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为什么说住房保障问题是民生工作的重要问题
其一,保障性住房建设意义大。改善城市低收入居民的居住条件,是重要的民生问题,加快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对于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要意义。大力推进廉租房建设、棚户区改造、农村危房改造和实施游牧民定居工程,是改善城乡居民消费环境和条件的有效举措,对相关产业具有很强的带动效应,有利于城乡居民特别是低收入居民扩大消费。特别是在当前房价居高不下、预期通胀压力过大的时期,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
有利于控制房价上涨,使房地产市场进入健康发展轨道。可以说,保障性住房建设工作是抑制高房价、解决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重要方式,是实现“住有所居”目标的重要举措,是推进构建和谐社会进程的重要内容。老百姓住“蜗居”、当“房奴”的问题如果得不到有效解决,必将影响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正因保障性住房建设意义如此重大,中央领导对保障性住房建设显得特别重视,从战略高度部署和推进这项工作。
其二,保障性住房建设任务重。与商品房相比,我国保障性,制度还很不完善,为此,中央明确提出要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力度,进一步改善人民群众的居住条件,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2月24日举行的全国保障性安居工程工作会议提出,今年全国共将建设城镇保障性住房1000万套,比去年增加70%多,改造农村危房150万户以上。这意昧着我国保障性住房建设进入“快车道”。面对这些既定的目标,各地纷纷签订了目标责任书。
但关键要落到实处,真正把保障性住房建设记在心上、抓在手上,实现保障性住房建设的“快步跑”,不能让责任书成为一纸空文,不能让政府的承诺成为开出的一张“空头支
票”。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中央领导加强对保障性住房建设调研指导的力度,意在确保各项建设任务落实到位,真正成为“惠民工程”。
其三,保障性住房建设困难多。保障性住房建设是政府出台的一项惠民政策,它的实施能够为一部分有住房困难的居民解决一定的困难,但它的实施还存在很多困难。可以说,完成保障性住房建设的任务,并非一件容易的事。主要面临的两大瓶颈,就是钱从哪里出、
地从哪里出?为确保这一任务落实到位,中央财政补助资金将超过1000亿元。但更多的还要靠政府想办法、出良策、攻难关。不可否认,一些地方总认为困难多、难度大,对保障性住房建设存在“等观望”的思想,雷声大雨点小,进展不力、落实不到位。正因如此,中央领导多次强调保障性住房建设,就是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工作进一步加大力度,把这项工作摆在突出重要的位臵,迎难而上,知难而进,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创造有利条件,千方百计增加资金投入,优先保证用地供应,确保各项任务落实到位,帮助更多中低收入群众解决住房困难。
住房是民生之重,安居才能乐业。下大气力加快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是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顺时应势之举,是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民生问题。从总书记提出“两项重大工程”到总理强调“三个坚定不移”中,各级政府要进一步提高认识,更加负责地担负起职责,抓紧建立健全多层次、广覆盖的住房保障体系,真正把办好事办好、实事办实,努力使改革成果惠及更多需要保障的家庭。
② 新型城镇化目标下 房地产将迎来多元发展机遇
新型城镇化再次成为两会的关键词。今年两会上,新型城镇化提出新的阶段性目标,2021年3月5日出炉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十四五”期间(2021年至2025年)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提高到65%。
那么,在当前形势下,该如何深度推进城镇化建设,提升发展质量?新型城镇化下的房地产行业,又面临怎样新的历史机遇?
推进新型城镇化战略,壮大城市群和都市圈
3月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十四五”期间,深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战略,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提高到65%,发展壮大城市群和都市圈,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完善住房市场体系和住房保障体系,提升城镇化发展质量。
回顾近三年来的政府工作报告,新型城镇化的推进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从2019年“抓好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推动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覆盖常住人口”,到2020年“发挥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综合带动作用,培育产业、增加就业”,再到今年“提升城镇化发展质量”,每一年“城镇化”都迎来新的发展阶段。
事实上,从数字上来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城镇化进程。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从1978年到2019年,中国城镇常住人口从1.72亿增长到8.48亿,城镇化率从17.92%提高到60.6%。
而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对“十四五”期间新型城镇化不仅首次提出了更具体的发展指标——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提高到65%,而且还提出发展重点为壮大城市群和都市圈、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完善住房市场体系和住房保障体系,这也为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
针对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壮大城市群和都市圈,全国人大代表、中南集团董事局主席陈锦石认为,目前,在城市群和都市圈建设中,大小城市公共设施配套差异巨大,住房供需存在着结构性失衡,小城市人口外流、住房过剩,大城市流动人口、新市民的住房需求难以得到满足,缺口巨大,大城市住房问题、小城市发展问题已然突出。
对此,陈锦石提出具体建议称,一方面,需要加强城市群、都市圈顶层总体规划,通过强化三规合一、打通城市群、都市圈内的公共基础建设,强化大城市对圈内中小城市的辐射;另一方面,允许大城市与周边县市、城乡建立联动,加大大城市辐射的周边中小城市住宅供给,分担大城市住房压力,化解供需矛盾,同时带动周边小城市发展。
“城市群、都市圈内公共设施配套一体化,享受大城市配套资源政策,如医疗、教育等;参考澳门的横琴模式、北京的雄安模式,探索更多此类试点。”陈锦石表示。
对于“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完善住房市场体系和保障体系”的表述,中泰证券研究所政策组首席分析师、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与治理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杨畅解读称,“城市更新更多是对存量来讲的,完善住房市场体系和保障体系,尤其是共有产权房的推进力度,有望进一步加大,对于城镇化发展至关重要。”
核心城市群优势明显,房地产蕴藏多元发展机遇
对于房地产行业来说,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也蕴藏着新的历史机遇。
“房屋,办公场所,以及文化、医疗、消费、娱乐等房地产设施能为城市化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提供必不可少的基础设施,而提高城市化率会为房地产创造更多的需求,因此加快提高城市化率,必然为房地产的发展带来更多机会。”陈锦石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在陈锦石看来,首先是房企布局思路的转变,“未来住房需求的增长主要还是在都市圈和新的城市集群,因此完善住房体系建设的重点也还是都市圈和城市集群,包括对其新住房及服务设施的建设和引导,以及对其原有设施的价值认识、资源协调以及功能调整和改造升级等,建议在发挥社会主体的积极性基础上,国家能在集群内部不同区域主体地位和协调机制层面发挥更多作用。”
贝壳研究院解读称,城镇化进程中,人口加快向京津冀、粤港澳、长三角、成渝等核心城市群流动,房地产市场份额同步向核心城市群集聚,这些区域有较强的住房需求支撑,市场表现将优于其他区域。
“对于房地产行业来说,能否顺应人口向心集中的态势,是决定房企未来发展空间的重要因素。”杨畅表示。
来自光大证券研究报告指出,随着新型城镇化深入推进,房地产行业将迎多元化发展机遇。“对于政府提出大城市完善住房保障体系和增加租赁住房,房企应充分发挥品牌优势和客户群优势,积极切入存量运营(如长租公寓)和生活服务(如物业服务),积极承担起必要的社会责任,同时也在其中挖掘多元化发展机遇。”
“但房地产发展一定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导向,追求美好生活需要平稳、健康的环境,因此行业和企业只有顺应国家政策的导向,才有可能更好地抓住历史机遇。”陈锦石补充称。
帮助新市民、青年人,破局城镇化进程中的住房难题
在新型城镇化的进程中,如何让进城人安居乐业成为关键。因此,城镇化进程中,解决住房问题也成为两会关注的热点。
人口越来越多地向一二线核心城市汇聚,如何解决大城市居住难题?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解决好大城市住房突出问题,通过增加土地供给、安排专项资金、集中建设等办法,切实增加保障性租赁住房和共有产权住房供给,规范发展长租房市场,降低租赁住房税费负担,尽最大努力帮助新市民、青年人等缓解住房困难。
对此,58安居客房产研究院分院院长张波认为,在解决大城市住房问题中,政府工作报告提到增加共有产权住房的供应。从以往来看,在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曾提到要发展共有产权住房,如今再次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表述从“发展”到“增加”。
“未来,共有产权房的体量会越来越大,而且会从一线向更多的二三线城市,尤其二线城市去覆盖。另外,随着共有产权房覆盖面不断增大,对于房价稳定,以及整个市场也会起到明显的促进作用。”张波称。
对于城镇化进程中涌进来的新市民,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也着重提出帮助新市民、青年人缓解住房困难。对此,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住房大数据项目组组长邹琳华解读称,“这也意味着在供给方面会对这类人群有更多的倾斜。”
“解决新市民的住房问题,也将是城市人才战略的重要的方面,有利于城市人才的引进和稳定。目前,很多城市都将新市民逐步地纳入了住房保障体系,虽然这个比例目前还是比较低,未来应该会有更多的政策来保障这部分人群的住房。”邹琳华进一步表示。
新型城镇化中,伴随着城市群和都市圈的壮大,人口流入也从一二线城市溢出到周边的中小城市,对此,陈锦石建议,“加大大城市辐射的周边中小城市住宅供给,分担大城市住房压力,化解供需矛盾,同时带动周边小城市发展。”
③ 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新型城镇化目标 房地产将迎来多元发展机遇
新型城镇化再次成为两会的关键词。今年两会上,新型城镇化提出新的阶段性目标,2021年3月5日出炉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十四五”期间(2021年至2025年)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提高到65%。
那么,在当前形势下,该如何深度推进城镇化建设,提升发展质量?新型城镇化下的房地产行业,又面临怎样新的历史机遇?
推进新型城镇化战略,壮大城市群和都市圈
3月5日,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十四五”期间,深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战略,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提高到65%,发展壮大城市群和都市圈,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完善住房市场体系和住房保障体系,提升城镇化发展质量。
回顾近三年来的政府工作报告,新型城镇化的推进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从2019年“抓好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推动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覆盖常住人口”,到2020年“发挥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综合带动作用,培育产业、增加就业”,再到今年“提升城镇化发展质量”,每一年“城镇化”都迎来新的发展阶段。
事实上,从数字上来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城镇化进程。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从1978年到2019年,中国城镇常住人口从1.72亿增长到8.48亿,城镇化率从17.92%提高到60.6%。
而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对“十四五”期间新型城镇化不仅首次提出了更具体的发展指标——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提高到65%,而且还提出发展重点为壮大城市群和都市圈、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完善住房市场体系和住房保障体系,这也为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
针对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壮大城市群和都市圈,全国人大代表、中南集团董事局主席陈锦石认为,目前,在城市群和都市圈建设中,大小城市公共设施配套差异巨大,住房供需存在着结构性失衡,小城市人口外流、住房过剩,大城市流动人口、新市民的住房需求难以得到满足,缺口巨大,大城市住房问题、小城市发展问题已然突出。
对此,陈锦石提出具体建议称,一方面,需要加强城市群、都市圈顶层总体规划,通过强化三规合一、打通城市群、都市圈内的公共基础建设,强化大城市对圈内中小城市的辐射;另一方面,允许大城市与周边县市、城乡建立联动,加大大城市辐射的周边中小城市住宅供给,分担大城市住房压力,化解供需矛盾,同时带动周边小城市发展。
“城市群、都市圈内公共设施配套一体化,享受大城市配套资源政策,如医疗、教育等;参考澳门的横琴模式、北京的雄安模式,探索更多此类试点。”陈锦石表示。
对于“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完善住房市场体系和保障体系”的表述,中泰证券研究所政策组首席分析师、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与治理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杨畅解读称,“城市更新更多是对存量来讲的,完善住房市场体系和保障体系,尤其是共有产权房的推进力度,有望进一步加大,对于城镇化发展至关重要。”
核心城市群优势明显,房地产蕴藏多元发展机遇
对于房地产行业来说,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也蕴藏着新的历史机遇。
“房屋,办公场所,以及文化、医疗、消费、娱乐等房地产设施能为城市化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提供必不可少的基础设施,而提高城市化率会为房地产创造更多的需求,因此加快提高城市化率,必然为房地产的发展带来更多机会。”陈锦石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在陈锦石看来,首先是房企布局思路的转变,“未来住房需求的增长主要还是在都市圈和新的城市集群,因此完善住房体系建设的重点也还是都市圈和城市集群,包括对其新住房及服务设施的建设和引导,以及对其原有设施的价值认识、资源协调以及功能调整和改造升级等,建议在发挥社会主体的积极性基础上,国家能在集群内部不同区域主体地位和协调机制层面发挥更多作用。”
贝壳研究院解读称,城镇化进程中,人口加快向京津冀、粤港澳、长三角、成渝等核心城市群流动,房地产市场份额同步向核心城市群集聚,这些区域有较强的住房需求支撑,市场表现将优于其他区域。
“对于房地产行业来说,能否顺应人口向心集中的态势,是决定房企未来发展空间的重要因素。”杨畅表示。
来自光大证券研究报告指出,随着新型城镇化深入推进,房地产行业将迎多元化发展机遇。“对于政府提出大城市完善住房保障体系和增加租赁住房,房企应充分发挥品牌优势和客户群优势,积极切入存量运营(如长租公寓)和生活服务(如物业服务),积极承担起必要的社会责任,同时也在其中挖掘多元化发展机遇。”
“但房地产发展一定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导向,追求美好生活需要平稳、健康的环境,因此行业和企业只有顺应国家政策的导向,才有可能更好地抓住历史机遇。”陈锦石补充称。
帮助新市民、青年人,破局城镇化进程中的住房难题
在新型城镇化的进程中,如何让进城人安居乐业成为关键。因此,城镇化进程中,解决住房问题也成为两会关注的热点。
人口越来越多地向一二线核心城市汇聚,如何解决大城市居住难题?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解决好大城市住房突出问题,通过增加土地供给、安排专项资金、集中建设等办法,切实增加保障性租赁住房和共有产权住房供给,规范发展长租房市场,降低租赁住房税费负担,尽最大努力帮助新市民、青年人等缓解住房困难。
对此,58安居客房产研究院分院院长张波认为,在解决大城市住房问题中,政府工作报告提到增加共有产权住房的供应。从以往来看,在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曾提到要发展共有产权住房,如今再次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表述从“发展”到“增加”。
“未来,共有产权房的体量会越来越大,而且会从一线向更多的二三线城市,尤其二线城市去覆盖。另外,随着共有产权房覆盖面不断增大,对于房价稳定,以及整个市场也会起到明显的促进作用。”张波称。
对于城镇化进程中涌进来的新市民,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也着重提出帮助新市民、青年人缓解住房困难。对此,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住房大数据项目组组长邹琳华解读称,“这也意味着在供给方面会对这类人群有更多的倾斜。”
“解决新市民的住房问题,也将是城市人才战略的重要的方面,有利于城市人才的引进和稳定。目前,很多城市都将新市民逐步地纳入了住房保障体系,虽然这个比例目前还是比较低,未来应该会有更多的政策来保障这部分人群的住房。”邹琳华进一步表示。
新型城镇化中,伴随着城市群和都市圈的壮大,人口流入也从一二线城市溢出到周边的中小城市,对此,陈锦石建议,“加大大城市辐射的周边中小城市住宅供给,分担大城市住房压力,化解供需矛盾,同时带动周边小城市发展。”
④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保障性住房建设的管理和指导意见
会有很多意见的
⑤ 城镇化有何重大意义
1、吸收剩余劳动力,缩小城乡间的差距。
2、有利于改善地区的产业结构。
3、城市专化与工业化是相属互影响的。
4、城市是区域科技和文化的中心,提高了区域的整体发展水平。
5、城市文化影响乡村的生产和生活。
城镇化(urbanization/urbanisation),是由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社会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现代城市社会逐渐转变的历史过程,也有的学者称之为城镇化、都市化。
《2012中国新型城市化报告》指出,中国城市化率突破50%。这意味着中国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中国城市化进入关键发展阶段。
⑥ 城镇化带来的住房问题有哪些
1.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城镇化”将挑战城市住房保障机制。在城镇化过程中,这些城市外来人口由于历史的原因,造成如教育程度、文化素质、法律意识等方面的缺乏,其在城市化生活中,在一定时期内是城市的弱势群体,属于低收入人群,那么这样一个消费群体,面对城市日益攀升的高房价,他们的住房问题就显得尤为严峻。解决这个弱势群体的住房问题,实质上是对我们城镇的住房保障机制的挑战。
2. 外来人口的不断增加将影响房地产供应结构。房价低,面积小的住房提供少,若开发商一味追求投机,忽略外来人口的需要,那么房消费主力之一的进城人口的住房问题更为严峻,为社会稳定埋下隐患,同时也会使房地产市场吹起泡沫。
⑦ 怎样看城镇化与房地产业发展的关系
第一,坚持新型四化同步、城乡统筹发展的城镇化,使城镇化发展与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布局紧密衔接,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这里重要的是,城镇化的推进一定坚持产城融合,有产业带动,实现二、三产业的协调发展;小城镇要注意发展劳动密集型加工业、特色产业和为现代农业服务的产业;一定要坚持城乡统筹发展;还要使房地产业的发展与城镇化的进程相适应,与相关产业发展相协调。房地产业是城镇化的重要物质载体,既是重要的民生行业,也是为相关产业提供配套服务的产业。房地产发展要和城镇化发展相适应,和相关产业发展相协调。滞后了,会影响相关产业的发展;过分超前了,造成了资源、能源的浪费,还会产生泡沫经济。这方面,鄂尔多斯、温州的教训已说明问题,需引以为诫。第二,坚持以人为本的城镇化,把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作为城镇化的重要任务,努力提高人口城镇化水平。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也必须要求房地产业能平稳健康发展。实现房地产业与城镇化的协调发展,最主要的是要加快构建以政府为主提供基本保障、以市场为主满足多层次需求的住房供应体系。各地的市场差异很大,必须根据产业发展、人口增长趋势、居民现有住房状况,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住房发展规划和计划,并在土地供应等方面加以落实,努力形成总量基本平衡、结构合理、房价与消费能力基本适应的住房供需格局。第三,坚持把生态文明理念全面融入城镇化全过程,走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房地产业也必须要加强转型发展的力度。建设生态文明的城市,首先要充分发挥城乡规划的调控和引导作用,优化城市群规模、布局和城市间分工协作,适度控制大城市和特大城市规模,促进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要加强城市内部和城市间交通路网的规划与建设,努力实现交通规划与居住区规划衔接,减少居民出行成本。积极稳妥地推进既有住区的环境整治、更新改造、棚户区改造和城中村改造。加快城市市政公用设施建设、加强城镇减排和城市绿化、改善城市人居生态环境。建设生态文明的新型城镇,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就房地产行业来说,一定要把建设生态城市、宜居住区、绿色建筑、智能建筑和推广运用低碳技术当作我们行业转型发展的重要任务抓好。第一是要大力开发省地节能环保项目、大力推进住宅产业现代化;第二,积极推进住宅性能认定,与国家倡导的绿色建筑标准靠拢;第三,尽量减少毛坯房,扩大全装修房比例,推进主体结构与填充体基本分离,管线便于维修并延长寿命的建筑;第四,房地产企业要加强与上下游企业强强联合,减少采购成本和时间成本,提高工程质量。第四,积极引导产业园区地产、商业地产、旅游地产和老年住区的发展。产城融合必须要有产业园区等地产。从事产业园区等地产的企业,首先要了解政府的产业政策和产业布局,还要做好市场调查和客户需求,并对产业链上有关单位的整合和协调能力进行考量。这样才能减少盲目性,促进产业地产的健康发展。商业地产这些年发展很快,成绩不小,但是问题也不少。2012年9月国务院发布的《国内贸易发展‘十二五’规划》指出:“积极推进商业网点规划制定和实施。在城区,鼓励改造提升传统的商业中心,引导商业网点合理布局,形成具有综合服务功能和较强辐射能力的消费中心;支持具有地方特色的商业街提档升级、规范发展。在郊区,引导专业市场及物流配送中心集聚发展。在社区,加强商业设施建设和业态配套,严格商业网点用途管理。发展社区商业中心,提升社区综合服务功能”。上述要求主要是两点:一是要积极推进商业网点规划的制定与实施,二是要关注商业设施的总量和结构问题。发展旅游地产,不能简单地将旅游地产视同于开发商到旅游地区搞房地产开发与销售,这跟旅游地产本意有很大差异。旅游地产严格地说应该是为旅游服务的地产。首先要在坚持对资源保护前提下按批准的规划进行开发;还要做好旅游产品的开发、运营、管理和旅游服务体系的建设等一系列工作。现在一些旅游地产,还遇到了怎样盘活现有存量房等问题。这些都需要当地政府统盘研究解决。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大力发展老龄服务事业和产业。对于开发商来说,主要是如何改善老人居家养老条件、社区养老环境,特别是大的新建小区要将养老服务设施纳入居住小区配套规划建设,有能力的企业也应积极参与机构养老设施的建设,有的还可以开发休闲、养生养老与度假相结合的产品,以满足不同老人的养老需求。总之,城镇化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涉及到国务院的十几个部门,还涉及到户籍制度、土地制度、社会保障、财税金融制度的改革及住房制度的完善,需要在做好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的前提下,积极稳妥地推进。
⑧ 发改委宁吉喆:要切实增加保障性租赁住房和共有产权住房供给
3月8日,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 确保‘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发布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宁吉喆表示,在住房方面,今年要切实增加保障性租赁住房和共有产权住房供给,缓解新市民、青年人住房困难,保障好群众住房需求。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胡祖才表示,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我国最大的内需潜力所在和强大国内市场的源泉,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支撑。“十四五”时期,我国城镇化率处在60%—70%之间,所以这个阶段还是一个较快发展的中后期,也是全面转型的关键期,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深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战略,全面提升城镇化发展质量。
第一,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目前仍有2亿多农业转移人口没有在城市落户,部分已经落户的还存在市民化质量不高问题,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仍是新型城镇化的首要任务。要坚持存量优先、带动增量,统筹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和基本公共服务全覆盖,加快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全面融入城市。
一方面继续降低落户门槛,实现“愿落尽落”。放开放宽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的城市落户限制,试行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制度,推动稳定就业居住的农业转移人口有序落户。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的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确保外地与本地的农业转移人口进城落户标准一视同仁;城区常住人口300万至500万的I型大城市,落户条件要全面放宽;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的超大特大城市,要完善积分落户政策,精简积分项目,确保社会保险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鼓励有条件的城市取消年度落户名额限制。同时依法维护好进城落户农民的农村“三权”。
另一方面推动常住人口均等享有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实现“一视同仁、应有尽有”。健全以居住证为载体、与居住年限等条件相挂钩的基本公共服务提供机制,鼓励地方政府提供更多基本公共服务和办事便利,提高居住证持有人城镇义务教育、住房保障等服务的实际享有水平,推动非户籍常住人口逐步享有与户籍人口同等的基本公共服务。
同时要健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机制,推动“人地钱挂钩”。完善财政转移支付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相关政策,建立城镇建设用地分配同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数量等挂钩机制,根据人口流动实际调整公共服务领域人员编制和设施布局。
第二,优化城镇化布局,促进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
超大城市要推动“瘦身健体”。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暴露出部分超大城市中心城区人口密度过高、抗风险能力不强等问题。解决这些问题,主要做好三方面工作,一是要划定并坚守城市开发边界,慎重撤县设区。二是有序疏解非核心功能,引导过度集中的资源要素逐步有序转移,合理降低中心城区开发强度和人口密度。三是与周边中小城市、郊区新城等联动发展,通过推进交通一体化,培育发展一批现代化都市圈。
大中城市要完善功能。就是要发挥大中城市综合成本相对较低优势,主动承接超大特大城市产业转移和功能疏解,提升城市服务功能和生活品质。
县城要加快补齐短板弱项,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县城是“乡头城尾”,是服务亿万农民的重要阵地和扩大内需的重要支撑点。在多数地区,县城仍是农民就医、就业、子女入学的首选。现在县城建设中的短板弱项仍然很多,必须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去年以来,我们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加快县城补短板强弱项,这里也包括特大镇,完善顶层设计、加强资金支持、有序开展示范带动。“十四五”时期要支持东部地区基础较好的县城建设,重点支持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城镇化地区的县城建设,合理支持农产品主产区、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城建设,加强边境城镇建设。积极推进公共服务、环境卫生、市政公用、产业培育等4大领域17方面设施提级扩能,增强县城综合承载能力和治理能力。
第三,全面提升城市品质,促进宜居宜业。推动补齐群众需求强烈的公共交通、停车场、充电桩等短板,加强防洪排涝体系建设,推动城市内涝治理取得明显成效,完成2000年底前建成的21.9万个城镇老旧小区改造等,运用数字技术改善城市治理,使城市居民享有更高品质的城市生活。
⑨ 城镇化建设有什么利弊
城镇化建设积极影响:
(1)城镇化促进了工业化,改善了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城镇化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工业生产的效率,提升了工业化程度。工业化的发展和机械化节省了大量劳动力,部分农民将土地流转出去,脱离了农村,为农民安心在城市、城镇工作提供了保障,农民的生活更加丰富。
(2)城镇化为农业产业升级和农民致富奠定了基础。城镇化的发展,吸纳了大量农村劳动力,减少农民数量,使剩余农业人口的人均耕地面积大幅提高,为农业生产集约化发展提供了可能。
(3)城镇化为工业、第三产业的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优化了农村的产业结构。城镇化为工业发展提供人力资源,大量农业人口转化为城市、城镇人口后,转化人口的就业能够为轻重工业发展提供充足的人力资源。
(4)城镇化提高了农村对外开放程度,有利于缩小城乡差别。城市化、城镇化为农民与时俱进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平台,农民在进入城市、城镇后,日益脱离农业生产,大部分进入二、三产业,成为产业工人。
城镇化发展消极影响:
(1)农村人口向城市、城镇流动,导致农村低素质劳动力比例增大。
由于我国城市化、城镇化水平发展的巨大不平衡,导致在一些先进的城镇化地区大量优质的农村劳动力资源涌入城镇,使目前农村从事农业劳动的优质劳动力大幅度减少,部分地方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价格猛涨。
农忙时甚至急需的部分农业劳动作业有时还得不到及时有效地开展,贻误了农时,使农业经济效益严重受损。素质低下的劳动者在从事农业生产过程中,虽然耗时长,效率却很低,影响了农时,导致农业生产效率日益下降。
(2)城镇化发展使先进的农业科技成果在农村的普及和应用受到影响。城市化、城镇化的过程是大量优质的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城镇转移的过程,导致在农村留守的都是一些中老年人。
他们中多数对新的科技知识知之甚少,加上年龄老化,家务负担繁重,使许多新的科技成果在农村的推广、普及和应用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3)城镇化增加了农村闲置住房,导致谈城镇化发展对农村的冲击影响及解决措施付跃超资源浪费。大量人口由农村向城市、城镇转移,使农村闲置的住房日益增多。农村住房的价值最近几年不断下跌,在城市化、城镇化的趋势下,农民离开农村到城里工作,家中的已有资源得不到有效利用。
(4)城镇化使弃耕抛荒问题越来越严重,农村留守老人缺乏关怀。大量农村劳动力日渐涌入城市、城镇,导致目前农村优质劳动力资源严重不足。
留守农村者老弱病残居多,这些弱势群体对很多传统农业的农活都难以操作,引起大片良田、耕地无人耕种,天长日久便成为荒地,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粮食的安全,也影响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进程。
(9)城镇化与住房保障扩展阅读
政府全面主导城镇化模式的五个弊端
首先是缺乏科学性。政府体系是一个典型的金字塔式的组织结构,且政府与企业或非政府组织的关系又有较强的支配关系,这就导致以政府主导的城镇化发展蜕变成为谁官职高谁有话语权。许多地方的城市规划因此严重违反科学规律,带来了重大损失。
其次是造城运动,盲目扩张。政府一家为大,主导城镇化发展,为了自身政绩需要、面子形象需要,摊大饼、搞扩张。突出反映这种粗放式、外延式城镇化增长道路,就是城市建设用地增长过快。
据遥感影像对比分析,仅2006~2009年,全国84个重点城市主城区建设用地规模就从1 .7万平方公里扩大到1 .9万平方公里。在全国652个城市中,市区面积增加1倍以上的城市有147个。
第三是不计成本,粗放发展。国际上,土地城镇化一般是人口城镇化的1.2倍,我国2000~2010年达到1.8倍。这表明,相比较一定数量人口城镇化,土地利用十分粗放。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复杂,其中主要原因是政府并不是一个经济组织,在用行政力量推动城镇化发展时,可以少计、不计城镇化的成本,包括土地成本。
第四是低价征地,与民争利。由于土地收益分配以地方为主,且地方政府对土地收益有较大的支配自主权,这就导致地方政府具有强烈的动机低价从农民手中征地,然后高价出让。
数据显示,2008年全国土地收入1.0375万亿元,拆迁、补助费用为3778亿元;2009年全国土地收入为1 .42万亿元,拆迁、补助费用为5180亿元。也就是说,政府花1块钱,可以获得3块钱。
第五是资源过度集中,中小城市增长乏力等。人口已经达到中等城市的规模,但得不到相应的政策支持。在土地指标利用方面,低等级城镇获取土地指标非常困难。2000-2010年,中国城级以上城市市辖区的建成区面积增长了95.8%,而同期中国县级以上城镇建成区面积仅增长了5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