的住房完全由市场决定，不纳入住房保障体系。 对中国来说，选址偏远、配套缺乏的保障房空间布局，可能造成保障房社区居民居住空间和社会地位的双重边缘化，引发或加剧社会分层和贫富差距的标签化、贫困的聚集与再生产、纵向社会流动不畅等问题，进而重蹈其他国家“居住隔离”的覆辙。而要避免这一情况发生，应围绕构建“多元混居社区”这一基本目标，制定相应的治理与协调对策。
在普通住宅项目内配建一定比例的保障房，已经被世界各国广泛践行。例如，欧洲国家在吸取以往教训的基础上，公共住房建设开始经历由集中到分散、由整体开发到开发配建的转变：英国政府要求，新的住宅项目中，低收入居民住房要占总量的15%—50%；德国要求新建住宅区的20%要用于建造福利用房；法国规定建设廉租住房比例约为总住房面积的15%—20%。
与西方国家相比，目前我国的阶层矛盾整体并不突出。城市中心城区和郊区的双重繁荣，使得低收入者在市区和郊区均有一定的分布，并没有像部分西方国家那样形成大规模的贫困聚集。此外，计划经济年代盛行的单位大院杂居模式，使得多数城市居民对多元混居有着较高的心理接受程度。以上因素都构成了我国推广多元混居的先天优势。
需要注意的是，多元混居并不意味着要在楼户层面进行混合，也不是在每一个商品房项目都要配建保障房。因为不同社会群体在收入水平、消费能力、生活方式等方面存在一定差异，如果生硬地将他们混合居住在一起，反而容易造成心理上的抵触和隔膜。
比较合理的方案应该是“大混居小聚居”，即在较大的区域内混合规划包括保障房在内的各类住房，相似社会属性居民的居住空间则以小规模组团的方式配置。具体到保障房社区，可采取插花式布局，既要在不同区位开发小型化保障房社区，又要在一些较大的商品房项目中配建一定比例的保障房。最终实现既有利于不同阶层的接触与交往，又保持一定空间距离的效果，以满足不同群体的社会心理需求。 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力度，进一步改善人民群众的居住条件，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 提出几项重要意见：
一是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力度。争取用3年时间基本解决城市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住房及棚户区改造问题。在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力度的同时，积极推进农村危房改造。
二是进一步鼓励普通商品住房消费。加大对自住型和改善型住房消费的信贷支持力度。对住房转让环节营业税暂定一年实行减免政策。
三是支持房地产开发企业积极应对市场变化。引导房地产开发企业积极应对市场变化。支持房地产开发企业合理的融资需求。取消城市房地产税。
四是强化地方人民政府稳定房地产市场的职责。落实地方人民政府稳定房地产市场的职责。因地制宜解决其他住房困难群体住房问题。
五是加强房地产市场监测。继续加强房地产市场监测分析，建立健全房地产市场信息系统和统计制度，完善市场监测分析机制，准确把握房地产市场走势，及时发现市场运行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提高调控措施的预见性、针对性和有效性。 以加快保障性住房建设，鼓励住房合理消费，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为基调，着力稳定市场信心。中央先后出台了三次调控措施。三次调控措施总体上越来越有力，针对性越来越强。要把房价过快上涨的势头控制住，使房价能够保持在一个合理的水平。
第一，必须增加有效供给。中国投资兴建了保障性住房590万套，竣工370万套。还将计划建设保障性住房和棚户区改造住房1000万套。
第二，要下决心毫不动摇地抑制投资和投机性住房需求。采取经济和法律手段，以及必要的行政手段，主要是用差别化贷款利率、税率以及土地供应政策。
第三，要管好市场。政府管好市场主要是用法律和经济的手段防止捂盘惜售，圈地不用。

㈦ 如何加强住房保障的后期管理工作

二、住房保障体系存在的问题及完善

第一，住房公积金制度。1999年4月3日，国务院颁布实施了《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这标志着我国住房公积金制度进入了一个法制化、规模化发展的新时期。现实施的条例是根据2002年3月24日《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修订后的条例。住房公积金，是指国家机关、国有企业、城镇集体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城镇私营企业及其他城镇企业、事业单位、民办非企业单位、社会团体及其在职职工缴存的长期住房储金。职工个人缴存的住房公积金和职工所在单位为职工缴存的住房公积金，属于职工个人所有。住房公积金的管理实行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决策、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运作、银行专户存储、财政监督的原则。住房公积金应当用于职工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挪作他用。可见住房公积金制度是一项强制单位和个人为个人未来购房进行储蓄的住房货币分配方式，其特点是直接以金融手段支持广大城镇职工购买住房，旨在帮助个人缓解购房压力。利用住房公积金贷款比普通商贷的利率低1%.住房公积金制度自建立以来，覆盖面不断扩大，归集额和缴存额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对中等收入者购买房屋提供了很大的支持作用。但是，该制度在实施过程中也存在着诸多不足之处。首先，虽然住房公积金制度自建立10多年来，覆盖面不断扩大，但覆盖率仍然较低。全国公积金覆盖率不到50%，仍有4000万左右的职工还未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2]一些企业，特别是私营企业没有缴纳住房公积金的意识，也有些企业由于资金流转不畅任意停缴。其次，住房公积金的运用率低，沉淀资金高。“就全国来看，除在上海、北京、天津、浙江、江苏、福建等6省市的公积金运用率情况比较乐观，超过了60%，其中北京高达96%，而其他省市则普遍面临运用率不足的压力。”[3]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有以下：办理住房公积金贷款条件多、手续繁琐、审批时间长，影响购房者贷款热情；虽然公积金贷款比商贷低1%，但是这个利率差很小，当商贷采取优惠利率时便优势不存。而且，利用公积金贷款可贷得额度低，即使采取商贷+
公积金贷款并行的方式，但也终因公积金贷款手续繁琐等弊端而使人们不得不放弃它的使用；公积金的使用仅限于购买、建造、翻修、大修资助房屋，不能用作租赁之用，这也限制了那些卖不起房的低收入者对住房公积金的使用，对于那些直至退休都卖不起房的人来说，只能等到退休再将公积金支取出来自用，这有悖于公积金作为住房保障的原意。再次，公积金缴存设定了最高缴存比率，不利于单位自主提高职工公积金额度。

住房公积金制度存在的这些不足都影响了其提供住房保障的力度，需要加以完善方能使其更好的发挥作用，首先，加强对我国劳动用工的管理，扩大住房公积金的覆盖率。必须改变目前我国用工制度的无序状态，凡是企业用工必须经过当地劳动管理部门的批准，并在劳动管理部门登记注册。住房公积金管理部门必须对在本市工作的人员进行跟踪，即在本市工作后，要及时办理住房公积金缴纳的有关手续。[4]逐步推进农民工参统住房公积金的改革措施，使农民工也能从中受惠。其次，赋予住房公积金中心稽查处罚职能，对不缴、欠缴住房公积金的单位予以相应处罚，迫使其按期及时缴纳。再次，提高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降低贷款利率，吸引人们选择公积金贷款。第四，取消最高比率限制，设定弹性比率，对于有能力且对住房公积金热情高的单位鼓励其自己确定比率提高职工住房公积金额度。第五，拓宽公积金的使用用途，以自住为目的的租赁也可申请公积金的运用，真正保障公积金用户的住房需求。第六，加强住房公积金中心的管理，强化对其的监督，简化办理程序，提高办理效率。

第二，经济适用房政策。1998年，我国推行经济适用住房政策，国务院发布的有关文件提出：中低收入家庭购买经济适用住房；经济适用房具有社会保障性质，目的是为实现“居者有其屋”。经济适用房是指以行政划拨土地建造，享受政府优惠政策，以保本微利（开发商利润控制在3%以下）为原则，向中低收入家庭出售的不完全产权的普通商品房。“从1998年至2002年，全国共完成经济适用住房投资3959.67亿元；经济适用住房施工面积达71644.68万平方米；经济适用住房竣工面积达42857.60万平方米；经济适用住房的竣工量占商品住宅竣工总量的41.2%，也就是说，经济适用住房已经占了中国住宅的半壁江山。”[5]按此统计数据而言，我国的经济适用住房规模已经很大，应该能够满足广大中低收入者的购房需求，而为什么实际上并没有起到其应有的效果呢？究其原因，不难发现，当时国家决定全面推进经济适用房建设，并不仅是为了解决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需求，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也是一个重要目的。正是由于这种政策定位上的模糊性，使得经济适用房很难与商品房界分，经济适用房的房型面积如何确定，销售对象资格如何审定，经济适用房如何管理规范等问题不够明确，导致在一些地方经济适用住房被富人购买，成了富人房，偏离了它应有的目标。[6]目前经济适用房存在的问题主要是：消费主体错位，由于审核不严，高收入者往往凭借其经济优势购置多套经济适用房，剥夺了本属于中低收入者的房源；房屋面积规模普遍偏大，中小户型供应量少，而中低收入者真正能够消费起的只有那些中小户型的房屋；虽然政府限定了经济适用房的利润空间，然而，本来很低成本的经济适用房价格却也不断上涨，与普通商品房差价不大，而质量往往不如普通商品房，失却了其本来的功能。经济适用房存在的这些问题是关乎我国住房保障能否落到实处的关键所在，因此一定要下大力气认真解决这些问题。

祝你顺利，如果对回答满意，请采纳,这年头助人为乐也不容易，鼓励鼓励热心人

㈧ 关于加强保障性住房建设有什么好的建议

一、住房保障尚未立法，执行中缺乏约束力、强制力

按照《国务院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及住建部等部门的有关政策及规章，各地应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制定保障性住房政策。但经调查，全国大部分地区所出台的住房保障政策是以行政管理部门规章形式出台，而不是以政府文件或地方性法规形式出台，而且国家也尚未出台住房保障法，导致对社会及政府相关部门缺乏约束力、强制力和执行力，对解决中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问题缺乏有效的法律支撑点。各地保障性住房体系在工作机制、工作体制运转模式上良莠不齐。大部分地方政府住房保障的机构为临时、非政府管理部门，尤其是基层实施部门，存在机构不健全，人员、经费不足等问题。

二、住房保障资金得不到有效保障

按照《国务院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的要求，各地最少应按上年土地出让金净收益的10%，以及公积金增值收益(扣除贷款风险准备金及管理费)计提住房保障资金，并进行专户管理。但从全国各地审计情况来看，个别城市因地方财政资金困难等原因没有按规定足额提取，致使住房保障资金得不到有效保障。

三、保障性住房选址困难

多份文件均对优先供应保障性住房建设用地有明确的规定，但在实际实施过程中，个别地方政府在保障性住房建设用地供应上执行政策的偏差很大，用于商业开发的建设用地地段、市政及生活服务设施均有较大的竞争优势，而用于保障性住房的建设用地鉴于价格问题，选址大多偏僻，交通、学校、医疗等市政、生活服务设施不齐全，导致一部分低收入居民好地段的房子买不起，偏僻的保障性住房不敢买的窘境。

四、退出机制缺乏法律方面的支持

对享受保障性住房的家庭，在日后不具备享受保障性住房条件时如何退出保障性住房，缺乏法律方面具体规定，导致全国普遍存在退出难的问题。

建立健全住房保障体系，加快保障性住房建设，切实解决中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问题，实现“住有所居”的目标，仅依靠政府的行政能力和行政手段是远远不够的，加快《住房保障法》的立法进程，完善立法程序的及时性、有效性和可操作性极其重要。建议如下：

(一)要尽快立法明确相关部门职责。住房保障体系的建立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到土地、规划、财政、民政、房产等一系列政府职能部门，建议应尽快立法明确相关职能部门在住房保障方面的工作职责，进一步强化执行力度和监督力度。

(二)要保证保障性住房建设用地的供应。政府在保障性住房建设用地的供应上要真正体现“惠及民生、让利民生、保障民生”的理念，要认真研究，精心组织，确保予以优先供应;保障性住房用地选址要充分考虑地段、市政配套设施及生活服务设施完善、齐全。

(三)要立法确保住房保障资金的筹集和落实。立法明确各地最少应按上年土地出让金净收益的10%足额提取住房保障资金，利用公积金增值收益(扣除贷款风险准备金及管理费)计提住房保障资金，并进行专户管理，实行专款专用;对未依法落实保障资金的地方政府及挪用、占用保障资金的相关部门，要明确责任追究办法和监管措施。

(四)要立法明确住房保障退出政策。完善各类保障性住房申请、审核、公示、复核、退出等制度;对符合保障性住房条件的人员，在日后复核不具备条件时，应立法明确退出办法及对拒不退出人员的处罚办法，并明确处罚执行部门，在法律层面上提供具体操作规则和有效支持依据。

(五)要建立健全住房保障监管机制。建立多渠道的住房保障监管机制。建立责任制，采取年初签订目标责任状，年底绩效考评的办法检查住房保障任务落实情况;人大、政协对住房保障过程予以全程监督，并聘请社会各界监督员、中低收入家庭人员参与日常考核;利用媒体及网络载体公示各地方政府住房保障任务执行情况、住房保障项目选址及建设情况、住房保障家庭申请审核情况、住房保障资金落实及使用情况等信息，保证住房保障政策公开、公平、公正性;对虚报、瞒报、弄虚作假等手段骗取住房保障的，明确处罚手段、操作细则及执行处罚的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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㈨ 如何完善我国的住房保障体系

二、住房保障体系存在的问题及完善

第一，住房公积金制度。1999年4月3日，国务院颁布实施了《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这标志着我国住房公积金制度进入了一个法制化、规模化发展的新时期。现实施的条例是根据2002年3月24日《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修订后的条例。住房公积金，是指国家机关、国有企业、城镇集体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城镇私营企业及其他城镇企业、事业单位、民办非企业单位、社会团体及其在职职工缴存的长期住房储金。职工个人缴存的住房公积金和职工所在单位为职工缴存的住房公积金，属于职工个人所有。住房公积金的管理实行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决策、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运作、银行专户存储、财政监督的原则。住房公积金应当用于职工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挪作他用。可见住房公积金制度是一项强制单位和个人为个人未来购房进行储蓄的住房货币分配方式，其特点是直接以金融手段支持广大城镇职工购买住房，旨在帮助个人缓解购房压力。利用住房公积金贷款比普通商贷的利率低1%.住房公积金制度自建立以来，覆盖面不断扩大，归集额和缴存额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对中等收入者购买房屋提供了很大的支持作用。但是，该制度在实施过程中也存在着诸多不足之处。首先，虽然住房公积金制度自建立10多年来，覆盖面不断扩大，但覆盖率仍然较低。全国公积金覆盖率不到50%，仍有4000万左右的职工还未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2]一些企业，特别是私营企业没有缴纳住房公积金的意识，也有些企业由于资金流转不畅任意停缴。其次，住房公积金的运用率低，沉淀资金高。“就全国来看，除在上海、北京、天津、浙江、江苏、福建等6省市的公积金运用率情况比较乐观，超过了60%，其中北京高达96%，而其他省市则普遍面临运用率不足的压力。”[3]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有以下：办理住房公积金贷款条件多、手续繁琐、审批时间长，影响购房者贷款热情；虽然公积金贷款比商贷低1%，但是这个利率差很小，当商贷采取优惠利率时便优势不存。而且，利用公积金贷款可贷得额度低，即使采取商贷+
公积金贷款并行的方式，但也终因公积金贷款手续繁琐等弊端而使人们不得不放弃它的使用；公积金的使用仅限于购买、建造、翻修、大修资助房屋，不能用作租赁之用，这也限制了那些卖不起房的低收入者对住房公积金的使用，对于那些直至退休都卖不起房的人来说，只能等到退休再将公积金支取出来自用，这有悖于公积金作为住房保障的原意。再次，公积金缴存设定了最高缴存比率，不利于单位自主提高职工公积金额度。

住房公积金制度存在的这些不足都影响了其提供住房保障的力度，需要加以完善方能使其更好的发挥作用，首先，加强对我国劳动用工的管理，扩大住房公积金的覆盖率。必须改变目前我国用工制度的无序状态，凡是企业用工必须经过当地劳动管理部门的批准，并在劳动管理部门登记注册。住房公积金管理部门必须对在本市工作的人员进行跟踪，即在本市工作后，要及时办理住房公积金缴纳的有关手续。[4]逐步推进农民工参统住房公积金的改革措施，使农民工也能从中受惠。其次，赋予住房公积金中心稽查处罚职能，对不缴、欠缴住房公积金的单位予以相应处罚，迫使其按期及时缴纳。再次，提高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降低贷款利率，吸引人们选择公积金贷款。第四，取消最高比率限制，设定弹性比率，对于有能力且对住房公积金热情高的单位鼓励其自己确定比率提高职工住房公积金额度。第五，拓宽公积金的使用用途，以自住为目的的租赁也可申请公积金的运用，真正保障公积金用户的住房需求。第六，加强住房公积金中心的管理，强化对其的监督，简化办理程序，提高办理效率。

第二，经济适用房政策。1998年，我国推行经济适用住房政策，国务院发布的有关文件提出：中低收入家庭购买经济适用住房；经济适用房具有社会保障性质，目的是为实现“居者有其屋”。经济适用房是指以行政划拨土地建造，享受政府优惠政策，以保本微利（开发商利润控制在3%以下）为原则，向中低收入家庭出售的不完全产权的普通商品房。“从1998年至2002年，全国共完成经济适用住房投资3959.67亿元；经济适用住房施工面积达71644.68万平方米；经济适用住房竣工面积达42857.60万平方米；经济适用住房的竣工量占商品住宅竣工总量的41.2%，也就是说，经济适用住房已经占了中国住宅的半壁江山。”[5]按此统计数据而言，我国的经济适用住房规模已经很大，应该能够满足广大中低收入者的购房需求，而为什么实际上并没有起到其应有的效果呢？究其原因，不难发现，当时国家决定全面推进经济适用房建设，并不仅是为了解决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需求，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也是一个重要目的。正是由于这种政策定位上的模糊性，使得经济适用房很难与商品房界分，经济适用房的房型面积如何确定，销售对象资格如何审定，经济适用房如何管理规范等问题不够明确，导致在一些地方经济适用住房被富人购买，成了富人房，偏离了它应有的目标。[6]目前经济适用房存在的问题主要是：消费主体错位，由于审核不严，高收入者往往凭借其经济优势购置多套经济适用房，剥夺了本属于中低收入者的房源；房屋面积规模普遍偏大，中小户型供应量少，而中低收入者真正能够消费起的只有那些中小户型的房屋；虽然政府限定了经济适用房的利润空间，然而，本来很低成本的经济适用房价格却也不断上涨，与普通商品房差价不大，而质量往往不如普通商品房，失却了其本来的功能。经济适用房存在的这些问题是关乎我国住房保障能否落到实处的关键所在，因此一定要下大力气认真解决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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