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与住房保障课件

『壹』 城市化和城镇化的区别

城市化也被称为城镇化，两者是没有区别的。

城市化是指随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产业结构的调整，其社会由以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型社会向以工业（第二产业）和服务业（第三产业）等非农产业为主的现代城市型社会逐渐转变的历史过程。

城镇化过程包括人口职业的转变、产业结构的转变、土地及地域空间的变化。不同的学科从不同的角度对之有不同的解释，就目前来说，国内外学者对城市化的概念分别从人口学、地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等角度予以了阐述。

2011年12月，中国社会蓝皮书发布，中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将首次超过50%，标志着中国城市化首次突破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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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的合理布局：

要使城市有较强的集聚和辐射带动能力，其城区人口规模应在200万以上（才能以合理的税费，提供较好的公共服务，否则服务不足或腐败；

这也正是人们都涌向北上广深成渝等特大城市的根源），最好是300万以上（才能支撑较发达的公共交通业，比如地铁和航空等）；

当城区人口超过1600万人口时，会发生较严重的城市病；

当城市群（200公里范围内）的人口超过5000万时，也会有较严重的城市群病，尤其是环境问题（城市废弃物难以就近消纳）和住房问题、交通问题等。

中国有约14亿人口，至少将会有10亿城镇人口，只有均衡布局更多的大都市区（中心城市200-1600万人口，200公里范围内1000-5000万人口），建设更多（50个左右）的大都市区（可增设新省或直辖市），才能使中国的人口相对均衡分布，使城镇废弃物就近消纳（200公里内），并从根本上解决城镇化与城市病的矛盾。

“城”辐射带动“镇”的合理半径以不大于200公里为宜（方便乡镇（或城区）人员到城区（或乡镇）办事能当天来回）；

所以，现有特大城市（特别是省会）200公里之外，如果有较大的区域（3万平方公里以上）和较多人口（1000万以上/容易培育200万人口以上的中心城市），均应培育新的中心城市（比如增设为新省的省会）、建设交通干线枢纽（尤其是是高铁）、建设综合性的研究型大学等），以实现全国城镇的均衡合理分布，从根本上防止全国的人口只集聚在现有的省会或直辖市（使城市病和城市群越来越严重）。

其中，以徐州、宜昌、赣州、桂林和宜宾等城市为中心的区域均是培育新的大都市区的理想区域

另外，要使“中心镇（县城）”能有效带动全县乡村，“中心镇（县城）”到县域边界以20—30公里（公交的合理距离）为宜。

城市化-网络

『贰』 新型城镇化目标下 房地产将迎来多元发展机遇

新型城镇化再次成为两会的关键词。今年两会上，新型城镇化提出新的阶段性目标，2021年3月5日出炉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十四五”期间（2021年至2025年）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提高到65%。
那么，在当前形势下，该如何深度推进城镇化建设，提升发展质量？新型城镇化下的房地产行业，又面临怎样新的历史机遇？
推进新型城镇化战略，壮大城市群和都市圈
3月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十四五”期间，深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战略，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提高到65%，发展壮大城市群和都市圈，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完善住房市场体系和住房保障体系，提升城镇化发展质量。
回顾近三年来的政府工作报告，新型城镇化的推进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从2019年“抓好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推动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覆盖常住人口”，到2020年“发挥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综合带动作用，培育产业、增加就业”，再到今年“提升城镇化发展质量”，每一年“城镇化”都迎来新的发展阶段。
事实上，从数字上来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城镇化进程。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从1978年到2019年，中国城镇常住人口从1.72亿增长到8.48亿，城镇化率从17.92%提高到60.6%。
而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对“十四五”期间新型城镇化不仅首次提出了更具体的发展指标——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提高到65%，而且还提出发展重点为壮大城市群和都市圈、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完善住房市场体系和住房保障体系，这也为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
针对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壮大城市群和都市圈，全国人大代表、中南集团董事局主席陈锦石认为，目前，在城市群和都市圈建设中，大小城市公共设施配套差异巨大，住房供需存在着结构性失衡，小城市人口外流、住房过剩，大城市流动人口、新市民的住房需求难以得到满足，缺口巨大，大城市住房问题、小城市发展问题已然突出。
对此，陈锦石提出具体建议称，一方面，需要加强城市群、都市圈顶层总体规划，通过强化三规合一、打通城市群、都市圈内的公共基础建设，强化大城市对圈内中小城市的辐射；另一方面，允许大城市与周边县市、城乡建立联动，加大大城市辐射的周边中小城市住宅供给，分担大城市住房压力，化解供需矛盾，同时带动周边小城市发展。
“城市群、都市圈内公共设施配套一体化，享受大城市配套资源政策，如医疗、教育等；参考澳门的横琴模式、北京的雄安模式，探索更多此类试点。”陈锦石表示。
对于“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完善住房市场体系和保障体系”的表述，中泰证券研究所政策组首席分析师、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与治理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杨畅解读称，“城市更新更多是对存量来讲的，完善住房市场体系和保障体系，尤其是共有产权房的推进力度，有望进一步加大，对于城镇化发展至关重要。”

核心城市群优势明显，房地产蕴藏多元发展机遇

对于房地产行业来说，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也蕴藏着新的历史机遇。

“房屋，办公场所，以及文化、医疗、消费、娱乐等房地产设施能为城市化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提供必不可少的基础设施，而提高城市化率会为房地产创造更多的需求，因此加快提高城市化率，必然为房地产的发展带来更多机会。”陈锦石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在陈锦石看来，首先是房企布局思路的转变，“未来住房需求的增长主要还是在都市圈和新的城市集群，因此完善住房体系建设的重点也还是都市圈和城市集群，包括对其新住房及服务设施的建设和引导，以及对其原有设施的价值认识、资源协调以及功能调整和改造升级等，建议在发挥社会主体的积极性基础上，国家能在集群内部不同区域主体地位和协调机制层面发挥更多作用。”

贝壳研究院解读称，城镇化进程中，人口加快向京津冀、粤港澳、长三角、成渝等核心城市群流动，房地产市场份额同步向核心城市群集聚，这些区域有较强的住房需求支撑，市场表现将优于其他区域。

“对于房地产行业来说，能否顺应人口向心集中的态势，是决定房企未来发展空间的重要因素。”杨畅表示。

来自光大证券研究报告指出，随着新型城镇化深入推进，房地产行业将迎多元化发展机遇。“对于政府提出大城市完善住房保障体系和增加租赁住房，房企应充分发挥品牌优势和客户群优势，积极切入存量运营（如长租公寓）和生活服务（如物业服务），积极承担起必要的社会责任，同时也在其中挖掘多元化发展机遇。”

“但房地产发展一定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导向，追求美好生活需要平稳、健康的环境，因此行业和企业只有顺应国家政策的导向，才有可能更好地抓住历史机遇。”陈锦石补充称。

帮助新市民、青年人，破局城镇化进程中的住房难题

在新型城镇化的进程中，如何让进城人安居乐业成为关键。因此，城镇化进程中，解决住房问题也成为两会关注的热点。

人口越来越多地向一二线核心城市汇聚，如何解决大城市居住难题？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解决好大城市住房突出问题，通过增加土地供给、安排专项资金、集中建设等办法，切实增加保障性租赁住房和共有产权住房供给，规范发展长租房市场，降低租赁住房税费负担，尽最大努力帮助新市民、青年人等缓解住房困难。

对此，58安居客房产研究院分院院长张波认为，在解决大城市住房问题中，政府工作报告提到增加共有产权住房的供应。从以往来看，在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曾提到要发展共有产权住房，如今再次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表述从“发展”到“增加”。

“未来，共有产权房的体量会越来越大，而且会从一线向更多的二三线城市，尤其二线城市去覆盖。另外，随着共有产权房覆盖面不断增大，对于房价稳定，以及整个市场也会起到明显的促进作用。”张波称。

对于城镇化进程中涌进来的新市民，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也着重提出帮助新市民、青年人缓解住房困难。对此，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住房大数据项目组组长邹琳华解读称，“这也意味着在供给方面会对这类人群有更多的倾斜。”

“解决新市民的住房问题，也将是城市人才战略的重要的方面，有利于城市人才的引进和稳定。目前，很多城市都将新市民逐步地纳入了住房保障体系，虽然这个比例目前还是比较低，未来应该会有更多的政策来保障这部分人群的住房。”邹琳华进一步表示。

新型城镇化中，伴随着城市群和都市圈的壮大，人口流入也从一二线城市溢出到周边的中小城市，对此，陈锦石建议，“加大大城市辐射的周边中小城市住宅供给，分担大城市住房压力，化解供需矛盾，同时带动周边小城市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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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城镇化带来的住房问题有哪些

1.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城镇化”将挑战城市住房保障机制。在城镇化过程中，这些城市外来人口由于历史的原因，造成如教育程度、文化素质、法律意识等方面的缺乏，其在城市化生活中，在一定时期内是城市的弱势群体，属于低收入人群，那么这样一个消费群体，面对城市日益攀升的高房价，他们的住房问题就显得尤为严峻。解决这个弱势群体的住房问题，实质上是对我们城镇的住房保障机制的挑战。
2. 外来人口的不断增加将影响房地产供应结构。房价低，面积小的住房提供少，若开发商一味追求投机，忽略外来人口的需要，那么房消费主力之一的进城人口的住房问题更为严峻，为社会稳定埋下隐患，同时也会使房地产市场吹起泡沫。

『伍』 城市化与城镇化的联系与区别

当前社会发展，我们大多数人有这样一种认识：认为“城镇化”是乡村社会发展的最终归宿。笔者对此亦坚决肯定。可是，有关“城镇化”的理解，在理论界却产生了混淆基本概念的低级错误！
究竟什么叫城镇化，城镇化的语言与概念逻辑是怎样的？ 所谓“城镇化”是单纯针对既有城区而言？还是单纯针对传统乡村社会而言？还是针对综合型社会区域而言？
这是一个极有必要搞清楚的问题，否则，中国社会发展就将走向不必要的误区！
我们且拿“城市”概念与“城镇”城镇概念作一比较，很明显，其最基本的共同点在于“城市”与“城镇”都指一种“非农化”的社会人居区域，而“城市”更容易被一般人认可为“工商业会聚和人口密集的社会形体”。而城镇一词呢？从字面理解，它原本应是“城市”与“小镇”的一种组合概念。所谓“小镇”，一般可认定为“拥有一定工商业形式但规模相对较小乃至包含有农业经济成分的社会区域”因其尚难以被认可为一般意义的“城市”概念，故称其为“镇”。
目前，我国行政体制在乡村区域基本单位为“村”，“村”上为“乡”，而与“乡”同级又略高为“镇”，“镇”上为“县”，与“县”同级又略高为“市”（县级市）。由此可见，只有“城”与“市”的结合才刚刚进入“概念城市”的门槛，甚至连“县城”都不够格。
随着时代发展，人们往往容易忽略一些词语概念上的逻辑性，也逐步将“城市”与“小镇”两个不太相同的概念糅合成了一体。谓之“城镇”，但终究“镇”要比“市”低一个档次，说白了就是其规模面积和基础设施水平的差异。基础设施完备，居民生活水平相对较高，并具备一定区域规模，自可定性为“城市”而虽有一定工商业形式，但基础设施不够完备，区域规模相对较小，则只能定性为“镇”或“小城镇”。
由此可以看出，针对既有“城区”倡导所谓“城镇化”，无疑是在倡导倒退式发展。
所以，正确标准的城市发展口号只能是“提升城市化水平”
所谓“城镇化”只能是当下乡村社会所追求的发展目标。
亦或者我们还是把“城镇”一词定义为“城市与小镇”的统称。那么我们所谓“城镇化”就要把既定城区与乡村统筹安排了。也就是说所谓的“推进城镇化水平”是推进整体中国社会的城镇化水平，而不是单纯的提升城市的城镇化水平！
这是语言逻辑性的低级错误。但却有可能使我们陷进不必要的发展误区。所以认真理解，严谨纠正这一问题是极其必要的！

『陆』 城镇化“下半场”将面临哪些挑战

“中国城市可持续繁荣面临挑战。在当前与未来，中国城市伴随繁荣而来的是诸多风险和问题，城市在过快增长的同时导致城市化泡沫的情况放大，城市发展结构失衡加剧，城乡之间、城市之间、城市内部分化严重。”全国政协常委、民族和宗教委员会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原院长王伟光表示，这不仅导致城市发展的不可持续，而且导致泡沫破灭和风险变现，城市化和工业化初期所拥有的关键优势在削弱，包括人口红利消失、生产成本上升、生态环境恶化、收入差距拉大等。此外，随着中国城市的进一步发展，中国城市越来越面临发达国家城市和发展中国家城市的竞争性夹击。

有观点认为，由于过去几年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数量有所下降，中国开始出现了“逆城镇化”现象，对此徐林分析认为，会不会出现“逆城镇化”现象，是由要素特别是劳动力资源配置是不是还追求更高的报酬和更高劳动生产率的部门决定的。按照人往高处走的规律，今后依然还会出现劳动力资源从农业向非农产业，从农村地区向城市地区转移的趋势。

『柒』 政府在城镇化建设中应该如何作为

加快推进城镇化建设，是当代中国政府面对新的历史起点必须担当的战略任务，但在推进城镇化进程中，出现了“被城市化”、“豪华城市化”、“边缘城市化”以及城市基础设施短缺、形象工程过滥、历史文化风貌丧失、城市千城一面、生态人居环境恶化、交通堵塞等“城市化病”。这表明，并不是每一级政府及官员都清楚自己在推进城镇化建设中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仍然存在着政府职能的缺位、越位和错位，如果不进行政府职能的正确定位、归位和正位，我们加快城镇化建设的战略就会落空甚至走向歧途。
结合当前我国实际，笔者认为，政府在推进城镇化建设中应该管，而且是管得了、管得好的职责主要体现在做好规划、提供服务、减少震荡、保护生态，也就是“四管”：管规划、管服务、管社会、管环境。
一、“管规划”——坚持“富规划、穷建设”，保证城镇建设规划的科学性、合法性、合理性，避免规划失误
加强对城市的规划、建设和管理是政府的主要职能。其中，规划是首要的，是基础也是龙头，一个好的规划能够使城市建设与管理获得事半功倍的高起点。“重建设，轻规划”、“重投入，轻管理”是目前地方政府推进城镇化中存在着普遍问题。因此，首先应树立“富规划，穷建设”的理念。所谓“富规划”，是指要在规划上舍得花大钱，下大功夫，注重投入；而“穷建设”，是指要在建设上量力而行，量体裁衣，注重资金资源的效率产出，不瞎折腾。坚持“富规划”实际上就是强调政府要把自己的主要注意力放到“管规划”上来，通过保证规划的合法、合理、合情，正确地履行政府的基本职能。坚持“富规划”，是政府当前最需要做好的功课，也是许多政府尚未做好的功课。
一是要把城镇规划当作一门科学看待，克服“重政治，轻技术”的倾向。城市规划学作为一门系统的科学，在人类历史上已具有百余年的专业历史，城市作为人类最大的人工构筑物，具有综合性和复杂性。古今中外的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在城镇化加速发展过程中，如果失去科学的规划，将会出现灾难性的城镇化或城市化。美好的规划是城市美好的蓝图，但它必须是科学的蓝图。各级政府及官员务必明白，政府在城市规划的科学知识储备和工程技术掌握方面是“有所不能，有所不为”的。
二是要保证规划的合法性，克服“重人治，轻法治”的倾向。城镇化的推进必须体现政府的依法行政的职能，因为规划是政府的一种法制行为。政府要依法把该管的管住，比如，针对城市的不可再生资源的保护提出来的“五线”管理制度，即用地红线、绿地绿线、水体蓝线、历史文化保护紫线、市政公用设施黄线，切实维护规划的法定性、严肃性和权威性。同时，要依法保护好人民群众的利益，使群众的利益在规划的起点上就得到保护。特别是在征地拆迁中的利益补偿，目前拆迁，正在考验着我们政府依法行政的能力和智慧。必须依法进行拆迁，防止暴力拆迁、掠夺性的征收，遏制突击拆迁。在新一轮的城镇建设中，政府应站到台前来，是公共利益，就应当保护；是商业利益，就只能是协调，不能强制拆迁，这就是政府职能要“正位”、“归位”。城镇规划，属于重大决策，不能政府闭门造车，一家说了算，更不能是“一把手”说了算的“首长工程”。
三是要打破“精英规划”，从少数人决定走向多数人的参与，变以往的自上而下的规划为自下而上的规划。规划要保证公共利益就必须有公民的真正参与，要把城镇规划的过程视为政治文明推进的过程，培育公民意识的过程。改变城镇化中“精英治理”、“家长式治理”的思维方式，尤其要发挥专家智囊团的作用，成立城镇建设规划委员会，其中专家的比例不应低于50%，而我国不少地方的比例远远低于50010。与此同时，要有规划决策失误的终身责任追究制。如果说决策失误造成的浪费，是中国最大的浪费，那么规划的失误，则是最大的失误。因为这种失误将带来成百上千亿的损失，是一种没有机会改正的错误，如城市基础设施布局和城市空间布局的失误，几乎是不可逆转的失误。
二、“管服务”——坚持“富民兴镇，惠及民生”，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避免公共服务的“缺位”
为什么要推进城镇化？为谁推进城镇化？回答这些问题在理论上很清楚，但在行动上未必清楚。比如，在城镇化建设中，政府、开发商、农民三方经常成为利益的博弈者，政府会经常忘记自身是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实质上，惠及民生，让城镇化成为惠民、利民、福民的工程，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是推进城镇化的根本目的。
一是要把“富民兴镇”作为政府推进城镇化的第一要务。惠及全民的基本公共服务在未来解决的重点是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据测算，中国城镇化水平提高一个百分点，就将有1000多万农民转化为市民，实现农民市民化，使他们与城镇居民一样享受国家的教育、医疗、就业、住房、社保等公共服务，以及城镇公共设施、交通、休闲、文化等公共服务，其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会有较大的提高。
二是要防止“重建设，轻民生”倾向，坚持推进城镇化与完善公共服务的一致性，克服把二者对立起来的观念。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可直接带来消费的增长，它不仅是投入同时也是一种产出。学者研究发现，现在的教育在整个贫富差距中所占的比例高达20010，如果改善了教育，就等于缩小了贫富差距。不少地方政府及官员看不到这一点，把改善民生、提供公共服务简单地看作是花钱赔本的事，甚至认为是个无底洞。实际上公共服务的优化和保障，在推进城镇化的进程中会使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产生巨大和持续的增长预期。两者是并行不悖的，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
三是要在构建适合城镇化的公共服务体系上下功夫。与大中城市的公共服务体系相比，城镇的公共服务体系有它自身的特点。比如，它的着力点应该是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公共服务，重心放在农村人口向小城镇的转移和聚集，优化农村劳动力就业结构，促进城镇第二、三产业发展，在“小而特”、“小而精”、“小而专”上下功夫，即小城镇的特色化、专业化、精细化，而不能追求大城市的大而全，切不可贪大求洋，脱离实际。目前，许多地方政府在城镇化建设中十分热衷于高楼、大厦、大广场、宽马路、宽大桥等所谓“大手笔”，而忽视方便群众、解决实际问题的“小手笔”。城镇化发展重点在城市，难点在农村。尤其是对一些农业大省来说，有近百分之八十的人口在农村，无论是县域经济还是农村公共服务水平都较为落后，更应该树立“小城镇，大战略”的思想，把重心放在农村。把篇决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在城镇就业、落户作为重点，加大对小城镇公共基础设施的投入，提供均等化的教育、医疗、户籍、养老、住房等公共服务。
三、“管社会”——坚持“小城镇，大社会”，提高社会管理水平，避免过多的社会震荡
加速城市化，必然带来社会转型和一定的“阵痛”，对居民长期形成的居住环境、邻里关系、生活方式，乃至利益关系、土地关系等，都可能是一次新的调整和变革，也就必然需要社会的主要管理者——政府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实现和谐的城镇化。
一是要建立城镇化的社会风险评估机制。政府及有关部门对城镇化建设中可能出现的因搬迁改造、集约用地、征地补偿、园区规划等带来的矛盾冲突、利益磨擦，应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和机制应对，对其风险进行科学的评估和预测，并作出正确的选择。城镇化，必须把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统一起来，既要考虑经济建设成本，也要考虑社会成本，取其利避其害。
二是要坚持城市的一切都是为了人，防止出现新的贫困人口和“边缘化”人口。尤其要尊重普通人，或弱势群体的权益。比如，城镇化中的“农民上楼”工程，也可能本意是好的，但政府必须考虑农民搬进了楼房，一夜之间，似乎农民变成了市民，其后期的生活出路和在哪里？一旦土地补偿金用完了，农民如何有生活来源，其社会保障在哪？如果这些后顾之忧没有解决，就有可能形成新的社会隐患，甚至让所谓的“新市民”变为“新贫民”，成为“三无”人员：“种田无地，上班无岗，低保无份”。
三是要建立健全城镇化所要求的社会管理体系。“人居城镇，家留农村”，我国不少城镇化人口实际上是“两栖人口”，他们虽然工作和生活在城镇，但他们并没有真正融人城市，他们没有与城镇居民同等的社会权益，生活处于不稳定的状态。因此，要改变城乡二元体制的社会管理格局，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放开城市和县城对农民的限制；要加强新的社区、居民点的管理和服务；要鼓励社会各界积极为城镇化贡献力量，协调各社会组织依法活动，保证城镇的社会安全。
四、“管环境”——坚持“绿色城镇化”，提高人居环境水平，避免先污染后治理
“所谓理想的城市就是把城市的活力带到农村，而把农村的优美的环境、田园般的生活带到城市里来”，这是美国著名的规划学家刘易斯-芒德福对人类几千年城市化理想追求最精辟的概括，也是我国城镇化建设中政府应该担当的责任和追求的理想目标。环境的污染和人居环境的恶化，是我国当前城市化面临的一大危机。政府在推进城镇化中应扮演生态文明的建设者：要有明确的优化城市环境和人居环境的目标导向，或者说要有一个良好的行动纲领。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的指标体系中，我们可以看到它有四档标准，即绿化先进城市、国家园林城市、生态园林城市、中国人居奖城市，这是一个层次递增、要求逐次提高的指标体系。我们不可能一步登天，而且小城镇更需要较长的过程，但所有的城镇都必须从绿化开始，达到绿化先进城市的标准，因为这是环境优美城市最基础的平台。一个花草灌木合理搭配的城市绿地可以发挥多种功能：保护城市的生物多样性；为市民创造休息、散步优质的公共空间；为城市分割出若干个组团提供最好的隔离带，成为旅游业的载体；满足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城市管网许多在绿地底下；能够吸收空气中的灰尘以减少污染，防止疾病蔓延；可以成为调整城市小气候地面热导效应的主要手段，多栽树就能调节市中心与城郊的夏天的温差。“要想富，多栽树”，是有一定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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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城市化的定义

城市化也称为城镇化，是指随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产业结构的调整，其社会由以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型社会向以工业（第二产业）和服务业（第三产业）等非农产业为主的现代城市型社会逐渐转变的历史过程。

马克思主义解释

马克思资本城市化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主要核心内容之一。该学说认为城市的本质是社会制度下的人造环境。资本主义条件下，城市人造环境的生产和创建过程是在资本控制和作用下的结果，是资本本身发展需要创建一种适应其生产目的的人文物质景观的后果。

资本主义解释

一般认为，是一个农业人口转化为非农业人口、农业地域转化为非农业地域、农业活动转化为非农业活动的过程。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逐步放开了原有对人口流动的控制，大量农民工流向了城市，同时加快了城市化的进程。可谓”追梦改革万里春，农民潮涌作工人。荒滩野岭高楼起，立体网联城市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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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意义

合理的城市化可以改善环境，例如：通过平整土地、修建水利设施、绿化环境等措施，使得环境向着有利于提高人们生活水平和促进社会发展的方向转变，降低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压力。

作为区域发展的经济中心，能带动区域经济发展，而区域经济水平的提高又促进城市的发展；促使生产方式、聚落形态、生活方式、价值观等的变化。

人口转化

城市能够创造出比较多的就业机会，大量吸收农村剩余人口。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第四产业逐渐转移。

产业调整

城市化过程能够卓有成效地带动广大农村的发展，有利于改善地区产业结构。

工业发展

城市化有助于提高工业生产的效率，工业化使城市化获得持续推进的动力。

『玖』 城镇化建设的好处

●可将更多建设资金投到农村
●能够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
●拉动农村内需转变增长模式
●实现人口资源环境良性循环
●可以有效缩小地区城乡差别
发展小城镇，是世界各国普遍的做法。我国的国情和资源条件难以支撑集中发展大中城市的城市化道路。客观上，农民进城也存在习俗、就业、购房、生活费用等诸多约束，采用农民熟悉和能够承受的小城镇生活方式，则是一个现实选择。
当前，积极推进农村城镇化，特别是中西部农村城镇化，是在特定的时期一个正确的选择。一是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要保持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必须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去年通过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我国经济取得了GDP增长8.7%的水平，其中房地产的快速增长，拉动了上下游产业的发展，成为经济增长的支柱产业，但也导致房地产泡沫的急剧形成，投机炒房的现象较为盛行。如果以此不发展房地产，经济发展没有新亮点，我国经济将如何保持稳定增长，是必须解决的核心问题。
笔者认为，推进城镇化建设将是一个一石多鸟的选择。一、为大中城市的房地产投资降温，把资金吸引到农村小城镇，既能推进小城镇的建设，又能利用城镇建设继续发挥房地产在拉动GDP增长中的作用，发挥房地产业与众多的产业相关联的特点，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还可以解决大城市房地产泡沫问题；二、,能够推进新农村建设。新农村建设的核心是提高农民收入，增加农村的公共产品供给。一部分先富起来的农民迁移到小城镇，使得过去以“过密化”为特征的人多地少矛盾有所缓解，使得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能够实现；三、拉动农村的内需是未来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模式的关键。由于我国农民收入增长较城市缓慢，加上农村医疗、养老、教育相关保障长期缺失，使得农村市场的消费没有撬动起来。事实上，农民对于现代生活方式是向往和乐于接受的，家电下乡等受到农民的积极响应就是很好的说明。农民在家用电器、交通工具、住房、教育、医疗、文化生活等方面的消费，很大程度上依赖城镇提供的消费环境和消费条件，没有城镇作为载体，农民就是有消费能力也无法消费。加快农村城镇化进程，还能孵化出更多的消费量。城镇化必然带动基础、旅游设施、公共服务业建设，带动城镇工业、建筑材料、交通运输、商业餐饮、文化消费等；四、农村城镇化能减少农业水土资源流失、草原过度放牧等问题，实现人口、资源和环境的良性循环，实现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五、在中西部加快农村城镇化步伐，发展农村经济，可以有效缩小地区差别、城乡差别，特别是西部地区大多是少数民族地区，有利于增进民族团结。
我国东部地区已经显现出城乡一体化的特征。在我国中西部，城乡差别较大，东部那种广泛存在的产业集群、由村变镇、城乡和镇村界限模糊的情况，在中西部则不存在。西部地广人稀，民众的创业水平较低，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不发达，有些地区生态环境恶劣，有些地区交通条件很差，发展小城镇则应该以县城为重点，使之成为一头连接大城市、一头辐射乡村的中介城镇。东部地区依靠经济发展自然形成城镇，而西部地区必须依靠政府的推动和外来资金的投入。前者是一个自然的过程，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后者则是依靠外来的推动。但是，由于农村城镇化，必然带来对土地的占用和环境的污染，所以必须坚持不均衡的发展方式，也不能急于求成，拔苗助长，而应该在战略上积极主动，做好规划，在具体执行中，也考虑实际情况，积极发展农村产业化和农村工业化、农村产业非农化等基础工作，使得城镇化能有持续发展的基础和支撑。
对于中西部而言，应该抓住国家西部大开发的战略机遇，承接东部的产业转移，大力发展工业和服务业。国家也应该有意识地将一些资源大项目放在西部，围绕大项目的供应链，带动西部中小企业的发展。对于西部发展工业和农业产业化要给予政策优惠，加大对中西部的转移支付，加大西部公共设施建设，商业银行积极提供资金支持，逐步实现东中西区域协调发展、城乡公共设施均等化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