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房保障模式

❶ 深圳住房如何学习“新加坡模式”

深圳住房学习“新加坡模式”的主要方法就是加大供应，同时建立起覆盖全社会的稳定住房供应体系，保障性住房比例增多，商品房比例减少。

新加坡从1964年开始推行“居者有其屋”计划，鼓励中等收入和低收入阶层购买建屋发展局兴建的组屋，建立起与多数发达国家以公共租赁或房租补贴为主截然不同的住房保障制度。截至2016年，高达82%的公民居住在组屋里，住房自有率和组屋自有率均在90%以上。

一方面是人口和经济的迅速增长，另一方面是用地受到很大限制，于是，深圳成为中国诸多城市中，新房供应和人口增长最为尖锐的城市之一，这导致深圳房价一直高居不下。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这一矛盾，深圳在不断尝试解决途径。加大供应是途径之一。2019年，深圳房地产投资额达到3059亿元，是2014年1069亿元的2.86倍。2019年全年深圳房地产增加值达到2285亿元，比2014年的1324亿元增长73%。

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党组书记、局长张学凡在此次发布会上指出，“房住不炒”定位是建立房地产市场长效机制的根本遵循。坚持“房住不炒”定位，使住房回归民生属性，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建设民生幸福标杆城市的必要前提。

“长效机制可以有很多条措施，其中最重要的是建立起覆盖全社会的稳定住房供应体系。”张学凡表示，这个体系的核心是大力发展公共住房。我们的目标是让将来深圳市60%市民住在政府提供的租赁或出售的住房中，这是一个长远目标。“新加坡模式”对建立房地产健康发展长效机制具有借鉴作用。

(1)住房保障模式扩展阅读

未来深圳房价：均价走低，单价保持

未来大量的保障性住房入市，该类房产包括人才住房、安居商品房等，其价格肯定是低于市场商品房价格，甚至一半都不到。由此可以预判，未来深圳房产均价会出现明显下降，但是这并不代表商品房市场的价格会下跌。

中国城市经济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宋丁对此表示，供给侧和需求侧都在挤压深圳商品房市场，实际上商品房供需仍是维持平衡的。在这种情况下，商品房市场不会出现大的下跌的情况，反而在经济发展向好的情况下，可能还会缓慢上涨。

❷ 英国的保障房建设模式和美国有什么不同

英国的保障性住房建设是地方政府发挥主要作用，而美国是以财税、信贷及金融为主要手段，鼓励公共住房。 英国公共住房的发展过程主要经历三个阶段。根据不同阶段的社会环境和居民住房需求情况，公共住房政策的重点和实施方式也做出相应调整。1914-1939年，政府主要采取租金管制和政府投资建设公共住房政策，截至1939年，地方政府建造出租住房100万套，约占住房存量的10%；1945-1979年，政府继续采取投资建设公共住房政策，大量增加住房供应，同时采取住房补贴措施；1979年以后，为减轻政府财政负担，政府改善住房产权结构，推行住房私有化政策，鼓励居民买房。

❸ 关于住房保障工作演讲稿

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是国家对公民在年老、疾病、伤残、失业、生育、死亡、遭遇灾害、面临生活困难时，由政府和社会依法给予物质帮助，以保障公民的基本生活需要的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是国家的基本制度之一。国家必须制定社会保障法律规范，保证社会保障制度真正得到贯彻实施。
从逻辑上讲，任何制度的建立都应当先设计再建设，至少在建设之前应该有一个框架性的思路。但是，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在原有设计被明显放弃的情况下，却始终缺乏长远性的总体考虑。在一定程度上，对整个中国社会保障制度进行宏观审视，已经成为当前中国社会政策的当务之急。

一、存在问题与原因分析

简单观照，近十几年尤其是明确提出经济体制转型任务之后的十年，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整体设计曾经出现过一个比较明显的变化过程。

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第一次就新时期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构成进行了阐述，指出：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优抚安置、社会互助和个人储蓄积累。以后1995年、1996年中共中央和全国人大关于经济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文件中，又重申了这样的观点。但是，1998年开始，随着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组建，官方文献中“社会保障”一词的内涵和外延均发生了很大变化，过去“六部分”的说法不仅再也没有在官方文件中出现，实际上被完全放弃，而且代之以“要使社会保险制度、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相互衔接、相互补充，不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见中发[1998]10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切实做好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作的通知》）的提法，以后又进一步演化为“三条保障线”的说法。由于“三条保障线”被认为只是“目前条件下有中国特色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还不是社会保障制度的全部，官方文件中又再也没有就完整的社会保障体系的构成发表过任何论述，所以，关于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保障制度的总体框架问题，便被悬置起来。

由于关于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总体框架这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被长期悬置，目前在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实践中，已经出现了一些明显的问题。这些问题概括起来，主要是：一、概念使用和某些提法相当混乱，不少保障项目定性不清、目标不准，没有具体的实施步骤。比如，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社会保险内涵交叉，经常混用；“三无”对象和“五保”供养实质是社会救助却名之为社会福利；住房救助在实践中演变成部分人新的社会福利；社会保险的福利色彩十分浓厚；发行彩票被定义为弥补政府财政不足的重要手段；有人提出社会福利产业化、老龄事业产业化口号等等。二、部门之间、制度之间、上下级之间缺乏沟通、缺乏协调，导致整个社会保障制度层次性不强，支离破碎，甚至出现某项保障制度受重视的程度随着不同社会群体政治呼声的大小、部门势力的大小或者某领导人个人影响的大小而发生变化的情况。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三、非制度化特征十分明显。集中表现在：法制化水平不高，即使已有法规也严重缺乏执法力度，保障制度难以落实；有些保障项目中政府、社会、家庭、个人责任不清，保障效果难以到位；政府职能错位，不同部门、不同层次的政府责任不明确，同时出现越位和缺位现象；资金筹措不规范，对地方财政的社会保障出资缺乏有效监督；发动社会力量不充分与过分依赖社会力量的情况并存。同时，整个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具有明显的应急特征，突出表现为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比如在解决下岗职工、退役军人的问题上，在解决拖欠公务人员工资的问题上等等。四、整个社会保障制度存在明显的结构性缺陷。比如所谓社会保障只覆盖城市而不包括农村，社会救助制度未得到足够重视，社会保险保障水平过高而保险层次单一，职业福利未纳入政府视野，家庭福利制度付诸阙如，社区保障作用被过分夸大，等等。五、社会保障工作的专业化水平有待提高，突出表现为没有形成一支从研究到操作的专业化队伍。不少保障项目的立法缺乏研究成果的铺垫，很多新的措施缺少前期论证（如时间储蓄制度、志愿者制度），对现有政策法规实行情况的评估难以进行，社会工作职称体系难以建立，大学社会保障专业、学科设置不尽合理，等等。

简要分析造成整个社会保障体系缺乏总体设计和框架性关照的原因，大致有以下三点：

首先，各有关方面对社会保障制度重要性的认识尚未达到应有的高度。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根源在于对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的片面理解，在于重视经济发展而轻视社会发展的认识，在于对西方福利国家教训的惧怕，在于付诸实施的经济转型设计方案中缺乏对社会保障制度的足够重视，在于政府权利本位和公民义务本位而不是政府责任本位和公民权利本位的行政意识和行政习惯，也在于作为大国的中国任何问题都会有较大回旋余地的偏见。

其次，不少人对社会保障制度的了解和认识存在某些偏差、错误，甚至误区。表现在具体实践中，不少人用社会保险代替了整个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有的人误将应急式的基本生活保障当成整个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也有人用就业就是最大的保障的观点看待社会保障制度建设问题，从而使社会保障制度的整体设计受到了不应有的冲击。

再次，有的人对社会保障制度专业化、规范化建设的必要性、紧迫性认识不足。比如，有人认为，中国有社会互助的传统，有仍然在发挥作用的传统的社会救济制度，有政府一再增加的生活保障资金，所以绝对不会出现饿死人、冻死人的情况，严格按照制度要求进行规范化、标准化管理没有必要；有人认为，社会不公平的出现相对于经济发展要滞后一个时期，所以再过几年再抓社会保障制度建设还来得及；还有人认为，中国社会不公平的程度远没有达到可怕的程度，有学者甚至认为国际通用的吉尼系数可以扩大，所以强调完整、规范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是大惊小怪。

二、目标模式与制度设计

在对当前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中的主要问题进行了简要分析之后，本文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保障制度的目标模式和制度框架应当是：以“补救模式”为目标，以社会救助为基础，以社会保险为主体，以社会福利为补充。

以“补救模式”为目标，就是在充分发挥市场、社会、单位、家庭和个人作用的基础上，政府只在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中发挥拾遗补缺的作用，而且保障水平只限定在维持基本生活的水平上，保障制度的设计以不损害市场机制有效运作为必要前提。按照“补救模式”的要求，无论在社会救助、社会保险还是社会福利制度方面，政府都只发挥最小的、迫不得已的作用。选择这样的社会保障目标模式，是与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国家财政能力、中国社会的具体国情等因素密切相关的。

以社会救助为基础，就是把社会救助体系的建立和维护放在整个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优先位置，努力建立以维持最低生存为目标，以国有企业下岗职工、贫困人口、灾民、“三无”和“五保”人员等特殊困难群体为重点，以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核心，以灾民紧急救助制度、救助性福利服务制度、社会互助制度、扶贫开发制度为主要内容，以医疗、教育、住房、司法等专项救助和临时救济为补充，以统一的社会救助服务网络为基本载体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救助体系。以社会救助为基础构筑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既是我国国情所决定的，也是我国现有的社会保障制度发展水平的具体体现。

以社会保险为主体，就是把社会保险制度的建立和正常运行作为整个社会保障制度是否已经建立并良好运行的根本标志，努力建立以维持温饱水平为目标，以基本养老、医疗、失业、生育、工伤和护理保险为主要内容，以多样化、可选择的补充保险为重要辅助的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保险制度。以社会保险作为整个社会保障制度的主体，是社会保险制度广阔的保障面所决定的，没有这个网络作为屏障，政府的社会救助制度将不堪重负。而基本社会保险制度把保障水平定位在维持温饱的水平上，是“补救模式”的基本要求，也是与中国政府的财政承受能力相符合的。

以社会福利为补充，就是把社会福利制度作为完整的社会保障制度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之一，努力建立以国有企业职工、退役军人、各类公务人员和见义勇为人员社会福利为基础，以职业福利、家庭福利、公益事业和社区福利为基本内容的中国特色的社会福利制度。在此，由国家向国有企业职工、退役军人、各类公务人员和见义勇为人员提供社会福利，是国家义不容辞的基本职责，但由于对这些群体的保障在水平上普遍高于社会保险的一般保障水平，在目的上多数已经成为政府与各种社会力量竞争人力资源的重要手段之一，所以理应成为社会福利制度的基础。同时，在我国，还要大力发展以政府和社会支持为主要方式的家庭福利，大力发展以提高社会竞争力为目的、由单位提供的职业福利，大力发展由政府、社会和社区居民共同提供的社会公益事业和社区福利。需要说明的是，目前学术界存在着一种片面夸大社区福利重要性的现象，有的学者甚至不恰当地提出所谓“社区保障”的概念，并赋予社区保障以“第二安全网”的定位（窦玉沛等：《重构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的探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93页。）应当指出：从理论上讲，这种主张也许可以成立，但中国的城市社区目前还远远没有成熟到可以承载为居民提供保障的地步，而且只要社区自治是一句空话，社区服务、社区保障之类就永远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根本不可能持续发展。

在整个社会保障制度总体框架的设计中，除了基本目标和保障项目之外，还应当包括三个体系：

（一）法规体系

主要应当由四个部分构成：一是由全国人大制定的以《社会保障法》为根本，以《社会救助法》、《社会保险法》、《社会福利法》为主要内容，以某些部门法为补充的社会保障法律体系；二是由国务院和省级人大分门别类地制定的最低生活保障、灾民紧急救助、“三无”和“五保”人员供养、社会互助、扶贫开发和医疗、教育、住房、司法等专项救助，养老、医疗、失业、生育、工伤和护理保险及其补充保险，国有企业职工、退役军人、各类公务人员和见义勇为人员社会福利和职业福利、家庭福利、公益事业、社区福利等30多个社会保障项目的法规；三是由国务院相关部委和地方人大、地方政府制定的旨在上述法律、法规的实施办法和具体标准；四是对那些还难以上升成为法律、法规和规章的制度、做法和措施通过文件的形式规定下来，形成政策。从目前的实际情况看，完善社会保障法规体系需要从两头做起，一方面是尽快制定《社会保障法》，以确定基本的制度框架；另一方面是从具体做起，把在实践中已经成熟的做法通过政策、标准和规章等固定下来，然后再逐步完善，形成比较完整的社会保障法律法规体系。

（二）管理体制

根据多年实践的经验，结合我国国情，社会保障制度的管理体制应当是：政府统一领导、部门分工协作、社会广泛参与和分级负责、分级出资、分级管理。这里，有几个基本要点：

首先，不宜在政府中建立集统一决策与统一操作于一身的社会保障部门，甚至也不宜成立大一统的、领导小组式的协调机构。至于统一设计、统一协调的任务，则应当交由《社会保障法》和《社会救助法》、《社会保险法》、《社会福利法》组成的社会保障法律体系去完成。之所以反对成立统一的社会保障部门，理由有三：一是从实际情况看，社会保障工作涉及的领域太多，而且相关保障工作在操作上与这些领域的具体管理活动紧密关联。没有相关领域的专业知识，是根本做不了这些保障工作所需要的鉴定取证、调查核实等工作的，只能徒增周折，事半功倍。二是从行政组织的幅度适中原则看，把30多项社会保障项目统统划归一个政府部门去管理，将造成该部门的管理幅度过大、势力过强，从而不利于整个政府组织的有序运行。三是从已有经验看，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把包括社会救助、社会保险、社会福利在内的所有社会保障工作集中到一个政府部门的先例。即使在我国，也从未出现过类似情况。之所以反对成立统一的协调机构，是因为从实践情况看，我国政府机构中的各种领导小组，往往要设立一个专门的办事机构，而这个办事机构所在的部门往往也就成为该项工作的实际决策部门，事实上仍然导致了众多权力的过分集中，有时还成为这个强势部门肆意干涉其他相关部门的合法依据，甚至加剧了部门之间的摩擦与扯皮。

其次，在社会保障机构的设置上，应当坚持部门分工协作的原则。具体讲，就是在社会救助方面，明确以民政部门为牵头单位，并负责救助水平的总体把关和具体的协调工作，除了把最低生活保障、灾民紧急救助、“三无”和“五保”人员供养、社会互助交给民政部门决策和操作以外，应当把扶贫开发交给农业部门，把医疗救助交给卫生部门，把教育救助交给教育部门，把住房救助交给建设部门，把司法援助交给司法部门；在社会保险方面，明确以劳动保障部门为牵头和协调单位，除了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及其补充保险由劳动保障部门继续决策和操作以外，应当把医疗保险、生育保险、护理保险及其补充保险等这些与卫生管理工作密切关联的工作统统交给卫生部门去操作；在社会福利方面，则应当成立一个协调机构总负其责，而把国有企业职工和各类企业的职业福利交给劳动保障部门去操作，把退役军人、见义勇为人员和包括老年人、残疾人、儿童在内的各种特殊社会群体的社会福利和家庭福利、公益事业、社区福利和民间组织的职业福利等交给民政部门，把各类公务人员包括公务员、事业单位职工的社会福利及政府机关、事业单位的职业福利交给人事部门。这样分工，一方面考虑的是相关工作在具体操作中与哪个部门关联度最大，另一方面考虑的是相关业务的传统分工。

第三，从责任分工的角度看，要正确区分国家、社会和家庭与个人的责任。所有的社会救助制度和退役军人、各类公务人员的社会福利，无疑应当由政府负起从出资到组织落实的完全责任，尽管这些领域的保障工作并不排斥甚至提倡社会的积极参与，这是国家的职能所决定的。在社会保险方面，政府的责任主要是负责组织工作和部分出资，包括建章立制、组织落实和为基本社会保险所需资金负最后的“兜底”责任，社会和个人负有按照规定交纳社会保险费的义务，当然，这里并不排斥在具体服务工作中的社会参与。在社会福利方面，国家的主要责任是建章立制、引导性地出资、政策扶持和管理监督，社会力量则是实现社会福利制度的主力。

第四，在社会保障管理体制的建立过程中，必须坚持分级负责、分级出资、分级管理的原则。这是由我国行政管理体制上的中央与地方分工决定的，是我国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财税管理体制所决定的，也是社会保障工作本身的特性所决定的，符合我国幅员广阔，各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很不平衡和历史、文化、习俗差异性较大的具体国情。

（三）服务体系

综合现在的探索思路和已经建立起来的社会救助、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服务组织及其运作情况，本文认为，社会保障服务体系的基本格局应当是：以国家办社会保障服务机构为示范，其他多种所有制形式的社会保障服务机构为骨干、社区服务为依托、家庭服务为基础的社会保障服务网络。以国家办社会保障服务机构为示范，就是国家举办、管理的社会救助服务机构、社会保险服务机构和社会福利服务机构在服务水平、操作规范、硬件和队伍建设等方面发挥示范、标准的作用。以多种所有制形式的社会保障服务机构为骨干，就是各种所有制形式的社会保障服务机构是提供社会保障服务的主体，国家通过向他们购买服务来实现对社会保障对象的服务，通过政策扶持鼓励他们向社会保障对象提供无偿和低偿服务。以社区服务为依托，就是通过在社区修建一批社会保障服务的设施和网点、成立一批中介性服务组织、形成一支专兼职相结合的服务队伍和广泛动员社区单位参与社会保障服务，使社会保障服务形成网络。以家庭服务为基础，就是坚持家庭在社会保障服务中的基础地位，通过道德教育、舆论宣传、制度规范和政策支持，最大限度地发挥家庭在社会保障服务中的功能和作用。在此，要特别强调的是，在建设社会保障服务网络的过程中，一定要把信息化建设放在突出重要的位置，因为实现社会保障服务的信息化，可以大幅度地提高社会保障服务工作的效率，极大地节省人力、物力和财力，有利于把服务工作落实到家庭，落实到个人。

三、路径选择与政策建议

针对上述问题，面对上述任务，要建立健全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就需要选择以法规建设构建总体框架、以探索实践完善各项制度的基本路径，大致要经过制度整合、探索实践和完善法规三个步骤。

所谓制度整合，就是在三五年内，以“补救模式”为原则，以制定、出台《社会保障法》、《社会救助法》、《社会保险法》和《社会福利法》等社会保障制度基本法律的方式，形成社会保障制度的整体框架。制度整合的核心任务，是构筑社会保障制度的项目框架，建立以保障生存水平为目标的社会救助制度、以保障温饱水平为目标的社会保险制度和提高保障水平为目标的社会福利制度。通过制度整合，要理清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结构，理清社会救助、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的基本内容、保障水平和相互之间的关系，理清政府、社会、家庭、个人尤其是各级政府在各种社会保障项目中的职责分工、责任义务。在这个时期，许多微观甚至中观的问题有待于澄清，但经过近十几年的摸索、实践，宏观的框架问题、目标问题、方式问题、责任问题等已经基本弄清，应该说立法的必要条件已经具备。当然，建制时期的法律规定不可能十分准确，也一定存在诸多漏洞，很多条文的要求肯定会失之原则，失之笼统，但这样的法规有总比没有要好，尤其在当前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存在缺乏总体设计的严重缺陷的情况之下。因此，通过立法构建、明确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整体框架，已经成为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当务之急。

所谓探索实践，就是用五到十年的时间，结合现实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成就，在《社会保障法》等基本法规的原则和框架内大胆探索，以期对各项社会保障制度的微观、中观乃至宏观层次形成相对成熟的思想观点和操作规范。这一时期的主要任务：一是对现有的社会保障制度进行结构性调整和弥补。要尽快理顺社会救助、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制度之间的关系，大力加强社会救助体系建设，积极稳妥地、大幅度地降低社会保险保障水平，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护理保险制度、补充社会保险和家庭福利制度。二是抓住关键性、核心性的社会保障项目形成比较完善的制度。要优先完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把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医疗保险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并特别关注退役军人社会福利制度和社区福利制度。三是对其他社会保障项目逐一进行深入探索，形成一系列相对完整的制度规范。比如，灾民紧急救助、“三无”和“五保”人员供养、社会互助、扶贫开发和医疗救助、教育救助、住房救助、司法援助，各种补充社会保险，国有企业职工、各类公务人员、见义勇为人员和包括老年人、残疾人、儿童在内的各种特殊社会群体的社会福利，各种职业福利和家庭福利、公益事业等等方面的制度，都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

所谓完善法规，就是在此前探索、实践的基础上，再用三到五年的时间，对以前形成的社会保障基本法律进行修订，对探索实践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各种法规、规章、标准、规范和政策等进行全面审查、修订和清理，为形成统一、完整、规范的社会保障制度奠定法制基础。

❹ 如何做好智慧城市建设的保障措施

第一，成立市区（县、市）两级智慧城市建设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
全市各级党委、政府要把以智慧城市经济为载体的智慧城市建设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及时研究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重大问题。建议市委、市政府尽快成立“杭州市智慧城市建设领导小组”，由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担任组长，统筹抓总推动杭州智慧城市规划、建设和运行工作。下设办公室，办公室主任由市政府分管副市长兼任。办公室应该是“三位一体”，既通过授权代表市委、市政府智慧城市建设领导小组牵头抓总，又是一个主管部门，统筹管理智慧城市建设，还要扮演好整合资源平台的角色。因此，领导小组办公室要实行实体化运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实体化运作所需人员首先从市经信委选派，同时可从有关部门、单位、企业抽调专职人员。充分吸收借鉴市委、市政府为发展文化创意产业专门成立正局级的市文化创意产业办公室和为发展旅游业专门成立正局级的市西湖博览会组委会办公室的经验。建议各区、县（市）同步建立智慧城市建设领导小组及办公室，落实专人抓好产业发展和智慧城市建设。要健全完善市和区、县（市）联动机制，市里负责抓规划制定、政策完善、人才培养、综合协调、检查考核等工作，统筹解决好“有钱办事、有人办事、有章办事、有地办事、有房办事”问题；各区、县（市）及智慧城市建设主体负责抓智慧城市建设的实施、建设、营运、管理等事宜，形成打造全国智慧城市规划、设计、技术、设备、服务、管理、营运的系统供应商的强大合力。
第二，建立智慧城市建设政策扶持和评估考核机制。
加快建立推进智慧化发展的行业标准化制度。充分发挥标准的引领规范和创新模式的积极作用，大力实施“智慧杭州”品牌和标准化战略，鼓励企业积极参与智慧产业领域国际标准、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制定，形成和掌握一批自主知识产权，做大做强自主品牌。加强智慧技术的标准化研制和安全应用，以技术和产业的标准化管理促进信息网络安全建设。要积极借鉴国内外智慧城市建设的经验，加快制定智慧技术和产业研发的法规标准和考评管理制度。包括智慧技术与产业的准入标准规范，智慧技术与产业的激励制度等。建立与国家配套、切合实际的智慧产业与智慧城市发展考核制度，将地区智慧产业与城市发展成本纳入政府绩效评估考核。建立新一代信息技术应用系统运行的评价指标体系，把考核评估作为系统解决方案验收和改进的重要举措，对应用系统建设项目进行系统全面的运行评估，确保新一代信息技术应用系统高效协调运转。同时，要对各级政府智慧城市建设，以及各行各业的智慧发展进行评估考核，强化领导的责任意识。建议从今年开始，对包括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居民家庭在内的杭州所有的新建筑，把新一代城域网（智慧城域网），特别是物联网进机关、进企事业单位、进家庭作为一个前提，并纳入考核，为全面推进智慧城市建设奠定基础。
第三，建立企业化的智慧城市建设系统集成平台。
进行企业的“技术、产品、方案”的系统编制。在研究制定杭州智慧城市建设规划时，请每个相关企业报告一下能够为智慧城市提供的国内领先技术，市有关部门可以把企业提供的领先技术编制起来，组成各种各样的全国领先的系统。以杭州市为试点，63家规模企业的技术先进点可以编制成无数个应用系统。通过排列组合，应用系统中间又可以排出很多子系统，比如智慧医疗系统里就有很多子系统，这些子系统使用视频、网络等不同的技术，有的甚至需要根据不同的内容编制新的应用技术。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个系统编制好，就可以通过杭州的智慧城市建设形成一个大市场、大平台，依托这个市场、平台输出一流的产品、一流的模式和一流的人才。这样我们这个智慧城市建设系统供应商就可以面向全国提供服务。建议由市委市政府组建专门企业，推动建立智慧城市建设系统集成平台，主要承担杭州智慧城市建设的投资、融资、建设、运营和智慧城市基础设施国有资产管理等职能。公司可以采取“国有资本全额投资建设＋企业服务外包运营＋政府与社会利用”的模式，政府确定并提供运营服务外包的资金、激励性政策、社会性利用的收费定价与分成政策、运营服务外包企业的优惠政策等。公司下设若干智慧应用事业部，包括智慧企业、智慧交通、智慧电网、智慧物流、智慧环保、智慧金融、智慧教育、智慧社区、智慧家庭、智慧建筑、智慧楼宇、智慧医疗、智慧政府、智慧旅游等14个智慧应用事业部，分别负责相应领域建设、运营、管理等业务。
第四，设立智慧城市建设专项扶持资金。
一方面要继续增加杭州市工业专项资金的总额，另一方面要调整优化资金安排结构。设立杭州市智慧城市建设专项扶持资金，参照市文化创意产业专项资金，每年应至少筹措三到四亿元资金用于智慧城市建设。并制定智慧城市建设专项扶持资金管理办法。要发挥市财政专项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按照实报实销的原则，增加市财政专项资金投入。专项扶持资金用于建立和支持杭州市智慧技术和智慧产业专项发展，主要包括信息软件、电子商务、物联网、云计算、视频监控、移动互联网、云计算、生态环保、绿色能源、智能电力、智能物流、智能医疗、地理信息处理、智能政务、智能社区、城市规划、金融投资等领域。专项资金要用于支持重点产业的技术创新、产业化投资、公共平台、开拓市场等项目，发展资金要按突出重点、统筹兼顾的原则，每年根据项目需要，结合绩效评价结果，在有关产业中予以分配。重点产业（工业和信息化专项）发展资金支持的资助项目，市本级企业由市财政全额承担，各区、县（市）企业由市财政与区、县（市）财政各承担50%；资金支持的奖励项目由市财政全额承担。
第五，系统谋划智慧城市相关人才培养引进和住房保障。
技术创新关键是人才，智慧城市建设就是“人脑＋电脑＋文化”。建设“智慧城市”，必须牢固树立人力资源是第一资源的观念，把人才工作作为事关全局的重点工作来抓。大力实施智慧城市建设人才工程，尽快集聚一大批掌握核心技术的科技带头人、一大批具有成长潜力的创新人才、一大批一流素质的企业家和资本营运、科技管理服务人才。加大政策引才力度，对特殊人才实行特殊政策。建议在杭州原有人才住房保障政策基础上，面向专业技术人才推出人才保障房，合理设定条件，把所需各类专业人才逐步纳入住房保障范围。当务之急，应该尽快实施市委、市政府原先已经公布的人才专项用房计划。将具有本市户籍，智慧城市经济相关领域的掌握核心技术的科技带头人、具有成长潜力的创新人才、一流素质的企业家和资本营运、科技管理服务人才、专业人才逐步纳入人才专项用房体系。因为人才专项用房的性质是限价房，而限价房是国务院及有关中央部委明确可以由地方实施的住房保障政策。2006年，国务院下发《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建设部等部门关于调整住房供应结构稳定住房价格意见的通知》，明确限价房为政策性商品住房，不与经济适用住房、廉租房等一起划为保障性住房范畴，由地方政府根据当地的实际确定是否建设、建设多少面积等。目前国内不少城市都有按照限价房建设的人才房项目。我们认为，杭州只要有了人才专项用房制度，就一定能吸引并留住大批智慧城市建设的优秀人才。同时，要适应当今人才竞争国际化的趋势，借鉴国外人才资源开发的有益经验，拓宽工作渠道和手段，扩大工作覆盖面，形成更为灵活的人才管理体制。要完善开放、灵活的人才市场配置机制，打破人才部门、单位壁垒，鼓励人才合理流动，培育形成与其他要素市场相贯通的人才市场，建立人才结构调整与经济结构调整相协调的动态机制。要认真落实技术、管理等参与分配的政策，建立股权期权激励机制，逐步实现技术资本化、资本人格化，使杭州成为人才创业有舞台、发展有途径和贡献有激励的“求知创业天堂”。
第六，筹备建立中国（杭州）智慧城市研究院和知识中心。
智慧城市建设是一项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有赖于高速计算、高速传输、海量存储、异质异构数据管理等关键技术的实现，有赖于信息化、网络化、数字化、自动化、智能化等现代信息科学技术的整合利用。要在智慧城市系统中采用成熟、先进、可靠及适度超前的现代信息技术，重视数据的获取、传输、存储、分析、处理和应用等技术的开发。2012年3月，中国工程开始启动建设科技知识中心，这是国家工程科技思想库（智库）中独具特色的重要组成部分。科技知识中心服务于中国工程院的发展目标，将成为服务工程科技发展的重要阵地，为国家工程科技发展作出更大贡献。建议借鉴中国工程院和国内其他城市的经验，由市委、市政府批准杭州国际城市学研究中心联合华数、阿里巴巴等企业，发起成立“中国（杭州）智慧城市研究院”，作为杭州智慧城市智力和研究资源的协调平台以及智慧城市建设思想库中独具特色的重要组成部分，开展杭州智慧城市建设研究工作，统筹推进“中国（杭州）智慧城市知识中心”建设，服务于杭州乃至全国600多座城市的智慧城市建设。杭州智慧城市知识中心有两大任务：一是收集杭州和国内外各地智慧城市建设的各种新产品和新技术，这样可以保证我们每一个系统都是最先进的；二是可以把杭州企业的优秀产品和方案通过这个系统向全国进行推广。建立这样的智慧城市知识中心十分重要，它既能够为各个企业的产品改进、技术进步和电子商务营销模式提供帮助，又可以为杭州今后开展相关的情报积累和知识储备奠定基础。
第七，加快推行“一区多园”的发展模式。
吸收借鉴杭州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模式，特别是十大文创产业园区发展的经验，解决智慧城市经济产业园区的用地问题，使园区成为杭州发展智慧城市经济的“孵化器”和主战场。一旦园区建设规划出台，就必须在用地指标和征地拆迁上予以保证。推行“一区多园”发展模式，加快智慧城市经济园区建设，有利于解决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空间问题，有利于用足用活高新开发区的政策，也有利于充分发挥各城区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在杭州智慧城市建设先行区试点方面，建议形成杭州城区层面“1＋3”的试点模式，即滨江区和上城区、拱墅区、江干区。其中，高新区（滨江）作为智慧城市的新城区试点和重中之重，结合创建“新一代网络技术与产业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突出智慧城市经济的产业特色；上城区作为智慧城市建设的老城区试点，依托思科公司中国总部，开展智慧城市应用服务进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居民家庭的全面试点；拱墅区作为物联网进楼宇的试点，依托中国（杭州）智慧产业园和物联网产业园，开展智慧楼宇、智慧园区建设试点；江干区作为智慧楼宇、智慧社区、智慧家庭应用服务试点，江干区丁桥镇作为智慧城市建设的试点镇，推动智慧城市建设的全方位探索。在有关试点城区、乡镇（街道）建设方面，要坚持两个“三位一体”和两个“两手抓”，科学设计试点项目。根据“政府主导、市场运作，总体规划、分步实施，基础先行、招商紧跟，滚动推进、加快发展”的指导思想，按照“高起点规划、高强度投入、高标准建设、高效能管理”的要求，加快智慧城市经济园区建设步伐。要按照建设“小特区”的要求，进一步理顺体制，配强班子，充分授权，推行封闭式管理、一站式审批、一条龙服务。要强化园区特色，做到功能互补，错位发展，建设生态型、花园式园区。
第八，建设市区（县、市）两级智慧城市创业孵化器。
创业孵化器是打造智慧城市经济、推动智慧城市建设的一个关键环节。在杭州智慧城市孵化器建设上，一要继续办好高新技术开发区的孵化器。结合高新技术开发区（滨江）“十二五”规划，尽快制定出一个进一步扩大孵化器规模、完善孵化器功能的计划，发挥其在全市孵化器建设上的示范、带动作用。孵化器要对小企业提供特殊的优惠待遇，比如免除前两年租金，无偿提供生产、科研用房和电脑，免费在政府网上宣传等，让小企业尽快茁壮成长。二要抓紧建设区、县（市）级孵化器。各区、县（市）都要立足各自实际，盘活存量与增加增量相结合，分别建立一两个孵化器，并与高新开发区孵化器联网，在全市营造智慧城市建设相关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良好合作、互补氛围。三要大力鼓励企业创办孵化器。支持有条件、有实力的高新技术企业创办专业性强、特色明显的孵化器。四要把有些科研院所和企业的研发中心办成小型孵化器。
第九，发展智慧技术风险投资和交易平台。
风险投资是智慧城市经济发展的助推器和催化剂。要尽快出台有利于风险投资发展的政策措施，对风险投资公司的法律地位、组织形式、运作机制和相关税收、资本兑现等方面的政策作出明确规定，特别是要推动有限合伙制的运作。加强风险投资人才的培养和引进，特别是应通过请进来走出去及在实践中锻炼的办法，造就一大批风险投资人才，并争取培育出若干个“大师级”的风险投资家。加快设立知识产权评估机构、科技项目评估机构、信息咨询服务机构、技术经纪机构等中介服务机构，建立健全风险投资中介服务体系。按照“扩大社会影响、扩大成员单位、扩大活动频率、扩大服务深度、扩大合作成效”的要求，进一步办好创业联合投资协作网。构建多层次风险投资的退出渠道。健全市产权交易市场，扩大交易范围，增强交易功能，为股权流动以及企业并购活动提供公正、透明、规范、有效的交易载体；疏通并购、回购等退出渠道，充分发挥上市公司、大公司从事并购活动的积极性，鼓励市商业银行和各类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为智慧产业和高新技术企业经营者的回购活动提供资金支持。
第十，坚持“大公司战略”与“群体战略”并重，确立企业创新主体地位。
坚持“大公司战略”与“群体战略”相结合，着力培育自主创新主体。大企业、大集团是推进科技创新、支撑经济发展的龙头和骨干。中小企业特别是科技型中小企业，是培育大企业、大集团的基础，是最具创新活力的企业群体。在智慧城市建设中，要始终坚持“抓大不放小”，一手抓“大公司战略”，加大扶优扶强力度，培育一批“顶天立地”的大企业、大集团；一手抓“群体战略”，倡导“和谐创业”，鼓励专业技术人员创业，培育“铺天盖地”的中小企业，进一步强化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国有企业改革必须坚持“抓大放小”，打造“智慧城市”、建设创新型城市则必须坚持“抓大不放小”。大企业特别是科技型大企业，都是从小企业发展起来。“阿里巴巴”就是一个典型。总之，在智慧城市建设中，我们要特别关注小企业的发展，培养几十个、几百个甚至几千个像“阿里巴巴”这样的企业。有了这样一批企业，杭州智慧城市建设就有了坚实基础。

❺ 住宅质量保证书的相关法律问题

《建筑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第六章 建设工程质量保修
第三十九 条建设工程实行质量保修制度。
建设工程承包单位在向建设单位提交工程竣工验收报告时，应当向建设单位出具质量保修书。质量保修书中应当明确建设工程的保修范围、保修期限和保修责任等。
第四十条 在正常使用条件下，建设工程的最低保修期限为：
（一）基础设施工程、房屋建筑的地基基础工程和主体结构工程，为设计文件规定的该工程的合理使用年限；
（二）屋面防水工程、有防水要求的卫生间、房间和外墙面的防渗漏，为5年；
（三）供热与供冷系统，为2个采暖期、供冷期；
（四）电气管线、给排水管道、设备安装和装修工程，为2年。
其他项目的保修期限由发包方与承包方约定。
建设工程的保修期，自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
第四十一条 建设工程在保修范围和保修期限内发生质量问题的，施工单位应当履行保修义务，并对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第四十二条 建设工程在超过合理使用年限后需要继续使用的，产权所有人应当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勘察、设计单位鉴定，并根据鉴定结果采取加固、维修等措施，重新界定使用期。

❻ 中国的住房改革历史。

1、社会主义探索时期

计划经济体制下住房完全靠国家包下来，实行福利分配。

2、一次房改时期

时区跨度集中在1980年至2001年，1980—1986年，理论准备和售公房阶段；1986—1991年，提租补贴阶段；1991—1993年，以售带租和公积金试点阶段。

1993—1998年7月，房改深化、配套改革与艰难探索阶段；1998年7月至2001年，住房分配货币化改革全面展开、新住房制度初建阶段。

3、二次房改阶段

以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为历史分界点，这里将2003—2011年作为二次房改前期，这时期围绕理念、机构与职能范畴的保障房制度建设加快，直接促进保障房建设规模空前，大步迈向与商品房相协调的格局。

(6)住房保障模式扩展阅读：

住房问题既是民生问题也是发展问题，关系千家万户切身利益，关系人民安居乐业，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关系社会和谐稳定。

因而，要处理好政府为主提供基本保障、以市场为主满足多层次需求的住房供应体系。

由于市场配置的对象是商品房，政府保障中低收入群体的住房类别是保障房，因而，该制度在本质上也可概括为商品房与保障房相协调的住房制度，即“两房协调”的新住房制度。

完善的住房新体制或新住房体制的模式，应该就是市场配置和政府保障相结合的、两房协调的住房体制。它的建立，将为促进住房体系长期平稳较快发展提供深层持久的制度动力。

❼ 经济适用房满5年交易过户后是商品房吗

是的。

满五年经济适用房出售，除正常二手商品房交易税费，还需要缴纳综合地价款，2008年4月11日之前购买的经济适用房，按计税价格的10%缴纳，2008年4月11日之后购买的经济适用房，按计税价格与上次购买价格的70%缴纳；房屋出售后，房屋性质变为商品房。

经济适用房的出卖分为两种：

一种是已经住满5年的。

另一种则是尚未住满5年的。

具体时间以购房家庭取得契税完税凭证的时间或经济适用住房房屋所有权证的发证时间为准。

(7)住房保障模式扩展阅读

在中国，国家规定，购买经济适用房不满5年，不得直接上市交易，购房人因各种原因确需转让经济适用住房的，由政府按照原价格并考虑折旧和物价水平等因素进行回购。

购买经济适用住房满5年，购房人可转让经济适用住房，但应按照届时同地段普通商品房与经济适用住房差价的一定比例向政府交纳土地收益等价款，具体交纳比例由城市人民政府确定，政府可优先回购；购房人向政府交纳土地收益等价款后，也可以取得完全产权。

经济适用房和商品房最大的区别在于购房者是否对房屋拥有完全产权。拥有了完全产权也就意味着你的经济适用房成为了商品房，就可以像商品房一样上市交易。

自从2010年4月26号住建部的《关于加强经济适用住房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公布后，经适房已经住满五年的购房者纷纷办理相关手续，向国家交纳一定价款，以获得经适房的完全产权，完全产权的获得也就意味着经适房转为了商品房，这就是“经转商”的产生背景。

❽ 保障房建设ppp模式是什么意思

收储社会闲置房源的PPP模式
除新建保障房之外，PPP模式也可以运用于对现有住宅的改造和利用。对闲置住房较多的地区，政府不必新建保障房，可采用PPP模式对现有闲置住房进行收储，再转租给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这样，既能节约新建保障房资金投入，又能尽快满足住房需求。对租户而言，由于政府部门担当了房产中介的角色，可以更加长久地居住，免除频繁搬家之苦。此外，收储的公租房一般比较分散，能够满足不同群体的住房需求，也可避免低收入者集中居住带来的社会问题。 收储闲置房源PPP模式的操作要点：第一，政府住房保障部门成立专门的收储公司，并与物业管理公司、装修公司和房产中介公司合作成立专门的公租房租赁公司（也是一种SPV）。第二，利用社会资本合作伙伴的信息和管理优势，寻找并签订闲置的房源，对其进行符合政府要求的装修改造。第三，政府部门负责审核房源和申请者的信息，对入住公租房的家庭提供一定的租金补贴，对出租家庭免征租房税收。
（三）设立保障房PPP引导基金
保障房PPP引导基金是由政府部门设立的，主要用于保障房融资、建设和运营管理的一种政府引导基金。保障房PPP引导基金使PPP项目的资金来源更加多元化，有利于降低融资成本，提高PPP项目的质量。 保障房PPP基金设立的要点：成立专门的基金管理机构，负责基金的募集和投资。在确定项目所需要的资金规模后，由政府先期认购10%的基金份额，其余90%的份额向社会公开出售。所募集资金全部用于保障房PPP项目。基金本身应该就是一个公私合作模式，即由独立的理事会管理，日常运营根据绩效管理的原则，交由独立的私营机构管理。私人或机构投资者可以把闲置资金借给该基金，或按市场价格提供权益融资；开发商和中央政府也可以为基金提供融资；项目公司或者地方政府可以从基金中低成本贷款，并按PPP项目的要求偿还债务。
三、支持保障房PPP模式的配套政策建议 （一）完善住房保障的法律法规
应该尽快出台《住房保障法》，用法律明确公共部门在维护居民住房权利方面必须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其重点是，要明确规定我国的住房保障投入在各级财政支出中所占的大致比例；在现行财政体制下，要明确以中央和省级财政投入为主，并确立起“省级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体制。
（二）设立专门的PPP管理协调机构
发达国家经验表明，专门的PPP管理机构对于规范政府行为，减少多头管理，提升PPP项目运行效率等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建议在中央层面成立专门的PPP管理机构，成员涵盖相关部委，以加强其统筹协调的作用。同时，在省级层面也要设立相应的PPP管理协调机构，以推进PPP项目落地实施。PPP管理机构应致力于提高PPP项目的透明度，积极向公众宣传，争取社会公众了解和支持，努力减少项目建设和管理中的权钱交易、利益输送等行为。

❾ 政策性保障性住房的世界各地主要模式

美国：实物与货币补贴相结合模式
在美国，通常年收入低于2万美元（1美元约合6 .83元人民币）的家庭被视为低收入或者是贫困家庭，来自这样家庭的人口目前约有3900万人，占美国总人口的12.1%。多年来，美国政府为解决这部分低收入者的住房问题绞尽脑汁，现已形成了一整套比较完善的住房保障制度。
实物补贴：一是公共住房，指政府房屋署拨款建设并直接管理的房屋。这种房屋主要用于出租，其租金标准根据家庭收入而定，一般为家庭收入的1/3。二是廉租公屋，指政府为低收入偏上家庭提供租住的公有住房。其家庭年收入限制标准相对较高，如一家一口为28150美元，两口为32150美元，一般租金标准要超过家庭收入的1/3。一旦家庭收入超过以上标准，便要搬出去，否则，将大幅提高租金，最高租金可达基准租金的5倍以上。但是，低收入者租住符合政府规定的住房，只需支付其家庭收入25%的租金，超过部分的房租由政府代为支付。
货币补贴：一是租金补贴。这一政策主要针对低收入者承租私人房屋。政府鼓励私人将符合出租标准的房屋出租给低收入者。当低收入者承租后，便将自己收入的1/3付给房主作为房租，其余部分由政府代付。二是购房补贴。根据美国前总统布什2003年签署的《美国首付款法案》，凡能够支付月供房屋抵押贷款、但没有足够的钱支付房屋首付款的美国家庭，可向地方相关机构申请低收入家庭特别资助，政府将帮助购房者交齐首付款和办理房屋过户手续时的有关费用。为购房的中低收入家庭提供1万美元或者是住房买入价格6%的首付款资助，该法案每年至少帮助6万低收入家庭支付首付款和交易费用。
用义工降低修缮成本：由于劳动力成本高昂，美国修缮房屋的费用中人力成本一般都高于材料费。对此美国政府和很多社区组织都鼓励志愿者无偿帮助低收入者进行房屋修缮，以降低修缮成本，志愿者也借此得到较好的履历记录。这些记录可以帮助他们在今后的就业过程中受到用人单位的优先录取，而接受援助的居民则有义务以社区义工等形式回报社会。
德国：发放住房补贴为主的模式
住房补贴分为租房补贴和购房补贴两类。租房补贴制度是目前德国对低收入居民住房保障的主要方式。德国约有60%左右的居民租住住房，其中约1/3租住公共住房，2/3租住私人住房。近年来，为保证每一家庭都能够有足够的住房租金支付能力，德国住宅补贴法规定，居民实际缴纳租金与可以承受租金（一般为家庭收入的1/3）的差额由政府承担，补贴资金的来源由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各承担50%。此外，财政还给予收入较低的购房人不同程度的购房补贴。现在，约有86%的德国人都可以享受不同额度的住房补贴。
至于将房子租给谁，德国政策规定主要取决于谁“对需求最紧迫”。首先，无房户原则上会得到优先照顾；其次，收入低也是一个重要的参考因素，如果一个家庭每月用于房租的支出大大超过月收入的30%，就算困难户；第三，失业者、多子女家庭、孕妇、单身母亲、残疾人、病人、社会弱势群体，以及原住房条件恶劣等等，也都在考虑之中。
新加坡：政府建房为主的模式
该模式以新加坡为典型代表。按照1964年推出的“居者有其屋”组屋计划，新加坡政府成立专门的法定机构，对占住户80%的中低收入者，统一供应组屋，并实行严格的限房价、限户型政策，保证大多数居民买得起组屋。政府规定，每户中低收入家庭可以购买一套组屋，购买组屋居住不满5年出售要纳较高的税。
同时，还对少数低收入困难家庭实行更加优惠的住房保障政策。一是对占居民家庭总数8.5%的困难户供应由政府补贴的小户型组屋。政府补贴标准为：两室一套的，政府补贴购房总价的1/3；三室一套的，政府只补贴5%；四室以上大户型的不补贴。二是对占居民家庭总数8.5%、月收入不超过800新元（1新元约合4.98元人民币）的特困户，政府租给面积更小的旧组屋（一般为40平方米左右），月租金仅为十几新元。
德、法、日：法律强制模式
法国和德国是法律强制模式的典型代表。法国政府专门颁布法律，从2000年开始，规定任何开发商在住宅建造规划中，至少拿出20%的面积，卖给社会福利房屋管理公司，由其出租或出售给低收入者，并提供房屋的日常维护和管理，其余80%则按市场价格销售。这样做的好处：一是促进不同社会层次的居民在居住上相互掺杂和融合，防止人为地将一座城市分割为富人区和穷人区，特别是避免出现贫民窟；二是促进了街区内多种多样的经济文化生活的融合。
针对二战后大量中低收入者的住房困难问题，德国政府于1950年颁布《住宅建设法》，推动福利性公共住宅的建设。其中大众化的公共住宅全部由国家投资兴建，主要向低收入、多子女及领取养老金者等家庭提供。为了避免人为造成富人区和贫民窟，德国政府也规定，房地产商每兴建一个住宅区，必须用20%的面积建造福利住房。经过多年努力，德国较好地解决了中低收入者的住房问题。
为解决战后住宅严重缺乏问题，日本政府在1951年颁布《公营住宅法》，明确指出公营住宅的受益对象为低收入家庭。这一法则的实施极大地缓解了低收入家庭的住房紧张状况。根据1996年新修订的《公营住宅法》，日本公营住宅的房源有三：一是地方公共团体建设公营住宅；二是地方公共团体收购的民间住宅；三是地方公共团体租用的民间住宅。
韩国：10年内完成“百万户国民廉租房建设”
早在1998年，韩国政府就开始实施促进廉租房的政策，现在又提出10年内完成“百万户国民廉租房建设计划”。韩国的廉租房分成两类，一是永久性出租房，二是可出售的出租房。廉租房的租金仅为市场价的60%至85%，最长租赁期为30年。